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藥師”帶著新奇神秘又傳統古典的氣息撲面而來。

誰是誰的“獨藥師”？張煒沒有給出任何答案，卻似乎給出了無限豐富的答案。講述養生世家的故事，題材本身占了三分先機；主人公一波三折的情愛描寫和詩意的語言，又依據珍貴史料，更使作品元氣充沛，具有了獨特的價值和足夠的吸引力。

“我個人給自己定的規矩，就是一部長篇小說在心里至少要埋藏15年，就像釀酒一樣，年頭短了不醇厚。我心里還有新作品的種子，等待它們萌發。”張煒說，《獨藥師》在他心里已醞釀多年。

小說講述了19世紀末20世紀初，中國正經歷“數千年來未有之變局”，基督教登陸東部半島，教會學校及西醫院初步興起，半島地區首富和養生世家的季府面臨空前挑戰。季府主人、“獨藥師”第六代傳人季昨非陷入到長生、革命、愛欲的糾纏之中，苦悶又彷徨。《獨藥師》的故事有著歷史的依據。基督教在中國北方最早的登陸地是山東膠萊河東部半島，半島即成為東西方文化沖突最劇、儒釋道基督四大宗教相融合、相對峙的前沿地區。這里是同盟會北方支部所在地，也是革命黨人與清廷發生最激烈決戰的地帶。《獨藥師》用簡潔且富有張力的語言描述了半島地區養生世家的傳奇故事，因此在故事性和可讀性上更勝一籌。

“謹將此書，獻給那些倔強的心靈。”張煒在扉頁如此鄭重題寫。他說，書中的倔強人物太多了，他們的命運，特別是犧牲，都與這種性格有關。他憐惜古今所有的倔犟人物，愿意把這部心血之作題獻給他們。“因為他們起碼不是機會主義者，就這一點來說很讓人尊敬。”

要謹慎又謹慎地對待歷史

讀書報：小說中革命家徐竟的原型徐鏡心，是同盟會創始人之一，被孫中山委任為山東主盟人。徐鏡心以及半島地區對辛亥革命成功的貢獻巨大，但相對來說很少被關注。《獨藥師》的貢獻之一，就是讓讀者重新認識了當年與黃興、宋教仁齊名的徐鏡心，這是否也是您的寫作目的之一？您覺得自己真正理解他了嗎？

張煒：我寫《獨藥師》的目的很難用幾句話簡單概括，許多時候并不是十分清晰的。我相信真正意義上的文學寫作，其動機常常是復雜的，作者自己難以說得條理分明。一本書客觀上起到了什么作用，洋溢和透露出什么意味，那大概是另一回事。說到對一些歷史人物的評價，也是困難的。特別是那些壯懷激烈的勇士，時過境遷，今天的人們已經很難理解他們了。實在說，我并不十分理解書中的徐竟，常常是帶著無比的好奇去寫他。我當然要盡可能地去理解筆下的人物，他在我眼里是一個遠遠超出“人”的平均值和最大公約數的時代的“異人”。盡一切努力去貼近歷史，設法進入當年的語境，去細細地體味和猜悟，也只能如此了。徐竟也是一個十分愛惜自己身體的人，卻隨時準備將這身體獻給革命。這種人物我們大概不會感到陌生，但要真正理解他們可能也不太容易。

讀書報：《獨藥師》書寫了一段鮮為人知的歷史。我想大多數讀者可能是通過閱讀小說，才知道基督教最早的登陸地在半島、懷麟(書中改為麒麟)醫院比洛克菲勒基金會創辦的北京協和醫院還早二十年等歷史。這使我們重新認識半島以及半島悠久的歷史和革命英雄人物。作為山東作家，在寫作中是否也充滿自豪？

