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塵封在檔案館的秘卷記載了一個顯赫家族的一段歷史，而這段歷史恰好落在時代的節點上。這個家族顯赫的原因，不是因為至高無上的權力和富可敵國的財富，而是他們掌握著生命長度的奧義。主人公季昨非就生長在這樣一個家族里。成為新一代家族主人的他在紛繁復雜的亂世中，不斷推敲養生的義理，并在生死界限間超越了死亡的恐懼。

一、生于亂世：紛繁沖突下的歷史現場

《獨藥師》的故事發生在辛亥革命的膠東半島上。從時間上說那是時代更迭的節點，從空間上講那是中西文化碰撞的現場。一言蔽之：末世、亂世。在這樣一副末世圖景和亂世歷史中，張煒以獨藥師在時代洪流中的碰撞，展開自己對歷史的理解，闡發自己的道德立場和價值取向。

膠東半島的季府歷史悠久，以獨藥師著稱。季府的每一代主人都被尊稱為“老爺”。自上一代老爺，即主人公季昨非的父親開始，季府開辦實業，并繼續著養生的鉆研。某個意義上說，季府在半島扮演著政府與軍隊以外的“第三角色”。政府通過行政命令執行任務，而季府則以資本提供基礎運作。軍隊以殺伐的方式結束生命，季府的獨藥師則不斷調配丹方突破生命規律的限度。正因為季府幾乎成了半島的心臟，所以它才不可避免地卷入革命的浪潮中，甚至說，它是時代諸多沖突的縮影，折射了民間資本面對不同政治權力與現代性進程時需要思考的抉擇。“季府則有幾百年歷史，已是半島上蒼黑沉重的存在，像一頭蒼老的大象。這頭大象臥在那兒痛苦地喘息著，但就是不死。”（第29頁）

作為季府老爺，季昨非首先面對的是本土與西方、傳統與現代的沖突。一向尊師重道、恪守傳統的季昨非，在面對西方文明和現代技術的時候，表現得既固執又自卑。他費解，父親當年是否因為長期料理實業的緣故，西洋奇巧的應用多多少少改變了他的儀態。他不甘，幾乎所有頭面人物都將孩子送入洋學堂，生病則去西醫院（麒麟醫院）。傳統書塾與洋學堂，季府藥局與西醫院，一開始在季昨非那里并不是本土與外來的區別，而是是與非、正與邪的對立。隨著季昨非經歷的不斷增長，在閉關修煉后牙痛得所有傳統辦法都無法治療之后，他屈尊去了“魔鬼的地盤”麒麟醫院求醫。在革命黨的人身負重傷且命不久矣的時候，他請來急救的是麒麟醫院的醫生。在他一度顛簸在縱欲與禁欲、沉淪與修身的時候，他愛上的是在西洋教會文化中長大并在麒麟醫院工作的陶文貝。當麒麟醫院的院長因為過勞眩暈但西醫技術無法緩解的時候，季府藥局的傳統治療幫他渡過難關。在這一切的沖突之中，季昨非看見了融合，并親歷了這種融合。他由一個冒進、偏執甚至略顯無能的公子哥兒，轉變為一位在歷史脊梁上辨別出本土與西方、傳統與現代的分水嶺的老爺，修煉成一位懂得如何跟欲望打交道的獨藥師。

亂世之中，唯有養生。然而，即便在諸多沖突中成長起來，當面對保守還是革命，養生還是殺伐的時候，當面對生命去留的時候，獨藥師季昨非依然給不了自己一個明確的答案。清庭無能，革命不得不訴諸于暴力，那是一個以殺伐生命來推進文明的特殊時期，它背后指涉的，往往不是是非、對錯、得失可以簡單判定的。身陷囹圄后重獲新生，相逢不久痛失兄長，季昨非最終還是以一種中和的方式來對待歷史造成的難題：不投身到殺伐的革命，卻恪守獨藥師的信條守候革命的成功。這不禁讓人回想起三十年前，作者張煒曾談道：“前進時，有時一部分人難免要作出犧牲，但如果恃強凌弱，那就讓人憤怒了。”（張煒，《為了葡萄園的明天》，原載中篇小說選刊，1985年第1期）。這也許就是《獨藥師》里季昨非在最后仍然會認可革命的原因。

