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于1975年的李修文曾是中國體制內最年輕的專業作家，25歲時就進入武漢市文聯擔任專業作家，現為湖北省作家協會副主席、武漢市作家協會主席。他的長篇小說《滴淚痣》和《捆綁上天堂》曾飽受贊譽。在成為專業作家之后，李修文曾說，他提前許多年實現了自己人生最大的夢想。

李修文

事實上，李修文所經歷的專業作家生活并不像那些想辭職去專職寫作的年輕人想象得那么美好。“在中國，專業作家的生活在很大程度上是畫地為牢。”在走出門去做影視編劇和監制之前，李修文說那時自己心里非常清楚，如果再不走出門就要完蛋了。那時的他已喪失寫作的熱情，那個大量靠審美推動的世界已讓他足夠厭倦，同時他認為自己嚴重匱乏現實生活所需要的執行力。

十年后，在李修文看來，文學創作和影視創作之間并沒有特別大的區別，本就殊途同歸，都屬于他創作生活的一部分。并且從他的經驗來看，近些年來，在如何記錄和見證這個時代方面，純文學領域的反應其實落后于影視界。

近10年來，除了電視劇《十送紅軍》和改編電影《新冰山上的來客》等影視作品的創作，李修文也在堅持嚴肅文學的創作。今年初，李修文的首部散文集《山河袈裟》出版，集結了他這10年來的純文學寫作。李修文明確表示，他會不斷地從事嚴肅文學的創作，“因為這對我來說是救命稻草以及宗教般的信仰。”

《山河袈裟》

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近日專訪了李修文，訪談內容如下。

“創作者不要被偽生活所毀壞掉”

澎湃新聞：您最近出版了散文集《山河袈裟》，所以您還是在堅持文學創作的？

李修文：我就是一個寫作者而已，影視創作和相對嚴肅的純文學創作都是我創作的一部分，這兩者能夠開展的前提，首先即是保持對寫作的正信，我完全不覺得兩者矛盾，相反，兩者都是對彼此的澆灌。相較而言，所謂的嚴肅文學創作，于我更是救命稻草和宗教般的信仰，以影視界論，我所熟悉的導演，寧浩導演，張一白導演，程耳導演，還有電視劇的毛衛寧導演，在我看來，都是讀書人。你看最近的《羅曼蒂克消亡史》，其中的文學性難道不是一目了然嗎？

就我個人而言，我覺得更迫切的，反倒不是體裁的孰輕孰重，倒是如何在生活意義上還原為一個正在活著的個體，而不是被文學生活和影視生活這樣的偽生活毀壞掉的人。我希望重新對生活產生熱情，重新知冷熱知好歹。

中國文化有個特別顯著和迷人的地方，就是一個人可以創造出一個很闊大的氣象，司馬遷也好，蘇東坡也罷，無不如此，一個人首先得與自我戰斗，其他的就交給命運吧，我倒不是說對司馬遷蘇東坡心向往之，只是想：如果能夠像那樣活著，寫給山河看，唱給虛無聽，這豈止是幸福，簡直是尊嚴；而今天，職業和藝術門類越來越細分，最后就變成了一個個囚籠，把每個人僵死在里面。我想，我受不了這樣的生活，我還是首先將自己還原為一個正在謀生的人吧。

《滴淚痣》

澎湃新聞：那這是不是中國文壇或者嚴肅文學作家都會遇到的問題，包括80后作家在內？

李修文：我不太了解80后作家，但對70后作家比較了解。中國的70后作家長期以來已經習慣了這樣一個評價：“他們沒有像50后、60后一樣寫出非常優秀的作品，同時他們的商業化程度又不如80后。”——這本身是多么勢利而荒謬的兩個評價體系。

