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從《隱身衣》到《月落荒寺》，格非的小說開始具有愈來愈強的傳奇意味。《月落荒寺》中設置了一個最大的懸念——林宜生與楚云的聚散離合。然而，這個懸念卻帶有既重又輕的奇特感覺。這種感覺的產生既在于人物形象（主要是林宜生）的刻畫與周圍生活的微妙疏離，也在于敘述者的特殊視角與敘述語言的“文縐縐”。這種疏離與“文縐縐”若隱若現地構筑著故事本身的神秘，但另一方面也呈現出當下知識分子的存在狀態。

關鍵詞：格非 《月落荒寺》 懸念 疏離感

《月落荒寺》發表之后，格非在一次接受采訪的時候說：許多人很快將這一部小說讀完，最快的僅用五個小時。格非委婉地表示，讀得慢一些或許另有收獲——他在這一部小說里埋伏了許多故事線索。我嘗試以各種閱讀速度品味《月落荒寺》：可以讀得很快，懸念制造了足夠的敘事動力，情節的理解并未遭遇堅固的障礙，格非的另一部小說《隱身衣》巧妙地充當了人物譜系的注釋；也可以讀得很慢，毋須急不可耐地向結局沖刺，而是東張西望， 甚至心不在焉地停在了中途——擱下一陣子再讀也無妨。

這是為什么？

敘述話語曾經以簡約的公式描述情節：X+ 動詞+Y。動詞打破了X 代表的原初平衡，Y 表示行動贏得的重新平衡，無論是令人安慰的“大團圓”結局還是家道中興，功成名就。毫無疑問，這種敘事公式自始至終的延續很大程度地依賴內在的心理動力：懸念。懸念高高地吊起了人們的期待。“后來怎么樣？”急欲落地的強烈好奇維持了人們不懈的閱讀興趣。

《月落荒寺》的最大懸念顯然是林宜生與楚云的聚散離合。然而，我想指出的是，這個懸念給我帶來了既重又輕的奇特感覺。閱讀之際，我隱約地渴望林宜生與楚云終成眷屬，以至于不忍釋卷；某一個時刻，我又會突然覺得，他們的歸宿是一件無足輕重的事情，沒有必要牽腸掛肚，反正死不了人。這時的閱讀速度迅速下降，甚至掩卷歇息——我已經意識到，各種懸念存在不同分量。

可以構思三個自由落體制造的不同懸念。（1）一個人墜下了高高的懸崖，他死了嗎？（2）一個籃球從躍起的球員手中拋出，籃球是否準確地投入籃框？（3）窗口的一陣風吹落桌上的一張A4 紙，紙張是否落到了地面的一片水漬里？顯然，人們心目中三個懸念的分量依次下降，一些人甚至產生疑問：一張紙是否落到水漬里能不能構成懸念？眾多武俠小說往往由接踵而至的一連串懸念掀起持續不斷的情節波瀾。這些懸念涉及主人公性命攸關的內容，緊張驚險因而扣人心弦，以至于讀者欲罷不能。相對地說，若干雞零狗碎的小曲折無法將讀者緊緊拽住不放。我漸漸地覺得，《月落荒寺》之中林宜生與楚云制造的懸念沒有顯現足夠的分量。“反正死不了人”，這種感覺恰恰證明了林宜生與楚云的關系并非性命攸關。文學敘述了多少性命攸關的愛情？格非的“江南三部曲”之中《山河入夢》即是如此。那個名叫譚功達的縣長終于在結婚之后發現自己愛上了一個女下屬姚佩佩。姚佩佩成為在逃的殺人犯，譚功達仍然割舍不下。這種愛情注定只能演變為悲劇，譚功達與姚佩佩分別遭受法律不同形式的制裁。愛是一種危險的能量，不啻于以命相搏，不能成全生命，就將撕裂生命。遠溯文學史，《紅樓夢》之中的賈寶玉與林黛玉如此，《包法利夫人》如此，《安娜·卡列尼娜》也是如此。相對地說，《月落荒寺》沒有那么嚴重。林宜生與楚云最終無法走到一起，這帶來了一種徹骨的憂傷。盡管如此，憂傷只不過毀了心情，而不是毀了生命。