在亂世的諸多沖突中，季昨非終于領悟到祖父的智慧：從祖父那一代開始，在養生丹方中去金石而存草木，因為金石剛倔，草木柔和。

二、身置義理：修持法則下的身體言說

無論是作為物品的丹藥，還是作為行為的養生，它們的功能所作用的對象都是身體，都是為了更持久地維系人類肉身的有機運作以及剔除、減滅這個有機體所出現的偏差或彌補其錯漏。饒有意味的是，《獨藥師》雖是從一卷檔案館的塵封秘史中打開歷史，張煒卻沒有利用讀者的獵奇心態和消費他們的窺秘欲望，他沒有把過多的筆墨放在一些玄幻小說中所細致描摹的詭譎偏方、靈丹妙藥上，也沒有借助感官化的書寫將焦點聚于修煉的具體動作。在小說中，獨藥師并不像大眾印象中那些民間方士那樣狂熱地追求秘方和研制丹藥，相反，他們秉持著一套悠久而明確的道德律令去進行修持。

布爾迪厄等認為，身體是意義的生產者，身體在社會發展中被延伸為形式的存在。而在《獨藥師》主人公季昨非那里，人的身體被延伸為一份需要究其一生去闡釋的文本，獨藥師借助身體進行一套合乎道德規訓的話語生產。甚至說，身體本身就是傳統，養生幾乎等同于養身。在這過程中，修持是唯一的途徑。人的身體，經由附以丹藥的修持，最終納入到一套完整的道德體系當中，轉換成獨特的話語系統——那些存柔和而去剛倔的中和之力，那些關于遏制個體欲望還是疏導過剩欲望的思考，那些時代裂變環境下拯救與殺伐的抉擇。

小說用不少具體的篇章闡述了這套身體言說。父親曾經的好友邱琪芝引導季昨非修煉的時候，提出了“氣息”、“目色”、“膳食”和“遙思”這四個以身體為中心的表意范疇。“氣息”是吐納氣理、靜坐休養，以氣的貫順來達到器官之間的協調。季昨非在遇到身體欲望洶涌不可止的時候，在面對革命的生死殺戮的時候，會通過“氣息”將身體從欲望與義理、拯救與殺伐的混沌中抽離出來，重新定義肉身在精神空間的位置。“目色”是人與外部世界的對照過程，意為人要謙卑方能與萬事萬物取得聯系，切忌用力過猛。緊接的“膳食”呼應著“目色”，是行飲食之名，求“柔和”之實，正如每樣食材在食用之前都要去其“剛倔”。最艱澀的是“遙思”，邱琪芝的解釋只有一句話：“心思走遠了。”這里的“遠”，就是心思存在的距離，這距離不由意志遣送所造成——心之所及，身之所至，“遙思”是柏拉圖觀念中的理式般的存在。

季昨非在參透這四個范疇的時候，面對的首要問題是如何定位欲望在生命中的位置。對于身體欲望，是疏還是堵，是壓制還是變通，隨著經歷的增長，他為自己給出了不一樣的答案。小白花胡同隱喻著疏導欲望甚至縱容欲望，煉丹閣樓隱喻著禁欲、靜修。欲望的揚與抑、疏與堵，不僅直接跟養生的效果聯系在一起，更直接參與到身體背后的那套話語系統的秩序編排當中。本來，煉丹研藥是為了讓肉身突破慣常生物規律的限制，改寫壽命的閾值，而在季府的獨藥師那里，修持是一場關于欲望的自我拷問。

如此一來，獨藥師所修持的身體不再是簡單的生物有機體，而是文化塑造的客體，甚至說，是一套嚴謹的言說系統。與其說獨藥師追求長生不老，不如說他們是借助于身體從事話語生產，建立起一套身體運作規律和道德體系。對于這樣的一種言說化的身體，知覺現象學的創始人梅洛·龐蒂曾以“一個自發的力量綜合、一個身體空間性、一個身體整體和一個身體意向性”來概括這樣的一種文化塑造的客體。

三、死之恐懼：向死而生的心理超越

獨藥師的職能是阻止生命終結，季昨非父親臨終前也說道“死是一件荒謬的事情”。因為死亡意味著養生的失敗和修持的終結，意味著這套以身體來進行表述的話語系統的崩潰坍塌。可以說，死亡以及導致死亡的諸種因素是獨藥師畢生的宿敵——因為要研制長生的秘方，他們是最迫切地直面死亡的人；又因為他們擔心死亡所帶來的恥辱會令修持湮滅，他們其實也是最恐懼死亡的人。厄內斯特·貝克爾曾在《反抗死亡》中引述精神分析學家吉爾伯格的觀點：“在深處險境時的不安全感后面，在懦弱和壓抑感后面，永遠潛伏著基本的死亡恐懼。它的存在經得起最縝密的推敲，它通過許多非直接的方式表明自己，沒有人能夠擺脫死亡恐懼。”（厄內斯特·貝克爾，《反抗死亡》，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88:18）面對死亡的恐懼，貝克爾總結出兩種常見的途徑：對死亡恐懼的潛抑和對死亡恐懼的超越。反觀《獨藥師》，季昨非無時無刻都被直接或間接的死亡恐懼所影響。這成了他進行修持的阻力，當然也是他超越自己的動力。