我根本不認同上述觀點，一個寫作者和一個農民工并無本質不同，該結婚的時候結婚，該生子就生子，該得病就得病，如果有人得了病，那就得休息好了重新出發，如果有人要泥牛入海，那就該義無反顧地跳進海里。事實上，如果大家公允一點，好好看看這幾年所謂70后作家們寫的東西，你們真的覺得比50后60后作家差嗎？我反倒覺得更好，甚至不止好一點。以常識論：一代人怎么可能出不了幾個優秀、杰出的創作者呢？當然，可能真正能夠代表這個年代最高寫作水準的人還沒開始寫作呢，就像王小波一樣，王小波開始寫知青小說，不是就基本宣布了之前那些知青小說的無效嗎？

70后作家：徐則臣、馮唐、盛可以、張楚和阿乙

澎湃新聞：那這個評價體系很混亂是嗎？

李修文：不必在乎這個評價體系，我們的怯懦，多半是因為我們沒能忠實于自己的評價體系。

澎湃新聞：而且也不急著做出評價。

李修文：我們今天就是熱衷于命名、評價、排行榜、年度總結。我們如此慌亂，如此需要找到一個借口，以賦予自己此時此刻的意義。一切嚴肅和需要認真對待的東西，在今天都變成了一個借口，反正大家都百無聊賴，總歸要把時間打發過去。

澎湃新聞：您現在對專職作家或者專業作家這種稱謂有沒有一定的反思？

李修文：就我個人而言，我對自己是有要求的。我每年至少有一個月——不是那種開筆會或出版社、雜志的邀請——而是把自己還原為一個真實意義上的人出門行走。

一個作家如何活著，如何捍衛好匹配寫作的生活方式，實際上是一項艱險的功課，但也因人而宜，有的人寫一本書要讀一百本書，有的人則可以一本書都不讀，我自己是需要深入一個境地里才能產生體驗的寫作者，有的寫作者則完全不必如此，這不是個非此即彼的問題，你想想：一個人忙忙碌碌活了幾十年，一個人躺在床上活了幾十年，難道前者就后者對這個世界的體驗更加深刻嗎？所以還是因人而宜，因稟賦與遭際而異，沒有一個標準或統一的藥方。

“影視創作不要被文學性所左右”

澎湃新聞：您在之前的采訪中說因為特別喜歡戲劇所以才去做編劇？

李修文：對。我一直很喜歡戲曲。在我看來，中國傳統戲曲的劇本和現在好萊塢所強調的三幕劇的結構其實非常接近。中國傳統戲曲和中國的文章有個很大的不同，寫文章講究“起承轉合”，四個方面，但戲曲劇本往往就是三個步驟：提出問題，發展問題，解決問題。

但是，做編劇首先還是一種慣性：小說寫不出來了，我能做什么呢？我那么愛看戲，于是就想，干脆去做編劇吧，如此而已。

其實，我們這個時代對于作家的定義未免太狹隘了，在中國古代，何曾有過現當代意義的文壇和文體分類？關漢卿既寫過劇，也寫過詩。現當代以來，戲劇和小說的分野被過度強調了，我倒覺得：水蜜桃也好，蟠桃也罷，它們都是桃子。

澎湃新聞：您除了創作電視劇劇本，是不是還在創作電影劇本？您如何平衡影視作品的文學性和商業性？

李修文：我剛剛完成老電影《冰山上的來客》的改編，現在叫做《新冰山上的來客》。的確，在過去的年代，文學性一直是戲劇或影視作品至關重要的因素，極端情況下，戲劇或影視作品到最后是為文學性服務的，有時候，一部戲成了一種文學性的影視闡釋。我反倒對此存疑。隨著今天這樣一個新時代的到來，視覺體系、工業標準在影視范疇里的作用變得越來越重要，依我個人的看法，觀影體驗才是第一位的。如果我自己看電影，我更喜歡看那種讓我產生前所未有的體驗或者部分區別于其他影視作品體驗的作品，而不是沉浸在文學性中無法自拔。

