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滅籍記》之于范小青是一部真正意義上的哲學化作品，它表明范小青已能熟練地將形而下的社會問題與形而上的哲學問題相結合，在范小青的創作譜系中有其獨特地位。本文就《滅籍記》中的歷史、身份、人性命題進行學理上的探討。四部分分別涉及重述歷史的可能性，建構個體身份的內涵，人性本身的復雜性及其悖論，以及勾連歷史、身份、人性的內在邏輯。本文嘗試透過《滅籍記》對范小青的創作進行深層次把握，展現范小青創作的變與不變。

關鍵詞：范小青 《滅籍記》 歷史 身份 人性

雖然范小青在談及自己創作風格轉變時曾說過：“所有的這些變化，并不是我在很清醒的前提下實現的，恰恰相反，我只注重生活給我的感受。”①但我始終認為范小青是一名積極求變的作家。新作《滅籍記》從名字上便可以看出是一部兼具現實與象征意味的小說。這不單體現在對“籍”的把握上，更體現在對傳統與現代的融會貫通上。從《滅籍記》中，不僅能夠感受到“蘇味”與“新寫實”的余韻，還能夠看到馬爾克斯的魔幻、品欽的追尋和卡夫卡的荒誕。《滅籍記》將隱秘的過往、錯綜的身份與復雜的人性均上升至哲學高度，呈現出深廣的內涵。“起死”原有使死人復活之意，以“起死”與“滅籍”為題，其意在挖掘文本生死相對、陰陽相生、存在與虛無的哲學內涵，在對立統一中把握文本的豐富性。

一 歷史：“起死”的有效性質詢

如何書寫歷史，進而表現歷史真實，這是任一試圖把握時代脈搏的作家所無法回避的問題。其原因并不單純在于“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②的抽象論斷，更在于歷史真實與當下現實不可分割的隱秘關聯。歷史表面上是由一系列個案組成的知識集合，而在本質上，呈現在大眾面前的歷史則是經由外力篩選和整合形成的模糊“鏡像”。歷史最終只有以記憶的形式參與到人類社會的演進之中才能存活。在歷史轉化為歷史記憶的過程中，固化、刪削、變形與遺忘均不可避免，這使得作為集體記憶的歷史與作為客觀實在的歷史存在普遍偏差。透過虛假的集體記憶洞悉歷史真實，進而在總結歷史規律的基礎上形成獨有的歷史知識譜系，這是作家進行歷史題材書寫的基礎。對“50 后”作家而言，宏觀歷史與微觀記憶間存在不可分割的曖昧聯系，在范小青、莫言、張煒、蘇童等作家的筆下，歷史一方面作為被講述的客體接受主體審視，另一方面與主體的記憶相聯系，使得文本帶上了極強的經驗主義色彩。受解構主義與新歷史主義影響，作家避開了莊嚴的主流宏大敘事，轉而從民間視角和個人經驗出發，對歷史進行重述與再思考，展開了敘述歷史的新維度。但與此同時，這一維度上的修正很快達到了自身上限并轉而異化了還原歷史真實的初衷。如何將真實歷史與個人化書寫進行有效結合，避開固化歷史和虛化歷史的雙重陷阱，進而開辟歷史書寫的新維度，已然是作家面臨的首要問題。從這個角度上看，《滅籍記》是一次對如何表述歷史的有效嘗試。

《滅籍記》情節并不復雜：“真孫”吳正好發現了一張有關吳氏產業歸屬的舊契約，由此牽出了有關其身世的家族秘辛。為將遺產據為己有，他開始了上溯家史的艱辛嘗試，百般努力后，吳正好最終發現一切好似南柯一夢，就如同虛擬游戲《美麗新世界》一般。與情節本身的簡明相比，范小青所采用敘事方式極為繁復。范小青歷來長于從具有典型性的邊緣人視角切入敘事，《褲襠巷風流記》《赤腳醫生萬泉和》等皆是如此。在《滅籍記》中，作者延續了這一傳統，文本中的人物形象均為市井、鄉野小人物，與前作相比，《滅籍記》是一部“萬花筒”式小說，其間的歷史、事件、人物關系都極為散亂，營造出了光怪陸離的文本效應。通過雜糅現實主義精神、先鋒敘事形式和類型文學創作手法，小說有意為讀者提供了解讀歷史的多種可能性。

