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先生喜歡拍照，還喜歡將照片作為禮物贈與友人。現(xiàn)存魯迅照片有百余張，既有單人照，也有與他人的合照。這一部分，我們以時間先后為序，排列魯迅從1903年至1936年所有單人照，并配以簡單文字說明，試圖以魯迅先生個人相冊的方式鏈結他一生的重要旅程，重溫他的風采與個性。細細觀之，從先生的神情變化里，亦可發(fā)掘他的思想軌跡。

編輯過程中受益于黃喬生《魯迅像傳》（貴州人民出版社2013年）《魯迅影集》（人民文學出版社2018年），特此致謝。

——編者按

1903年攝于日本。這張照片被稱為“斷發(fā)照”，是現(xiàn)存最早的魯迅單人照。魯迅在弘文學院剪辮后，拍照留念，并贈與同學兼同鄉(xiāng)友人許壽裳一張。許壽裳稱魯迅贈與照片同時，還贈七言詩一首與他，“靈臺無計逃神矢，風雨如磐暗故園。 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薦軒轅。”魯迅去世后，許壽裳在回憶錄中將這首詩定名為《自題小像》。魯迅一生很看重這張照片，多次將其洗印贈友。

1904年攝于日本。這是魯迅弘文學院畢業(yè)照。魯迅是弘文學院第一屆56名學生，也是22名寄宿生之一。1904年，魯迅從弘文學院普通速成科畢業(yè)。他獲得的畢業(yè)文憑上寫著：“大清國浙江省周樹人，從明治三十五年四月至本年四月，在本學院學習日本語及普通速成科畢業(yè)，以此作證，明治三十七年四月三十日，大日本弘文學院院長嘉納治五郎（章）。”

1909年攝于日本。1908年，應許壽裳邀請，魯迅與許壽裳、周作人、錢鈞甫、朱謀宜五人合住在夏目漱石故居。在“伍所”居住期間，魯迅經(jīng)常從各處書店購書，但較少游覽。魯迅在吃穿住上并不講究，卻花費大量資財購買外國書刊，以此學習、練習翻譯文學作品并做文章，很是勤奮。

1909年攝于杭州。照片由杭州“二我軒”照相館拍攝。1909年，魯迅回國，在浙江杭州的兩級師范學堂做化學和生理學教員，并兼任博物課（動物學、植物學、礦物學）日籍教員鈴木珪壽的翻譯。據(jù)夏丏尊回憶，魯迅在上課時要求學生不許笑，因為他認為自己授課時的態(tài)度是嚴肅的，如果有人發(fā)笑，嚴肅的氛圍就遭到破壞。“周先生很嚴肅，平時是不大露笑容的，他的笑必在詼諧的時候。他對于官吏似乎特別憎惡，常摹擬官場的習氣，引人發(fā)笑。”

1911年攝于東京。1911年5月，魯迅為催促周作人一家回國，赴日本半月余，這張照片即是在東京“中缽”照相館拍攝的。值得一提的是，照片中魯迅所穿衣服，是他自己設計的。許壽裳曾說，魯迅那時“新置了一件外套，形式很像現(xiàn)今的中山裝，這是他個人獨出心裁，叫西服裁縫做成的……”

1918年1月13日攝于北京。為浙江紹興中學校旅京同學會合影，上圖為合影局部放大圖片。魯迅在當日日記中記載此事：“十三日晴。星期休息。午后同二弟至留黎廠德古齋，偶檢得《上尊號碑》額并他種專、石雜拓片共六枚，付泉一元。又至北京大學訪遐卿，并赴浙江第五中學同學會，有照相、茶話等，六時歸寓。”

1925年5月28日攝于北京。為《阿Q正傳》俄譯本所攝。俄國人瓦西里耶夫（王希禮）為翻譯《阿Q正傳》，通過曹靖華寫信給魯迅，請魯迅賜序和照片，并作《自敘傳略》。

1925年7月4日攝于北京。為《阿Q正傳》英譯本所攝。魯迅在當日日記中記載此事：“午后往中央公園，在同生照相二枚。”《阿Q正傳》英譯本的譯者梁社乾，在翻譯中曾得到魯迅的幫助。譯本于1926年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但魯迅的照片未被印入。

1927年1月2日攝于廈門。魯迅對廈門大學的人際關系感到厭煩，且不適應當?shù)厣睿蛔惆肽昃蜎Q意離開。臨行前，魯迅、林語堂與幾個學生在南普陀寺西南的小山崗上照相，這里到處生長著魯迅喜愛的龍舌蘭，滿山是饅頭一樣的洋灰的墳墓。魯迅寫信給許廣平說：“今天照了一個照相，是在草木叢中，坐在一個洋灰的墳的祭桌上”。魯迅后來把照片用在雜文集《墳》中。他還在照片上題寫“我坐在廈門的墳中間”贈給章廷謙（矛塵）。照片上標有：The China Studio, Amoy（廈門中國照相館）。