張煒：寫到這段歷史會有一些感動，也會有一些訝異。我只能說那片土地上的人，特別是當年的人，激情之大往往出人意料。他們那時候竟然會這樣地激烈和沖動，果決勇毅地干出了一些大事，也付出了驚人的代價。他們對現代文明做出巨大貢獻的同時，也留下了一些令人費解的東西，包括深深的遺憾。我們今天的人面對那段歷史不光是自豪地緬懷，也會有其他種種思緒產生。人的勇氣可以如此呈現、生命可以這樣表達，這對于一個物質主義時代的人來說將是不可思議的。我是帶著驚詫和痛楚寫出了這本書的。

讀書報：《獨藥師》的很多人物，都有真實的原型。這對于小說創作來說，是否也如帶著鐐銬的舞蹈而產生某種程度的束縛，或是完全不受影響？

張煒：寫作中，通常描敘對像離我們越遠也就越困難，因為有許多東西我們不熟悉，每前進一步都有顧忌。這就不得不做許多功課，爭取不犯或少犯知識性的錯誤。關于過去的知識越多，敘述的障礙也就越少。那些人的語言環境與我們當代不同，這要引起我們極大的注意。人是語言動物，語言環境有了差異，其他許多方面的差異也就隨之出現了。語言同樣具有決定意義，這一定會體現在生活細節中：用另一種語氣和聲調說話的人，行事方式必然不同，心理也會不同。不過他們究竟與我們當代人有哪些不同，這是需要仔細考慮的。

讀書報：《獨藥師》的醞釀和寫作都經歷時間的沉淀。如何把養生、革命、愛情融入其中，又能準確巧妙地傳達您的思想，考慮最多的是什么？

張煒：在二十多年的構思籌劃中，一開始只是將邱琪芝這個養生大家作為一個很不重要的角色去處理，就連主人公季昨非也是一個從屬的小角色。當時書中只是設定了一個“獨藥師”，還有他身邊這一類朋友。那時準備正面去寫革命黨人的重大活動和犧牲，是一部所謂的波瀾壯闊的“大書”。

后來我才發現革命黨的所有行動，都與半島“獨藥師”們的理念和行為發生了很大沖突，有時候甚至是水火不容。我漸漸發現，寫出種種沖突也許才是更重要的，那樣也就寫出了革命，并且有可能從一個較少采用的視角和維度展現了“革命”，看到通常不容易發現的“革命”。于是我將“獨藥師”和他的朋友們做了主人公，原準備正面書寫的無限復雜的內容，則全部放到了“管家手記”中。我不想確定地傳達自己的思想，只是要展現和呈現。不過我對書中“愛”這種事還是敢于確定的，我贊同他們極純潔極熱烈的情感。

讀書報：通過革命獲得新生，還是通過養生獲得永生，《獨藥師》的寫作觸及民族精神中非常深的根脈。任何時代都會有屬于那個時代的“革命”，在時代大潮里，什么才是最重要的，大概每個讀者都會從書中找到自己的答案。那么您最想告訴讀者的是什么？

張煒：我想告訴自己：千萬不能總是隨著某個時期的潮流簡單地追趕，比如一窩風地否定或肯定什么；要謹慎又謹慎地對待歷史，多多思考，而不能匆忙地做出結論。悖論出現時，那就不妨凝視它直面它。珍惜生命才是第一位的，因為每個生命只有一次。革命者說正是為了珍惜才犧牲；教化論者認為暴力從來不曾解決問題；養生者主張獨立于世，盡管這難上加難……書中的慨嘆太多了，因為人生太艱難了。

心中并沒有認可一個“獨藥師”

讀書報：小說的語言持續了以往的干凈、準確、凝煉和詩意，不同的是基本語感充滿近代小說的氣息，尤其是《管家筆記》部分。這樣的語言對于習慣當代文學閱讀的讀者大概是新鮮的，于您來說是否也是一次獨特的感受？