如果文學性是最重要的，影視的本體性又到哪里去了呢？它們至少應該比翼雙飛吧？說得過分一點，如果說電影的本體性足夠重要的話，那文學性很有可能就只是一部電影本體性的一個組成部分；再極端一點，可能就是一個素材而已。所以，我自己從事影視工作時，并不覺得文學性是一個負擔。

澎湃新聞：那您怎么定義電影的“文學性”，和“文藝”有關嗎？

李修文：所謂的文學性，和其他藝術門類的標準并無什么不同，我想，那就是去探討人之為人的尊嚴和價值，但是落實到具體的作品里，“文學性”這個詞就變得復雜了，“文藝”是其中的一部分，完全不“文藝”也是一部分，我想說的是，在一部具體的作品中，它是否一定就是必須？或者說，它是否就一定要占到很大的比重？

我喜歡那些體量大、視覺系統更為豐富的電影，當然，這純屬個人偏好，在此情形下，我完全不認為文學性要成為一個至高之物，更不要犧牲一部影視作品的工業面貌而去追逐文學性，果真如此的話，那恰恰不是文學性的合適體現，反而是文學性的迷失。

“中國的電視劇是強于日劇和韓劇的”

電視劇《平凡的世界》在豆瓣的評分

澎湃新聞：您怎么看待現在國內一些影視作品的改編或重拍現象，比如《平凡的世界》和《神雕俠侶》？

李修文：什么是經典？經典就是每一個時代都有重新闡釋它的必要和可能。新版《平凡的世界》拍攝之前，我和毛衛寧導演吃過一次火鍋，我記得我當時對他說：任何一個時代，寫下或者拍下一代人的自我奮斗和自我價值的實現總是沒有錯的。《平凡的世界》這部小說有一點是很動人的，它非常天真，不是貶義的或帶有揶揄意味的天真，就是最初的那個天真，它天真地相信一代人的自我奮斗和自我肯定，也天真地相信我們自身對苦難必然有承受和超越的能力，而新版《平凡的世界》在這個基礎上闡釋得非常好啊，體貼原著，情感充沛動人，尤其王雷的表演出色至極，我好多次都看到哽咽的地步。

《平凡的世界》

澎湃新聞：在您看來哪些文學作品是適合改編的？是不是有些在文學上特別經典的作品似乎很難改編成功，反而是一些較一般的作品更容易改編？

李修文：這個問題有點難回答。我覺得好像都能改編，因為原著只是一個動因，更多取決于改編者如何構造一個不脫離原著精神的新語境或者解釋世界。例如沈從文的《邊城》看起來溫情脈脈，但我經常想，這也可能有個暴力版的。因為這個作家的藝術風格使然，他建造的是一個桃花源般的、靜水深流、足具鄉村之美的故事，但換一個導演，比如昆汀、寧浩可能會賦予這個故事根本不同的氣質，產生一種新的可能。我覺得這就像對暗號，對上了就可以改編。

《邊城》

澎湃新聞：特別經典的文學作品會不會因為包含的內容很多，而改編起來很困難？

李修文：不見得。電影和電視劇本身從產品的形態上來說是區別于文學的，盡管電影或者電視劇這種藝術門類興起的時間遠遠晚于小說，但其實伴隨著科技快速進步的這100年，它緊緊植根于工業基礎和工業標準之上。對于原著完全忠實的改編是否還符合電影或影視藝術的創作精神？

改編就好像文本原著和影視作品一起向彼此走去，可能在中間的地方相遇，最終呈現出一個改編后的結果。改編如果完全扭曲了原著或完全匍匐在原著腳下爬不起來，我覺得都不是太理想或完美的改編。

像《潛伏》將那么短的原著小說改編成那么優秀的電視劇，連作者都大贊編劇和導演是大才。那這種改編是完全忠實原著了嗎？我覺得是完全忠實了原著的精神。它在原著精神的基礎上，生發出了另一個世界，但同時沒有曲解原著。這就是我剛舉的那個例子，一種藝術門類和另一種藝術門類在中間地帶相遇才有可能產生優秀的作品。

