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梁曉聲的長篇小說《我和我的命》提供了一次透徹省思現實生活本身的重要契機。小說不避陳舊地加入諸多議論與心理獨白，傾注關于人生價值的各種觀念，借助人物對話來強化小說主題。圍繞這些議論，“成長小說”涉及的“自我”與世界的關系，普通與“平凡”的人生選擇，以及有關“好人”的價值訴求，都引起了讀者的深入思索。作者試圖通過人物的命運書寫和價值選擇，實現對于流行意識的糾偏，從而倡導和引領一種新的時代價值，這固然顯示出作者的藝術魄力，但對此新的時代價值也需要做出更加辯證的評判。

關鍵詞：梁曉聲 《我和我的命》 成長小說 現實主義 價值觀

閱讀梁曉聲的小說，總會讓人不由自主地想起那個古老的爭端——“小說要不要議論”，以及如何評價小說中的“議論”？對于小說的整體敘事而言，那些借人物對話與心靈獨白而展開的議論，究竟是畫龍點睛還是畫蛇添足？是雪中送炭還是嘩眾取寵？是水到渠成還是附庸風雅？當然，這一切都取決于實際的閱讀效果。相信許多性急的讀者都會無比厭煩游離于人物性格和故事情節之外的議論與心理獨白，那些枯燥冗長的部分往往是小說的災難；但另有一些高明的創作者，能夠巧妙地運用議論的手法，達到類似布萊希特式的戲劇的“間離效果”。他們適時地拋出一些議論的話題，恰到好處地將讀者從小說情節和人物中暫時拉開，與讀者一同咀嚼、思辨乃至評判，從而獲得一種思想情感上的沖擊與升華。梁曉聲無疑屬于這后一類高明的小說創作者。他的小說總會不避陳舊地加入諸多議論與辯難，傾注關于人生價值的各種觀念，甚至借助人物對話和獨白將小說主題特別指點出來，引起人們關于現實人生的諸多思考。長篇小說《我和我的命》便圍繞“一個人應該如何生活”的議題，借助人物對話與心理生發出許多卓有成效的議論來。而圍繞這些議論本身，巴赫金意義上“成長小說”所涉及的“自我”與“世界”的關系，關于普通與“平凡”的人生選擇，以及有關“好人”的價值訴求，都極為清晰地鋪展在讀者面前，引起人們的深入思索。作為一部現實主義力作，《我和我的命》無疑提供了一次透徹省思現實生活本身的重要契機。

一、“自我”在“世界”的“歷險”，或“人在歷史中成長”

在《我和我的命》中，梁曉聲鄭重其事地將“命運”的話題擺在我們面前。小說以“80后”年輕人為主角，極為難得地去描摹與刻畫當下青年的精神側面，這也體現了作者試圖理解新的代際關于人生與世界的觀念。在他的小說中，自我與價值，成長和命運的討論，總會被不失時機地引向深入。而圍繞這些議題，普通人看似尋常卻又起伏跌宕的一生顯然令他無比著迷。于是我們看到，小說的主人公方婉之，從她出生到最后死亡的完整過程，構成了小說情節展開的基本框架。而在方婉之這里，短暫一生的諸多經歷，都可看做其“自我意識”在“世界”的“精神歷險”，這頗有幾分到那“富貴紅塵里走一遭”的意思。

小說之中，“我”一出生即被親生父母遺棄，在被幸運地收養之后，度過了一段幸福的童年，但自養母不幸去世開始，形勢急轉直下：從被戀人無情拋棄，到不得不從大學退學，再到意氣之下的出門遠行，作為“打工妹”在深圳摸爬滾打，嘗盡人情冷暖；而在原生家庭那邊，“我”也常常被親人逼迫得出離憤怒，命運的“羈絆”又讓“我”無法狠心卸下責任。在經歷了生活的萬般辛苦與磨難之后，“我”終于找到了幸福的愛情、溫暖的親情和真摯的友情，然而命運卻要“我”交出生命……

