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聯系一位評論家，想談談城市文學時，他回復：“現在一說城市啊，青年啊，我都找不出詞了。圈子里幾乎沒有新話題。” 一家文學大刊的編輯私下直接建議：你可以看看現在文學排行榜的作品。附帶又補了一句，“雖然很多質量都不咋地”。而一個“90后”編輯卻說，無論城市文學還是其他，我倒覺得大家寫的作品越來越好了。

2012年，中國社會科學院發布《城市藍皮書：中國城市發展報告No.5》。藍皮書介紹，2011年，中國城鎮人口達到6.91億，城鎮化率達到了51.27％，首次突破50％關口，城鎮常住人口超過了農村常住人口。

正是在這一年，文學評論家孟繁華參加了六個文學獎項的評獎，他把這六個獎項的獲獎作品名單放在一起，發現一篇寫鄉土的都沒有，一篇農村題材都沒有。“今天我覺得城市文學已經漸漸成型了，真正的變化就發生在2012年，是個節點。”

如果說90年代大家對城市文學還感到新鮮陌生，甚至對城市是什么也不甚了解。那么今日的城市文學可以說已經變成絕大多數作品背后的共同主題——一個不可回避的事實是，城市正日益成為人們物質生活乃至精神生活的主要棲身之所。

那么，城市文學和我們快速發展的城市一樣，足夠鮮活豐饒了嗎？還是說，關于未來通往何方的問題上，城市文學與文學筆下的城市，在喧囂蓬勃背后，同樣存有太多難以厘清的迷茫，難以預料的未知。

當我描述一座城市的時候，如同盲人摸象

老城文學對話、多城文學交流、雙城文學工作坊…… 在文學現場，城市文學的主題性活動不在少數。而從眾多交流討論中，似乎能隱隱嗅到這樣的訊號：城市文學還未跟上城市發展的腳步，城市文學創作踏“虛”了。

2019年9月，第四屆城市文學論壇在北京舉行。文學評論家賀紹俊在會上說，當前城市文學的一大問題是“如何讓城市成為審美對象”。

2018年中，上海多個文學論壇都關注到巨變中的城市與文學的關系。《文匯報》刊出題為《相比鄉村文學的繁榮，城市文學創作嚴重不足》的話題文章，學者羅崗、毛尖等業內人士在接受采訪時分別提出，當下城市文學已經成為中國當代文學一個重要分支，但它正面臨嚴重的瓶頸——“城市書寫缺少力作”。《人民文學》主編施戰軍在面對這一話題時直言，近來一批新生代作家對城市的書寫，盡管有了一定規模和氣象，但作品對城市的描摹幾乎停留在一種狀態或一種情緒式的堆砌，缺乏對城市人精神世界的穿透性認知與把握。

同年底，《青年文學》揭曉首屆“城市文學”排行榜榜單，作為評委之一的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何平發出了“遺憾的是，城市離我們很近，我們離城市文學還很遠”的閱讀感受。《青年文學》主編張菁也指出，眼下的城市書寫，相當一部分還只停留在對城市生活元素的運用，以及城市生活場景向文學的遷移之中，缺少與城市發展相對應的現代意識，進而透析表象，提供精神層面的思考。

在不少關于城市文學的評論中，常見到諸如此類的話語：比起厚重的鄉土文學，城市文學依舊欠缺經典，在眾多標榜城市文學的作品里，城市還是一個作為生活場域的外殼，人也還是傳統意義上吃喝拉撒的人。

城市內部發生了什么？為什么寫起城市文學，作家們也和筆下的人物一樣走進了困境？究竟是城市的問題，還是文學的問題？

“魔幻”“變化”“失真”…… 這是作家們談及城市文學時使用的高頻詞匯。有段時間，中篇小說《化城》的出現受到關注，它講述了當下城市生活流行元素“新媒體紅人”的故事。作者計文君覺得，城市越來越魔幻了，不容易觸碰到真實的邊界。即使身處其中，依然很難了解我們的環境。

“我不能想象一只猴子生活在樹林里，而對樹林一無所知。但我們似乎真的對城市一無所知。”《化城》之后，計文君創作了姐妹篇《琢光》，“我們能琢出光嗎？我回答不了。可能對寫小說的人來講，能摸到真問題的邊界就已經很幸運了。”

“80后”作家蔡東被看成是深圳文學的代表作家之一，對自己長居的這座典型新興城市、經濟特區，來自山東德州的蔡東感情復雜。一方面她經常感受到恐懼，想不通自己和深圳的關系是怎樣的，它并不是精神故鄉。

