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在您看來，這些參展民族志紀錄片大體有哪些類型？具有怎樣的特點？

朱靖江：這次參展紀錄片如果從類型來分，可以大致分為學者紀錄片，如郭凈的《卡瓦格博登山傳奇》，林葉、朱曉陽的《老村》等；媒體紀錄片，如許東平的《昆明戲窩子》、賈丁的《毛坦廠的日與夜》等；獨立紀錄片，如于廣義的《小李子》、李璞的《道別》、康世偉的《輪回情》等；院線紀錄片，如《大河唱》《十年尋羌》等；還有社區影像作品《鼠兔》、影像口述史作品《馬背上的生活》、實驗影像作品《空的形狀》以及為數不少的在校學生的紀錄片作品。應該說作品類型很豐富，創作者身份多元，且都懷有關注社會和文化變遷的責任感，都有溫暖的人性關懷，大都經過了較長時期的拍攝歷程，總體水平要高于前兩屆的入圍作品。

記者：您認為，這些紀錄片除了具有學術價值以外，從民族工作的角度來說，對于促進各民族之間的交往交流交融、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方面有怎樣的推動作用？

朱靖江：這些作品體現出不同年齡與社會身份的影像作者對當代中國社會與民族文化變遷的真切記錄與誠摯思考，能夠提供很多來自民族民間的真實生活圖景與豐富的文化細節。我們唯有更真實地認知和理解中國社會與民族文化的豐富樣貌與內在精神，才能進一步促進民族間交流互鑒，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記者：隨著專業認識的介入，越來越多高水平的民族志紀錄片不斷涌現，它們甚至走進了院線，取得了不錯的票房。在“人人都拍”的當今時代，您認為，專業化、高水準、規模化的“民族志紀錄片2.0時代”是否已經到來？

朱靖江：民族志紀錄片本質上說是一種文化表達，它追求的是多聲道的文化共鳴，也就是不同社會身份的文化主體都有權利和有能力拿起攝像機，記錄和表達他們所關注的社會文化主題。高品質民族志紀錄片的發展當然是一件好事，能夠讓更多人認識到這種富含文化與學術價值的紀錄片類型，但歸根結底，我們不能只有高成本、大制作的院線片，忽視更多學者、學生、村民、工人或其他普通紀錄片創作者文化表達的愿望與權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