長篇小說創作：需要討論的三個問題

　　即使不從傳統的、學理的角度談問題，也暫不把長篇小說提高到“民族精神的史詩”的層面上來認識，單就圖書出版量和讀者消費所形成的效應來考察，長篇小說也很值得重視。況且，這個文體曾經或者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所承擔的豐富人類精神世界、提升民族素質的使命，也是無可回避的。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長篇小說不單是人們精神文化生活的主餐，而且也是衡量一個國家文化發展水平的重要標桿。在社會生活日趨繁復生動，精神需求供給渠道日益多種多樣的今天和未來，長篇小說應承載與附著的價值也會越來越多，人們有理由對它的發展有越來越多的期待，如此，現在談論長篇小說創作如何發展等問題，難度應當說是越來越大了。

　　假如我們先不預設終點，只立足于從涉及這個文體發展的所有角度談問題，勢必牽扯到一些外部條件、契機等層面上去，而忽略了對本體品質的關注，這是我們所不愿意看到的，因此，我們莫不如單刀直入，直接就照著長篇小說問題本身的“七寸”劈下去。

　　第一，長篇小說的表現領域是否需要拓展

　　題材從某種角度講不具決定意義，這是被小說發展史反復證明了的，但任何一部長篇小說作家在作品尚未孕育的時候，恐怕就已經與題材問題狹路相逢了，在動筆前的所有考證、探訪、積累、篩選，都與“題材”相關，為此作家還要進行一番調查，以避免撞車、重復造成的浪費。有時題材成為寫作沖動的首要元素，甚至成為必要的前提。正如人類的生活與精神發展無邊無涯一樣，人類精神世界的疆域，也是沒有限度的。因此，人們擁有了對長篇小說題材生長無限豐富、無限延伸的絕對需求，但就目前我國長篇小說所涉及的領域而言，我認為缺憾與空白還比較多，讀者及文體自身期待長篇小說在題材上有更開闊的視野，理由是較為充分的。事實上，題材的狹窄已經直接影響到了我們長篇小說藝術的進展和影響力。下面只舉幾端，讓我們看看題材拓展之勢在必行。

　　應該承認，我國當代長篇小說對科技發展的表現明顯不足。人類社會早已進入以科技為重要支撐的階段，日新月異的科學技術對日常生活的影響無時不在、無處不在，人們幾乎每時每刻都能聆聽到科技大踏步行進的步履。并且，科技也在一天天地更新和推動著文學——也包括長篇小說的潛在變革，目前至少看得到的就是科技對長篇小說書寫手段、生產方式和傳播方式的更新，絕大部分作家由“筆耕”變“電腦耕”，作家吸收信息、積累素材有了“互聯網”這個快捷、方便萬倍的途徑。事實上，長篇小說的藝術構建不但無法回避科技，而且還應在與科技的互動、結合中生長。我國的長篇小說創作首先要將題材領域更多地伸向現代高科技的世界，反映世界范圍內的科技發明、科技創造與科技進步的潮流，舉凡生物技術、電子信息、航天航空、新型材料，任何領域均可成為長篇小說馳騁的疆域，都可更多地得到展現，以充分反映科技進步的前沿狀態。同時，我們的長篇小說創作也要更多地反映各個科學領域的科學家、科技英才、科技領頭人，這不應該只是報告文學、紀實文學和傳記文學專擅的領域。在《

　　哥德巴赫猜想 》這個紀念碑之外，我們應樹立新的標高，而且長篇小說憑借自身優勢，更宜大膽地進行科學幻想的實踐，大力鼓蕩科學面向未來的風帆。就點燃全民族幻想力而言，長篇小說進一步開發的空間不可限量，這方面我們歷來是薄弱的，讀者期待在高士其之后新的建樹——科幻文學式微，連帶著我國科幻電影幾乎絕跡，觀眾不滿久矣。

　　再如，生命與疾病相生相伴，人的成長在與疾病的斗爭中成就了一個個奇跡。不但從出生那一天起就在與疾病進行著不懈的抗爭，生、老、病、死都是人類最重要的人生體驗，而且疾病所引發的社會、倫理、階級、種族等方面的話題，疾病對人的肉體、心理、人格造成的巨大影響，其間所蘊涵的戲劇性、文學性，實在超出了我們的想象。而癌癥、艾滋病、SARS，到今天的甲型流感H1N1，我們看到，這些疾病時刻威脅著人類的生命，人類肉體上受到的傷害越來越烈，這些難道不最應該化為敘事文學內容，也最應該以長篇小說的形式得到表現嗎？而我們的作家對這些新的挑戰尚缺乏應對的準備。至于疾病的戰利品——死亡的世界——除去詩歌散文之外，難道不應成為我們長篇小說的武庫嗎？從物種上說，人當為以心理活動見長的種類，人的心理世界之豐富、幽深，堪稱具有藝術表現無限可能性的所在，我們的長篇小說創作在人物心理探尋上積累了許多有益的做法，但從題材角度講，更多地從心理學角度認識人物、表現人物，對隱在“冰山下”的人的內心世界進行文學的挖掘，在我國的長篇敘事文學創作中還是亟待開拓的新領域。好在，畢淑敏的《