另一方面，在她心中深圳也不僅僅是居住地這么簡單，“更多時候我覺得它保護了我，給了我很大自由，讓我有地方可躲。從這個意義上說我是感謝深圳的”。

城市文學這樣的命名，讓蔡東時刻保持對生活的敏感性，然而她自己并不滿意城市文學創作。“生活越來越狹窄了，越來越不真實。”

中國的城市發展迅猛無比，就像開車在路上行駛，速度越快，窗外的景物越模糊，到最后飛奔起來，你也分辨不清剛剛經過了什么。

中篇小說《世間已無陳金芳》大概算是青年作家石一楓筆下城市文學的代表作了。石一楓從小住在北京的西四環，上小學時，老師明確告訴他們那里是郊區。“北京的四環路在30年前全是農田，今天想起來是很滄海桑田的。”石一楓說，在北京，你今天看到高樓大廈、很現代化的地方，它的名字都土得要命。比如中關村，為什么叫“村”？因為30年前，它就是一個農田，就是一個村，有人在那里種地。

生于70年代末，石一楓那一代人的經歷中，城市正是“爆炸”式發展的。前20年，目睹著北京、上海、廣州大面積“炸”開，把鄉村全“炸”成城市，“炸”成高樓大廈，“炸”成機場、高鐵站，現在我們依然在目睹這樣的“爆炸”繼續進行。

2014年，文藝報刊登文章《誰來破解城市文學之困？》，其中談到“變得太快，城在哪，我是誰”，不少青年作家都表示，幾乎每一天，城市都在變化，迅速到讓人無從把握。看不見自己，找不到故鄉。生活在城市，作家三三眼花繚亂，網絡席卷視聽，各種渠道的超負荷信息分秒涌來，“當我描述一座城市的時候，如同盲人摸象。”

?問題不在于碎片，而在于無法為碎片提供一條堅硬的鏈子。也許正因如此，當下很多城市文學作品讀起來，猶如過眼云煙，隔靴搔癢。

“作家們描摹的大多是現象，而不是你我感同身受的生活。” 當我向一位青年批評家提到現在城市文學“沒什么感覺，看完就忘”的閱讀體驗時，她敏銳指出癥結所在，“比如寫網紅，倒不如直接看視頻——本就和生活不沾邊的角色，虛構中再變成紙片人兒，完全不共情。”

難以把握可供深入的準確著力點，占有素材卻缺少文學處理經驗，即使作品與現實發展同步，在題材選擇、情節架構、思想呈現等文本環節上不落窠臼，新鮮元素層出不窮，碎片化敘事依然無法獲得讀者的心理認同與精神共鳴。

事實上，城市為文學提供了言說的“伊甸園”，學者張屏瑾在評論文章《城市文學中的幾個問題》結尾處寫到：人并不能完全了解自己在什么樣的基礎上生活，而這正是城市敘事開展的動機。人們并非不需要，相反是極為需要理解自身的種種方法。所以，重新強調文學的表現手法，早就超越了風格的意義，恰恰是從現實出發的需要。

家在哪里？往何處去？

生在上海也去過其他城市的作家周嘉寧有過這樣的城市寫作焦慮：一切都太符合規矩，她和其他城市年輕人的生活太相似了。這讓寫作喪失了生命力，寫作本身也變得規矩起來，這時候她反而羨慕那些在鄉鎮生活的人們，渴望那里驚心動魄的故事。

不久前的一次青年寫作交流上，《花城》執行主編李倩倩提到了一個業內多有共識的問題：間接經驗和城市生活的雷同，使青年寫作同質化傾向嚴重—— “我覺得原因之一來自于作家們精神原鄉差異感的消失，精神的原鄉來自于土壤的故鄉、精神的故鄉，從而形成文學的故鄉，類似哥倫比亞之于馬爾克斯、鳳凰之于沈從文、紹興之于魯迅，是寫作者內心深藏的精神圖騰。”

在中國談城市文學，怎么能繞開鄉村呢？相較于田野氣息濃厚的鄉土社會，城市被賦予文明和現代的內涵，工業化進程卻又無可避免的帶有反自然屬性。

浙江師范大學人文學院教授徐勇從城鄉二元對立的角度理解城市文學：如果城市文學的現實性更多指向自身，那么其理想性則指向他者。“一方面是到城里去的持久沖動，一方面是精神上的返鄉，正是這樣的精神返鄉，完成了城市文學理想性的重要構成。”

