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來為弘揚魯迅精神、研究魯迅著作，將魯迅手稿影印出版，這應當是保存魯迅文物和提供魯迅研究的最佳舉措了。幾十年來魯迅研究界和出版界的前輩們為影印出版魯迅的手稿付出了艱辛。初步統計已出版的約有近三十部，如《魯迅書簡》《魯迅日記》《魯迅詩稿》《魯迅手稿選集》《魯迅墨跡》，更有《魯迅輯校石刻手稿》《魯迅輯校古籍手稿》《魯迅手稿全集》《魯迅著作手稿全集》《魯迅手稿叢編》，以及即將面市的規格更高、收集更加全面、編輯更加科學、印刷更加現代化、可以普及的大型的《魯迅手稿全集》等等，種類如此繁多，出版的水平不斷提高。這正反映了我國魯迅研究事業的發展、出版技術的日新月異，更體現了改革開放給中國經濟的發展和文化事業的繁榮帶來的實惠。能為一位作家影印出版這樣多的手稿，古今中外可能也僅有魯迅才享有如此殊榮，這在我國出版史上也是一個創舉，更是一朵鮮艷的奇葩。

現僅就我所了解的幾部魯迅手稿影印出版的成因及其具體發展的過程，作一簡介，以茲紀念。

許廣平首創影印《魯迅書簡》

許廣平先生是魯迅手稿影出版的首創者。她在魯迅逝世以后，登報征集魯迅書信，為了能保存這些書信，她又設法影印，以向世人展示。她在《魯迅書簡》編后記中寫道：“我們為了想保留他的手跡，最低限度這些種書都希望用影印以與世人相見。以前文化生活社吳朗西先生之助曾出過一本《魯迅書簡》影印本，那僅是選取幾十位朋友的通訊，可以代表各種方面。”這就是中國第一部的魯迅手稿影印本的誕生由來。

這部《魯迅書簡》，是在我國抗日戰爭大規模爆發的前夕——1937年6月由許廣平先生主編以“上海三閑書屋”的署名出版的，文化生活出版社為總代售。全書收入1923年9月至1936年10月魯迅致許壽裳、臺靜農、許欽文、鄭振鐸等54位友人的信札69封。裝幀、印刷精美，分甲、乙、丙三種裝幀。當時書信得來不易，出版影印則更加不易。許廣平先生曾于1937年1月、4月在《中流》雜志上分別發表了《許廣平為征集魯迅先生書信啟事》和《許廣平為征集魯迅先生書信緊急啟事》，從而征集到魯迅書信800余封；為了能影印出版，先生又多方請求幫助，她回憶道：“那時為尋求能擔負起這全部影印出版者。環顧國內，則只有一商務印書館能夠勝任。因此懇請蔡元培先生代為介紹，訂有嚴酷的契約，我們也不惜委曲求全，意思即在祈求影印部分的能以盡量從速實現。想不到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三日，上海戰事發生了，不但影印之議，付之虛建……”這里記載了先生為影印出版魯迅手稿而做的艱苦用心，在條件極為困難的情況下，許先生仍然渴望“自然還是希望將來有影印的可能”。許廣平先生深刻地認識到“影印”手稿的意義，并急切地渴望它的實現。

這是許廣平先生的愿望，更是廣大讀者的愿望。這個愿望是在新中國建成以后才得以實現的。

馮雪峰組織編輯出版《魯迅日記》影印本

1951年建國后，百廢待興時，馮雪峰先生組織編輯出版《魯迅日記》的影印本。雪峰先生在《魯迅日記》影印《出版說明》中說：“我們影印出版這部日記，完全為保存文獻和供研究上的需要。我們認為日記并非作者記錄自己的思想的作品，所以當我們新的國家財力還有困難的現在，不必把它當作大眾的讀物來大量地印行；不過，這是研究魯迅的最寶貴和最真實的史料之一，也是屬于人民的重要文獻之一，所以盡早地影印出來又是必要的，并且作為研究的材料，也是影印最能夠免去鉛印可能有的排校上的錯誤。這樣，我們首先就須盡量做到保存原來的面目。”這里飽含著先生對影印手稿出版的心愿。

這部《魯迅日記》收魯迅1912年5月5日起至1936年10月18日全部日記，每年一本，應為25本，但第十一本，即1922年的一本，失落于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時的1941年，所以現僅存24冊。當時用的是橡皮版宣紙影印，分咖啡色封面和磁青色綾質封面兩種，白綾簽條。分為三函，最后一本版權頁的上端右旁有豎印“公歷1951年4月至5月影印1050部”。下端方框內豎印“著者魯迅，出版者上海出版公司”等。

