聆聽并反復閱讀習近平總書記在第十次全國文代會、第九次全國作代會開幕式上的重要講話，深感收獲巨大。尤其是講話中關于文藝與人民的關系的論述，“關在象牙塔里不會有持久的文藝靈感和創(chuàng)作激情。離開人民，文藝就會變成無根的浮萍、無病的呻吟、無魂的軀殼。一切有抱負、有追求的文藝工作者都應該追隨人民腳步，走出方寸天地，閱盡大千世界，讓自己的心永遠隨著人民的心而跳動” ，引起了我對文學的“公共性”和作家的社會擔當的再思考。

我覺得，文學是一種二維的存在。一方面，文學是個人的，需要表達最真切的個人感受。另一方面，文學又是社會的，文學家在用自己的思想和情感影響社會。看起來它們是矛盾的，實則是統(tǒng)一的。優(yōu)秀的文學，從個人獨特的體驗出發(fā)，超越個體，成為面對社會的思想者與發(fā)言者。文學是關乎世道人心的，它的每個表達，都會或多或少地影響受眾。這是文學與生俱來的品質，改變不了。

文學和藝術，特別是優(yōu)秀的文學和藝術，的確與主體的情感甚至欲望有關，但決不能說與個人自我有關的文字、與主體情感或欲望有關的敘述都是文學。英國作家羅斯金舉過一個例子，少女可以歌唱失去的愛情，而守財奴卻不能歌唱失去的金錢。錢財的失去是一個私人事件，而美好的愛情故事卻可以引起廣泛的共鳴。所以，文學是一個社會性的“事件” ，是一個有社會公共性的“審美對象” 。

文學屬于社會，這方面的道理，本來很明白，但這些年卻變得不那么清晰了。在我看來，這是對西方現代派文學和藝術的簡單化理解造成的。19世紀后期以降的西方現代派文學藝術的確轉向了個人化自我，轉向生理性的欲望表達，學術上稱之為“非理性主義思潮” ，我們對此應該有正確的評價，而不是不加分析地簡單模仿。文學和藝術都是在具體的社會和歷史條件下產生的，簡單地模仿不會創(chuàng)作出真正的文學和藝術，更談不上偉大的作品。對現代派作品也要有分析和區(qū)別。卡夫卡、普魯斯特、喬伊斯、莫奈、梵高等偉大的文學家和藝術家，他們的作品決不僅僅是個人化情感的直接表達，而是包含了十分深刻的對社會的思考，包含了豐富的文化隱喻和文化記憶，表達了他們在艱難和困頓中對生命、對人類社會的新的希望。他們的作品所達到的精神和文化高度決不是簡單的個人化自我和情感宣泄能夠定義的。

“文學的公共性”是當代中國文化建設中的一個很重要的問題。中國正在迅速發(fā)展，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都在邁向現代化。在人的審美經驗和文學表達中，一方面，由于社會的現代化過程所造成的擠壓，個體性的情感經驗會進一步分化和個體化，這就造成了人與人之間隔膜感的加深和情感焦慮；另一方面，作為社會進步和發(fā)展的重要力量，文學應承擔起個人與他人、個人與社會之間的凝結和認同的功能，這是在社會的現代化過程中文學最重要的價值，它是孤獨的個人和各種類型的社會個體在情感上實現交流，在文化上和心理上相互認同的最重要的媒介。

關于文學，人們有很多形象的比喻，例如“燈塔”“火炬”“詩意地棲居”等等，但是從美學上說，文學和藝術其實是現代社會人們最需要的“共同文化”的基礎部分。在現代化的過程中，利益的沖突容易導致我們經驗的割裂和斷裂，從而陷入孤獨和焦慮。文學和藝術從歷史的文化傳統(tǒng)和現實的深刻反省中汲取詩情和動力，借由多彩的審美變形使我們的日常生活經驗得到升華，呈現出新的意義。對于現實中的人們來說，通過對文學藝術的感受和體驗，隔膜的人群獲得新的認同，達到一種新的情感境界，生活因此充滿希望。而作家的個體勞動成果是要以“作品”的形式發(fā)表、出版、面世的。因此，歸根結底，它是一種社會存在。這就決定了文學創(chuàng)作和文學家生命歷程中本有的公共性。

19世紀德國著名的藝術史家格羅塞曾說過：“無論什么時候，無論什么民族，藝術都是一種社會的表現，假使我們簡單地拿它當作個人現象，就立刻會不能了解它原來的性質和意義” 。這啟發(fā)我們，作家的自我意識中不可能沒有公眾意識，只是在用不同的方式和深度“包孕天下” 。無論他是否愿意，或是否清醒地意識到這一點，只要他是一個真正的作家，他總是以代言人的身份在場。宏大者如“何處望神州？滿眼風光北固樓。千古興亡多少事？悠悠！不盡長江滾滾流” ，細微者如“大兒鋤豆溪東，中兒正織雞籠。最喜小兒無賴，溪頭臥剝蓮蓬” ，無不因為它們深切的天下情懷和對底層平民生存狀態(tài)的真誠關愛，以及生動的呈現，而打動了無數人的心，成為千古絕唱。

更應該看到的是，當下中國正處在一個空前巨變的時代。毫不夸張地說，這場巨變將決定中國今后數百年的歷史行程。而這場巨變的重要使命之一，還是魯迅所說的“立人”的問題，即造就新型的現代化的中國人。唯有此舉，中國方能扎扎實實地推進現代化進程。而要造就一代新型中國人，關鍵的一點，是促成靈魂深處的變革，社會風尚的變革，也就是世道人心的變革，這就需要文學的引導。而文學是可以也應該承載這種引導功能的。歷史上的一些文學巨匠，他們通過自己的作品深刻影響著一個民族理念、性格的塑造和成長。同時，這也使得文學成為真正的文學，獲取了旺盛的生命力。

所以，文學的社會性是作家自律的起點，作家的創(chuàng)作不能僅僅止于自己情感的“發(fā)泄” ，要有益于世道人心。這也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在講話中所說， “廣大文藝工作者要提高閱讀生活的能力，善于在幽微處發(fā)現美善、在陰影中看取光明，不做徘徊邊緣的觀望者、譏讒社會的抱怨者、無病呻吟的悲觀者，不能沉溺于魯迅所批評的‘不免咀嚼著身邊的小小的悲歡，而且就看這小悲歡為全世界’ 。 ”

（凸凹 第九次全國作代會代表、北京市房山區(qū)文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