那種激烈的、甚至瘋狂的愛與恨會不會不顧一切地裹挾林宜生？這個人物似乎缺乏這種氣質。林宜生仿佛與喧鬧的、塵土飛揚同時又活色生香的世俗存在某種疏離感。格非擅長制造主人公與周圍生活的微妙疏離，他們身上不時流露出落落寡合的氣質。很大程度上，這也是先鋒小說的普遍風格。那些獲得了現代主義美學淬火的人物已經無法自如地匯入街頭的大眾，一起閑聊、罵娘或者到市場上津津有味地砍價。當然，林宜生遠未如此激進，他與卡夫卡的格里格爾·薩姆沙或者加繆的默爾索并非文化同類。盡管如此，人們仍然可以察覺，林宜生對于生活變故的態度異于通常的人情世故，例如妻子的背叛。林宜生的妻子白薇與一個瘦高個兒的加拿大人派崔克“好上了”。雖然林宜生愿意原諒妻子的不忠，白薇并不領情。她理直氣壯地分割了一半財產，一溜煙地飛到加拿大去了。林宜生不像大部分的丈夫那樣大發雷霆，或者報復性地制造各種障礙，而是得出一個文縐縐的結論：“他們婚姻的失敗，并非是由于白薇道德上某種缺失所導致（她曾經向宜生坦陳，在一個光線黯淡的房間里，當派崔克的右手滑過她的肩胛骨，試圖觸摸她的乳房時，她‘一下子沒忍住’），而是源于妻子自主的價值選擇。”

“文縐縐”仿佛是構成疏離感的一個重要原因。無論是與朋友的交往還是對待叛逆而脆弱的兒子，“文縐縐”的感覺揮之不去。人們可以不無輕蔑地形容為某種知識分子氣質。這種疏離感滲透于林宜生的視野，以至于濾掉了生活之中的血污與駭人聽聞的暴力。楚云被一伙不明身份的人綁架，繼而遭受極為兇殘的虐待和毀容。然而，林宜生并未親歷這一切，他是在事后從楚云的哥哥輝哥的敘述之中獲知這一切。換言之，兇殘、惡毒、疼痛、恐懼等等因素已經轉換為語言符號。作為一個奔波于各地的哲學演說家，語言敘述無疑是林宜生擅長的一個領域。他會理性地從語言敘述之中組織一幅適合自己接受程度的圖像，那些過于野蠻的因素只能退居背景，成為抽象的詞匯，甚至干脆消失。總之，不會出現鮮血淋漓的傷口和鋒利的刀刃迫使感官顫栗不已。有趣的是，輝哥的敘述口齒清晰，用詞準確，沒有語無倫次，沒有各種蕪雜的粗口，也沒有怒不可遏的咆哮或者咬牙切齒的口吻。他并未流露出因為仇恨或者惱怒而失控的跡象。我曾經不止一次地指出，格非的敘述通常光滑優雅，無論修辭、句式還是微諷的風格無不保留了明顯的書卷氣；這種敘述往往擺脫了現場氣氛而顯現了語言的自身存在。敘述者并非投入的、忘情的，而是隱約地保持一個游離于現場的視角。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敘述與現場的距離恰似林宜生與生活的距離。

人們可能提出的異議是，所謂的疏離感表明了知識分子與世俗的差異，“文縐縐”毋寧說恰恰是知識分子體驗生活的另一種方式。他們不善于討債，也不善于在別人頭上“狠狠地敲了一悶棍”解決問題；知識造就的美學感悟滲透了他們的視野，知識分子往往以獨到的敏感迅速地察覺生活的另一些幽微，例如《月落荒寺》之中林宜生與楚云赴“曼珠沙華”茶社喝茶的那一段：