1927年8月19日攝于廣州。1927年1月中旬，魯迅到達廣州，任文學系主任兼教務主任。8月19日，魯迅與許廣平、廖立峨、何春才到照相館拍照。魯迅日記：“下午同春才、立峨、廣平往西關圖明館照像，又自照一像，出至在山茶店飲茗。”這張照片采用了多次曝光的方法，有四張底片。魯迅在廣州的時間雖然很短，但在當時的革命大本營復雜環(huán)境中的種種遭遇，讓他的觀念發(fā)生了很大變化，如同這張照片，一張照片曝光四次，顯示出他的“多面”。

1927年11月16日攝于上海。魯迅當日到光華大學講演，講演題目為《文學與社會》，并在日記中記錄此事。據(jù)學生郭子雄的記錄，魯迅在此次演講中對文學界的不良傾向，如逃避現(xiàn)實斗爭、專為藝術而藝術的文學，止于叫苦的消極文學，以及幫兇文藝等，都進行了分析與批評。上圖右圖為前往光華大學，左圖為講演完成后。

1928年3月16日攝于上海。1927年10月8日，魯迅和許廣平搬到了景云里，在此居住近三年。后經(jīng)內(nèi)山先生介紹，搬到四川北路拉摩斯公寓。在景云里居住期間，魯迅除了翻譯作品外，還主編《語絲》周刊、《萌芽》月刊、《文藝研究》等，與柔石合編《朝華旬刊》，與郁達夫合編《奔流》月刊。此外，海嬰也于魯迅與許廣平居景云里期間誕生。以上四張即魯迅在景云里寓所書房內(nèi)所照。

1930年9月17日攝于上海。1930年9月25日是魯迅50歲壽辰。9月17日，上海左聯(lián)為魯迅秘密祝壽，史沫特萊為魯迅拍攝了多張照片，上圖為其一。魯迅在當日日記中寫道：“友人為我在荷蘭西菜室作五十歲紀念，晚與廣平攜海嬰同往，席中共二十二人，夜歸。”同年9月，致曹靖華信中，魯迅曾提及此次聚會，并說“活了五十年，成績毫無，我惟希望就是在文藝界，也有許多新的青年起來。” 史沫特萊也在回憶文章中對這次聚會印象深刻，在這個哪怕少數(shù)人聚在一起也格外敏感的時間段里，竟前后有兩百多人前來向魯迅致意。

1930年9月25日攝于上海。對于自己的五十歲壽辰，魯迅顯得格外重視。在日記中，魯迅寫下：“晴。午后同廣平攜海嬰往陽春堂照相。”該日魯迅照相三張，分別為單人照（上題“九月二十四日照于上海，時年五十”，日期為魯迅誤記）、與海嬰照（上題“魯迅與海嬰，一歲與五十”）、與許廣平并海嬰照。五十歲誕辰的魯迅單人照，是最為著名的魯迅照片之一，這張照片上的魯迅“橫眉冷對千夫指”，在特定歷史階段的特定場合曾被廣泛使用。

1933年2月24日攝于上海。當日魯迅與楊銓、李濟在“中央研究院”國際出版品交換處合影，并拍攝了單人照。魯迅在日記中記載了這次出行，“午，楊杏佛邀往新雅午餐，及林語堂、李濟之。”同年，楊銓將照片寄送魯迅。1933年1月，魯迅加入了由宋慶齡、蔡元培、楊銓等人發(fā)起的“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并被選為上海分會執(zhí)行委員。同年6月18日，楊銓被特務暗殺。

1933年5月1日攝于上海。這張照片是著名的魯迅“毛衣照”，所穿毛衣為許廣平親手所織。《兩地書》中曾記載這件手織毛衣，魯迅在信中寫道：“背心已穿在小衫外，很暖，我看這樣就可以過冬，無須棉袍了。”多年后，周海嬰在著述《魯迅與我七十年》一書中曾專門單列出這張照片，并在照片下注釋“這張照片，母親最喜歡！”

