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新時代”為當代詩歌寫作提供了歷史性機遇，自然也為詩歌創作主體提供了許多新的課題。當代詩人應當適應時代的需要，成為“新時代”的歌者，并以此完成主體的自我建構。對比此前詩歌寫作中存在的問題，“新時代”詩人可以通過認知時代、觀念轉變，書寫時代主題、藝術技法的重塑，融入時代、樹立詩歌理想。“新時代”詩人的主體自我建構，可以引申出詩歌道德倫理這個未竟的話題。而重釋詩歌的道德倫理問題，不僅有助于“新時代”詩人的創作、豐富“新時代詩歌” 的理論體系，而且還有助于當代詩歌的發展。

關鍵詞：新時代 主體自我建構 詩歌的道德倫理

隨著中國社會步入“新時代”，詩歌作為文學的一個分支同樣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階段，進而產生了“新時代詩歌”的命名。“新時代詩歌”響應時代的呼喚、凸顯寫作新質， 自是為研究者帶來諸多新的闡釋角度。鑒于一些研究者已從整體和具體寫作方面進行了一些卓有成效的探索，本文擬從詩人主體自我建構的角度進入，進而豐富“新時代詩歌” 的研究。

一

談及“新時代”詩人的自我建構，我們必須首先明確的是：此時“自我建構”的主體在整體上是成年的、心智基本成熟的詩歌寫作者。他們大都有過高等教育的經歷，對語言文字和詩歌文體本身有著較為深刻的理解力和駕馭能力，同時對于社會語境、公民應有的行為規范以及詩歌作品的藝術價值、審美追求也有比較明確的判斷力。此時詩人的自我建構仍需如認知心理學派所言的那樣，要不斷通過學習、認知進而順應、平衡及協調自己與環境的關系，但這個不斷持續建構的自我卻不是未成年的兒童。作為既是公民又是文藝工作者的群體，詩人有履行義務的責任，也需要遵守以善惡為評價的，依靠人們內心信念、社會輿論和傳統習慣來維系的道德規范。在實現自我的過程中，詩人的自我建構呈現出持續發展、不斷調整的狀態，而就實踐意義上說，自我建構其實也可以理解為一種有意識的“歷史建構”。

詩人作為敏感的文藝者群體，應當清醒地意識到“新時代”為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寫作機遇以及賦予他的使命，進而在有感于時代精神和主題的同時成為時代的歌者，這是“新時代詩人”自我建構的必經之途。任何一個時代有生命力、創造力及至成為偉大的、經典的作品，都是和這個時代的現實生活緊密結合在一起的。“新時代”的詩人應當走出狹窄的自我世界，在書寫時代的過程中凸顯自己的個性。由此回想自1990 年代中后期一度出現的詩歌“邊緣化”“冷風景” 的說法，時過境遷，我們可以看到所謂“邊緣化”“冷風景”其實是當代社會發展過程中文化生產和消費多元化的必然結果；但與之相應地，詩人們是否在主觀上意識到這種必然進而通過積極調整自己的寫作策略，與時代、社會、現實進行有效的對話，則同樣是一個值得思考的話題。結合世紀之交一些詩歌現象可知：許多詩人或是以自我封閉的姿態片面理解了“個人化寫作”“懸置”了詩歌應有的公共意識，或是以“身體”“欲望” 的書寫走向了另一個“自我”、降低了詩歌應有的道德層次，但詩歌的“邊緣化”是否就意味著自我的必然邊緣化和沒有邊界的自我放逐和自我放縱？如果上述質疑在相當程度上是可以成立的，那么，部分詩人沒有很好地實現與社會、時代交流過程中的自我建構，顯然可以作為問題的重要關節點之一。事實上，從新世紀以來各地詩會、詩歌活動、詩歌評獎的風起云涌，詩歌刊物競相浮世， 我們完全可以得出當代詩歌具有雄厚基礎的結論。當代詩人完全可以憑此一展身手、實現自己的詩歌理想和遠大抱負，只不過，他們需要的是一個時代的契機、一個嶄新的社會公共主題和與之同步進行的思路的轉變。