一走進這個小院，楚云就望著院內墻角一棵百年垂柳呆呆地出神，目光隨之變得有些清虛起來。這棵垂柳由銹跡斑斑的鐵架子支撐著，正在懨懨死去。長滿樹瘤和蘚衣的枝干上綁著四五個白色的樹液袋，通過細細的塑料軟管和針頭，向樹身輸送營養。看上去，這棵老樹就像一個渾身插滿管子、處于彌留之際的病人，正將體內殘存的最后一絲活氣逼出來，抽出柔嫰的新枝，隨風飄搖，在小院的一角灑下一片可疑的蔭翳。①

這種敘述遠不止精細的事物觀察，更重要的是意識到某種無形的氣氛。這種氣氛貯存于林宜生的記憶，以至于在他日后的意識之中反復回放：

這是一個平常的四月的午后。但不知為什么，今天所遇見的所有的事情，似乎都在給他某種不祥的暗示。慘烈的車禍、自稱是來自華陽觀的猥瑣道士、趙蓉蓉的爽約、“曼珠沙華”生死永隔的花語、扇面上的詩句，以及這棵奄奄待死的百年垂柳，均有浮蕩空寂之意，讓他不免悲從中來。在濃濃春日的百無聊賴之中，隱隱有了一種曲終人散之感。②

“楚云易散，覆水難收”，《月落荒寺》之中諸如此類的筆墨比比皆是。中國古典文學的白描、余音裊裊的韻味與西方小說的細膩或者節制的幽默交織為一體，“悲涼之霧，遍被華林” 。盡管如此，我還是愿意補充指出，這種“心有所感”的氤氳之狀并未有機地織入驚心動魄的傳奇情節，成為因果鏈條之中不可或缺的一環；而是就地彌漫飄拂，構成一種光暈一般浮游不定的境界。

敘事學分解了敘述話語包含的縱橫兩軸。“老張駕車離開大院，臨近中午的時候抵達縣城”——如同一個陳述句，敘述話語的橫向之軸隱含了持續的延展，延展是完成事件敘述的基本保證。動詞形成的“行動”作為驅動敘述話語的馬達，延展制造的事件輪廓甚至在人們的接受期待之中固化為心理邏輯。第一幕掛在墻上的槍最后一幕沒有打響，人們就會覺得多余和贅冗。換言之，納入橫向之軸的一切因素必須前后呼應，左右相隨，共同造就自始至終的延展勢能。然而，分析表明，敘述話語的橫向之軸時常同時附加另一些游離性因素，它們無助于延展的勢能而是在某一節點擴張與膨脹。“老張匆匆忙忙地駕車離開大院，臨近炎熱的中午抵達喧鬧的縣城”——“匆匆忙忙”“炎熱”與“喧鬧”這些形容僅僅是局部的涂飾而不是敘述后續的一環。《月落荒寺》之中林宜生與楚云的感觸即是附加于情節的游離性因素。作為悲涼心境的抒情性隱喻，喻體與所指之間替代關系構成了敘述話語內部的縱向之軸。

很大程度上，縱向之軸無法改變橫向之軸的軌跡。林宜生與楚云的悲涼是內心對于外部世界的被動回響，然而，這些回響幾乎不可能干擾情節發展的既定路徑。指出這種狀況力圖表明，格非的情節處理出現了微妙的變化：《月落荒寺》構造了一個完整閉合的情節，情節的某些缺漏與陰影巧妙地由《隱身衣》穿插填補；另一方面，情節按照自己的邏輯固執地運轉，主人公所思所感與這種邏輯脫鉤了。

