莊孔韶

日前，莊孔韶獲得由中國民族博物館等聯合主辦的第三屆中國民族志紀錄片學術展“終身成就獎”。頒獎儀式上，莊孔韶一身輕裝走上臺領獎，黑色運動衣內搭灰色V領毛衫，同色系的黑色鴨舌帽下掛著標志性笑容。或許對他而言，領獎并不重要，通過影展讓更多人了解民族志紀錄片才是其目的所在。

莊孔韶師承著名人類學家林耀華先生，是我國培養的第一位民族學（人類學）博士，去年秋從浙江大學轉任云南大學“魁閣”學者及社會人類學研究方向首席專家，同時任中國影視人類學學會副會長。

在膠片民族志紀錄片走向式微、數字影視人類學尚未登場的上世紀八九十年代，莊孔韶就以文本和電影合璧創作為其學術研究特征，前接民族志多元寫作，后啟影視人類學，他的影片《端午節》記錄了福建金翼山谷的村民在水淹前過最后一次端午節的情景，為福建水口電站建設改變水位前留下了多個縣鄉鎮風物的珍貴影像資料。此片于1992年成功入圍美國紐約米德電影節。在華盛頓大學出版社出版后的數十年間，《端午節》被用于歐美高中、大學和研究生的中國文化教學中。莊孔韶另外一部關于云南彝族用民間盟誓儀式戒毒成功的紀錄片《虎日》（結合學術論文），獲2004年中英項目（HAPAC）和亞洲“最佳實踐”獎。莊孔韶應邀在哈佛大學亞洲研究中心發表了《“虎日”民間戒毒禁毒儀式的人類學發現與應用實踐》的演講，為中國影視人類學的國際化發展道路提供了實踐經驗。他的多元化表達探索，已構成人類學在中國的一道獨特的風景。

莊孔韶1995年提出并實施了多學科、多專業和多方法表述人類學問題與思想的“不浪費的人類學”理論。該理論主張在一個田野調查上，人類學、電影、繪畫、詩作、新媒體等可以兼收并蓄，從而使多學科的橫向合作能較好地實現觸類旁通的綜觀效果。他還認為，如果是一個長時段調研點（即有縱深研究傳統的田野點），縱橫協同的研究一定比短時間和單項寫作的研究有更多的理解性延伸。這是當代國際人類學特別推崇的一種方式。在2014年歐洲“數字人類學”大會的展映活動上，莊孔韶就他的團隊人類學展現形式的多元化發表了演講，介紹了“不浪費的人類學”的實踐。為此，法國科學院的瓦努努教授在《法國人類學家》雜志上撰文給予高度評價。

莊孔韶主張創新人類學的表現形式，為此，他將于今年12月舉辦一次以繪畫人類學為中心的多學科研討與展覽活動。20年前，莊孔韶和畫家聯手悄悄開啟的繪畫人類學，已經積累了數十幅畫作和專論。此次展覽以電影《虎日》的主人公肖像畫為引子，配合觸摸屏電影作為解說，帶給觀眾一種全新的觀展體驗。“繪畫以獨特的視角再現場景，和電影以及文字寫作都不一樣，只有親自體驗過，才會發現不同學科的展示特征與效果的比較意義。當然，這次在云南民族博物館的大廳還會展示世界上六七個國家的人類學繪畫，以及新媒體的展示和網上直播。”莊孔韶說，“舉辦這樣的展覽旨在為人類學的跨學科交流搭建平臺，也可以說是各學科參與者學術成果的‘茶馬互市’”。

[對話]

陳怡如：您參加了多次影展，也拍攝了像《端午節》《金翼山谷的冬至》這樣的優秀作品，您認為拍民族志紀錄片、辦影展有什么重要意義？

莊孔韶：影展有國家級的，也有小型的、不同專業的。現在民族學人類學已經深入人心，拍好片子的學人很多，思想和手法新穎，但如何在民族志紀錄片中找到學術點，是評估一部好民族志紀錄片的根本。中國民族志紀錄片學術展這個國家級電影平臺，就起到了調動全國的電影人才華和智慧、為學術和人民福祉服務的作用。

近年來，人類學思想已經通過電影進入了不同學科，形成不同的分支學科。比如國際上的考古學、醫學和公共衛生都有自己的電影節時。前些年我參加英國北愛爾蘭貝爾法斯特舉辦的公共衛生世界大會電影節時，播放了《虎日》，對前來參加電影節的醫生有很大的觸動。前些年，我們已經開始通過自己的博士在協和醫學院為每年的研究生和臨床醫生開設醫學人類學課程，《虎日》一直是他們的重要影視教材。我認為，民族志紀錄片需要擴大拍攝的領域，如醫學與公共衛生、心理、語言、科學、教育、體育、詩學和新媒體等多元領域，為此，紀錄片攝制者也需要學習新的知識。

陳怡如：您拍攝了云南省小涼山彝族用民間盟誓儀式戒毒成功的紀錄片《虎日》，對于當時的小涼山而言有什么影響？您希望觀眾通過這部紀錄片了解到什么？

莊孔韶：一般戒毒用醫學手段或強制等方法，而人類學則是以地方文化的智慧和力量，戰勝人類的生物性成癮，這是人類學的學問，也是《虎日》這個人類學電影拍攝的意義所在。現在，我們還在追蹤小涼山的情況，得知影片給這個地方帶來了巨大影響，這個地區發展得很好。