結合以上所述，我們不難理解：“新時代”不僅為當代詩人提供了新的社會文化語境，而且也為當代詩人提供了新的寫作空間。當代詩人作為“新時代”的在場者、見證者和同行者，不應當無視于時代的變革與吁求。“新時代”期待詩人的書寫、記錄與歌詠， 同時也需要詩人弘揚時代精神、傳承優秀文化。為此詩人有必要轉變自己往日的思維和觀念，應既有鮮明的時代意識，又有積極的參與意識；既能呈現“新時代”的豐富內涵和日新月異的變化，也能在深度開掘現實生活的同時，把握其本質。當然，如果上述過程本身就可以作為詩人自我建構的一個重要方面，那么，為了能夠更好地完成建構，詩人還需理性、客觀地面對業已成為觀念的精英化意識：詩人可以是精神貴族、文化精英， 但并不具備身份和地位上的優越意識。無論從當代詩歌的發展實際還是生存本身來說， 詩人都需要先解決基本生活問題之后才能更好地進行寫作。強調這樣的前提有助于詩人貼近生活、了解寫作應承擔的責任以及如何面向閱讀與接受的實際效果，以身臨其境的姿態真實而詳盡地記錄、呈現生命體驗，而不至于沉湎、回避，無所適從，或是向壁虛構直至凌空蹈虛。

二

“新時代詩歌”就其具體寫作而言，應當能夠迅速及時地展現“新時代”的生活圖景和社會文化景觀，應當能以全方位、立體式的視野描繪“新時代”波瀾壯闊的歷史進程和未來的美好圖景，還可以縱橫歷史、筆涉中外，盡顯“新時代”的精神理念和時代氣息。這個正在進行的雙向互動過程很難從主題內容上一一講述，但從詩人的立場、態度和不斷形成的創作觀念上卻可以總體把握，并成為“新時代”詩人主體自我建構的一個重要方面。

首先，“新時代”詩人應當意識到自己已經進入一個新的歷史階段，其寫作應當符合時代精神、書寫“新時代”的主題。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文學，明確自己所處的時代及社會文化主題，不僅有助于詩人創作理想的實現，而且還會符合當代詩歌的鑒賞標準和批評標準并以此持續獲得新的寫作資源。“新時代”詩人必須明確“新時代”的內涵、對當代中國社會主題有準確的判斷與把握。從“一帶一路”、科技進步、太空探索的國家主題，到日常生活的細微變化，“新時代” 詩人應當力爭使自己的寫作見證偉大的時代， 并在抵達時代高度的同時，展示“新時代” 人民的精神面貌、生活訴求和美好愿景。

其次，“新時代”詩人應當建立正確的寫作觀，使自己的作品具有正能量，以積極向上、昂揚奮進的姿態感染讀者。“新時代” 作為中國社會發展的一個新的歷史階段，承前啟后、繼往開來，符合社會發展規律。“新時代”呼喚每一個中國人以堅定自信的姿態、積極投身于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洪流之中。在此背景下，詩歌應當符合時代的主潮，在展現時代主旋律的同時，表現詩人的參與意識及意識的能動性。“新時代”詩人需要樹立遠大的理想，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方向、以人為本，通過自己獨特的發現寫出鼓舞人前進的詩篇，以藝術的語言文字展現“新時代”社會文化和生活的真、善、美。

第三，“新時代”詩人應具有豐富的“歷史想象力”。已故的詩歌批評家陳超曾為“現代漢語詩歌重獲并保持真正的歷史承載力和藝術上的先鋒品質”而寫下《重鑄詩歌的“歷史想象力”》一文。在其筆下，“歷史想象力” 一詞包含的內容雖涉及范圍廣闊且有具體的指向，但在其“要求詩人具有歷史意識和當下關懷，對生存、個體生命、文化之間真正臨界點和真正困境的語言有深度理解和自覺挖掘意識，能夠將詩性的幻想和具體生存的真實性作扭結一體的游走，處理時代生活血肉之軀上的噬心主題”①這一點上，卻適用于1990年代以來當代詩人主體的自我建構。當代詩歌之所以在近20 年間常常被人指責為處理現實能力不強、批判現實功能弱化， 一個重要原因即為“歷史想象力”的匱乏。“新時代”呼喚詩人及時而迅速的書寫，其實是對當代詩人“歷史想象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新時代”的詩人不僅能全面、準確地書寫正在進行的生活、展現人文關懷，而且還需要以一種“新時代”的精神理念講述歷史、以古鑒今及至遙想未來。和中華民族悠久歷史、燦爛文明和偉大復興相結合的“歷史想象力”，可以在激活詩人創造力的同時促進當代詩歌的寫作。