因此我們看到，在方婉之這里，這完整的一生包含著短暫卻又無比漫長的“精神歷險”，而對于個體的“自我意識”而言，則無疑具有成長與教育的多重意涵。確實如此，就人物來看，小說顯然包含著巴赫金意義上“漫游型小說”的主要成分，即隨著小說情節的推進，五彩繽紛的世界向主人公漸次敞開。于她而言，“世界就是差異和對立在空間上毗連；而生活則是各種差異對立狀態的交替，如成功與挫折、幸福與不幸、勝利與失敗等等”①。而在這個過程中，主人公的性格與形象顯然不是“靜態的統一體”，不是“一個固定不動的點”，事實上，我們能夠深切地感受到方婉之的“成長”，不僅是年齡、身體上的成長，更有人格和價值的明顯變化，甚至可以說，她與世界在一同成長，即她自身反映著世界本身的歷史變化。這就不由得讓人想起巴赫金關于“成長小說”的諸種說法。在巴赫金那里，“成長小說”被視為歐洲傳統小說與現代小說的分水嶺。他將“個人”在歷史中的“成長”，視為現代小說的基本元素。在這里，“主人公不應作為定型不變的人來表現，而應該是成長中的變化中的人，是受到生活教育的人”②。

對于小說中的方婉之來說，這種由“生活教育”而來的“成長中的變化”幾乎是全方位的。比如小學二年級時，她便有了第一次說謊話的經歷，此時的她依稀懂得了“善意的謊言”之于人生的重要意義，這也是令人無奈的世界的組成部分。而這里最關鍵的當然是“校長媽媽”關于虛榮心的教誨，這對方婉之此后的人生無疑具有“打預防針”的啟示意義。因為等到初一時，不用誰來教誨，她就真的明白了“總喜歡讓別人知道自己的家長高人一等的中學生，確實是令別的學生討厭的”③。生活與成長使她很自然地領悟了這一點，并由此讓她對“校長媽媽”當時的告誡心存感激。小說接下來的教育意義仍然無處不在：大學校園里的戀愛，因“校長媽媽”的突然去世而戛然而止，而世故的男友此時給她上了人生的重要一課，使她的初戀“變成了不值得回憶的事”。

小說緊接著便隨主人公的步伐出門遠行，從偏遠的貴州來到改革開放的前沿深圳，而此時成長與漫游的跡象更加明晰。初到深圳，方婉之就無師自通地明白了錢的“唯我獨尊”的作用，而通過勞動換取金錢的過程，更讓她切實感受到其間的辛苦與喜悅。此后的據理討薪，以及作為醫院護工的經歷，也都讓她明白了勞動的尊嚴與意義。對她來說，外邊的世界總是精彩與無奈的交替，而人生果然處處都是“修道院”。在此之中，成為深圳居民，固然讓她享受了“我的人生我做主”的自信，但在與姚蕓的交往中，又不得不陷入關于道德的沉思與領悟，在道德潔癖與原則底線的撕扯中明白“每個人都得承擔自我選擇的后果”。

當然，這里最重要的還是與李娟的友情。這讓她知曉了她一直信奉的“廟堂之理”與底層的“叢林之理”如此不同，以及階層的差異所導致的對世界的不同理解與不同實踐方式。尤其是她們對于創業的不同思考。李娟的猶疑與審慎，體現出底層抵御風險能力的脆弱，根本無法與方婉之“煊赫”的家世相比，進而也彰顯出窮人與富人在人生“試錯”方面的巨大差別。這種階級分野無疑折射出社會現實的尖銳層面，這與方婉之第二次神仙頂之行所深切感受到的中國城市和農村發展現狀的巨大差距是一致的。

正是在這個過程中，我們能夠充分領略小說主人公形象的“動態的統一體”特征。這便正如巴赫金所說的，“主人公本身、他的性格，在這一小說的公式中成了變數。主人公的變化具有了情節意義；與此相關，小說的情節也從根本上得到了再認識、再構建。時間進入人的內部，進入人物形象本身，極大地改變了人物命運及生活中一切因素所具有的意義。這一小說類型從最普遍涵義上說，可稱為人的成長小說”④。而具體到《我和我的命》這里，小說讓我們看到了傳記型小說的顯著外觀，即對于方婉之來說，她的成長是發生在傳記時間里，通過一些不可重復而純屬個人的階段來完成的。“這個成長過程可能是典型的，但它不是循環的典型性。成長在這里是變化著的生活條件和事件、活動和工作等的總和之結果。這里形成著人的命運，與這個命運一起也創造著人自身，形成他的性格。人生命運的生產與本人的成長融合在一起。”⑤于是，我們清晰地看到了方婉之成長的完整過程，一種“人生命運的生產”也在這成長的過程中被突顯了出來。

