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作家李國文于20世紀50年代出道，“文革”的沉寂并沒有減損他對自己創作能力的信心。他的小說作品張揚著理想主義的風帆，以人民性為創作依歸，為他贏得了無數贊譽：1982年他憑借長篇小說《冬天里的春天》榮獲第一屆茅盾文學獎，2000年以雜文集《大雅村言》斬獲第二屆魯迅文學獎。

1986年,知名作家李國文離開工作了7年的鐵路文工團，正式到中國作家協會履新，擔任《小說選刊》主編。在中國現代文學館的手稿庫里，保存有一封1987年李國文在主編任上為聲望頗高的《收獲》雜志創刊30周年的題詞：

雖然有只問耕耘，不問收獲這句老話，但人們卻常常寄期望于收獲者多，埋頭于耕耘者少。如果說近年來文學有所收獲，可能因為較之以前略懂些耕耘。如果說，我們的文學收獲還未有應該的，或者想象的豐碩成果，恐怕也和尚不善耕耘有關。為了《收獲》更能體現出我們文學的收獲，希望從事文學的一切人，努力耕耘，而且，耕耘得法。

回望自己走過的人生與創作歷程，李國文將飽滿的感情有節制地輸出，告訴讀者和世人，如果說自己在文學上取得了一些成就的話，那么其中的經驗總結而言就是勤奮加天分，即得法而努力地耕耘。

語言是空殼，也是存在的家園。就讓我們將李國文這段深思熟慮的話語與他的人生經歷相對照，也許更能領會他的真意。

成敗皆《改選》

1954年中國人民志愿軍某部文工團創作組長李國文從抗美援朝戰場歸來，這時他只有24歲，在全國鐵路總工會的宣傳部做了一名文藝編輯。在這里，李國文寫出了自己的處女作——短篇小說《改選》。小說以自然來稿的方式投到了《人民文學》編輯部。這時，一名剛剛從北大畢業的學生分配到《人民文學》，跟他一樣是一名文藝編輯。這位小青年沒有特約作者，從海量閱讀通信來稿開始鍛煉自己的鑒別力。《改選》被他發現了。再一看，不只這一篇，這個作者竟然一口氣寄來了6個短篇。小青年心懷對文學的熱誠給同樣熱誠的這位本市作者按照寄信人地址郵去了編輯回信，約李國文來《人民文學》編輯部見面。

李國文來了。

1957年7月號《人民文學》的頭條永遠屬于《改選》。李國文一直在手里握著這封編輯來信，激動的心情在之后寫成了文章反復表達。他用“文學擺渡人”的形象贊美編輯，他是真心實意的，很多年以后，他也拿起了總編的筆，在文學新人和文學新星之間，做起了不辭辛勞的擺渡人。這位小青年叫崔道怡，后來文學界的人們將他譽為京城四大名編之一。

成也蕭何敗也蕭何，因為《改選》出名，也因為《改選》遭禍，李國文隨即被劃為右派。既然他原屬鐵道系統，遂“自然”成為一名修筑鐵路新線的勞工。他的汗水和韶光，都拋撒在川、黔、滇、晉、豫、湘和東北等地的荒山野嶺上，拋撒在向前延伸的鐵路的前端——原本沒有路的所在。每一條鐵路都有起點站和終點站，而這個勞工的生活，既沒有新的開端，也沒有舊的盡頭。（參見葉楠：《李國文印象》，載《中國作家》1989年第3期）這個時候陪伴他的有兩個男人，不離不棄。一個是崔道怡，另一位是曹雪芹。崔老師給了他自我肯定的信心：自己是有文學才華的！這個信念是他的依靠，在這個信念的鼓動下，他忍不住手癢，用別人的名字發表了幾篇短篇小說。直到最后一篇被著名批評家李希凡發現，尋找作者。而曹雪芹，則是用一部《紅樓夢》反復給他帶來精神上的滋養。勞動之余，睡在泥地上，餓了，喝一碗醬油兌的水充饑。在一片呼嚕聲中，偷偷摸出一小本線裝的紅樓，每個字都熟悉到成為好朋友。這個時候的李國文也許偶然會想起幾年前在朝鮮戰場，自己在戰斗間隙翻《契訶夫短篇小說集》的情境。