在文學史上很長一段時間，城市文學都遮蔽于鄉土文學之下，作為其變化、延伸的比照而存在，難為自身正名。并非作家們能力不足，中國農耕文明畢竟是存于歷史深處的千年傳統。徐勇在《作為“他性”的城市與城市文學》一文中曾簡析城市文學的衍變軌跡：

“有關城市的想象和對城市的書寫，很多都是在以鄉土文學作為他者的前提下完成的。最典型的有高曉聲的《陳奐生上城》、張一弓的《黑娃照相》、路遙的《人生》《平凡的世界》，以及鐵凝的《哦，香雪》等。城市一方面是異己的和陌生的存在，但另一方面也寄托了作者/敘述者的理想…… 正是這一以鄉土作為中國寓言的象征，使得城市具有了某種理想性的精神品格。而這一理想性的精神品格，在鄧友梅的《尋找“畫兒韓”》、劉心武的《鐘鼓樓》、陸文夫的《美食家》、馮驥才的《雕花煙斗》、范小青的《褲襠巷風流記》等對城市的書寫中有著進一步的展現。這樣一種“文化化”的城市寫作是在“風景的發現”的意義上展開的對城市文明的回溯和追溯。城市日常被打上或賦予了文化的內涵。鄉土農村的改革雖然帶來傳統的失落，但這些小說所顯示出來的城市深厚的文化積淀卻在告訴我們，傳統也存在于城市，尤其存在于市井里巷。”

那么，這些作品可以稱之為純粹的城市文學嗎？徐勇并不認同。

“但恰恰是這些小說，其實是最不具有現實性的。它們是以對現實的文化內涵的挖掘來完成對現實日常的有效遮蔽：現實日常的慣性、平庸和沉悶都在文化的光暈中湮沒不聞。直到20世紀90年代，城市文學寫作才開始直面屬于城市本身的獨特：“王剛、劉震云、池莉、方方…… 正是有了新寫實小說的成功祛魅，才會有這之后晚生代作家的城市欲望寫作，諸如韓東、朱文、何頓、東西等作家的部分作品，以不約而同的方式呈現出城市多面性來。他們一方面寫出了城市生活的瑣碎、平庸和豐富乃至魅惑，一方面也同時性地呈現出城市殘酷的一面——全球化進程加快了城市人群的兩級分化。”

在城鄉二元結構對立中，城市的理想性實質寄托于對鄉土情結的回望與遙想。然而隨著鄉村文明日益凋敝，留給人們最后的精神凈土也岌岌可危。“無家可歸”“去向何處”成為當下城市文學作品追問的共同主題。魯敏《奔月》的主人公來到陌生小城隱居，張忌《出家》的主人公經歷著僧人生活和現實生活的交替，王安憶《匿名》的主人公在原始山林中重新體驗文明，直至最后選擇葬身湖底。

徐勇認為，在沈從文和老舍的時代，因為有一個鄉土或傳統中國的存在以之作為依托，城市的失落以鄉土精神上的勝利為前提和結果。而今的困境在于，城市與鄉土面臨著雙重陷落。

至此，城市文學何去何從？

每隔一段時間，學界就會有關于城市文學的討論，但始終沒能形成共識，大家覺得城市的特質就是變——也許變化正是它的某種本質特征。

據青年批評家岳雯觀察，近年來城市文學的整體寫作生態，作家們是付出了極大努力的。將聲音融入到文本、以象征城市的獨特景觀/建筑作為線索、塑造集合城市想象的城市代言人形象、大量新城市經驗的攝取與運用……

“重建城市小說的地方性，成為這兩年來城市寫作的鮮明潮流。” 岳雯說。“比如班宇、雙雪濤、鄭執，前一陣大家都在討論東北作家群的崛起。這背后的一個邏輯因素是，我們原來認為鄉村是地方的，到今天我們開始認為城市也是地方的。包括王占黑寫的社區系列小說，我們會關注南方小城的地方性。”

城市不是面貌一致的公共大都市，而是各自有了表情和生命。比如金宇澄《繁花》，用地道的上海聲音還原了上海生活氣味。但正如岳雯所感，地方性的城市文學也存在局限：“不過，說實話，盡管閱讀上沒有障礙，我卻不像上海人那般為《繁花》目眩神迷，覺得閱讀《繁花》猶如招魂。我的魂，當然不在上海。”