《魯迅日記》的出版是在中國尚處于經濟困難，人民生活并不富裕的情況下實現的，但出乎出版方的預料，社會需求很迫切，出版僅二個月就售罄。而后他們為滿足讀者的要求，不只決定再版，還考慮到一般讀者的需求，多印簡裝本，使更多人買得起，僅用兩個月的時間又加印了二千部，其中毛邊紙本一千八百部。這種全心全意為讀者服務的精神，在雪峰先生的后記的記載中，在出版方的實際出版成果上完全顯現，令人欽佩！

上海魯迅紀念館與《魯迅詩稿》

影印出版魯迅的詩稿，這在魯迅手稿出版史上也是一個創舉。1956年上海魯迅紀念館建館后，陳毅同志在參觀魯迅生平陳列時，對展出的魯迅詩稿頗為欣賞，他對該館的同志說：“你們應該將魯迅詩稿收集起來，編成詩集。”在陳毅同志的啟迪下，上海魯迅紀念館的同志著手搜集魯迅的詩稿。并請陳毅為此詩稿題簽，陳毅在接到請題字的公文當天，雖然公務繁忙，仍抽出時間在上海紀念館的信箋上揮毫書寫：“魯迅詩稿陳毅題”七字，并鈐上“陳毅”朱文印章。

收集魯迅詩稿是有許多困難的。因為魯迅當年書寫的詩幅多為書贈友人的，而今分藏于各處，藏于上海魯迅紀念館和北京博物館的有，藏于個人手中的也不少。我知道上海魯迅紀念館的朱嘉棟先生就曾為收集魯迅詩稿而不畏辛勞的四處奔波。當年他來到北京魯迅博物館，曾向當時的館領導表示上海館要編魯迅詩稿出版，請他提供館藏魯迅詩稿。那位館領導并不支持，甚至對他有些刁難，遲遲不讓我們提供。但朱嘉棟先生就耐心等待。這位領導在沒有理由再拖下去的情況下，只得提供給他了。從個人手中征集魯迅詩稿也并非容易的事。據我所知楊霽云先生就曾表示他藏有魯迅書贈的詩稿字幅，但朱嘉棟先生多次前往拜訪，楊先生始終未提供。雖然是困難重重，但上海魯迅紀念館在1961年紀念魯迅誕辰80周年時，終于將它編輯完成。這一本由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出版，第一版的《魯迅詩稿》面世了。分線裝本與普及本。線裝本封面的灑金紙簽條上，由陳毅題簽，書內有1960年5月8日郭沫若先生為該詩集寫的《序言》。序文對魯迅詩稿作了高度評價。

這部《魯迅詩稿》收入魯迅詩稿40題45首，錄古詩16幅，輯為附錄，因受當時形勢的制約，所收的詩稿除《自嘲》《答客誚》《悼楊銓》《亥年殘秋偶作》等少數詩幅按原貌影印外，多數詩稿刪去被贈者的姓名，還有的因征集不到題贈的詩幅，只得從魯迅日記中，錄出魯迅原記錄的詩句。從1959年到1991年的卅余年間，上海魯迅紀念館對魯迅詩稿進行多方面的搜集，百般努力，并在對外文委林林先生與日本友人增田涉先生的幫助下，征得日本友人珍藏的魯迅詩幅原件照片近十張，因而逐漸完善了這部魯迅詩稿。這樣，1991年為紀念魯迅誕辰110周年，由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出版了新版《魯迅詩稿》，收入魯迅詩稿46題50首（包括新詩6首）64幅，錄古詩27幅，輯為附錄。裝幀精美，亦分線裝與平裝，形式考究，清新雅致，別具一格。1998年又曾再版。《魯迅詩稿》前后共出版了十二版次，1991年版為收集魯迅詩稿最全的一版，真正展現魯迅詩稿影印出版的盛況。

魯迅博物館與《魯迅手稿選集》

魯迅文稿的影印是這樣開始的：北京魯迅博物館建館后，經常接到觀眾來信，希望能看看魯迅的文稿。正如《魯迅手稿選集》編者的話中所寫的：“近年來，很多單位及不少知識青年向我館多次提出要看魯迅手稿，了解魯迅是怎樣創作和修改文章的，以便從中得到教益。而魯迅生前在教導青年如何寫作的時候，也提到應從一些大作家手稿中去尋找寫作經驗。”編者的話又寫道：“但魯迅手稿既作為珍貴文物保存起來，如果多次翻閱，必使手稿受到嚴重損害，為了滿足社會上的這種需要，我們選了這部份手稿影印出版。”