1933年5月26日攝于上海。《西行漫記》作者、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翻譯魯迅小說，準備編入《活的中國》一書，極盼得到魯迅一張近照。這張單人照即專門為此事所攝，魯迅對這張照片很滿意。此照片最早與斯諾撰寫的《魯迅評傳》一起，刊登在1935年1月出版的美國《亞細亞》雜志上，以后又刊登在1936年底英國倫敦出版的《活的中國》一書的扉頁上。魯迅逝世后，于萬國殯儀館供人吊唁的巨幅遺像，就是由這張單人照放大而來。

1933年9月13日攝于上海。這張照片上，魯迅的眼神中透露著疑慮，神情中略顯憤恨。這或許與晚年魯迅生活在政治壓迫、商業(yè)壓榨的環(huán)境中，心情頗不愉快有關。在與曹靖華信中，魯迅曾說“很想離開上海，但無處可去”。左聯(lián)解散后，魯迅在給王冶秋信中也提到，“現(xiàn)此翼已經(jīng)解散，別組什么協(xié)會之類，我是決不進去了。但一向做下來的事，自然還是要做的。”

1935年攝于上海，魯迅從大陸新村住所去往內(nèi)山書店路上。1933年4月，魯迅一家遷入大陸新村，這是魯迅在上海的最后一處住所。此地荒僻，“雨后蛙聲大作，如在鄉(xiāng)間”。魯迅與外界的信件郵件，甚至房租、水電費等事宜，全由內(nèi)山書店代轉(zhuǎn)代辦。在此處，魯迅曾多次掩護共產(chǎn)黨人。1934年瞿秋白離開時，曾將一張書桌留存在魯迅大陸新村住所中。次年瞿秋白遇害后，魯迅將這張書桌保留下來，以紀念亡友。

1936年3月23日攝于上海。去世前的幾年，魯迅對左聯(lián)內(nèi)部的斗爭極其失望，瞿秋白已被殺害，馮雪峰遠在他鄉(xiāng)，魯迅頗感“獨戰(zhàn)”的悲哀，這種情緒上的消極也加速了他身體的衰弱。1936年4月，馮雪峰作為特派員抵滬，急于見到魯迅，未先與黨組織聯(lián)系就徑直來到魯迅家中，“那時已經(jīng)黃昏，他在樓下已經(jīng)從那個老女工那里知道我在樓上了；我聽見他上來，心里快樂得很激動，同時以為他也一定很高興，并且會先問我如何到上海之類的事情的。但他走進房來，悄然地握了握我興奮地伸過去的手，絲毫也不以我的到來為意外，卻先說了這樣一句話:‘這兩年來的事情，慢慢告訴你罷。’”值得一提的是，以上敘述源于馮雪峰1952年《回憶魯迅》，十余年后，馮坦然自己之前對此場景中魯迅原話做了改寫，魯迅原話為“這兩年，我給他們擺布得可以！”，馮雪峰按記“這他們是指周揚等人”。改寫策略與記憶組織的糾葛，也暗示著魯迅研究中歷史學與政治學的話語暗戰(zhàn)。圖為魯迅大病初愈后留影，為史沫特萊所攝。

1936年10月8日攝于上海。逝世前11天，魯迅在上海八仙橋青年會參觀全國第二回木刻流動展覽會上，其時他已病重。由沙飛攝。在專門記述此次展覽會的文章中，沙飛曾寫，“飯后趕回會場，不料魯迅先生早已到了。他自今夏病過后，現(xiàn)在還未恢復，瘦得頗可以，可是他卻十分興奮地，很快樂地在批評作品的好壞。……魯迅先生徘徊了好些時才走，給與人們一個極親的印象。” 內(nèi)山嘉吉、白危、黃新波等人均在紀念文章中提及，魯迅一生中有笑容的照片并不多。沙飛所攝的這組照片中，另有魯迅與他人談話時大笑的照片，“笑聲淹沒了一切”。

1936年10月攝于上海。魯迅逝世后，沙飛攝。在9月5日寫作的《死》一文中，魯迅曾寫下了七條遺囑：“一，不得因為喪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錢。——但老朋友的，不在此例。二，趕快收斂，埋掉，拉倒。三，不要做任何關于紀念的事情。四，忘記我，管自己生活。——倘不，那就真是胡涂蟲。五，孩子長大，倘無才能，可尋點小事情過活，萬不可去做空頭文學家或美術家。六，別人應許給你的事物，不可當真。七，損著別人的牙眼，卻反對報復，主張寬容的人，萬勿和他接近。”后文又設問了對自己怨敵的話，“我的怨敵可謂多矣，倘有新式的人問起我來，怎么回答呢？我想了一想，決定的是：讓他們怨恨去，我也一個都不寬恕。”

1936年10月19日晨5時25分，魯迅先生與世長辭。 

（編輯：陳澤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