最近我們將會舉辦一個研討會和一個展覽，不只是用電影來表達，還有畫家給他們作畫。這次“虎日”戒毒行動的主人公們都會出現在現場，現身說法，讓學術的發現持久地與應用、公益事業聯手。這次展覽中，論文研討、影視人類學、繪畫人類學、詩學人類學會占一定的位置。現在是學科并置，大家都要跨學科，人類學也要多做嘗試，不試試怎么知道異曲同工的好處呢。

陳怡如：您拍攝的人類學紀錄片《端午節》是民族節日志紀錄片的一個標準范本，您在拍攝《端午節》的過程中，有沒有難忘的經歷跟大家分享？

莊孔韶：我從云南轉向福建金翼山谷，才知道我回訪的地方不一般。林耀華先生的《金翼》英文版世界知名，我實際是在步其學術后塵，不敢怠慢。當我得知華東水口電站水位改變，要淹沒金翼之家周邊的谷口、水口（都是《金翼》里描述過的），有些人要搬遷，村民要在老地方過最后一次端午節，我萌生了執導拍攝《端午節》的念頭，這是歷史的機緣。用現在的話說，這至少是一部非遺保護電影，有了它，老縣鄉鎮至少不用再做水下考古了。

陳怡如：您覺得做民族志紀錄片，應當如何選定拍攝主角和事件？如何讓參與拍攝的百姓投入到拍攝中，卻又不表演、不受鏡頭約束？

莊孔韶：拍攝人類學紀錄片首先要做田野工作，和老鄉熟悉了，他們才不會對鏡頭抵觸，所以好的紀錄片不會是在生疏的地方唐突地拍攝。我在1986年到1989年期間，有三個春節和兩個端午節都是在金翼山谷度過的，所以我深知龍舟手岸上的女朋友是誰、裁判是哪個鄉鎮的中學老師。所以，沒有人提防我，因為我早已是他們的朋友。

陳怡如：您在2014年3月赴法國參加了歐洲“數字人類學”大會的展映活動， 通過這些中外紀錄片交流，您覺得中國民族志紀錄片有哪些可以改進和加強的地方？

莊孔韶：全世界都得改進，但是我們屬于英語學術圈以外的學者，要想更好地表現自己，就更要知己知彼。我們要做的不是跟隨他們，而是要考慮怎么能做出和他們不一樣的東西來。最近我們提出了一些理論，歐洲的學術刊物已經在刊登研究中國學者的論文了，這就是一個突破和進步。但民族志紀錄片在中國起步晚，未來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比如“不浪費的人類學”這個理論，聽起來很簡單，但是可能需要持續幾十年的研究。在一些拍攝作品的方法上，中國學者已經走在前面，但我們需要探索自己的理論。

陳怡如：在“不浪費的人類學”理念中，強調長時間內對田野調查地點不斷運用不同的方式進行呈現。請您談談在人類學這個專業，學術研究和實踐應該怎么平衡？

莊孔韶：人類學有兩種分類，一種是純理論研究，一種是應用人類學研究。不是所有的人類學理論都能應用于現實生活，但在特定的情境和機會下，人類學具有應用的內在力量。比如《虎日》就是應用人類學的例子。

除了學術研究和應用，人類學也在不斷創新，比如，《金翼山谷的冬至》用了新媒體插播的手法，是為了凸顯人類學學術點。有了學術點就有了創新理解的基礎，所以橫向的學科交叉創新的機會多多，取決于我們每個學者自身的把握，以及團隊成員之間的合作與知識協調。

陳怡如：您認為在信息快速更迭、數字技術越來越成熟的時代，人類學學者應當培養學生的哪些能力和素養？

莊孔韶：法國人類學家讓-魯什在馬里多貢人的田野點發論文和拍電影已經好幾代人了。在笨重的攝影機改為輕便的小型攝影機的上世紀60年代，他就鼓勵學生們采納新技術。新事物初起時，一定有保守的老師和學生，而那個時代率先使用新技術的人如今都成了學術大家。即便是保守的學者，最后也使用了新技術，因為舊技術被淘汰了。歷史告訴我們，恪守人類學的基本原理，永遠攜帶著創新的思想，前途就是光明的。因此每一個平臺和每一個人都需要給年輕人開辟廣闊的空間。

陳怡如：您這次獲得了中國民族志紀錄片終身成就獎，可謂實至名歸。您對民族志紀錄片的發展和推動是有目共睹的。您拿到這個獎杯時有怎樣的感受？

莊孔韶：感謝此次電影節主辦機構給我頒發“終身成就獎”，感謝大會和遴選委員會的好意。我只能說我做的還不夠，需要再努力。人一生做不了多少事情，又要寫書又要拍電影，這個過程不只是小的學老的，也有互相學習。電影節的舉辦為人類學提供了非常多的互動和交流的機會，相信今后還會更加豐富多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