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阿舍的散文《我不知道我是誰》，讀得我心緒不寧。她敏銳、細膩而執拗的筆觸，攪動了沉睡在我內心深處的許多疑問：“我是誰？”“來自哪里？”“去向何方？”這些看似平常的形而下之問，實際是終極的追問，帶著濃郁的形而上色彩。由此，我再也無法只把阿舍的散文，當作一般意義上的童年記憶，或者思鄉情緒。我注意到，她的散文之中，有一種遠遠高于一般書寫的價值，這種價值，與其說是美學的，不如說是精神學的、靈魂學的，其所包含的“美”，超越了一般意義上的藝術形式和文學修辭。那些帶著本質的追問指向了高遠的天際、蒼茫的過去和悠遠的未來，也指向了個人的內心深處，乃至血脈之中。讀著讀著，我仿佛聽到了許多嘈雜的聲響，不同血緣的碰撞，不同民族的爭辯，不同信仰的對話，從遙遠的南疆，穿越河西走廊，撲向東來。

整部散文集，只有一個主人公，也就是敘事者，一位女子——“我”。她出生在新疆生產建設兵團農二師三十二團，那是一個漢語的世界。她只會說漢語，盡管她有著維吾爾族的血緣，但卻不會說維吾爾語。她的維吾爾族母親跟她也只說漢語，因此，她以為她的母語就是漢語。直到有一天，她突然聽到母親與維吾爾族同胞說著維吾爾語，那種特殊的聲帶振動的方式、舌頭顫動的方式、嘴唇發音的方式，使她感到陌生而新奇。她想不明白，為什么母親不說維吾爾語而是漢語。當她在高考前將身份改成“維吾爾族”的時候，她突然產生了一種焦慮感，她害怕“差異性”，她渴望“同質性”，她怕她所居住的城市將她排斥在外。可是，當她以維吾爾族身份進入大學的時候，恰恰相反，她又渴望“差異性”，但同學們卻要將她視為相同的類別，說“你不是維吾爾族，你說漢語，你就是漢族”，她被歸入了“同質性”。這種身份的錯位，使敘述者“我”焦慮不安，心神不寧。

更有甚者，祖籍湖南的父親突然宣布，自己不是漢族，而是侗族，并拿出了政府剛剛頒發的身份證明。四分之一漢族，四分之一維吾爾族，二分之一侗族，族別由漢族改成了維吾爾族，父親又試圖讓她改回侗族。大學畢業之后，她嫁給了一位回族男人。于是，她越發地不知道自己是誰，她的兒子的血緣也更為復雜。這種含混帶來的焦慮，左右著她的情緒、情感、觀念，乃至思想。無論是小學、中學時期還是大學時代，還是離開學校走向社會和婚姻的殿堂，她不停地追問：我是誰？我的血管里流淌的是什么血？她一直被這些問題折磨著。只有一點十分清楚，她從小就說漢語，她用漢語思維。

因此，直到有一天，她開始寫作，用漢語寫作，用母語寫作，她突然找到了逃離身份之戰的途徑，同時也尋找到了一種整合身份碎裂的方法：“我要去往一個能夠將我整合為一的地方。在那里，那些四分五裂的身份可以像水中的月亮，被石子擊碎而后恢復完整與平靜；能像得到治療的傷口日漸愈合；能像一部詞典，收攏那些漂泊不息的詞語。寫作生涯就這么開始了。”

一種語言的詞匯的意義、使用方法、排列順序、結構形式，這樣一種完整的力量，拯救了她，將一種雜亂無章的身份感，整合成為一種完美的統一體。于是，這個“她”重新找到了一種完整的自我及其觀念：“作為人的我們，不管擁有任何血緣，不管屬于何種人種，本性之中便含有突生變異的雙重性或者多重性。許多時候，我們自信地將此稱為人的可能性，并以拓寬自身的可能性而著迷驕傲，因為它顯現了人的豐富性和偉大的創造力。”

“這種多重性便是人的同一性了。因為即使身為一個維吾爾族人、侗族人、漢族人、穆斯林，我也會跟他們中的任何一個人不一樣，因為人生來就是獨異的，因為在差異性的深層結構中，正是同一性造就了理想、夢、欲望、罪與惡、善與美——在人類心中的標尺與遠景。而人的多重性便是同一性的一個顯現，人正是在自身的多重性里，構成生而為人的同一性的某一個層面。”

讀到這里，我內心有一種釋然和安心。我為這個敘事者“我”，或者“她”，或者阿舍，感到欣慰。在“寫作”中，在“母語”中，竟然也能安頓我們的心、我們的精神、我們的靈魂。不同的身份、信仰和聲音，能在母語中團聚。

讀到這里，我一掃第一次讀阿舍自選散文集的印象，一個從新疆走出來的“漢族女孩”的童年回憶，對戈壁灘生活的回憶和眷戀。這時候我才發現，當眷戀沒有根基的時候，眷戀也僅僅成為眷戀而已。當眷戀的另一頭牽扯著血脈和靈魂的時候，眷戀已經不僅僅是眷戀了。這樣，《小石橋記》《1989年的火車》《火之吻》《一日之界》《風吹過》，全部都被《我不知道我是誰》激活了，仿佛被神靈吹入了仙氣一般地復活了。

我曾經建議，這本散文集的名字叫《出疆記》，或者叫《系在戈壁灘上的魂》或者《塔里木河上的精靈》，而阿舍堅持要用《我不知道我是誰》做標題。現在看來，她是對的，我那種標題的取法實在平庸。

最后當然是祝福，祝福阿舍的寫作之路順利，祝福寫作真的能夠成為拯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