作為先鋒作家的一員，格非曾經對于神秘保持著特殊的嗜好。我在《紙上的王國》一文中表示，格非的許多小說放棄了“整體”的概念。無論是《褐色鳥群》《錦瑟》《鑲嵌》《唿哨》還是名動一時的《青黃》，這些小說并存多種解釋世界的視角，眾多零碎的生活片斷交疊錯落，某些情節的關鍵部位付諸闕如：“這里，生活整體的退隱表述了這樣的事實：作家喪失了或者放棄了居高臨下的統一視域。那個可以撼動地球的支點已經不知去向。”③從“江南三部曲”之中可以察覺，格非逐漸傾向于現實主義的寫實、清晰與世俗氣氛。不知是偶一為之的嘗試還是文學趣味的轉移？——從《隱身衣》到《月落荒寺》，格非的小說開始具有愈來愈強的傳奇意味。傳奇表明情節的起伏幅度急劇增加，同時，作為一個嫻熟的騎手，作家的自如駕馭終將使急劇起伏的情節平穩落地，所有令人揪心的懸念都將贏得一個合理的解答。換言之，劇烈的情節顛簸并未打斷理性信賴的因果鏈條，甚至可以說，情節顛簸的劇烈程度恰恰證明了因果鏈條的堅韌程度。與情節的完整性遙相呼應的是，主人公——特別是林宜生——的精神世界并未出現無法彌合的致命裂口。信念、形而上的哲思、社會使命、刻骨銘心的情感債務、宗教，這些精神性的內容不再真正打擾他。總之，沒有什么交代不了的事情，只有主人公的某些不合時宜的幽暗情緒若隱若現地浮動于故事邊緣。

戲劇性傳奇為主的情節構造之中，外部世界的強大程度遠遠超過了人物左右事件發展的能力。如同一枚被潮水帶到沙灘上的貝殼，楚云由于某種陰差陽錯的偶然來到了林宜生的身邊，相投的情趣讓他們很快走到了一起。然而，外部世界不由分說地奪走了楚云，暴力與陰謀的鋒刃輕而易舉地切斷了情趣相投而形成的聚合力。《月落荒寺》的后半部分，主宰情節運轉的顯然是楚云的哥哥輝哥。輝哥所代表的黑道人物與對手之間的激烈角逐決定情節的波瀾，林宜生與楚云無非是漂浮在紊流之中的兩個身不由己的被動角色。林宜生與楚云的聚散離合之外，《月落荒寺》還包含了若干情節的分支，譬如林宜生與趙蓉蓉的曖昧及其債務關系，周德坤與趙蓉蓉及宋媽的狼狽糾葛，李紹基的仕途起伏以及精神狀態的劇變，林宜生的兒子伯遠與周邊各種人物的往來，如此等等。這些情節分支無不按照外部世界提供的邏輯周轉，經濟實力、權勢與暴力是具結各種煩惱的三個要素。趙蓉蓉試圖抵賴林宜生的借款，輝哥以黑道社會的方式迅速迫使對方就范；為了擺脫宋媽一家的威脅，周德坤希望轉手林宜生的介紹向輝哥求援，然而，即將升遷的李紹基徑直給宋媽一家所在地的領導通了個電話，問題立即迎刃而解。更大的范圍內，從補課、飯局、寵物、交際到出國留學以及海外生活，所有的故事均由經濟實力敘述。總之，三大要素包攬大部分問題——無論多么粗鄙，生活的基本守則不再遭受懷疑與挑戰。