范小青借鑒了偵探小說常用的布謎、解謎的“謎式”結構。作者對文本進行了迷宮化處理，以契約為起點，層出不窮地布置連環疑陣，將吳正好這一人物形象放置在迷宮的入口“探秘”，以此展現歷史的曖昧與復雜。吳正好回溯家史的動因源于現實利益，這使得他總被虛假的歷史表象迷惑，在急功近利中喪失了發現真相的機會。從他的身上，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個體試圖“起死”歷史從而擺脫現實困境的嘗試，這在文本中表現為“想象—尋喚—失落”結構。吳正好由舊契約引發了對過往的想象，以契約為線索，他開始尋喚歷史真相，然而尋喚之路注定痛苦而又無果。“個人僅僅是關系網絡的小結”，③作為個體的吳正好不具備把握宏大歷史的能力，而與具體歷史相關的人無法或無意為其提供正確認知。典型如鄭見桃，不僅偽造自己的身份回避歷史真相，而且對吳正好進行了有意識的誤導，使得吳正好不僅無法尋喚出真正的歷史主體，反而參與到了虛構歷史記憶的行動之中。而造成失落的根由既在個體，也在歷史主體：

后來我睡著了。或者，后來我醒了。無論我是睡著還是醒來，我都是在玩游戲。這款游戲的游戲規則就是改變，只要在任何線索的線頭上作出改變，結果就完全是另一種樣子。這個游戲為什么那么迷人，因為它可以提供無數無數的結局。④

作為“線頭”的契約本身具有偶然性與不確定性，以其為線索探尋到的并非歷史本體，而是被異化了的虛假能指。吳正好的想法和行為帶有極強的先驗性，他所要確證的歷史“真相”只是能夠佐證其繼承財產合法性的片段歷史。換句話說，吳正好探尋歷史的行為從一開始就是“西西弗斯”式的無效游戲。

《滅籍記》中的敘述聲口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數量，共計有五個之多。多重敘述聲音在偵探小說等類型小說中頗為常見，但與偵探小說相比，多重敘述聲音在文中不僅起到了眾聲喧嘩的布疑效果，也使得歷史變得更加豐滿，并與現實產生了有效的互動。小說由故事情節互相關聯的三部分組成，分別從三個形象—吳正好、鄭見桃、鄭永梅的角度切入講述。吳正好代表了由當下回溯歷史的嘗試，他手中的契約是通向歷史幽微的通行證，但只有找到與歷史相關的有效實體才能確證自己繼承財富的合法性，這一實體便是葉蘭鄉。吊詭的是，真正的葉蘭鄉早已離世，留下的是假借葉蘭鄉之名活著的鄭見桃。個體人生經歷的局限及其與真實歷史之間的顯在斷裂使得這一回溯過程從一開始便困難而無望。與第一部分吳正好的限制性視角相比，第二部分采用了第二人稱與第三人稱交叉的方式敘事，“葉蘭鄉”的替代者鄭見桃的人生就此得到了由內而外的全景式展現。如果說吳正好所進行的是解謎歷史的嘗試，那么鄭見桃的一生則是通過無數謊言虛構歷史。由此，小說的前兩部分形成了界限清晰的兩種歷史呈現方式。與尚需依靠假名字生活的鄭見桃相比，第三部分當中的鄭永梅則是一個自始至終不曾存在的“虛無”。鄭永梅是一個極具先鋒色彩的詭異形象，其文本意義在于，他從未以肉身形態參與歷史進程，但卻成為了他人虛構歷史記憶的重要組成部分，歷史的荒誕性與虛假性由此得到了有效揭示。鄭永梅這一形象是范小青又一次靈活運用“他者”視角的體現。《赤腳醫生萬泉和》中萬泉和的“愚癡”視角與《香火》中香火介于神、鬼、人之間的“靈體”視角在本質上都屬于“他者”視角。而《滅籍記》中的“他者”視角一方面通過“陌生化”拉開了讀者與宏觀歷史間的距離，另一方面，由于“他者”與歷史、現實均沒有利益牽扯，因此又使得“他者”敘事更為真實可信，由此又拉近了讀者與歷史真實的距離。范小青以極端化的形式切入歷史，其目的并不在于借“他者”為歷史下定論。“他者”也無法完整把握歷史，經由鄭永梅闡釋的歷史其真實性仍無法得到確證。但“他者”的引入無疑豐富了解讀歷史的可能性，使得受情感利益糾纏以及意識形態遮蔽的歷史得到了更為清晰的還原，第三部分的引入使得文本以一種“正反合”的狀態得以完成。