收獲的七年

1979年對李國文來說是個重要的年份，這一年，他得到平反，從一名修筑鐵路的工人變成了寫作鐵路的作家。但是，這名中國鐵路文工團創作組的劇本創作員并沒有將自己的創作局限在鐵路主題與劇本體裁上。

鐵路文工團的7年（1979-1986）是李國文收獲的7年。此間他以催人淚下的短篇小說《月食》轟動全國，并獲得1980年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后來又以長篇小說《冬天里的春天》（1982）斬獲首屆茅盾文學獎。

《冬天里的春天》是李國文在蝸居里一筆一畫寫出來的60萬字的大部頭。他不能忘記自己看到這部手稿變成樣書時的情景：

我還記得1980年的春天，有點冷，有點風，有點沙塵暴的一個傍晚，我從社里的發行部拿到剛從印刷廠拉回的樣書，這是我平生的第一部鉛字印刷，而且是人文社出版的，是我自己寫出來的書，那份難以言表的激動之情，可以想象得知。管書庫的一位大姐，看我愣在那里發呆，關心地問，你沒有什么不舒服吧？接下來，我來到出版社拐彎的南小街一家小飯館，時值下午，客人尚未上座，我選了一個避人的角落，要了一小壺酒，一小碟花生米，捧著那本帶有油墨氣味的新書，盡管我努力壓制住自己，但眼淚還是情不自禁地流了下來。（李國文：《樓與人的記憶》）

如果說這兩個有影響的作品是他過去幾十年生活的結晶的話，他的另一部長篇小說《花園街五號》（1984年初版），則緊扣時代脈膊，在改革開放初期的中國引起巨大反響。這部小說先后被改編成電影和電視連續劇，一時間成為國人的熱點話題。爾后他又創作了由系列短篇合成的長篇小說《危樓記事》，其中《危樓記事之一》又獲1984年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

“雖無飛，飛必沖天；雖無鳴，鳴必驚人。”累累碩果見證了李國文蟄伏后的爆發，他一躍成為知名作家。恰好，80年代是中國文學發展的一個黃金時期：“那時，還真有些盛唐景象，我趕上了新時期文學開始以后的一個小說旺季。那時候，與今天的這種全社會對于文學的淡漠大不相同。斯其時也，一篇東西問世，立刻產生回響，今朝金榜題名，明日衣錦還鄉，作家成名的速度，稱得上立竿見影，比蒸饅頭、烙大餅還來得快。”（李國文：《李國文散文》，浙江文藝出版社2001年版，第22頁。）

這個時候，他開始以一種細細的鋼筆寫一種類似隸書的字體，透露出心細如發的工整和鄭重，查看他這個時期的代表作，比如《花園街五號》，有的版本前面印刷有一張作者的手稿，上面的字就是這個樣子。我們看到的這份他為《收獲》的題詞也正是這種風格。

勤奮可以理解，那什么樣的創作才能稱得上“得法”呢，李國文給出了一個自己的例子。他說：“我在寫作《冬天里的春天》時，抱定主意，嘗試變換長篇小說的傳統寫法，不是按照人物成長，故事進展的A、B、C、D時序，逐年逐月，一路寫來，而是打亂順序，時空交錯，以C、B、A、D或B、D、C、A的架構，通過主人公兩天三夜的故鄉之行，來敘述這個延續將近40年的愛恨情仇，生離死別的故事。這種寫法，至少那時的中國，在長篇小說領域里，還沒有別的同行在做類似的實驗。因此我想，這部并無多少過人之處的作品，若不是寫法上的這點‘新意’，會入評委的法眼嗎？”（李國文《我為何早就不寫小說》）

機智如斯、真實如斯，這些“勤奮而得法的創作”，這些“真人真語”很多都是寫在印有“中國鐵路文工團”的稿紙上，它們是這樣多，又是這樣好，它們一半來自修了22年鐵路帶來的寫作和精神上的雙重壓抑，另一半也跟這里相對清凈的創作環境有關。雖然這里曾經主辦中國鐵路文學獎，文友們可以借此互通有無，但基本上還是比較封閉。“那時我所屬單位為中國鐵路文工團，與首都文學界少有來往，偶爾碰到一起，寒喧幾句，姓氏、名聲、面孔、職務，常常吻合不到一起。”（李國文《我為何早就不寫小說》）

沒有滿座的高朋和若市的門庭，對一位作家來說，未嘗不是一件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