《潛伏》

澎湃新聞：在您的經驗中，創作劇本和改編文學作品哪個更難？

李修文：一般情況下我不改編，因為我也是那種比較主觀的人。寧浩導演就和我開玩笑，說我最好原創，不要改編，因為我的許多認識和觀念實在也是頑固得很。

澎湃新聞：您如何看待現在網絡文學改編影視劇的潮流？

李修文：其實中國一直有評書、演義、故事會這樣的傳統，網絡文學是豐富和擴大的版本。在今天這個時代，它實際上是文化消費的剛需，幾千年來中國人都沒有缺少對這些類型的需要。我覺得這本身無可厚非，就像我們在過去的時代里需要說書人，今天我們也需要網絡文學作家，那么，隨著影視的勃興，網絡文學的被改編也就沒有什么可大驚小怪的地方了。

但我們會看見，即使過去年代里那些所謂通俗文學，經由不同作家的努力，是取得過相當大的進步的。從還珠樓主到金庸，甚至到古龍溫瑞安，他們所創建的世界，在人情世故上，在人性上，在一個人如何成為個人上，是有非常深入的拓展和進步的。

再反觀今天，尤其是那些被改編成影視劇的網絡文學作品，我覺得很難看見這種拓展和進步，對于類型文學的創作反而是一種集體拉低。作為一個觀眾，我覺得今天電視屏幕非常可怕：一是過度的玄幻，也許是我老了，變得可笑了，但我還是認為，過度的玄幻，在相當程度上否定了人之為人最基本的幾個詞根，比如努力、勤奮和犧牲，它將人活一世最真切的奮斗抵消了，打開電視機，一堆穿著長袖長衫的武俠男女們翻手為云覆手為雨，雙掌一推，一座山就倒了，太可笑了。第二個就是那些抗日神劇，原因很簡單，他們羞辱了那些犧牲的血肉之軀。

美劇《絕命毒師》海報

澎湃新聞：有很多年輕人比較喜歡追國外的劇。目前國內編劇團隊的整體水平同國外相比是不是有差距？總體上欠缺優秀的編劇嗎？原因在哪里？

李修文：我自己也是英劇美劇控，接下來也會和導演一起開發網絡的劇集。在我心目當中，《絕命毒師》就是這個世界上最完美的劇。那么荒唐的一個故事，但背后顯露出來那么深沉的愛與責任。我甚至覺得美劇的作者們就是今天這個時代的卡夫卡，個體命運與處境，在影視工業的本體性激發之下，得到了最貼切的體現。

我們今天動不動就說中國要戰勝好萊塢，開什么玩笑，好萊塢是全世界所有優秀的電影人和產業基礎集合在好萊塢所產生的形態。一己之力能夠挑戰全世界的行業精華嗎？這兩者根本就無法進行比較。

若干年后，如果我們總結過去的那幾十年，我覺得很難從中國電影里發現今天這個時代的風貌，但中國的電視劇在相當程度上彌補了電影的不足，在大量的玄幻和抗日神劇之外，還是存在著一批嚴肅的并且注重娛樂性的電視劇。只有創作者才知道，在今天，寫什么和如何寫有多么困難，但是，電視劇編劇們還是貢獻出了大量的優秀作品，我覺得電視劇的從業者們這十年真是對得起這個時代，中國的電視劇也是強于日韓電視劇的，在非常特殊的中國文化屬性里，他們艱難而有尊嚴地建立了一套自己的美學體系，這個體系和正在變化的國家休戚相關，反之，我覺得日韓電視劇并沒有。

澎湃新聞：那么，您在乎一部劇的收視率嗎？

李修文：至少目前完全不在乎，因為全都是混亂的，到底哪一個數據是真實的？不過，總有云開霧散的那一天，一個創作者，惟有用創作去等待那一天的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