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陜西作協組織召開“陜西長篇小說創作促進會“。左二為陳忠實

柳青是當代現實主義文學的代表性作家，對當代文學特別是對陜西文學的影響巨大，陳忠實稱他為“老師”。他們都堅持以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創作小說，成就卓著。兩人的創作亦具有現實主義的“內在的延續性”。他們是當代文學不同時期現實主義的代表作家，而在現實主義層面上，由于身處不同階段，又形成了“同中有異”的藝術格局。在現實主義的山脈中，兩人各自獨立成峰，柳青的代表作《創業史》是“十七年”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發展道路上新的標志，陳忠實的代表作《白鹿原》是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現實主義深化的標志。

柳青和陳忠實的現實主義創作有一些共同的特點：都有自己的現實關切，都關心社會的變革和發展，都關注時代的重大問題，用作品來表達作家對時代的認識、發現和思考。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時代問題”，這些問題可能是多方面的，但總是有一些重大的和基本的問題，而且，這些問題有顯在的，但更多的是潛在的，是需要作家去發現、認識和把握的。也就是說，時代有時代的問題，而一個作家又因了自身獨特的人生經歷、生命體驗和文化視野，又有他自己感受和發現的獨特“問題”亦即“我的問題”。在文學創作中，“時代問題”往往是通過“我的問題”得以表現，并從“潛在”成為“顯在”，進而成為全社會的“認識”和“發現”。在這里，“我的問題”是不是切中了重大和基本的“時代問題”，“我的問題”與“時代的問題”又在多大程度上有重疊，這既取決于一個作家的精神境界、文化視野和歷史意識，也取決于一個作家在自己的時代有多少“切膚之痛”，他的“痛點”或者說“痛感神經”涉及社會、時代的哪些方面，他的“痛感”有多深刻等。總的來看，柳青和陳忠實都有屬于他們各自的“問題”發現，這些“問題”也都切中了他們所處時代的某些重大和基本的“問題”。柳青的“問題”是“新制度”的建立和中國農民如何改變思想、如何“發家”“創業”的問題，這和新中國成立之初社會轉型時期新政權要建立“全新的社會”、培養“全新的人”這一時代要求合拍。陳忠實的“問題”是“民族文化心理結構”即“民族秘史”問題以及這種“民族文化心理結構”如何被沖擊進而發生多向度嬗變的問題，這與上世紀80年代的“孔子”及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塑造”了“中華民族性格和文化—心理結構”說、五四以來“文化斷裂”說以及“文化尋根”等思想和思潮高度合拍，探尋了中國人、中華民族從何處來、向何處去這樣的重大問題。由于他們的創作能緊扣時代的重大問題，所以，他們的作品也就具有了鮮明的時代性和歷史性。

同時，柳青和陳忠實的創作既有時代性，也有歷史性。兩人的代表作按照從《白鹿原》到《創業史》的時間順序來看，恰好是一部文學意義上的從近現代到當代的歷史畫卷。作品的共同特點都是寫歷史轉型期，寫人與歷史的關系、人在歷史洪流中的選擇與表現以及激烈的歷史劇變。《白鹿原》寫傳統中國、宗法社會下的鄉村，從清末到民國再到新中國成立之初，這是2000多年封建社會沒落和崩潰的過程，是傳統中國走向現代中國的歷史轉型期。《創業史》從《白鹿原》終止的地方寫起，寫新中國成立，寫新制度的建立、新生活的開始，也是歷史轉型期。時移世變，人也在變，使作品富有深厚的生活內涵和藝術意味。

柳青和陳忠實還都受到了“史詩”文學觀的影響。這個影響既有來自蘇聯文學的，也有來自中國傳統文學的，如魯迅稱之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的司馬遷的《史記》。在他們的文學觀念中，與其寫純粹個人的、小格局的東西，不如寫“大作品”。柳青所持的“生活在自己要表現的人物的環境中，對從事文學的人是最佳選擇”的文學創作觀念，陳忠實也深以為是并身體力行。

從廣義來講，陳忠實可以說是柳青的學生，他在學習柳青文學的同時，更決意要走出柳青“影響的陰影”，認清自己、尋找自己、回到自己，并以自己獨創的作品在藝術和思想上完成自己。1984年，陳忠實參加了中國作協在河北涿縣召開的“全國農村題材創作座談會”，會上關于現實主義和現代派的討論和爭論對他啟示極大，他認識到可以堅持現實主義創作方法，但現實主義必須豐富和更新，要尋找到包容量更大也更鮮活的現實主義。這之后，陳忠實開始自覺地反思自己的現實主義寫作歷程。他想到了柳青和王汶石，這兩位陜西作家既是他的文學前輩，也是當年因寫農村題材而在全國影響甚大的兩位作家，陳忠實視二人為自己創作上的老師。但是到了1984年，當他自覺地回顧并檢討以往寫作的時候，首先想到的則是必須擺脫柳青和王汶石的影響。但他又說，“但有一點我還舍棄不了，這就是柳青以‘人物角度’去寫作人物的方法”。