當我們的視線緊盯城市，想方設法捕捉一切存在與可能時，是否已經將城鄉二元體系中鄉土社會這個牢固的、持續了幾千年的文明傳統遺忘？

去年的呂梁文學季，作家格非發問：鄉村在社會視野中漸漸隱去，植根于其中的倫理文明與社會秩序也消失不見了嗎？

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隨著城市化進程，承襲千年的鄉土價值體系是否也隨著人口的大量遷移而流動，當它進入城市這樣一套新的文明結構中，瓦解，還是新生？面臨什么變化，怎樣變化？徐勇提出鄉土與城市面臨雙重陷落，從這個角度來看，從鄉村到城市的轉變是否也潛藏新的生機？作家們能否以此作為文學的著力點？

遺憾的是，關于這些問題的思考鮮少在文本中看到，而這也正是大家對城市文學不滿足的原因之一。

岳雯用“對位”概念理解文學中的城市與鄉村：“這是我自己創造的詞。什么叫對位概念？就是說如果把它們割裂，只談一種，它一定是不完整的。就像如果只局限在女性談女性主義，而沒有和男性概念構成一個整體的話，談論永遠是不完整的，甚至是無效的。”

而今城市文學也陷入了同樣的危險。“只談城市，不談鄉村，或者不談鄉村和城市的互動，不談它們共同構成的矛盾統一體。把二者的關系割裂開，我們就永遠找不到城市應該走向哪里，它不可能構成今日的中國經驗。”

費孝通的《鄉土中國》是學界公認的中國鄉土社會傳統文化和社會結構理論研究的重要代表作—— “從基層上看去，中國社會是鄉土性的。”書中涉及文化、格局、道德、家族、男女、秩序、血緣、權力等14篇章節，抽絲剝繭，實質說的是一個詞：關系——人與人的關系、與群體的關系、與自然的關系，包括關系的發生及其產生的結果。

鄉土社會的一整套以關系作為根基的文明體系，在城市其實是被切斷的。你來到城市，別人不知道也不關心你是誰，人與人間的關聯也是切斷的，城市生活其實是重建聯系的一個過程。我們與自己的鄰居，工作的伙伴，與門口保安，快遞員，與不在身邊的親人都在重新建立一種聯系，這種人倫關系在文學中反而沒有多少關注。

很多人詬病現在青年作家的寫作與生活是斷裂的，缺乏對現實的感受力，缺乏人間煙火氣。現實自然不是指各類傳播渠道的信息轟炸，如果對生活中他者的經歷難有整體共情，那么從細微之處出發，重溫新寫實小說的某些特質，也不失為一種觀照方式。

1990年，劉震云寫出中篇小說《一地雞毛》，開篇第一句“小林家一斤豆腐變餿了”，以這一斤豆腐為線索，勾勒了一個小職員極其平庸且窘困的生存狀態。劉震云當年二十出頭，完全出于對普通百姓現實生活的觀察，不外乎家長里短的瑣事和對話，人物卻活了，八九十年代大多數中國人的生活圖景，與彼時的城市社會一覽無余。

不能說網絡編織的信息社會綁架了當代人的頭腦，但確實要警惕何平描述的現象：“極端地說，他們的文學生活只是發育了的資訊接收器官，然后將這些資訊選做成小說的橋段，拼貼出我們時代光怪陸離卻貧瘠膚淺的文學景觀。”

畢竟，要是細琢磨，一斤餿豆腐也能品出煙火氣。

如果想明白了，還寫個什么勁呢？

以發展眼光看城市文學，會有什么樣的期待？說到愿景，作家鄧一光是痛苦的——“我不認為現在我們可以展望什么。如果展望，那是在政府工作報告里去完成的。文學的展望必須給出令人信服的人物、故事，如果沒有這個東西，談何展望？”

去年《青年文學》主辦的城市文學高峰論壇上，鄧一光在現場表示自己“真的很困惑”。

“困惑來自于哪里呢？現在寫作者的很多觀察和發現，不是站在歷史制高點上。的確與具體生活相關，比如他的支離、恐懼、疼痛、過不去、遇到了什么坎。他的這些問題，其實是與時代框架的沖突、與潛在理性的沖突。”

每每談及城市文學的未來，鄧一光都想逃避。“這個逃避是為了保護我自己尚未麻木，或者尚未遲鈍的對現實生活的感受。”

生于20世紀50年代，鄧一光感到，現在的時代已經與他們那個時候完全不同。“面對的擠壓，觀念的更迭，它的速度之快，程度之大。是我們前人沒有經歷過的。” 社會化進程也曾對文學有過沖擊。19世紀中葉，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完成工業革命，資本主義經濟迅速發展，為人類帶來希望的同時，社會矛盾的尖銳復雜也深刻影響了每一個個體。“但是它整體對前文明的覆蓋沒有那么快速，反而形成張力，給文學藝術以自由發展空間，既傳承，又生長。”