是的，正如小說的標題所昭示的，“我和我的命”，一種揮之不去的命運感，始終縈繞在小說之中。并且，為了強化這一主題性元素，小說也在不失時機地借助人物之口將那些詳細論述鋪陳開來。因此我們看到，小說在突出“生活的教育”意義的同時，也在不斷渲染有關人有“三命”的說法，具體來源也同樣要追溯到“校長媽媽”對“我”的教誨。所謂人有三命：“一是父母給的，這決定了人出生在什么樣的家庭和基因怎樣，曰天命。二是由自己在生活中的經歷所決定的，曰實命。生命生命，也指人在生活中所恪守的是非觀，是生活與命的關系的組合詞。三是文化給的，曰自修命。”⑥作為“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的人，顯然與這“三命”有著密切的關聯。為了清楚地闡明“三命”之間的關系，小說進一步補充，“因為自己的‘天命’優越而沾沾自喜，招搖人前的人不過是鑲金邊的人渣。同樣，因為‘天命’不濟而自哀自憐自暴自棄的人，是沒搞明白何為生命之人……真正可敬的人，是由實命和自修命所證明了的人。”⑦由此亦可看出，梁曉聲在小說中對“命運”傾注了最深切的關懷。他試圖寫出命運之不可違拗的決定作用，也要突出地強調人的奮斗和自修自悟所具有的改變命運的強大力量。對于方婉之來說，倘若從出生到成長的諸多經歷，以及關于神仙頂的一切，構成了“我”的“羈絆”，這是無法擺脫的“天命”；那么由此出發，去往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深圳，則意味著告別貧窮的親人們，結束讓自己心生厭煩的“宿命”，換一個地方開始“實命”，而在此之中的文化養成與價值選擇，則屬于“自修命”的范疇。正是這不斷延展且蘊藏著無限可能性的“三命”，構成了個體豐富完整的命運與人生。

因此，梁曉聲的這部小說其實試圖將成長的故事更加復雜全面地展現在我們面前，這里無疑顯示了他對命運、對人生更加超然也更加透徹的思考。甚至不止于此，我們還赫然發現，《我和我的命》里的“主人公”不只具有“個體”的意義，“在這類小說中，人的成長與歷史的形成不可分割地聯系在一切。人的成長是在真實的歷史時間中實現的，與歷史時間的必然性、圓滿性、它的未來、它的深刻的時空體性質緊緊結合在一起”⑧。也就是說，在追索“人的成長”與“歷史的形成”之間的密切關聯時，梁曉聲的這部小說提供了啟示意義。小說最關鍵的地方在于，它不僅寫出了個人的命運與成長，也呈現出“人的成長”背后深刻的歷史時空體性質。具體而言，包括30年來當代歷史的變遷，以及深圳作為標本所蘊藏的中國發展的全部秘密。換言之，小說在關切個體命運的同時，也蘊含著極為寬廣的社會現實維度，于人的命運刻畫與成長描摹之際，亦能窺探到歷史形成的軌跡。這也是小說中高翔所說的：“‘中國號’列車，在滾滾紅塵和欲望橫流中拖泥帶水，更是摧枯拉朽地向前向前！”⑨

二、“自我”的安頓：做“平凡”世界的“普通”人

巴赫金說過，存在著兩種成長小說，一種“成長的是人，而不是世界本身”，而梁曉聲的這部《我和我的命》顯然屬于另一種，即人的成長“不是他的私事”，“他與世界一同成長，他自身反映著世界本身的歷史成長。他已不在一個時代的內部，而處在兩個時代的交叉處，處在一個時代向另一個時代的轉折點上。這一轉折寓于他身上，是通過他來完成的。他不得不成為前所未有的新型的人”⑩。某種意義上，小說里的方婉之和李娟確實可以被視為改革開放時代的“前所未有的新型的人”。尤其是李娟，這位來自底層的奮斗者，她自強不息、堅韌不拔的形象，顯然象征著30年來中國具有代表性的某種精神人格。