《魯迅手稿選集》1960年9月由文物出版社出版，時任文化部部長齊燕銘為該書題簽。書中收入1926年9月至1936年9月魯迅文稿16篇，其中有：《魯迅自傳》《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和《藤野先生》以及1936年9月5日寫的《死》。《魯迅手稿選集》分甲、乙兩種裝幀。甲種藍綢面、玉扣紙、線裝，白絲線裝釘、包角，乙種本分綠色和土黃色，紙封面，印上線裝圖案，實為簡裝。此書系由時任魯迅博物館副館長弓濯之和楊宇主編，本人則是具體工作的人員，從事選材到提取文物送制版廠照像等等工作。記得當時文物出版社為降低出版成本，采取的是鋅板套色印刷。他們聯系的是一家北京當時比較大的聯合制版廠。由制版廠制成分色的鋅版，經過修版，再送到出版社去印刷。此書印制的質量并不高，許多小字均不清晰（見《魯迅自傳》），但從當時條件考慮，為了能普及也只能如此了。就這樣一個版本，在當時卻受到廣大讀者的歡迎。博物館紛紛接到讀者來信，要求再出版一些魯迅文稿，因而就有《魯迅手稿續編》《魯迅手稿三編》《魯迅手稿四編》的出版。

本人還清楚記得當年為將魯迅手稿送去拍照的一些往事，我與許羨蘇先生（魯迅的學生和同鄉）師徒二人，每天護著一個裝著魯迅手稿的小皮箱，從阜成門——北京魯迅博物館，走一站路到白塔寺，擠上七路公共汽車到新文化街，換乘十路公共汽車到佟麟閣路下車，到一個名為聯合制版廠的單位，照魯迅手稿。到制版廠照像要服從他們的安排，讓我們什么時間去，我們必須提前在那里等著，有時照完手稿以后，就過了下班的時間，我們又必須擠著公共汽車回單位，點清手稿無誤，將其入庫。這個制版廠雖然是當年北京市比較大的制版廠，但設備還是很簡陋，廠房光線不好，他們用的是大塊玻璃板，為了清洗照像版，車間里到處都是水。就在這種環境下為魯迅手稿照像，我們的精神也是很緊張的。按制版廠的安排，四五十張魯迅手稿要照一個多星期。如果遇見他們修版修掉了字，我們還必須將手稿再送去補照。最讓我們感到麻煩的是：有一次在照魯迅手稿的過程中，突然趕上白塔寺到太平橋一段公路修路，不通車，而制版廠又不同意我們延期。這樣我與六十多歲的許羨蘇先生，只得每天抱著那個裝著魯迅手稿的小皮箱行走三、四個站，再倒車到制版廠。但是為了完成魯迅手稿的照攝工作，我們都堅持下來了，沒有任何怨言。特別是我的老師許羨蘇先生總是精神飽滿的工作著，令人欽佩！

“全”而不“全”的《魯迅手稿全集》

1975年10月28日周海嬰上書毛澤東主席，就魯迅書信的出版、魯迅研究工作的進行等問題向毛澤東主席作了匯報與請示。周海嬰上書毛澤東主席信的主要內容是：建議“將一九五八年下放北京市文化局的魯迅博物館重新劃歸文物局領導，在該館增設魯迅研究室，調集對魯迅研究有相當基礎的必要人員，并請一些對魯迅生平了解的老同志作顧問，除和出版局共同負責魯迅全集的注釋外，專門負責魯迅傳記和年譜的編寫工作，爭取一九八一年魯迅誕辰一百周年時能把上述幾種（即全集注釋本、年譜、傳記）以及全部魯迅手稿影印出齊”。三天后（即1975年11月1日）毛主席對周海嬰的信作了重要批示：“我贊成周海嬰同志的意見，請將周信印發政治局，并討論一次，作出決定，立即實行。”1975年12月16日國家文物局就落實批示問題向中央辦公廳作了報告。即根據毛主席的指示，國家文物局組織北京魯迅博物館和文物出版社成立了《魯迅手稿全集》編輯委員會。具體執行這編輯任務的是北京魯迅博物館魯迅研究室以呂福堂為組長的手稿組，和文物出版社以韓仲民為主任的革命文物編輯組。1976年2月21日編輯委員會擬定了“《魯迅手稿全集》編輯出版計劃（初稿）”，但在實際的操作中，情況就有很大的改變。