最后，“新時代”詩人應當確立自己的寫作底線，拒絕平庸之作特別是非詩、偽詩。隨著網絡成為當代詩歌的重要載體之后，游戲化、娛樂化、快餐化詩歌確實在網絡詩歌寫作中占有相當的比重和份額。從新世紀以來圍繞諸如“×× 體”寫作而產生的種種爭議，其實不難看出當代詩歌在進入網絡時代之后存在著許多問題甚至是弊端。在詩人自我標榜、相互吹捧、謾罵甚至是人身攻擊成為網絡流行現象之后，當事人和圍觀者常常忘記或很少反思詩人本應是趣味高雅的文化人身份。而平庸之作特別是非詩、偽詩以及垃圾詩，更是成為“21 世紀詩歌形象重構的障礙”②。因此，在強調“新時代”詩人主體自我建構應有的三方面之后，筆者將確立自己的寫作底線作為“下限”。“新時代”詩人確立自己的寫作底線，拒絕平庸之作特別是非詩、偽詩，不僅有利于當代詩歌的發展， 而且還有助于詩人與時代之間的“對話關系”，并不時提醒人們應常常思考“詩人”“詩歌”這些古老命名的基本內涵和應有之義。

三

“新時代”詩人主體的自我建構同樣表現在詩藝探索和審美追求之上。

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指出：“我們要結合新的時代條件傳承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和弘揚中華美學精神。中華美學講求托物言志、寓理于情，講求言簡意賅、凝練節制，講求形神兼備、意境深遠，強調知、情、意、行相統一。我們要堅守中華文化立場、傳承中華文化基因，展現中華審美風范。”習總書記這段講話落實于當代詩歌寫作之上，可在繼承和發揚詩歌優秀傳統的同時，實現資源與寫作的創造性的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寫出符合“新時代”精神和當代讀者閱讀習慣和審美趣味的詩篇，建構新的詩歌美學形態等多方面加以深入解讀。

回顧當代詩歌走過的道路，由于在客觀上長期受到某些經驗的限制，詩歌在某種程度上已被簡單理解為“分行的自由體”并在具體書寫時演變為只要“分行”就可以是“詩”。事實上，對于一首詩的判斷，既要考察詩人如何完成，也要考察讀者的接受效果。“詩” 之所以為詩，絕不是僅由外在的形式如分行、語詞的組接以及網絡時代的“習慣性回車” 等決定的，而是由內容、形式、情感以及感知等多方面合力共構的。片面地局限于形式的經驗，已使當代詩歌大面積喪失了原初的靈動、跳躍，進而淪為枯燥乏味、毫無節制的日常生活“流水賬”和“日記體”，而關乎藝術的、時代的、生存的、有傳承和有生命力的詩歌美學形態卻遲遲沒有建立起來。

為此，“新時代”詩人應當在不斷加深自身學養的同時，對以往詩歌藝術有較為深刻的反思精神和自省意識，擺脫狹窄的、纖弱的特別是自賞的、頹廢的創作風格，以兼容、寬博的開放式的姿態，更為生動、具體、深入地表現“新時代”。“新時代”詩人應當在接續、吸納、豐富詩歌優秀傳統的同時， 開創屬于這個時代的美學風格、拓展新的藝術格局。“新時代”詩人的作品需要實踐并實現和社會公共生活的有機融合，通過文學的想象展示其強大的整合能力、延續性和能產性，獲取一種“詩性的正義”③，將“歷史和時代生存的重大命題最大限度地詩化”， 使作品可以“成為影響當代人精神的力量”④。

