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東西方詩歌寫作中，自然生態一直是一個重要的且不斷被書寫的主題，詩人和自然對話的過程也是他們以文學的方式與世界和人對話的過程。無論是中國古典詩歌中的山水詩、田園詩，還是西方文學里的生態詩，其中不僅有對自然山水的寫照，更體現了詩人對世界和人類關系的認知。今天，生態文明建設已經成為中國國家戰略的題中之意，在此背景下，探討自然生態主題與詩歌創作的關系就具有特殊意義。3月14日，魯迅文學院舉行“綠水青山：詞語綻放的光芒——自然寫作與生態倫理語境下的詩歌對話與朗誦”活動。來自中美兩國的詩人、評論家及魯院師生與會。

詩歌交流沒有國界，自然與生態更是全人類普遍關注的話題。中國作協副主席、魯迅文學院院長吉狄馬加談到，東西方詩歌里都有許多描述自然生態的經典詩作，今天，物質文明的高度發達在給人們帶來便利的同時也改變了生態環境，這些變化同樣反映在詩人們的作品中。盡管東西方對自然的理解存在差異，但尊重、熱愛自然無疑是東西方詩人共通的情感。中美詩人就這一話題展開深入交流，可以借此呼喚更多人關注自然和生態寫作，更新大家對自然、生態、社會發展的理解。對話不僅是在文學層面上的交流，更是在社會倫理層面頗具前沿性的探討，希望兩國詩人通過生態詩歌寫作喚起人類保護自然生態的良知。這是詩人的責任，也是人類必須面對的問題。

張清華認為，中國詩歌里關于自然的書寫其實是有變化的，其背后是詩歌美學的變化，再深層的原因則是詩人對自然、世界的認識發生了變化。比如，古人喜歡寫壯美的意象，現代詩人可能更喜歡寫小的意象，這和西方詩歌從浪漫主義到現代主義的變化是相似的。而現在環境的惡化已經成為生活的一部分，這也越來越多體現在詩歌創作中，并且引起了美學方面的變化。

這樣的觀點得到了丹尼爾·博爾祖斯基的認同。他以美國詩歌創作為例，認為一方面環境被人類的暴力所破壞，另一方面人類處理環境的方式所引起的問題又反過來影響人類并進入詩歌創作，比如洪水、颶風等自然災害過后，受災者普遍遭遇的被遺棄感和失落感，成為許多美國詩人寫作的對象。

“颶風來了，大海生氣了，自然生氣了……”詩人蕾切爾·加文以一首描摹自然災害的詩歌開始講述。她說，自己寫過關于核電站爆炸后的瘡痍的詩歌，這種境遇是全人類必須面對而無所逃遁的。人類破壞環境，環境改變人類的認知，破壞自然也影響人與人之間的關系，關于自然的詩歌就在這其中誕生，這些作品存在的意義是喚起警惕，讓大家關注自然，關注人與自然的關系，這將影響人類的長遠發展。

臧棣表示，自然對中國詩歌來講，不僅僅是一種存在的類型。中國人的想象力和認知方式，最根本的也是與自然有關的。對自然的認知其實是對世界的終極認知方式。在中國古代，詩人往往通過游歷品鑒、觀賞自然，有感而發，所以傳統詩歌的特點是慢的、安靜的。隨著時代的變化，人類對自然的認知發生了變化，在這個漫長的過程里，詩人一方面關心現實生活，另一方面修補、重構古典詩歌中對自然的尊重。

中美詩歌的交流早已有之，自然生態的詩歌寫作也曾互相影響。托尼·巴恩斯通介紹了美國生態詩歌的傳統，他說，怎樣定義生態詩歌，有人說要根據內容定義，還有人說要根據作者對自然的態度來判定。在美國，生態詩歌來自傳說和土著文學，來自超自然主義的艾默生、梭羅還有田園詩，以梭羅的《瓦爾登湖》為例，許多美國作家的靈感其實也受到中國文化、印第安文化的影響，屈原、寒山的詩歌里對自然的觀點都曾影響美國詩人的寫作。

高興對此認為，中美詩歌翻譯存在“逆差”。近些年，很多中國詩人受到美國詩人的影響，某種程度上說，美國詩歌也成為中國詩歌的一部分。但中國詩人除了李白、王維等，其他的在美國可能影響力有限。由于語言傳播與譯介存在“逆差”，今天中美詩人能坐在一起交流，其實也意味著某種改觀。

司各特·克瑞里談到，全球化時代，人與自然分開似乎很容易，富裕的生活容易讓我們忘記和自然的親密關系，而藝術是一種沉思式的、微妙的方式，它幫助我們重新走進自然。生態詩歌有責任讓人們站出來，重新看待自然。寫作能讓人感受到這種微妙的體驗。

人對自然的異化是許多現代詩著力表現的重點，汪劍釗說，人成了自然的主人后變得很狂妄，發展到一定程度就開始破壞自然，但反過來自然也報復人類，生態詩歌寫作是對“自然變成荒原”的提示，人們必須重新調整人和自然的關系，回到自然之中。對自然詩歌的理解，東西方語言文化略有差異，翻譯也很難傳達出全部的意義內涵，密切的交流可以使人們更了解彼此，從而在一個詩歌國度里生活得更加美好。

兩個小時的學術討論很快過去，參加活動的詩人、評論家們登上講臺，在動人的音樂里朗誦各自的詩歌作品，對于海洋、大地、田園，對于人類、自然、生命，他們有表達不盡的詩意。盡管語言不同，但在漢語和英語之間，所有人對自然和生命的敬重是崇高而一致的，也正是在這跨越國界的交流里，詩人們共同面對世界性難題，心存著“在一個詩歌國度里生活得更加美好”的希望。

活動由魯迅文學院常務副院長邱華棟主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