從《滅籍記》中，我們看不到明確的結論，通過對歷史“起死”，其間的隱秘雖然得到了挖掘，但歷史的真實性仍有待考量。在小說中，歷史如此陰森、破敗、殘酷而又不可捉摸，試圖通過“起死”歷史擺脫現實困境的行為卻反使得探尋者陷入了不可捉摸的“羅生門”：

他們以為就此完事了……可是，他們就沒有想到，我鄭永梅有沒有小輩呢，假葉蘭鄉有沒有后代呢，說不定鄭見橋也有一兩個私生子呢，還有二娃子家里的那些如狼似虎的后人呢，還有許許多多可能出現的人物呢。還有，一個最最重要的人物，你們別再忽視了，那就是我本人。你們真的認為我只是一個名字嗎，你們真能斷定我不是一個真實存在的人嗎？或者當年，我的父親母親真的有我這個孩子呢。所以，吳正好的人生之路，長著呢，遠著呢。甚至不知路在何方呢。⑤

“虛無”鄭永梅對歷史“起死”的有效性提出了尖銳的質詢，但這并不意味著小說滑向了不可知論與虛無主義。“假如我們希望把無名的人從備受漠視之下解救出來，就得號召有一種新的概念上的和方法論上的歷史學研究途徑，它不再把歷史看作是吞沒了許許多多個人的一個統一過程、一篇宏偉的敘述，而看作是有著許多個別中心的一股多面體的洪流。這時候作數的就不是一份歷史而是許多份歷史了，或者更好是說許多份故事了。”⑥歷史被各種符號層層表征化，通過重構歷史的多種可能性而非純粹按照主觀意愿去想象歷史，才能夠最大程度貼近歷史真實。多重敘述聲口的運用正是為了避免單一主導聲音對其他可能性的遮蔽。有學者曾就范小青的歷史敘事得出這樣的結論：“這樣的歷史敘事首先否決了精英化的歷史敘事。精英們將歷史納入到撥亂反正的框架內，但在范小青的歷史敘事里，正與反是環環相扣的……范小青的歷史敘事也不是曾經流行的顛覆歷史，而更多地是一種歷史的辯證法。”⑦小說的意義并不在于顛覆既有的歷史，甚至也不在于通過“起死”確認歷史的真實性，而是通過展現歷史的多樣性與不確定性揭示其本體，進而還原人的歷史。

二 身份：被“滅籍”的個體

《滅籍記》的明線是探源歷史，暗線則是身份建構。“自我”“主體”“他者”是與身份密切相關的三個關鍵詞。“自我”與“主體”常作為同義詞進行互換，而“他者”則是確認“自我”或“主體”的有效存在：“主體只能在對立中確立—他把自己樹立為主要者，以此同他者、次要者、客體（the object）相對立。”⑧在人類社會中，主體往往通過“他者”來確認自己的存在，并進一步構建自我身份認同。《滅籍記》中的歷史與記憶，既是需要探源的存在，也是確證人物身份的“他者”。

《滅籍記》中的“籍”指代的即是身份，吳正好是尋找“身份”的主要人物。小說中的吳正好名義上是接受過高等教育的大學生，而其真實階層屬性則是瀕臨“無職可求”的底層市民，其工作屬性本質上等同于電工，其社會身份與思維方式屬于典型的小市民。這決定了吳正好很難從工作或他人身上得到認可，換句話說，在一個科技發展、物質豐富的消費社會之中，缺乏物質基礎與社會地位的邊緣人吳正好無法從現實生活中的“他者”身上獲得有效認同。“作為封閉