在現實主義的創作道路上，柳青選擇的是宏大敘事。在建設“全新的社會”、培養“全新的人”的政治和文化的時代要求中，他的《創業史》力圖按照黨和毛澤東的指示，認識、把握社會和生活。柳青說，《創業史》的主題是“要歌頌這個制度下的新生活”，“就是寫這個制度的誕生的”。《創業史》塑造社會主義新人和英雄人物的藝術經驗，豐富和強化了革命美學的審美特征。而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又使作家必須面對真實的生活和現實中的各色人物，柳青在按照“理想”塑造“新人”的同時，也在相當程度上反映著那個時代。

柳青寫人時考慮到政治以及當時黨和國家的路線、方針、政策，將焦點對準了集體。在制度、集體與人物的關系中，柳青的重心在前者。《白鹿原》的藝術聚焦則是從家族關系入手，從人與文化的角度切入，觸及農村社會的生產方式、經濟活動、教育理念與方法及政治關系等關乎人生存的各個方面，深刻透視傳統中國宗法社會數千年傳承下來的人的生活方式、生存態度和生存之道，展現傳統的宗法社會和鄉規民約在時代暴風雨的擊打下發生的深刻嬗變以及家族、人性、人心的嬗變等，并從這嬗變中透示出社會演變的軌跡和歷史深層的文化脈動。

考察陳忠實的小說，特別是他的中篇小說和長篇小說的人物結構，我們會發現一個鮮明的特點，那就是小說中的人物關系多是父與子的關系。“父與子”不僅成為整個小說人物關系的一種主要結構，也成為小說中主要的矛盾關系或主要矛盾關系之一。如中篇小說《初夏》《康家小院》，長篇小說《白鹿原》。受篇幅限制，中篇小說一般是表現一對父與子的矛盾，而長篇小說則可展現多對父與子的矛盾關系。《白鹿原》中主要有三組父子關系，白嘉軒與兒子白孝文、女兒白靈（父女關系是父子關系的一個變相）；鹿子霖與兒子鹿兆鵬、鹿兆海；鹿三與兒子黑娃（鹿兆謙），鹿三與準兒媳田小娥的關系其實也是一種父子關系的變相。這種關系再衍生開來，還有公媳關系、婆媳關系，實質還是父一輩與子一輩的關系。

這種人物關系的結構方式，我認為是柳青的長篇小說《創業史》對陳忠實帶來的一種深刻影響。從某種意義上說，柳青與陳忠實也可以看作是文學上的“父子”關系。

父與子，是中國家族關系中最重要的一種關系。中國的農業社會，主要是散在的家族社會群落，而男性又是家庭和社會的主導力量，所以，父與子的關系也就是中國農業社會的主要關系。抓住了這一對關系，也就抓住了中國農業社會的根本。一切問題和矛盾往往就在這一對關系中發生、發展，或發生質變。政治、經濟、文化、思想、倫理等問題和沖突無不包含其中。所以，剖析這一對關系或這一組關系，可能就是解析陳忠實小說的一把重要鑰匙。

父一代往往代表成熟的人，他們的生活和行事主要依據自己和祖輩既成既定的生活經驗。子一代因為年輕，還處在一個成長階段，其思想不夠成熟，其人格正在形成，“聽話的”會循規蹈矩地依著父輩的教訓生活，而有自己的想法和個性的就會反叛或遲早都要反叛。子一輩人最能感受社會風潮的力量，他們的行事主要受時代風氣的影響。在既往的生活經驗與最新的時代風氣之間，傳統和新潮、舊與新的對立就立刻顯現了出來。人的文化心理、時代的風云、社會的變遷，都會在父與子的關系、沖突中展露無遺。這種關系也是人與人之間最基本、最親密也最牢靠的一種關系，在這種關系中所發生的沖突，也必然是最本能、最本質和最激烈的沖突。父子的沖突在小說中固然是人物間的沖突，而放大了看，則體現了時代的沖突和文化的沖突。

《白鹿原》重在展現農村兩代人在時代巨變面前精神與人格的守與變。其主要人物中父一輩總體上沿襲著傳統的人生觀念和生活方式，子一輩則多叛逆，他們在趨時、向新的歷史風潮和個人命運的轉換中逐步完成了自己的人格形象。父一代是“守”或“守中有變”的農民，白嘉軒、鹿三等人是“守”，鹿子霖是“守中有變”；子一代則是“變”，或反叛、或革命，如鹿兆鵬、鹿兆海、白靈、黑娃、白孝文等，或者在“變”中又趨于“守”，如黑娃。一“守”一“變”、“守中有變”和“變中趨守”，生動而準確地反映了清末至民國再至新中國成立這一歷史時期的生活巨變和人心嬗變。《白鹿原》以新舊兩代生動的人物畫卷藝術地展現了以“耕讀傳家”的農業社會、農耕文明在新時代暴風雨沖擊下的崩塌過程和深刻嬗變，為讀者提供了多向度思考的文本。

從柳青到陳忠實，他們的現實主義創作經驗，在今天對我們的創作仍有深刻的啟示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