面對死亡的恐懼，季昨非曾經選擇潛藏和抑制。他在日常生活中維持著必要的精神努力，時刻處于警惕狀態。小說里多次提到“犯錯”一詞。“犯錯”代表著這套通過身體來言說的道德話語所遭受的秩序混亂。季府的兩位最長壽的先人因為終身沒有犯錯，最后仙化了（但邱琪芝則說他們是因為女人而犯錯）；父親因為犯錯，只活了七十四歲，成為了家族之恥；季昨非自己也一直盡力恪守獨藥師的根柢和義理，盡量避免犯錯，卻無可避免地在欲望的兩端顛簸徘徊。因此，在大是大非面前，季昨非會因為“犯錯”這個概念而踟躕不前，認為“犯錯”是導致修持失道的根本原因，是導致早逝和死亡的直接兇手，是毀掉獨藥師的終極解釋。而在跟欲望有關的細枝末節面前，季昨非則艱難地抑制自己的欲望。他既試過在小白花胡同里放縱情欲，也試過修好閣樓閉關三年。不管是放縱還是閉關，都是死亡的恐懼所帶給季昨非的應激反應。季昨非的師傅邱琪芝就說過：“那顆平常心，一天未能生出，也就一天不成。少年用情，女子懷春，這里說的全是凡人啊。可你生來就不想做個凡人。”

在經歷過本土與西方碰撞、傳統與現代的沖突、保守與革命的抉擇、養生與殺伐的反思之后，季昨非似乎領悟到“金石峻急，木石淡然”的中和之道。漸漸地，他學著用超越死亡恐懼的方式面對死亡。從心理上看，這種超越，在貝克爾那里叫“英雄主義”，在弗洛伊德那里是心理防御機制中的移情，在弗洛姆那里是選擇一個對象投射愛情、理智、勇氣等從而到強大、智慧、勇敢、安全。（厄內斯特·貝克爾，《反抗死亡》，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88:165）毫無疑問，最終使得季昨非實現這樣轉變的，是妻子陶文貝。在追求陶文貝的過程中，季昨非把生活重心全部轉移到愛情上，世俗的愛戀、個體的欲望和換位的思考，使得季昨非從獨藥師這個身份中抽離出來，切切實實地成為血肉豐滿的凡人——他超越了對死亡的恐懼。對于張煒來說，這或許就是他多次言及的“愛力”。在《獨藥師》中，“愛力”一詞就直接地出現過：

“這完全是因為深不可測的愛力，是神秘的沖動。”（第151頁）

“是的，我很少這樣信心滿滿。但我知道它來自不可抗拒的愛力，它已經駐在心中。”（第198頁）

“愛力”實現了季昨非由奉道之人到世俗中人的英雄主義救贖，提供了弗洛伊德式的移情，也觸及了弗洛姆說的強大勇敢。其實，早在20年前，張煒就在《寫作<柏慧>、<家族>隨感》中專門談到“愛力”。（黃軼，《張煒研究資料》，濟南：山東文藝出版社，2006年5月版，第36頁）他沒有給“愛力”作出明確的概念厘定，但歸納了它所指述的內容：它是深刻而強烈地感受美好與善意的能力，寄之以心靈而訴諸于時間。它受一切良好的心意和美麗的愿望所驅動，抵擋死亡的無望和悲涼的心緒。不難發現，《獨藥師》中季昨非對死亡恐懼的體驗，以及他超越死亡恐懼的思考，儼然就是張煒本人對死亡和愛力之間的個人見解。

四、結 語

生存的賦意、身體的轉喻和死亡的超越，貫穿了整部《獨藥師》。與其說它是一部充滿象征和隱喻的民間寓言，不如說那是農業文明與工業文明碰撞時的個人史。在這個意義上，《獨藥師》封底所宣傳的“充滿象征與隱喻”，其實是有商榷空間的。對于很多讀者而言，小說中一些陌生的物件器具和人物事件似乎都為后期的解讀提供了諸多的闡釋空間。而對于張煒而言，那些所謂的陌生事物，很可能就是現實本身。當年，在《九月寓言》發布不久后，就有記者問到小說諸多的象征和神秘，張煒就直言對于他本人而言，那些事物并不是象征式地故弄玄虛，不是故意編造的神秘，而是那片土地都熟悉的事物，是“真實存在”。“我不可能強加給我自己太多東西，讓它毀掉我的藝術。”（黃軼，《張煒研究資料》，濟南：山東文藝出版社，2006年5月版，第15頁）

（作者劉漢波，暨南大學文學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