（Verborgenheit）的日常生活，沒有世界的幻影，沒有參與世界的不在場證明，是令人難以忍受的。它需要這種超越所產生的一些形象和符號。我們已經發現，它的寧靜需要對現實與歷史產生一種頭暈目眩的感覺。”⑨作為信息時代之子，在獲得契約之前，通過電子游戲融入虛擬世界獲取存在感與滿足感，盡可能地打破虛擬與現實之間的界限，這是吳正好構建自我認同的直接手段。但契約使吳正好獲得了新的存在感，給了他突破僵化、封閉的日常生活的希望。同時，吳正好兼具歷史遺民的身份，能否繼承“歷史遺產”，與歷史產生實質聯系直接關系到自我身份建構的可能性與完整性，這是吳正好探源歷史的內在動力。而當這一行動失敗后，吳正好轉而試圖從反方向解決這一問題—通過造假和虛構“讓夢成為現實”，通過申請宣告鄭永梅的死亡，吳正好以“有創造力、有想象力、有執行力”的低成本看似完美地完成了遺產繼承計劃。如果說吳正好之前的行為是通過反抗歷史與現實的“滅籍”來完成自我建構，那么死亡申請則表明吳正好放棄了通過溯源歷史完成身份確證，轉而通過對過往進行“滅籍”完成自我虛構，從而賦予自我合法的繼承人身份。可以說吳正好最終回歸到了葉蘭鄉、鄭見桃等人的老路上。吊詭的是，鄭見桃等人均通過有意識的自我“滅籍”達成了重構身份的目的，吳正好的“滅籍”行動卻終歸于失敗，其因在于吳正好所進行的“滅籍”從一開始便指向了虛無。恰如鄭永梅所言：“一個從來不知道自己在哪里的人，竟然知道了自己的死亡日期。”⑩吳正好與歷史之間的斷裂使得他既無法通過溯源確認自己，也無法在甄別的基礎上對過往進行有效虛構，最終使得自己跌進了歷史與現實的夾縫之中，只能以一種毫無存在感的邊緣人身份繼續生活：

后來又輪到我值夜班了，我瞄了一眼監控，發現有一臺電梯的門開了，不過這不關我事，有沒有一只蝙蝠飛進來飛出去，也不關我事，我繼續打我的游戲。11

如果與老舍的《駱駝祥子》類比，我們能夠清晰地看到《滅籍記》反思個體身份構建的內在邏輯。祥子是典型的進城青年，其理想是通過自己的努力攢足錢買黃包車，自食其力在城市中立足。在這一過程中，他先后經歷了農民、勞工、市民、城市游民的身份轉換。祥子的人生經歷了一個拋物線，最終成為了一名寄生在城市中的流氓無產者，未能完成最初改換身份的愿望。與祥子相比，吳正好的人生是一條直線，他的身份自始至終未曾發生改變，他的思維方式與祥子亦大不相同，但他們的心路歷程卻有著相似之處，都是以愿景為精神依托，試圖重構自己的身份。當希望破滅后，祥子和吳正好的內心均墮入虛空，祥子表現為不再理會別人叫他“祥子”還是“駱駝”，從一個憑自己力氣掙飯吃的頭等車夫墮落為一具麻木不仁的行尸走肉。吳正好表現為從對過往充滿了好奇、不惜一切代價去繼承遺產的狀態回歸到了萬事皆不關己、沉迷于游戲世界的狀態。但與老舍刻意突出祥子重構身份的人生悲劇不同，范小青質疑了這一行為本身的意義：

那要看我的游戲朝哪個方向發展，改變規則，我可以應有盡有，再改變規則，我可以一無所有。游戲就是這樣。12

面對浩大無匹的歷史與現實困境，個體的嘗試顯得沒有任何意義，身份構建已淪為脫離現實的虛假游戲。從這個角度看，鄭見桃虛構、篡改身份并不算是真正意義上的“滅籍”，吳正好被迫脫離歷史與現實，將自我身份虛擬化、游戲化才是真正的“滅籍”。