鑒于“新時代”詩歌要忠實地記錄、迅速地反映新的社會景觀和文化生活，所以， 其在風格藝術上可以視為一種“參與的美學”“公共的美學”。“新時代”詩歌在抒情主人公塑造上以新的形象特別是先進人物、英雄人物為主，在風格追求上力求一種崇高美，很容易使人聯想到它與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創作方法的天然接近。這一點就詩歌寫作邏輯來看，并無任何問題。但結合1980 年代以來業已形成的詩歌藝術經驗和當代生活實際情況來看，“新時代”詩歌需要在與時代共同進步的同時，創作方法多元并整合。在此過程中，且不論以今天的眼光看， 現實主義、浪漫主義、現代主義這些基本的創作方法在具體展開時多么曲折、復雜，也不論上述某一種方法隨著時代的變遷而產生所謂的陳舊、過時之感，僅就詩藝探索和審美追求的角度來看，“新時代”詩歌也應當在具體書寫的過程中，保持風格藝術的多樣性：以現實主義式的精神和浪漫主義式的情懷藝術地觀照生活、表現生活，辯證吸取古今中外一切優秀詩歌技法拓展詩歌的表現力和表現空間。上述問題的關鍵仍舊是如何處理“寫什么”和“怎么寫”之間的辯證關系： 與時代同步，不斷探索表現社會變革和生活變化的寫作途徑，“新時代”詩人應當建立更為多元立體的藝術觀，而“新時代”詩歌也應當保持多樣化的姿態，顯現一種“融合的美學”風格。

如果說建構“新時代”詩歌美學是總結現代詩歌歷史、回應時代呼喚的重要實踐， 那么，在此過程中，“新時代”詩人還應具有未來意識和世界性眼光。與“新時代文學” 結伴同行的“新時代詩歌”應當能夠參與世界文學的價值建構。“新時代”詩人應當立足于新的起點，以新的時代標準、精神高度和藝術理念書寫文明和歷史，以厚重、莊嚴、典范之作彰顯文化自信、中國形象和中國智慧，進而以可持續交流、對話的方式，成為世界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

四

由“新時代”詩人主體自我建構加以延伸，很容易會涉及新世紀以來文學研究一個未竟的話題，即文學創作的道德倫理。結合新世紀以來中國文學發展的實際可知：文學道德倫理的話題及爭鳴，一直以不同狀態存在著。2002 年10 月，由《人民文學》在河南許昌舉辦的首屆論壇就曾圍繞“文學最高目標是道德倫理還是藝術品質”展開討論； 2005 年，由“打工詩歌”“底層寫作”引發的詩歌道德倫理問題也曾一度成為熱點， 此后又有學者進行文學道德批評的研究…… 在學科分工越來越精確、細密的當代，將“道德倫理”這一原本屬于哲學及社會學的范疇和看似并不相關的文學創作、文藝研究放置在一起加以討論，顯然是有感而發，也因此具有十分鮮明的現實文化語境色彩。即使僅就詩歌而言，因快餐化、淺表化、無意義的書寫而產生的“垃圾詩”“口水詩”流行； 情色書寫、意象粗鄙；網絡批評過程中無限度的炫耀與吹捧、無限制的謾罵與攻擊，都足以說明當代詩歌已出現了道德淪喪的現象與問題。

文學的道德倫理認知古已有之，只是進入當代之后，人們接受歷史的經驗教訓之后， 擔心過多談及審美藝術之外的東西會增加文學的負擔，才使道德倫理讓位于藝術品質、成為一個“潛在的話題”。實際上，理解文學的道德倫理問題或曰文學應有道德倫理意識從不是困難的事情。當我們提倡文學應具備真、善、美的品格和人文關懷時，就包含著創作與接受過程中的道德倫理。只不過此時人們往往并不將已然有機結合的道德倫理和審美藝術、技藝追求人為地分開，具體區分究竟哪些內容或何種價值可以歸屬于道德層次或是藝術層次，何況人們已習慣將人品和文品分開的思維方式。因此，當文學接受悄然轉化為追求效果、搏人視線的時候，并沒有更多的批評者甘愿背負機械、教條、刻板之名，質疑文學的道德倫理意識正逐漸匱乏。