當然，外部世界仍然斑斕多姿，文化仍然存在，音樂與哲學仍然存在。可是，流行的文化、音樂、哲學是否顯示出異于日常世俗的另一種維度？人們看到的事實毋寧是，生活的基本守則正在吞噬與消化種種不馴的因素，包括所謂的文化。對于李紹基來說，文化——從茶道、書法到抄《金剛經》、談論佛學——無非仕途失意之際頹唐與放浪的不同形式；在那一批高級的音樂“發燒友”那里，昂貴的音響器材正在成為身份與財富較量的特殊領域；作為一個著名科學家，“老賀”父親對于作家、詩人敬而遠之，他的電腦收藏的是一大批黃色視頻；周德坤是一個頗有才分的畫家，他的主要心思早早地投向了藝術品的經營與獵艷；他的太太是“動物權益保護協會”成員，可是，她曾經傲慢地逼迫保姆的丈夫跪在寵物狗的骨灰前叩頭。總之，這一批熱衷于文化的家伙并未生活在另一個超越的空間。林宜生的工作領域是哲學。他的康德、海德格爾或者莊子、王陽明早已和日常社會達成和解，甚至親密無間。林宜生可以將種種晦澀的概念、命題表述得親切可人，“總有辦法讓聽課的政府官員或企業老總時而笑得合不攏嘴，時而正襟危坐，目眩神迷”，同時還贏得了一大堆面色潮紅的中老年婦女崇拜。最為重要的是，每年將近100 萬的講課收入迅速地填平了哲學與日常世俗之間可能產生的鴻溝。

某一個歷史時期，許多知識分子曾經與外部世界產生劇烈的沖突。當自由解放的渴求遭到歷史軀殼的強硬封鎖時，文學曾經發出激進的吶喊。無論是巴金的《家》、路翎的《財主底兒女們》還是楊沫的《青春之歌》，寢食不安的主人公再也不能與身后那個令人窒息的家庭敷衍下去了，他們毅然破門而出。這些知識分子心目中，闖出家庭結構象征了與傳統的歷史結構決裂。格非的《人面桃花》涉及這一段歷史，小說的第一句話意味深長：“父親從樓上下來了。”這些知識分子決心甩下樓房里那種朽爛而發霉的日子，憧憬著奔赴另一個廣闊天地，大口地呼吸新的空氣。多年之后，相對于這一批知識分子的激昂表情，那些先鋒作家的眼神開始變得迷離而恍惚。何謂“歷史結構”？歷史存在整體嗎？他們沒有勇氣堅定地與歷史搏斗，只能順手抓住某些生活的碎片，任意拼貼成一幅殘缺不全的畫面。先鋒作家無力正面對抗外部世界的重壓，內心涌出的是精神分裂的感覺，他們的冷嘲風格如同一種后撤式的美學逃離。從《山河入夢》到《春盡江南》，格非再現了這個轉變。外部世界萬花筒一般眩目地旋轉，那個先鋒詩人無所事事地游蕩在生活之外。盡管詩人的妻子不斷地以成功人士的身份給予居高臨下的譏諷，甚至惡語相向，他仍然不愿意擺出合作的姿態。詩人堅持以邊緣的位置拒絕現實的粗鄙。然而，上述兩種緊張俱已從《月落荒寺》之中消失。林宜生沒有察覺外部世界的壓迫，他的精神領域平衡有序。他的失眠癥不過是各地奔波和演講的副產品。林宜生演講的哲學顯然是一種安全的詞語，他所出示的哲學話語不會撕裂日常世俗，深刻地展示一個遙遠而誘人的思想彼岸；林宜生與自己的朋友圈子融洽相處，惺惺相惜；即使妻子的出軌也沒有給他帶來多大的精神危機，正如妻子的存在也沒有給他帶來多少內心的慰藉。作為知識分子，林宜生不再參與這個社會的精神建構，但是，這狀況并不妨礙他愉快地生活。事實上，這是許多知識分子的真實狀態。

當然，楚云的失蹤是一個猝不及防的沉重打擊。盡管如此，這僅僅是林宜生的生活之中一個偶然變故。楚云不是因為林宜生的身份、言論或者卷入某一個糾紛而遭受劫持，報復楚云的哥哥輝哥是事件的真正起因。不論林宜生是一個官員、一個農民還是一個修鞋匠，這個事件無論如何都將發生。林宜生可能憂心如焚，可能長恨綿綿，也可能意氣消沉，看破紅塵，但是，他的真正角色僅僅是這個事件的一個旁觀者。這個事件之所以撲朔迷離，神秘而恐怖，很大一部分由于旁觀者的隔閡與不明真相。因此，林宜生以及楚云的傷春悲秋或者不祥預感并未插入懸念背后的因果鏈條，“文縐縐”的感覺毋寧是知識分子外在視野的遺留殘跡，既不能撼動情節，更不能撼動經濟實力、權勢與暴力構成的堅固三角關系。