張煒：作家的語言只能是他自己一貫的氣息，若有一點點改變，也是根據寫作的需要，進入這一本所需要的“調性”而已。主語調總是自己的，副語調將從屬于主語調。每本書都可能是一個副語調的延伸，最終通向作者的主語調。一場找不到韻率的寫作是痛苦的，它往往使一次本該是有模有樣的敘述難以進行下去。如果將寫作比喻成一次演奏，那么既不能有一點花哨也不能過于華麗，更不能讓聲動全場的高音一直往上冒：當高音從頂部的極限往下體面地滑行時，大概才是最為動人心弦的部分。

讀書報：《管家手記》雖只是作為附錄，但是鋪陳著以反清革命為背景的歷史底色。“管家手記”是完全真實的嗎？

張煒：“管家手記”全都是真實的，只是有個別人物為了和正文統一起來，不得不使用化名。其實大部分歷史人物都沒有必要虛擬，他們真實的行為脈絡是清晰無誤的。寫這部分涉及到一些所謂的“功課”，很是麻煩。讀者可以想象這個手記是文史部門后來搞來的，是他們從管家的后人手中找來的，或者讓他的后人再補充完整了一遍，因為以管家的身份，他在當年也不可能對戰爭與革命的全局、對一些細節有這樣詳盡無誤的把握。

讀書報：您將養生四訣的靜態訓示，化為動感的“吐納、餐飲、吃喝、意念”，這使作品超越了有關欲望與愛情、中醫與西醫二元對立的結構模式，指向了情義、擔當、造福等天人之際不老的歸一境界。這一指向，是否與您對傳統文化的研究有關？

張煒：中國文化的精義起碼有一部分藏在養生術中，當然其中也有很可怕的東西。我在書中讓主人公們以極為厭惡的口氣談到的“習氣”，就是指這一類極壞的東西。這些粘粘糊糊的東西直到今天的數字時代也仍然未能絕跡，大概是最令人厭惡的劣根部分。東方文明令西方文明著迷的方面，有人認為是深不見底的神秘主義，這是不準確甚至是錯誤的理解。西方的理性觸摸到的東方，才是他們的真正興趣所在。

讀書報：小說涉及了東方神秘主義中如“意”、“氣”、“長生術”等。如何駕馭這些元素，需要相當的文學能力和人生格調。您是怎么把握的？

張煒：寫到虛幻的部分，好像只有感性才能把握的東西，我是最小心謹慎的。這一點都不能存有僥幸，不要以為模糊一下就過去了，這可不行。我仍然十分倚重理性：我被深刻地說服了之后，才敢于去呈現它的萬分之一。

讀書報：《獨藥師》的出現，其實是給現代社會開出了一劑藥方。對于誰是“獨藥師”，每個人會有自己不同的理解。多種層面理解的可能性，豐富了作品的發散維度，您心中的“獨藥師”是什么，能夠概括嗎？

張煒：其實我心中并沒有認可一個“獨藥師”。用一味“獨藥”解決根本的或所有的問題，那是值得懷疑的。但藥與藥的區別總是存在的，良藥與苦藥與毒藥，這必須分清才好。歷史不能一再重復，生命只有一次。只要是真正珍惜生命的人，一定會極審慎地選擇人生藥方。

所有的文字都沒有脫離半島文化

讀書報：獲得茅盾文學獎之后，您推出了《半島哈里哈氣》《少年與海》《少年魚王》等兒童文學作品，《少年魚王》一年內先后15次入選各大媒體的圖書推薦榜。很多媒體稱之為是您的寫作“轉型”。這么說準確嗎？

張煒：我一直根據自己的興趣，比如所謂的“創作沖動”寫下去。文學寫作的策略是最不足取的，而要始終由心盡性才好。我一寫到童年的心情和事跡，仿佛自己又回到了童年，這是很值得珍視的一次機會。我會時而回到童年，時而回到青年或老年。將人生的不同境遇不同語境用想象的觸角去撫摸一遍，是正常的也是幸福的。