現在，時代的進度是非常快的，科學技術的日新月異，人工智能的創生，使每個人的思維、認知、甚至道德倫理觀念在很短的時間內發生改變，你不得不接納一切新的東西，伴隨著懷疑與確認的交替循環，不斷修正自我。

一次活動上，作家和科學家對話交流，科學家一講完，作家就崩潰了。科學家說，從發展角度講，我們的工作要求我們就得這么做，倫理怎么變不是我們的事，是你們作家的事，是文化領域的事，是管理社會的事，科學技術不能停滯。

當克隆物種出現，當生物的基因序列可以被編輯，我們就知道，過往的文明經驗已經無法再沿用，科技將大自然賦予我們的東西重新改變。在斷裂性的顛覆面前，才會有像鄧一光那樣的感嘆：“傳統的法律、倫理、觀念已經瀕臨動搖，用不動了。而我們還在用，這是城市文學乃至人類文明的巨大困惑。”

城市經驗所帶來的一系列變化，根本結果是導致我們認知方式的轉換，甚至形成了對人文主義、人道主義的挑戰。

具體到城市文學，作家弋舟有著清醒的認知：“在我看來，并非書寫的對象是城市，我們就一定能創作出城市文學來。城市文學在這里，不僅僅是一種題材，更是一種精神特質與創作途徑。它之所以被單獨地提出并且相較于鄉土文學，毋寧說，是為我們重新確定了另外的書寫難度——它在思維模式、修辭方法、乃至創作邏輯上，都對我們提出了新的要求。在一種新的現象面前，一種新的感覺面前，一種新的思想面前，我們在黑暗中摸索，力圖把握住這新的對象。”

能夠看到，作家們也在嘗試捕捉潛在的可能性，近年來城市文學書寫多了科幻的元素，關注未來城市生活的作品屢屢出現，城市文學與科幻文學相重疊。正如評論家李德南所說：從最深的層次上來講，城市文學要回應的，也正是新文明所帶來的問題，城市文學需要表現這種生活，也需要對這種生活背后的邏輯進行深入的揭示和有原則的高度批判。

回望抑或遠眺，描摹抑或批判，都是城市文學的書寫姿態，接受城市的多種面孔并能與之和諧相處，形成思維與行動上的自洽，也是作家們的選擇之一。

《景恒街》作者笛安珍視城市給自己的饋贈，淡漠的、珍貴的孤獨——

“北京也好、上海也好，很容易見到的圖景是：一個辦公室可能什么人都有。我有一個朋友在科技公司上班，這邊是名牌大學畢業生，隔壁有一個程序員小哥起初是送外賣的，就是非常混雜的狀態。我不關心每個個體的故鄉，我把他們每個人當成是城市的一部分去關心。這是城市的豐富性的意義所在。我們中國文化里總有一種傾向，尤其是中國的普通人，日常的約定俗成的語言里面，總會說月是故鄉明，但我想說的是，月是故鄉明嗎？不一定的。再進一步說，也許月是故鄉明，可那又怎么樣，生活里不能總看月亮，就是有一個地方會比故鄉更重要。至少我理解這是城市精神的一部分。”

李唐是“90后”作家中為數不多的出版多部長篇小說的作家，他心目中的城市文學更多的是創造的精神，多元的觀念，是對于傳統的挑戰與更新。在北京出生成長的他，小說中很少出現“北京”兩個字，也鮮少有城市具體標志性景觀的描寫。

“這確實是我有意為之：我想要寫一種具有普遍人性的小說，不局限于某地，甚至某國、某民族，只是關于人的處境。作為讀者，被打動的原因絕不是他的地域性，而是具有某種生存境況的普遍意義。”因此，長篇小說《身外之海》干脆發生在一個完全虛構架空的小鎮上，借此概括性地表達他對城市的精神認知。

天亮到天黑，城市的燈火永遠不會熄滅。年逾六旬的鄧一光還是感謝時代讓他處于不安之中，甚至處于恐懼之中。“因為這樣的不安與恐懼，我不會在某個地方窩著，尤其是我的念頭和想法不會在某個地方停駐。”

鄧一光說，就是因為想不明白，找不到其他的方式。要是想明白了，百分百不寫了。“都那么老了，還寫個什么勁呢？”（文/中國作家網 周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