《魯迅手稿全集》的出版是中國出版史上的創舉，在當時是作為全國出版工作的重點，得到全國各行各業的全力支持。首先在魯迅手稿的收集上，全國五個魯迅手稿的收藏單位：北京圖書館（現國家圖書館），北京魯迅博物館，上海、紹興、廣州的魯迅紀念館，均全力提供魯迅藏品照像，一些個人收藏者和在“文革”中新發現的魯迅手稿也都以各種形式提供原件照像，匯集到文物出版社編輯室，正如，魯迅手稿全集《出版說明》所述：“本書編輯過程中新發現的書信有五十九封，其中一九〇四年致蔣抑厄信，即所謂仙臺書簡，是目前發現的魯迅最早的一封信，致蔡元培的六封，致江紹原的七封，致曹聚仁的一封，致陳此生的一封，都是本人珍藏或家屬捐贈的。致茅盾的九封信，是粉碎“四人幫”以后，根據上海某廠技術員提供的線索，從姚文元處追查回來的，……致歐陽山、草明的兩封，致周作人的八封，則是從有關單位的材料中發現的等（實際致周作人的八封信，則是從周作人被抄家的書信中發現的，筆者注）。有些手稿是外國友人提供的，例如捷克漢學家普實克將珍藏幾十年的魯迅為他所翻譯的《吶喊》捷克文譯本寫的序言和兩封信的手稿捐贈給我國。致增田涉的五十八封信，是增田涉生前通過日中文化交流協會向我國提供手稿照片。”“在美國還發現魯迅和茅盾致伊羅生的幾封信，是由哈佛大學燕京學社圖書館提供的復印件。”為了盡可能的將魯迅手稿收全，革命編輯部主任韓仲民先生還想盡辦法，從舊報紙、舊書刊上尋找失去原件的魯迅手跡照片。因而這部《魯迅手稿全集》從當時的歷史情況來看，應當說他們搜集的魯迅文稿、書信手稿是比較“全”的。

在掌握魯迅手稿的全面情況以后，編輯委員會面臨的最大的問題就是《魯迅手稿全集》如何編。1977年2月11日召開了編輯會議，據參加會議的王德厚、盛永華、陳漱渝幾位先生回憶，在會議上爭論最激烈的就是關于魯迅致許廣平的書信如何收入，一是，對其中未發表的七封信，二是，魯迅致許廣平的原信收不收。關于魯迅致許廣平的未發表的七封信，許廣平先生在世時曾表示她生前請不要發表。李何林先生認為應尊重許先生的意見，還是不要發表；從事出版工作的同志認為已有《兩地書》原稿了，魯迅致許廣平的原信再收就重復了等等分歧。后來經過反復的討論，大家取得一致意見，即未發表的七封信，許先生只是說她生前不要發表，但并未表示以后不能發表。關于魯迅致許廣平的原信，在收入《兩地書》時魯迅做了許多的修改，兩者不能等同起來。與會者對此取得了一致的意見。因而在《魯迅手稿全集》中不只收入了未發表魯迅致許廣平的七封信，還在書信中又加入魯迅致許廣平的原信。正如《魯迅手稿全集·出版說明》中所述：“魯迅致許廣平信共七十八封。一九三二年魯迅編《兩地書》時，只收了六十七封半，而且根據當時的情況，作了一些增刪修改，重新抄定。本書不僅收入經過魯迅修改并重新抄定的《兩地書》文稿，而且將原信包括未收入《兩地書》的十封半（這之中包括未發表的七封信，另有當時未編入兩地書中的三封半信，筆者注）。全部按寫信的日期編入書信部分。”這一討論的成果，致使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出版的2005年版《魯迅全集》在編輯上做了重大調整，采納了這一編輯原則。

在這個編輯工作會議上，討論修改了原在1976年2月和6月的制定的出版計劃：制定了《〈魯迅手稿全集〉編輯出版計劃修訂意見》，修訂意見中：（一）否定了原來按雜文、小說、詩歌、散文、專著、書信、日記七類進行編輯的方法。以尊重魯迅生前編定集子的原則，決定將全書分作文稿、書信、日記三個部分，文稿參照《魯迅全集》（鉛印本）編定的次序編排（即使文稿手稿僅有一頁殘稿，亦按集子編入）。（二）“原計劃線裝本分裝八函，現根據手稿實有頁數，定為六函，即文稿兩函、書信兩函、日記二函。每函約八至十二冊，每冊五十至八十頁”；（三）手稿全集線裝本六函均印三百部，配套發行。為了便于不同讀者需要，另印行詩稿、書信手稿等單行本”等等。這就是《魯迅手稿全集》出版計劃的最后定稿，爾后即按此計劃實施的。