對于個體來說，成長意味著“自我”的安頓，為人生尋找一種穩固的價值認同。如果說在李娟那里，勇往直前的果敢與無懼挫折的奮進，正是她個人成長中尋求“自我”安頓的重要方式；那么雖與李娟精誠合作，但與她完全不同的方婉之，則顯然屬于另一種人，而后者的成長無疑能顯出“自我”的另外一面。這就是梁曉聲在這部小說中所著力強調的深切之處，即對于時下流行的庸俗成功學的有力反撥。體現在小說中，便是對“平凡”世界里“普通”人的價值的空前強調，這無疑是一種別開生面的新理念。這兩種“自我”安頓的方式所形成的微妙張力，其實構成了成長的兩種面向。

小說之中，在經歷了生活的艱辛與磨難之后，方婉之的價值選擇耐人尋味。她的自知之明在于，“我是個注定了將一生平凡的人”。盡管她并不甘于平凡，但她確實看清了自己的一生，“我的平凡毫無懸念”。在與養父的一次對話中，方婉之出人意料地將平凡視為自己注定的宿命，并且甘愿與自己平凡的宿命和平共處，聊度此生，“我之一切努力和勞碌，不是一心想要超越平凡，只不過是要使那平凡趨于穩定，爭取在穩定中過出幾許平凡人生的微淡的小滋味來”11。甚至從一開始她就頗為賭氣地與自己較勁：“人生沒有方向，只有具體而微的目標便又怎樣？我偏要以身一試，且看究竟如何！”在12一派奮發上進，力爭上游的時代風潮中，這種以平凡為本位的價值訴求，恰恰顯示出極為鮮明的不凡氣質來。更何況，這位聲稱“要在平凡中活出些自尊來”的人，并不是一個在生活的挫折中無奈接受平凡的失敗者，而是在生活這個自我給出意義的踐行活動中主動擁抱平凡的那個人，這就讓一切顯得更加難能可貴了。

看得出來，在梁曉聲這里，這種特立獨行的“平凡”，顯然包含著某種高貴的氣質。事實上，從卓爾不凡“降格”為普通，這顯然意味著一種非凡人格的墜落，但卻是對以個人奮斗、出人頭地為旨歸的價值追求的完美糾偏。在此，作者當然有意要與那些“唯恐輸在起跑線上的人”形成微妙的反諷關系。然而，這種反其道而行的價值追求，又似乎構成了當下的某種言說熱潮。比如最近，清華大學劉瑜的一次題為《不確定的時代，教育的價值》的演講，就引起了人們的廣泛關注。尤其是，當這次演講被各大媒體冠以《我的女兒正勢不可擋地成為一個普通人》的聳動標題之后，相關內容更是產生了強烈反響。在這次演講中，劉瑜有感于如今洶涌而來的庸俗成功學對整個社會的席卷和侵襲，以及由此而來，家長們在子女教育方面的惡性競爭。這種惡性競爭所產生的后果，體現為對女權運動，對家庭關系，以及對教育公平的多重傷害，而最大的傷害則是孩子本身。如其所言：“我們的教育不是鼓勵年輕人發現自我，而是逃避自我。從獨特的自我，逃向平均的他者，個性逃向潮流，從冒險逃向安全。”于是，人生蛻變為“無窮無盡的逃跑”。13為此，她發出了自己的追問，人生是否真的是爬得越高越好，跑得越快越好，得到的越多越好？“我很懷疑這一點。我覺得，人生的目的并不是越高、越快、越多，而是找到適合自己的位置。”14在她看來，當每個人都被鼓勵去尋找自己最大的亮點，施展自己最大的優勢時，一個社會的創造力才會被發揮到極致。與此同時，她還批評了我們的教育中充斥的各種成功學，卻從來也沒有一種“失敗學”。為了成功，我們從小就被不斷灌輸“有志者事竟成”的道理，還發明了很多褒義詞鼓勵這種極其痛苦的堅持：堅韌不拔、堅定不移、決不放棄、戰勝自我……但卻從來都是鄙視放棄、鄙視失敗。