值得注意的是吳永輝這一人物形象。傳統意義上，“父”以其先天的血緣關系與監護人身份宰治其“子”，而“子”往往通過精神“弒父”完成自我身份構建。“父”既是“子”模仿的對象，也是“子”超越的對象。同時，“父”還是“子”與歷史建立聯系的紐帶。但在《滅籍記》中，父親吳永輝卻一直處于“半缺場”狀態，這里的“半缺場”指“父”雖然是客觀存在的，但在對“子”進行精神指引及幫助“子”與過往建立聯系方面是缺席的。吳正好最初試圖以父親為媒介來探求歷史真相和建構自我身份，但均被父親以裝瘋賣傻的方式搪塞，這與小說“假子真孫”的設定密切相關：作為鄭見橋與葉蘭鄉的親生兒子，吳永輝自出生伊始便以虛假的身份活著，當他得知自己并非吳福祥的親生兒子時，內心深處對歷史和身份的潛在認同業已崩塌。換句話說，吳永輝始終未曾完成真正的自我身份建構。因此，作為“假子”的他無法將包括家史在內的真實歷史還原并傳承給“真孫”吳正好，相較于以虛假對“子”進行規訓，吳永輝選擇了能而不為。而在小說的結尾我們發現，吳正好所做的一切不過是吳永輝的拙劣翻版，通過契約獲取財富進而在當下獲得身份認同的行動注定要失敗。因此，“父”的自我隱匿既是對“子”自我身份構建的阻礙，也是對“子”的成全。另外，吳永輝這一形象實際上還代表著特定的歷史時空與話語空間，父權的缺場隱喻著話語權力的失效，象征著歷史過渡階段的無序與失語。在斷裂和虛構的歷史中意圖通過認祖歸

宗確證自我，這一“尋籍”之旅注定只能以“滅籍”作終。

三 人性：“起死”與“滅籍”的悖論

與《女同志》《赤腳醫生萬泉河》《香火》等作相比，《滅籍記》本質上延續了范小青一貫的創作傳統—仍是一部描摹人心、揭露人性的小說。“文學最要關注和表達的是人類的命運和情感，寫老宅，即是寫人。”13在展現歷史“起死”的無效與身份“滅籍”困境的同時，人性的“起死”與“滅籍”是范小青思考的重心。透過歷史與個體身份書寫人性的復雜，而不介入對人性的評判，這是《滅籍記》的突出特點。

當前，書寫“人性”已成為一種保險而庸俗的經驗。在刻意回避人性善惡的基礎上，著力于洞悉人性幽微，以書寫人性陰暗面延展所謂的文本深度，以展現人性扭曲揭示人的內在“豐富性”，已經成為部分作家的創作常態。誠然，這種寫作方式有利于作家避開外部力量塑造“新人”的潛在訴求，同時避免了作家宏觀把握人性的無力與尷尬，但也導致了書寫人性的維度越來越狹窄，其所展現的人性變得愈發片面與可疑。“‘藝術摹仿自然’，這個自然主要就指‘性’……文藝作品的價值高低取決于它摹仿（表現、反映）自然是否真實。” 14《滅籍記》的獨特之處在于，在歷史與現實，身份建構與身份消解的裂隙中，以真實而具說服力的方式，完成了對人性的再觀照。