為了落實此計劃，高質量的出版好這部《魯迅手稿全集》，關鍵的是做好每件手稿的拍攝和印制的工作。對此本人曾采訪了一些當年參加此項工作的老同志、老師傅。他們談到當年王冶秋局長在傳達毛主席的批文時說道，要用最好的攝影設備和最先進的印刷技術，以最高的制作工藝來完成這部《魯迅手稿全集》的出版工作。據擔任拍攝工作的孫之常師傅回憶：他對此項工作記憶猶新，他說，王冶秋召開的傳達會議散會后，高履芳社長就親自找到他指派他和周永昭、李賀仲成立攝影小組，他擔任攝制組的組長（因為他是最年輕、技術最好的一位，筆者注）。孫之常師傅說魯迅手稿全集要進行珂羅版精印，所以對魯迅手稿的照像的技術要求很高。原訂三種版本，就要拍三套不同的照片。對每頁手稿除了分色照像，還要求忠實于原稿，所以常常是一頁手稿要拍多張照片。特別是彩色書信，一種顏色拍一張，并要對比原稿，專門調色，技術難度很高。他記得他每天早上七點上班。當時那部分書信手稿存中央檔案館，每天有專車送到故宮內的文物出版社，早上八時送來下午四時再送回，孫師傅等負責攝影的同志，要工作到晚上七點多才可以把當天照的片子處理好。這部分書信（計有一千五百余頁，筆者注）就拍了半年多。

珂羅版印制，這是此書出版的一大工程，珂羅版是中國傳統工藝，工序極其復雜，一種顏色要制一個版，套色印刷，工藝要求嚴格。當時文物出版社是集合了全國最雄厚的出版技術能手，除文物出版社原有幾位師傅外。還從上海調來老技師、從人民美術出版社、從新華印刷廠、從北京琉璃廠等單位調來制版頂級的師傅。他們是戴常寶、張德文、王福濤、尚春科、徐錦榮、王家驤等廿余人。制版的彩色原料用的是中國最好的礦物原料，可以保證印制色彩的穩定不褪色。珂羅版也有修版的工序，在這里修版的高級技師就是周永昭師傅。就是這樣一批國家頂級的師傅，從1976年2月至1986年10月歷時近十年，以高水平高質量的成績完成了這部《魯迅手稿全集》的出版任務。全書計有魯迅文稿二函16冊，收魯迅文稿301篇；書信二函20冊，收魯迅書信1389封；日記二函24冊，收魯迅24年日記，總計影印魯迅手稿近七千頁。這是魯迅手稿影印的創舉，堪稱魯迅手稿影印出版史上的里程碑。

在1985年《魯迅手稿全集》的《出版說明》中原計劃就訂有出版輯錄和譯文兩部分，又寫明“考慮到書信手稿大都沒有發表過，讀者要求比較迫切，所以決定先從中間的第三、四兩函書信部分出起，并且根據實際情況，先出文稿、書信、日記三個部分，輯錄和譯文手稿以后續編”。雖然在出版說明中列有“輯錄部分”和“譯文部分”。實際在當年編制《魯迅手稿全集》的“計劃”中從一開始就寫明“魯迅的譯文和古佚書，古詩文、古碑的輯錄手跡，準備于1981年后陸續出版”。從未有過具體安排。特別是在1986年將上述三部分手稿出齊以后也沒有再談“陸續編印”的問題。

這是為什么呢？據我所知影印出版魯迅文稿二函、魯迅書信二函、魯迅日記二函這三部分，對于當時的文物出版社來說，已經是一個沉重的負擔了，甚至于已不堪重負了。他們已經沒有能力再編輯下去了。首先是資金短缺，原訂魯迅文稿、魯迅書信、魯迅日記三部分手稿出齊以后再印簡裝本，結果只有魯迅書信、魯迅日記印了簡裝本，而魯迅文稿就未能出版簡裝本。對此當年從事編輯的同志也感到非常遺憾；再有就是人員的變遷，在這十年間，參加編輯的陳正達先生、韓仲民先生都先后去世了。白浪、王永芳等資深的編輯也都到了退休的年齡了。致使這部文物出版社出版的譽稱《魯迅手稿全集》的“全集”就此完成了它的歷史任務。

至于我所掌握的此外幾部魯迅手稿影印出版的情況，日后有機會再與讀者諸君分享。

（原載于《中華讀書報》2019年04月24日第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