有鑒于此，在“新時代”為當代詩歌確立新起點的背景下，筆者重提詩歌的道德倫理問題，并將其作為詩人主體自我建構過程中的重要環節。強調詩歌的道德倫理不是為當代詩歌制定沒有過多實踐價值的至高律令和所謂的行為準則，而是期待當代詩人在充分意識到這一問題的同時，更為充分地完成并實現關乎主體的自我建構，并將其具體停留在詩人觀念、主體創作和閱讀接受層面， 區分若干層次。其一，是關于詩人的心靈真實和藝術真誠。詩歌歷來是高雅的文學、具有極高的藝術品格，因而對寫作者要求也相對較高。詩人在具體寫作之前，應當充分理解什么是詩；應當懷有高尚的詩歌理想，既講求真情實感，又需藝術地表現，進而完成一件嚴肅、高雅的藝術品創造過程。心靈真實和藝術真誠是詩歌道德倫理的第一步，沒有這一層“真”，詩歌本身應有的真、善、美都無從談起。其二，是詩歌本身的責任感。詩歌應當具有人文關懷的品格，應當有面對現實、關心時事的能力和當代精神，而不是落后于時代或是遠離時代。在這一點上，白居易所言的“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一直具有深遠的理論意義和實踐價值。相當長一段時間內的當代詩歌之所以思想貧瘠、精神貧血，其根本原因在于詩人缺乏責任感和使命感，忽視了與當代生活密切相關的社會時事和生活大事，無法通過自己的寫作為時代提供必要的思想和精神向度。比較而言，“新時代”呼喚有擔當的詩歌，召喚詩人參與、記錄時代的浪潮，這種堪稱責任感、使命感的賦予，有助于詩歌道德倫理層次的自覺提升，同時也有助于詩人主體的自我建構。其三，是詩歌傳播、接受過程中的道德倫理意識。詩歌作品完成、進入閱讀環節后，其真、善、美品格得以實現，其藝術品格高低優劣的評判權交給讀者。可以想象并確定的是，優秀的詩歌作品會因立意高遠、思想深刻、主題進步而給予讀者思想的啟迪、情緒的感染、心靈的凈化和靈魂的震撼，進而產生閱讀上的審美愉悅、實現藝術與道德共融后的善與美。而與之相反的，那些平庸、粗劣、趣味低級的作品是無法產生同樣的閱讀效果的，它們只會讓讀者輕視、質疑并最終遠離詩歌。

上述三個環節在實現的過程中雖順序有先后，但就接受效果來看，三者可以是同時進行、同時完成的。出于心靈真實和藝術真誠的詩歌作品，既能燭照詩人自我的靈魂世界，同時又能在讀者那里獲得共鳴。重視詩歌的道德倫理，可以使詩人更好地漫步于書齋與社會，使詩歌作品適應于這個時代，并在拒絕簡單、平庸的同時，提高詩歌的藝術品位，回應“詩人”身份、“詩歌”寫作門檻過低的質疑。

綜上所述，“新時代”詩人應當把握歷史的契機，在反思當代詩歌道路的同時實現并完善主體的自我建構，從觀念、寫作、技法、理想以及詩歌本體等方面總結與提升中迎接這個偉大的時代。唯其如此，“新時代” 詩人才能真正成為時代的歌者，才能在書寫、歌詠“新時代”的同時，實現自我和詩歌的雙重超越！

注釋：

①④陳超：《重鑄詩歌的“歷史想象力”》，《文藝研究》2006 年第3 期。

②羅振亞：《非詩偽詩垃圾詩，別再折騰了— 談21 世紀詩歌形象重構的障礙》，《光明日報》2017 年2 月13 日。

③“詩性的正義”的說法，主要受瑪莎?努斯鮑姆的啟發，參見[ 美] 瑪莎?努斯鮑姆：《詩性正義：文學想象與公共生活》，丁曉東譯， 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 年版。

[ 作者單位：汕頭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