我們先從《滅籍記》的“公路小說”特征入手分析。以吳正好的視點切入，《滅籍記》以其身世為線索，以歷史為道路，以“尋根之旅”中見聞為主要內容，這種鮮明的“在路上”姿態可以看作是“公路小說”的變體。范小青采用這一敘事方式全景展現了歷史與社會景觀，同時也展現了人心，揭示了人性。吳正好的所作所為無不昭示著他就是當代中國的“垮掉一代”。與“二戰”后的美國青年相比，吳正好的不同在于將逃離現實的工具從性愛、毒品置換成了精神海洛因。但如何擺脫精神上的苦悶，完成自我身份確認，不僅是《在路上》中迪安、薩爾所面臨的問題，同樣也是吳正好需要解決的問題。讀者隨吳正好進行歷史探秘的同時，也由表及里地了解了吳正好這一人物形象。在年輕人的生存空間不斷被擠壓，“佛”與“喪”日益成為其主流文化口號的今天，吳正好反映了一代年輕人表面頹廢但內心深處仍想確證自我的生存樣態。這里我們暫不去分析形成這種樣態的外部原因，單就個體而言，趨利避害，人之本性，當確證自我的成本大于收益時，多數個體均會本能地采取回避態度，避免“西西弗斯”式的徒勞。支撐吳正好努力的是無所謂有的歷史遺產及由之產生的愿景，其內涵在于人心深處對“烏托邦”式幸福不可遏制的向往，這種向往常外化為對外物的追逐，而“烏托邦”的覆滅會直接導致人心裂變，這是人性最大的真實。由此，我們可以將吳正好的象征意義放大到作為整體的“人”。在小說當中，鄭見橋、葉蘭鄉、鄭見桃等人均曾為自身幸福進行極限嘗試，在嘗試當中他們產生了巨變，葉蘭鄉、鄭見桃這對姑嫂是巨變的典型：

她的嫂子葉蘭鄉，出身名門，但她很快已經從一個氣質高貴、溫文爾雅的淑女變成了一個神經兮兮、說話顛三倒四又尖刻無賴的潑婦。15

鄭見桃是聰明的。只是在從前，她不需要太聰明就能過得不錯，但是現在不行了，現在她必須把她的聰明才智調動起來，使用起來，她才能應付日子。恐怕連她自己也沒有想到，一旦她的聰明才智調動起來，使用出來，她會成為一個什么樣的人。16

根據馬斯洛需求層次理論，人最低層次和最高層次的需求分別為生理需求和自我實現需求。“人的動機越是來源于較高級的需要，人就越少獸性而越多人性，人的本質也就越得到充分的體現” 17，葉蘭鄉和鄭見桃的巨變源于生存環境的惡化，她們的現實需求直接從最高層次跌至最低層次。如果采用傳統道德評判標準，那葉蘭鄉和鄭見桃無疑是脆弱而速朽的，但范小青的思考顯然超出了簡單的道德評價與人性判斷范疇。小說中的人心與世道是不可分割的整體，書寫世道就是在揭露人心。將視野放寬，我們能夠看到，小說營造了一種“圍城式”社會景觀：《滅籍記》中正面人物形象缺失，存在的是一群道德上有缺陷的人，他們互相攻訐、欺騙、陷害、勾結……構成了“死水”般的自足世界。而所有人物的行為幾乎都與現實處境或者說現實困境密切相關，且這種困境實際上是無法擺脫的，因為其本質上是存在主義式的困境。從《香火》《我的名字叫王村》再到《滅籍記》，我們能夠看到完成轉型的范小青逐漸與所謂的“溫暖現實主義”拉開了距離，其筆鋒冷峻的一面日益凸顯。作者越來越偏向于以荒誕、反諷、戲謔以至于游戲的筆調來解構一切看似不可撼動的事物，而人性的深刻與復雜反而在其間得到了彰顯：“仍然是寫人生寫人性，但已經不是‘挽回’的方式，而是構造了沖突之中的人生場景和人性圖解。相對于以往的‘靜’，現在多了‘動’，相對以往的‘穩定’，現在多了‘變動’，小說的藝術張力也因此而生。” 18范小青并未直言人性的本質是什么，她揭示了人性的不確定性，其最大的特點是變動不居。將人物置于極端環境之中對其進行考驗的目的并非為了顯示其惡，而是表明人性的脆弱，進而表達對人本身的關注。從中我們可以看到建立在對人性理解之上的悲憫。