因此如其所言，這里其實流行著兩種錯誤的“失敗觀”，一是只許成功，不許失敗。殊不知失敗其實是認識自我的一條必經之路，它讓我們知道自己能力與興趣的限度。而另一個可怕的“失敗觀”就是成功標準的單一化。如今的成功，已然變成了簡單的出人頭地，掙更多的錢，當更大的官，而與之相反，做一個普通人，常常被認為是失敗。可問題是，一個社會哪有那么多成功人士？大量的人都會是普通人。于是緊接著，她說出了那句石破天驚的話，“要堅信自己的孩子會長成一個普通人”。這其實也是一個理性人對概率學的尊重。如其所言：“大部分人可能天賦都很普通，但是每個人的興趣、愛好、個性，都有自己的獨特性。”家長的使命應該是，“沿著孩子的獨特性，找到他們歡喜的事，發掘他們的比較優勢”。因此，“不是非要把一棵小草培養成蒼天大樹，而是要把一棵小草培養成一棵美好的小草，一棵健康的小草”15。在此情形之下，如果一個人選擇“自在”而放棄“成功”，這未必是一件壞事。因為教育的核心應該是認識自我、接納自我，甚至包括去接納那個不怎么“成功”的自我，并甘愿與自己的平凡和普通和諧相處。

與“堅信自己的孩子會長成一個普通人”的劉瑜相似，中國人民大學的楊慶祥最近也展開了一次“關于平凡的哲學思考”。我們看到，在關于人生價值的判斷上，兩位名校的教授有著大體相近的看法。如楊慶祥所說：“一個被成功學所覆蓋的社會不會認可平凡的意義，也不會承認普通人的價值。它只認可‘杰出’‘優秀’‘偉大’——總之，它只承認勝利的英雄，而拒絕傾聽失敗者的辯護。”16他引用了榮格1930年在慕尼黑作的一個重要演講中的說法，認為使意志與能力協調一致要比道德更重要，而不惜一切代價的道德是野蠻的標志。并由此提煉出關于平凡的最本質定義，即“使意志與能力協調一致”。在楊慶祥看來：“平凡并非放棄自我，恰好是，自我的覺知是平凡的前提，只有理性地變成了成熟的人，才能夠正確地衡量和評估自己的能力。平凡也并非不思進取，而是對志向有準確的定位，不去盲目狂熱地追求世俗意義上的‘成功學’。更重要的是，將知識和能力轉化為一種人生和生活的智慧，內在覺知和外在世界進行良性互動。要進步，要發展，要更新，但實現這進步、發展和更新的手段不是惡性競爭，目的不是為了占有更多資源，而是為了完成一個‘善的自我’。”一句話總結就是，“走自己的路，也可以讓別人有更多的路可走”。因此，他進一步指出，一個好的制度安排，就是“能夠保證并守護這種平凡的意義和普通人的價值”。唯有如此，“我們才能從現代性的慣性里走出來，過上一種平凡、自由而審美的生活”。17

應該說，兩位教授都以其獨特的方式，提出了一個與1980年代以來統治我們的流行價值截然相反的價值理念。長久以來，不甘平凡，以個人奮斗的方式取得世俗意義上的成功，由此實現階層的躍升，早已成為我們不假思索的人生選擇。然而，那也是一個階層流動如此自由而頻繁的年代，至今仍令人懷念。今天，某種程度的階層固化早已是不爭的事實，而躍升的通道也被認為在逐漸關閉。這樣的社會背景之下，接納一個普通的自我，以及將平凡視為一種“自由而審美的生活”，不僅意味著對于流行社會心理的一種反撥與校正，顯示一種嶄新而時髦的價值認同，或是一種大氣灑脫的人生態度，并試圖引領一種嶄新的社會風氣。更關鍵的是，這也意味著一種新的社會現實的被動適應，一種新的社會法則的無奈接受。對于許多人來說，再多的努力，也確實難以換來向上流動的希望。于是一時間，無能者的自嘲成為流行，而頹喪、“佛系”的青年也如此眾多。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這部《我和我的命》可以看做是對流行心態和時代風潮的及時回應，并試圖由此做出某種程度的價值引領。因此，立志做“平凡”世界的“普通”人的方婉之，她的價值取向看上去如此不同，但她絕不是要放棄自我，而是體現為更好的自我覺知，以及更準確的自我定位。這個獨特的文學創造，與新的流行意識形成了奇妙的呼應，并與之共同匯聚到新時代價值塑造的實踐之中。