　　女心理師 》從心理分析醫生的角度看他人的心理世界和自我的心理世界，李蘭妮的《

　　曠野無人 》著眼作者個體疾病與心理的變化，力圖對這兩個領域進行深入的挖掘，開了很好的頭，但“心理敘事文學”總體上說有待充分發展。

　　災難與人類如影隨形，是人類無法規避的現實經驗，而且災難的龐大子系也日益與現代科技發展密切相連，人類文明成于科技毀于災難，正如人類社會常常惠于氣候毀于氣候災難一樣。苦難是文學的重要主題，對災難的表達、思考、升華也理應成為文學中更加突出的課題，同樣不能讓位于報告文學。我國遠的不說，從上世紀60年代的三年自然災害、70年代的唐山大地震，從98抗洪、SARS危機，到低溫冰雪災害、汶川大地震，一次次的災難為文學表達提供了諸多機遇，我們的文學為表現這個領域做了多方面探索，但在長篇小說領域引人注目的力作顯然還不夠多。

　　體育作為挑戰人類體力——某些門類也是挑戰人類智力極限的最偉大的游戲，對全人類的動員、影響非同小可，甚至對一個國家和民族人格的成長也具有極為特殊的意義。體育往往既作為一種國民體力的標高，也作為精神的標高而存在，體育精神不僅關乎民族肌體之強壯，也關乎民族胸懷、精神氣質的涵養，培育諸如規則、勇氣、競爭、公平等人性因素，張揚諸如耐力、堅忍、拼搏等精神，鼓勵熱烈、向上、積極、服氣與不服輸的理念，對于民族與種族的進步極具意義。再如，奧運會將不同國家、種族的健將精英聚在一起，進行一次全球村民的狂歡。到目前為止，我們成功舉辦了奧運會，在體育競技領域取得的成就舉世公認，在朝著世界體育大國邁進的道路上，付出了許多難以想象的努力，但與世界其他體育大國、強國或者非強國相比較，說到以長篇敘事文學的形式弘揚體育精神還需要走很長一段道路。

　　當然，除這幾端之外，關于法律法制、財經金融、海洋外空等等，我們的長篇小說涉及都比較少，這本身不具備說明阻礙文體藝術進展的任何含義，但確定的是，題材拓展不夠，會制約我們豐富藝術表達的可能性，當然，也但愿只是可能性而已。

　　第二，長篇小說的思想力需要提升

　　長篇小說不一定是生活的教科書，現在更是如此。勵志、諷諫、取喻、勸導，也是高度發達的電視、網絡、動漫甚至網游等的重要價值指向——有時還是定位。但人們也看到，能夠留存在人們記憶中的厚重之作，必定承載著足以讓人們振奮、深思的富于理性內涵的元素。社會生活的變化源源不斷地為長篇小說的進步提供最充分的前提與動力，只要世界上有戰爭、疾病、饑餓、災害、恐怖、仇恨，長篇小說作家就不會放棄吶喊，人類就不停止對公平、正義、真理、幸福、理想的追求，這個文體就應該傾心去給予表達。遵循文學亙古不變的公理，沿著文學的常道走下去，“觀古今于須臾，撫四海于一瞬”也好，“籠天地于形內，挫萬物于筆端”也罷，長篇小說應振起藝術想象的翅膀，描繪人們更加憧憬的未來圖景，盡情彰顯人的本質力量和人性的光輝，完成這些使命或責任，精神價值或思想力是極必要的因素。

　　增強長篇小說思想力重要的是要重樹和標舉人文精神。文學是人類的精神現象，“肉體可以復制，精神不可復制”。當今，文學與寬泛的社會意識形態被籠統地捆綁在一起的時代結束了，長篇小說不承擔改天換地的任務，但所有這一切并不意味著長篇敘事文體的認識社會、提供思想養分的功能應該被消解。關于人類生于斯世的使命，關于深藏于人們內心的人文的情愫、對宇宙奧秘的探求，關于人類對文化傳統的承繼等，一刻都不能被稀釋、剝離和擯棄。經典作品往往把人往何處去、人類的生存困境作為重要表現對象，那些借助長篇小說這個文體，致力于表達對人的充分尊重、對人性光輝的深情禮贊、對人類美好未來堅定信念的作家，總是能夠贏得長久的尊敬。在長篇小說構筑的世界里，崇高、神圣應享有被膜拜與尊崇的地位，殘忍、罪惡、冷酷應該得到鄙夷和鞭撻。正如人們反對津津樂道于人性的黑暗、生存的罪惡、宿命的災難，長篇小說更不應以否定人作為萬物之靈的偉大來貶低這個文體。