《月落荒寺》之中的另一些人物穿插于林宜生與楚云聚散離合的間隙。他們出入頻繁，同時井然有序，顯示出格非掌控與調度戲劇場面的強大能力。然而，林宜生與兒子伯遠之間的相當一部分情節從這些戲劇場面之中剝離出來，顯現出另一條不同的軌跡。兒子從困惑、敵意、諒解、逐漸釋然到奔赴海外留學并且擁有自己的戀情，父親從內疚、憐愛到不時泛上心頭的羈念——父子關系之中，林宜生的復雜心情不僅與父親、知識分子的雙重身份相互吻合，同時與父子分離的情節展示交織為一體。這些情節的悲情遠遜于楚云的失蹤，僅僅若干欲說還休的心酸無聲地來回蕩漾。父子的和解讓林宜生重新贏得了父親的威信，然而，伯遠的大部分心思顯然集中在如何遠走高飛，而不是回眸顧盼。原地駐留和遙遙的牽掛不僅暗示了林宜生的衰老，而且暗示了他的被動與失意——伯遠奔赴海外的線路與他的前妻白薇如出一轍。無論是對于口若懸河的知識分子、貌似強大的父親還是曾經的丈夫，這都構成了隱蔽的一擊。

林宜生與楚云的懸念之外，我愿意回味的另一個問題是，音樂在《月落荒寺》——當然，也可以包括《隱身衣》——產生了哪些意味？顯然，格非十分熟悉那些“骨灰級”發燒友的眾多軼事。對于他們來說，“音樂洗凈塵世的污垢”只不過一個漂亮的借口——一批人借助這一句話賣弄駁雜的音樂史知識，另一批人借助這一句話夸耀音響器材背后驚人的財富。盡管如此， 音樂仍然可能在某一個時刻讓世界突然停頓，萬物在某一瞬間被美妙的音響提純了——例如《月落荒寺》之中的中秋之夜：

湖面上籠著一層淡淡的輕嵐，秋荷疊翠，煙波浩渺，杳然不見其際涯。在縹緲迷離的琴聲中，絲絲縷縷的云翳，緩緩掠過老樹的枝丫，把月亮那皎潔的銀盤，擦拭得晶瑩透亮。不論是坐在前排的官員、商界精英和社會名流，還是散席上那些普普通通的愛樂者，此刻都沉浸在同一個旋律中，恍如夢寐。不論這些人是有著精深音樂素養的專業人士，還是附庸風雅之輩，不論他們平日里是躊躇滿志、左右逢源，還是掙扎在恥辱、失敗和無望的泥潭中艱辛度日，所有的人都凝望著同一片月色溶溶的夜空，靜默不語，若有所思。④

這一瞬如此奇妙，幾乎無法鑲嵌在任何一個紅塵滾滾的歷史段落。美的品質是脆弱和易逝，短促的美學時常隔絕在社會歷史的外圍，格非顯然對于這個悲涼的事實感慨再三。也許，《月落荒寺》只不過留存在一個模糊而隱秘的夢想：雖然月光和音響轉瞬即逝，雖然世俗的一切都將重新復活，然而，由于如此純粹的一瞬，漫長的日子不再被視為無望的刑罰，忍受終于獲得了意義。

注釋：

①②④格非：《月落荒寺》，人民文學出版社2019年版，第2、108、200 頁。

③南帆：《華麗的枷鎖》，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0 年版，第76 頁。

[作者單位：福建省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