讀書報：《尋找魚王》是關于成長的傳奇故事。小說里神秘莫測的“魚王”可以是人，可以是魚，故事中蘊藏著豐富的意象和隱喻，充滿著人生智慧。在兒童文學寫作中您有何獨到的體會？

張煒：少年兒童作為生活的角色，在作品中也必不可少。作家把他們當成專門的角色就不好了，我不想這樣對待他們。他們也生活在成人的世界里，他們與整個世界融為一體。有人認為童年和少年的世界是獨立的，是與成人世界絕然分開的，那是過于天真了。兩個世界的區別當然有，但遠不如想象的那么大。渾然一體地去理解兒童，可能會更準確更真實地理解他們的世界。

讀書報：無論是哪一種題材、哪一類體裁，對于人文思想的捍衛，對于現代化、全球化的對抗(也許這么說并不準確)，始終隱藏在作品背后。即便是兒童文學寫作，比如《尋找魚王》，也是從人類投射于自然的欲望出發，抵達了人對自我的反詰和反思。走向并融入自然，這似乎是您一貫的姿態和堅持？

張煒：我個人的經驗與經歷決定了文字的色彩和性質。作家寫作時也許并沒有什么簡單而清晰的思想意圖，而是部分閱讀者太想尋找“主題思想”的緣故。文學作品其實并沒有這樣的思想，文學寫作到了這樣的年紀(地步)，早就從中學生的記敘文中解脫出來了。可能是小時候受過的教育根深蒂固，有的讀者凡遇到文字作品，不管是什么體裁，一定要刨根問底地找出它的“主題思想”在哪兒，評論者就尤其如此。其實并不是這么回事。一部文學作品一旦有了“主題思想”擱在那兒，肯定是完了。作家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一直講敘下去，心靈的性質也就自然而然地呈現出來了。

讀書報：多年來，您一直專注于對于中國傳統文化和歷史的研究和思考，包括屈原、先秦諸子，出版了長篇隨筆等相關的著作，這些思考對于創作，帶來怎樣的變化？

張煒：我愛好中國古典，讀個不停。我讀了有感觸也就寫出來。這不算什么深入的研究，可能永遠都不會加入那些大研究之中。我覺得古代的人寫出的文學經典，與今天的人許多時候是一樣的：同樣的心境和方法，同樣的困難與欣樂。要找到二者的不同也是容易的，不過不像想象的那么多。古往今來，人生總有一些出色的慨嘆、異樣的認知、絕妙的記敘，就是這些豐富著我們無邊無際的生活。我們今天的寫作正在加入他們，不過是異常緩慢地進行著，時而有時而無，斷斷續續。

讀書報：山東半島風物及傳統的對您的寫作產生怎樣的影響？先前您寫過《芳心似火》，是否也與《獨藥師》在文化根柢上一脈相承？

張煒：半島的傳統的確與其他地方差異很大。文化有板塊，其他的板塊相連成一大塊，而半島可能只是孤單的一小塊：極特別的一小塊，但色彩斑斕，魅力無限，足以將人迷住。我越是自覺地進入半島文化，越是有一種驚異從心底產生出來。回頭看個人所有的文字，竟然都沒能脫離它的氣息，這使我一陣陣驚訝起來。我過去完全是不自覺的寫作，而今天才有點自覺。不過我有時還想回到那種不自覺中去，因為那樣或許會寫得更好。

讀書報：無論是半島上的各色人物，還是養生及養生的食物，作品中反復提到“剛倔”，這是否也是向傳統致敬的方式之一？

張煒：現在各種“致敬”用得多了，令人避之唯恐不及。致敬不是那么容易說的，這里面包含了應有的莊重和禮儀。作者想寫什么就好好寫出什么，與“致敬”之類毫無關系。書中說到去掉“剛倔”大概只有兩次，因為那個老人想讓年輕人聽話，讓他不要使性子。脾氣好的孩子總是讓年長的人喜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