　　托舉長篇小說的思想力應表現為努力彰顯民族與時代的主流價值、核心理念。任何民族生生不息、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無疑都有賴于引領整個民族前行的核心價值的有力支撐。勤勞自強、公正民主、以人為本、團結互助、和諧共進等理念，經過數千年的傳承，已成為我們民族奮發精神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事實證明，這些精神和思想，對我們民族成長的影響是久遠的、有效的、可見的。一個民族的精神氣質，是我們自己塑造、培育和養成的，長篇小說不放棄促進民族人性光彩升華的使命，就應該通過創作，多表現和傳達那些在樸素的外表下閃光的思想。實際上，人們對作家如何看待勞動、科學、創造、和諧等一些最基本的觀念，比借小說談論各種主義更感興趣。勞動光榮、天道酬勤、相信科學、尊重智慧，反對守舊、呵護創造，以及崇尚樂觀、寬容他人等觀念都需要在長篇小說創作中給予弘揚，如是，我們的文學寶庫才能得到極大豐富。

　　落后思想是人類進步、成長的大敵，而且往往具有繼承性、頑劣性，特別需要人類奮力剔除，文學史上的長篇佳作大多有這樣的氣質，羅伯特·杜弗斯評德萊塞的《

　　美國的悲劇 》時說：“《 美國悲劇 》不是那種推薦給疲憊的生意人坐在爐火邊為消遣而讀的書，但是，作為對美國民族性較陰暗一面的揭露畫像，它要求人們對它加以注意。”(

　　《 西風吹書讀哪頁 》，P66 )說的就是名著的批判意義。事實上，撇開批判現實主義不說，從《

　　堂吉訶德 》、《 悲慘世界 》、《 復活 》到《 湯姆·沙耶歷險記 》、《 金色筆記 》，從《 紅樓夢 》、《 阿Q正傳

　　》到《 家 》、《 駱駝祥子 》、《 白鹿原 》，無不透露著反落后思想的光芒，從中不難看出智者對崇拜權威、男尊女卑、因襲保守、迷信僵化、弱肉強食、文過飾非等等思想和作為的極度厭惡和痛恨。我國曾有過長時期的封建社會歷史，除重男輕女、重農抑商、重君輕民等之外，單說現在，那些無限度追求權力的風氣、崇拜金錢的風氣、對創新和成功的嫉妒，以及“窩里斗”、庸俗人情關系、迷信活動猖獗都是十分可怕的，而消滅所有這些思想的妖孽，要靠先進的思想力，要靠文學藝術的批判、諷喻及潤物無聲的熏陶，長篇小說擔當這樣的責任，是理所應當的。

　　第三，長篇小說藝術表達的親和力之途何在

　　“對于藝術來說，怎么寫的問題，要比寫什么的問題重要。”屠格涅夫曾經這樣說過。在長篇小說發展的路途中，作家采取何種姿態、如何進一步增加其藝術表達的親和力，當是生死攸關的課題。關于長篇小說的寫法及其精神意趣，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受到關注過。在長篇小說面臨的多種問題、多種選擇面前，藝術表達顯得最急迫，原因很簡單，長篇小說與影視、網絡文學、動漫、網游、景觀歌舞等娛樂形式有不可比性，但市場和受眾需求讓他們狹路相逢，長篇小說要爭得更多的受關注份額，從根本上講就是要恢復、煥發其屬于這個文體的本體的、獨具的藝術魅力，重建長篇小說藝術表達的親和力，而在這個過程中，我認為涉及的話題主要有：