《滅籍記》中的人性書寫與歷史探源和身份建構密切相關，歷史的斷裂與身份建構的失敗斬斷了人與人、人與自身的內在聯系。“滅籍”的深層含義是人性的泯滅。不管是被特殊時代裹挾被動“滅籍”還是打破現實與虛擬的界限主動“滅籍”，其本質都是人性的異化與喪失。對歷史進行“起死”的重要意義在于解決外在現實層面的問題，內在精神層面的問題則主要由人性“起死”來完成。在《共產黨宣言》中，馬克思這樣描述共產主義社會：“在那里，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19 這一理想社會中，個體與個體、個體與外部世界生存性利益上的矛盾已被消解。但由存在帶來的根本性矛盾，特別是個體與其內部世界的矛盾顯然無法完全消解。從這個角度上看，吳正好的一系列行為實際上隱含著人性“起死”的悖論：完成自我建構是擺脫邊緣化身份進而實現人性完滿的有效途徑。但在這一過程中，人性不僅未被重拾，反而進一步喪失。與鄭見桃年輕時的處境相比，吳正好處在一個物質豐富的時代，可這并沒有解決吳正好的生存困境，他的努力反造成了人性的徹底“滅籍”。鄭見桃由歷史過渡到當下，生存境遇發生了極大的轉變，亦未能實現人性的復歸。保持人格的完滿與人性的復歸不是個體能獨立解決的。

余 論

歷史、身份、人性在范小青的創作中并不算新鮮命題。縱觀范小青幾十年來的創作，早期的《褲襠巷風流記》《瑞云》已能夠在書寫世俗生活的同時觀照地域歷史文化、描摹平凡人的品格。而在《百日陽光》《城市表情》等作當中，范小青通過將目光轉向新的現實對人性的復雜有了更深刻的展現。《女同志》之后，范小青逐漸完成了從超越蘇州到超越現實的轉變，歷史、存在、人性等哲學層面的思考在她的作品中占據越來越重的分量。《赤腳醫生萬泉和》《香火》《我的名字叫王村》直到《滅籍記》清晰地顯示了這一流變過程，如果將范小青的創作看作是一場文本試驗，那么相較于之前的創作，《滅籍記》完成了哲學層面的純化。回到《滅籍記》的開頭，吳正好的自述已暗示了小說的哲學內涵：“我們這地方，是個有文化的地方，過去經常在戲文里唱才子佳人假子真孫這樣的故事。我就是那個真孫。”范小青的創作兼具了歷史“起死”、文化“起死”和人性“起死”的多重內涵。透過文學的虛構對歷史隱痛、個體身份和人性本真進行書寫，無疑是以真實反抗“滅籍”的有力方式。在細膩感性的基礎上，范小青業已超越了表象，開始構建獨屬于自己的哲學體系。這一哲學體系連通了中國傳統話語與西方現代話語，其間既有真假同構，有無相生，又有荒誕無序，解構異化。同時，范小青并沒有在超越中迷失自己，她創作的個人化風格及精神內核反而愈加突出。真正成熟的作家是難以用任何術語標簽化的，范小青便是如此。

注釋：

①范小青：《變》，《山花》2006 年第1 期。

② [ 意] 貝奈戴托·克羅齊：《歷史學的理論和實際》，傅任敢譯，商務印書館1982 年版，第2 頁。

③ [ 英] 湯因比：《歷史研究》，劉北成、郭小凌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年版，第19 頁。

④⑤⑩1112151620 范小青：《滅籍記》，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8 年版，第361、352、351—352、361、361、159、163、3 頁。

⑥ [ 美] 伊戈爾斯：《二十世紀的歷史學：從科學的客觀性到后現代的挑戰》，何兆武譯，遼寧教育出版社2003 年版，第118 頁。

⑦賀紹俊：《現實主義的意義重建——從新時期文學三十年讀解范小青的創作》，《當代作家評論》2008 年第1 期。

⑧ [ 法] 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陶鐵柱譯，中國書籍出版社1998 年版，第12 頁。

⑨ [ 法] 鮑德里亞：《消費社會》，劉成富、全志鋼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08 年版，第12 頁。

13范小青：《〈滅籍記〉的虛與實》，《文藝報》2019 年1 月30 日。

14朱光潛：《關于人性、人道主義、人情味和共同美問題》，《文藝研究》1979 年第3 期。

17[ 美] 弗蘭克·戈布爾：《第三思潮：馬斯洛心理學》，呂明、陳紅雯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6 年版，第39 頁。

18王堯：《轉型前后——閱讀范小青》，《當代作家評論》2008 年第1 期。

19[ 德] 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 年版，第273 頁。

[ 作者單位：蘇州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