三、“一生做好人”：平凡人的“成功”抑或虛妄

在這部《我和我的命》里，梁曉聲借助方婉之的成長故事，試圖傳達給我們一個做“平凡”世界的“普通”人的樸素道理。如人們常言的，人人渴望不平凡，但絕大多數人終其一生，只能注定平凡。因此人生最大的教育就是與生活妥協，成為一個平凡的人。這種“自我”安頓的方式，意味著方婉之甘愿讓自己活成浩蕩人世的一粒塵埃。正如小說中反復回蕩的：“別給自己預設什么高目標，非跟自己較勁地去實現。人沒必要將自己的人生搞得那么緊繃，活得順其自然也很好”18。這顯然是要呼吁人們從力爭上游的神經緊繃中松弛下來，退守到一種自由灑脫無拘無束的自然天性上。

于是緊接著，在小說臨近結尾的地方，梁曉聲再次借助人物對話呼應了“我”與養父之前關于人生價值的討論。這一次，“我”提出了一個如果注定了一生平凡應當如何的問題。在致力于書寫平民正道滄桑的梁曉聲這里，問題的答案很簡單：“平凡”的人也有偉大之處，那就是“一生做好人”，這亦是平凡人的成功所在。在作者看來，一個人的天分有高低，能力有大小，但做一個好人，卻與天分與能力無關。平凡而普通的人中的幸運者，一生都要做一個好人。對于個體來說，如果注定了一生平凡，那就更要做一個好人。這是因為，良好的品質體現在普通人身上，往往顯得尤其可貴。這不但是個人的幸事，也是國家之幸。因此平凡而普通的好人，便是那個自帶光芒的人。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得以見證方婉之最后的告白：“我將無怨無悔地做一個好人，將在平凡中自尊地生活；將在普通中恪守做好人的原則；將為十幾億人口這一龐大的分母，加上平凡、普通而又善良的那個‘1’。”19于此，我們也不難理解她在身患絕癥，成為“抗癌明星”之際，仍然心平氣和地面對著自己的“壞命運”。“我平凡，我普通，我認真做人，我足夠堅忍。我有幸福的愛情、溫暖的親情、真摯的友情——人生主要的三福氣我占全了，夫復何求？我復何求？”20盡管方婉之的“成功”頗有幾分諷刺意味，但作者仍然愿意為我們的主人公安排生命的回饋。平凡即是成功，好人便有回報，盡管她的死亡來得比別人更早一些。

事實上，梁曉聲總在塑造這種無怨無悔的“好人”形象。這種樸素的勸善意識，體現了作者的理想主義情懷與浪漫主義情愫。這種“善的辯難”，以及執著地在小說中構建“善好”空間的習慣，某種程度上正是他一以貫之的文學追求。在那部榮獲茅盾文學獎的《人世間》里，他就展現出了“時下小說并不多見的道德氣質”。“當現代小說家出于對人的境況的復雜性的洞察而明智地保持沉默時，梁曉聲不避陳舊，極力重申善的價值，從這個意義上說，他是19世紀俄羅斯文學的繼承人，也是‘一個人應該如何生活’這一永恒問題的又一回答者。”21在梁曉聲那里，“好人”是塑造小說人物的主旨性基調，也是他對自己，對人何以為人的期許。事實上，在那部隨筆集《忐忑的中國人》中，他就重點論及過所謂的“好人文化”。對好人的強調，意味著文學不僅要表現人在生活中是怎樣的，更要表現人應該怎樣。因此，《我和我的命》正好為文學重塑社會現實性與理想性提供了重要契機，這對于重新吁求文學對于時代價值的引領與召喚意義重大。在評論者們看來，當下文學創作的難度，恰恰在于如何重振文學樸素的社會功能。因為長期以來，文學解構倫理是容易的，而建構新的倫理則實在太難。梁曉聲卻迎難而上，保持了我們這個時代對善良，對好人的樸素想象，這對于積極建構新的時代價值意義重大。

然而我們需要注意的是，《我和我的命》里方婉之這個立志“一生做好人”的“平凡”世界的“普通”人，雖貴為一個“新型的人”，并且與之相伴隨的是新的時代價值，但我們也需對此做出更加辯證的評判。一方面，做“平凡”世界的“普通”人，固然是對流行意識的糾偏，能夠迫使我們對統治數十載的有關個人奮斗的“集體無意識”做出更加透徹的省思；而伸張一種“好人文化”，則顯然具有羅曼?羅蘭意義上的“看清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熱愛生活”的英雄主義氣概，這是這個時代極為難得的優秀品質。但是另一方面，在這背后，我們也能清晰地感受到這一新的時代價值在其宣傳與灌輸過程中顯現出的復雜面向。如前所述，從梁曉聲到劉瑜，再到楊慶祥，價值與知識的生產及傳播背后，其實是無比焦慮的中產階級正在試圖向“沉默的大多數”“喊話”，以此傳達的價值理念顯然具有一定程度的傾向性。