　　——要不要“主義”？長篇小說藝術發展史告訴人們，在各種“主義”煙消云散之后，仍能看出：現實主義、寫實主義作為技法和觀念還具有引領意義。這個趨向現在隨著多種文藝樣式的合流，多種藝術手法的互相影響、滲透、交錯，已經慢慢消弭在各種技法的背后，現實主義不再是許多文藝樣式、文體風格的富于價值支撐的唯一特質。有位美國人說：就長篇小說創作而言，現實主義仍提醒人們技巧的極端重要性，每個寫作者都不可能躲在象牙塔里進行藝術的自我完善，也不可能以貴族化的清高姿態對待小說藝術，越來越多的寫作者更多地以大眾化、平民化的平視姿態面向讀者大眾，以更加開放的平常心對待手下的筆，把在創作實踐歷練中積累的技巧、觀念，化為對文學創造的熱忱和激情，他們不再標榜“主義”，而是不斷調整自己的心態，調適自己的創作方向。研究過那些厚實的有質量的作品能夠煥發出強大藝術魅力的原因，不難發現，現實主義仍然不可能繞開，在對藝術上的多種“主義”經過大面積移植、借鑒之后，人們發現這個強調塑造“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堅持在情節、細節、結構、描寫、語言、神韻等方面下功夫的創作方法的有效性；而那些藝術性強、能夠扣動普通人心弦的作品的創作過程，同樣也昭告我們，作家應關注人類精神生活演進、關注文化創造脈動的，以對藝術的真誠之情，化技術熱情為藝術創造，靠生命體驗賦予文本豐滿、鮮活的血肉。同時，浪漫主義在長篇小說創作中退潮和式微危害性很大。長篇小說作家身上需要浪漫主義氣質，長篇小說的血液里應該有天馬行空的幻想和奇異怪誕的色彩。

　　——如何吸納“新質”為我所用？長篇小說的歷史發展反復表明：任何獨擅的、封閉的藝術技法必將走到生存的盡頭，拒絕接受外來的影響與沖撞，勢必無法產生新變與飛躍。近百年來，文學與現代科技成果的不斷結合，導致了許多新的文藝樣式的產生，多種文化消費形式、多種新的文藝樣式日甚一日地沖擊和挑戰著長篇敘事文學。我們看好長篇小說的前景、對其保持樂觀，當然應建立在它具有相當強的“吐納”能力這個基礎上的。長篇小說只有以更豐富、更飽滿、更積極的姿態應對過去的傳統與當下的新變，只有更加開放地迎接來自環境外部、文化內部的挑戰，以更自覺、自我、自為的方式推動自身的演進，才能尋得突破。比如，網絡文學在讀寫之間構成的十分豐富的“認知交流、思想交流、情感交流”和作為“生活方式、話語方式以及人生經驗交流的平民化書寫方式”的特質，也恰恰是對長篇敘事文學最有啟示借鑒意義的關節點。網絡導致作品文本與讀者不斷互動，要求長篇小說的語言表現力進一步豐富，要求長篇小說的敘事更具連續性。手機小說、手機短信則迫使文學的語言更加凝練，對長篇小說提出了新的要求，勇于吸納新質的作家們將使長篇小說的未來更加絢麗。文學的明天將更加有賴于耕耘者的創新。

　　——是否更需強調“智慧”、“有趣”？長篇小說是作家精神勞動的結果，是智慧的結晶。我們是個智慧的民族，古代話本、彈詞、平話，三言、

　　二拍 ，里面的智巧、機鋒是豐盛的，但我們在閱讀我國長篇小說的過程中，卻往往很難體會到智慧之樂、趣味之樂，為什么？中國人的幽默感、智慧感，我們民族文化對意趣、意味的強調，難道在長篇小說中是無法復活的幽靈嗎？在侯寶林、馬三立、馬季、侯躍文離我們遠去之后，人們忽然發現智慧的笑對民族是何等的可貴。我們不奢望短期內中國會有卓別林出現，但我們都期盼文學更加智慧一些、靈動一些，至少有趣一些。是什么觀念框住了我們的小說思維？從世界文學史看，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對一個作家來講，把一個有長度的故事講得令人信服、好看，他的使命也就完成了，福斯特、亨利·詹姆斯、紀德和康拉德之后，在長篇小說的藝術問題得到廣泛的關注之后，人們其實猛地回過頭來，發現這是遠遠不夠的，小說之所以有存在的必要，那就是在情節、故事、人物、環境、心理之外，還應有個“智”、有個“趣”的問題，直接指向我們的精神領域，直接回應我們內心的需要，應該成為長篇小說的一個重要尺度。《

　　二十二條軍規 》也好，《 城堡 》也罷，米蘭·昆德拉或是大衛·洛奇，之所以能夠深深打動人心，也在于其智慧的光芒。在了解社會、認知他人、懂得歷史之外，人類其實更需要得到樂趣和智慧的照射、熏陶、沐浴，這是我們的深層的需要，是關乎我們生命延伸的需要。那些從我們易于理解的角度上“拒絕深刻”，乃至趨于遠離智慧的、盲目的敘事，那種樂于迎合和取悅讀者低層次要求的、淺薄的故事，是我們應該著力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