面對這樣的時代，這里一個有趣的共識在于，倘若對于急盼向上流動的底層來說，階層的固化是一種有著切身感受的社會現實；那么對于位居高層的既得利益者來說，所謂的階層固化，以及那些竭力宣揚的向上攀爬的難度，又何嘗不是為了恫嚇那些試圖努力實現躍遷的個人奮斗者的有力武器！因此，今天所謂的階層高度固化，向上通道的阻隔，固然是正在形成中的社會現實；但另一方面，其間蘊藏的復雜性也值得深究。換言之，這里所謂的結論，又何嘗不是某種“觀念”的結果，甚至成為用來有意恐嚇，以便讓更多人“知難而退”乃至深陷絕望的“知識”武器。無論如何，一個不容忽視的事實在于，那些早年通過自身努力實現階層躍升的中產階級，如今面臨的最大焦慮恰恰在于“向下流動”的威脅，他們時刻警惕著為數不多的社會資源被他人擠占的危險。當此之時，他們更加渴望秩序，渴望以固化的方式阻隔流動的通道，以便牢牢鎖定自身的階層地位。并且，為了誓死守護這已然獲得的社會地位，他們顯然希望更多的平民子弟安守本分，不再汲汲以求于個人奮斗，轉而要求他們對所謂的“成功”有“更清醒”的認識，以便找到自己在社會中“應有”的位置。這大概也就是如今的“成功學”被各式各樣的“失敗學”所取代的不可忽視的社會背景。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一個自甘“平凡”的“好人”，便顯出其可疑的面目來。我們也就不難理解毛尖在近期的文章中對于國產電視劇里“作為套路的善良”的批評。在她看來，今天的時代里，善良成為一種“標配”，成了所謂的“文藝正道”。然而，“作為套路的善良，就是魯迅所謂的‘庸人設計’，‘給人暫得偷生，維持著這似人非人的世界’”22。由毛尖的文章反觀梁曉聲的小說，我們便不難隱隱嗅到一股陳腐的說教氣息。在梁曉聲這里，一個平凡的，普通的，與世無爭的“好人”，在38歲的年紀就不得不坦然面對自己的“壞命運”。而在將死之際，也要豪邁地說出，“我不信世上會有君子國，這使我活得不矯情；我不信‘他人皆地獄’，這使我活得不狡猾”23。甚至反復念叨“夫復何求”的感嘆，這實在是讓人感到一股刻骨的悲涼。倘若真如其所言，每個人都在自己“命運”給定的位置上無欲無求，爭做“好人”，這樣一個無比“和諧”，卻又失去了任何可能性的社會，想必也是一個令我們無比失望的舊時代吧！

最后，既然提到了魯迅，那么就讓我們用魯迅先生在《野草?影的告別》里的那段話來回應梁曉聲在這部《我和我的命》里的美好期待：“有我所不樂意的在天堂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樂意的在地獄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樂意的在你們將來的黃金世界里，我不愿去。”24

注釋：

①②④⑤⑧⑩[俄]巴赫金：《教育小說及其在現實主義歷史中的意義》，《巴赫金全集》（第3卷），白仁春、曉河譯，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9年版，第212、504、225-226、227、227、228頁。

③⑥⑦⑨111218192023梁曉聲：《我和我的命》，人民文學出版社2020年版，第31、50、50、317、322、114、53、335、376、376頁。

131415劉瑜：《我們的社會充滿了成功學，但是卻沒有“失敗學”》，“印象筆記”微信公眾號，2020年11月8日。

1617楊慶祥：《關于平凡的哲學思考》，《中國新聞周刊》2021年第6期。

21岳雯：《生活與歷史中的好人：平民中國的道德想象——梁曉聲〈人世間〉論》，《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9年第11期。

22毛尖：《作為套路的善良》，澎湃新聞，2021年3月24日。

24魯迅：《影的告別》，《魯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69頁。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