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先生誕生在20世紀中國是一個文化奇跡。此前沒有這樣的人物，此后也很少有了，他的同時代人中，有郭沫若、茅盾、老舍、巴金等一大批杰出的文學家，他與他們并肩協作，創造了中國新文學的輝煌業績。但他與他們又不一樣，魯迅先生沒有像他的很多文壇朋友那樣見證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也沒有經歷此后的風云歲月。但他55歲的生命流程，在中國文學領域鑄就了最堅強燦爛的文學坐標。如果說其他先生們在20世紀中國文學長河中像激流，像浪花，那么，魯迅先生更像是激流險灘中的中流砥柱。他堅強有力，無所畏懼，面對狂風惡浪，從不退縮。他像高山峽谷，引導著中國文學的大江大河，千轉百回，流向大海；他像星辰，給那些至暗時刻尋求援助的廣大讀者以信心和希望，他像大地，滋養著一代又一代中華兒女的精神世界。他的寫作，深沉博大，有一種超越文字之上的力量和溫暖。他是作家，是文人，是創造中國現代文學新形式的圣手，但人們喜歡稱他為“大先生”。所謂大者，“得其大者而兼其小”。他有巨大的胸懷。早年“走異路，逃異地”，脫離了江南小鎮的狹小天地，告別了“讀書應舉”的傳統道路，赴金陵求學，后東渡日本學醫。一路走來，他的眼界越來越開闊，人生的內涵越來越豐富。他遇到了章太炎、藤野先生這樣的精神導師，結交了許壽裳這樣志同道合的同學，回國后，他加入《新青年》陣營，發表《狂人日記》，與陳獨秀、李大釗等掀起了新文化運動，由此在文學道路上一發而不可收。

魯迅是文學家，但他不是吟風弄月的文學家，也不是謀求高雅地位的成功人士，而是一生致力于用文學來改良社會的文學踐行者。他說自己小說的取材，“多采自病態社會的不幸的人們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療救的注意。”魯迅對病態社會的批判毫不留情，盡顯文學家的敏感和現代眼光。像《狂人日記》中對狂人變態心理的描寫，像《祝福》中對祥林嫂經歷了巨大的人生變故后的神態的捕捉，像《故鄉》中對少年閏土和成年閏土的對照，像《孔乙己》中對跌入社會底層的讀書人的同情和悲哀，這些文學上的探索都顯示出魯迅在社會批判上的自覺意識。這不僅構成了中國新文學最強大的思想傳統和藝術亮點，也大大提升了新文學的文化品格和社會影響。在魯迅作品的影響下，小說不再是“雕蟲小技”，人們也不再把“小說”當作“閑書”，而是視為人生的教科書，是“為人生”的文學，是“經國之大業”，值得人們花費畢生精力去從事的偉大事業。

我們無法想象，在那個風雨飄搖、萬馬齊喑的舊中國，竟會橫空出世，誕生像魯迅這樣舉世無雙、影響深遠的文化巨匠。這是令很多人贊嘆不已的現代文化奇觀，也是20世紀中國現代文化中最值得驕傲的地方。1937年10月，在紀念魯迅先生逝世一周年大會上，毛澤東同志在延安公學發表演講，他將魯迅與孔子相比擬，稱頌魯迅是“中國的第一等圣人”，是“現代中國的圣人”。魯迅“看得遠，看得真”，有政治上的遠見、毫不妥協的斗爭精神和像戰士那樣的犧牲精神，這三大特點構成了毛澤東心目中的“魯迅精神”。1940年發表的《新民主主義論》中，毛澤東再一次談到了魯迅，將魯迅作為中國新文化最具代表性的象征，他說：“魯迅是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他不但是偉大的文學家，而且是偉大的思想家和偉大的革命家。魯迅的骨頭是最硬的，他沒有絲毫的奴顏和媚骨，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寶貴的性格。魯迅是在文化戰線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數，向著敵人沖鋒陷陣的最正確、最勇敢、最堅決、最忠實、最熱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毛澤東有關“魯迅精神”和“魯迅方向”的提法，幾乎成為評價魯迅的定論，影響著此后中國現代思想文化，包括文學的發展。1942年《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毛澤東多次引用魯迅的話，并贊同“還是雜文時代，還要魯迅筆法”的提法。新中國成立后，郭沫若、茅盾等當年與魯迅并肩戰斗過的文學巨匠，在紀念魯迅的各種會議上，都強調“魯迅方向”的重要性，從各方面闡釋和豐富“魯迅精神”，不斷賦予“魯迅精神”、“魯迅方向”以時代內涵。1981年9月，在紀念魯迅誕辰一百周年大會上，周揚同志代表黨中央發表了《堅持魯迅的文化方向，發揚魯迅的戰斗傳統》的講話。他強調魯迅這樣的偉大人物，“是大變革時代產生出來的，是革命斗爭造就出來的。”在改革開放剛剛起步的時代，魯迅的名字又一次被人們呼喚，大家不約而同地將重讀魯迅與思考中國社會變革的現實問題緊緊地聯系起來。

魯迅的話題，總會給我們帶來深刻的思想內容。1980年，在紀念魯迅誕辰一百周年的籌備大會上，中央負責意識形態工作的胡喬木同志提出了一個至今仍然值得人們不斷思考的問題。在《拿出更多更好的研究成果來紀念魯迅》的講話中，他認為紀念魯迅構成了新中國社會主義文化的重要現象，我們時常懷念魯迅，不斷強調魯迅精神，但我們拿出來的研究成果是否能與魯迅的文學史、文化史、思想史地位相匹配呢？他以一個讀者的身份，希望魯迅研究的視野更開闊一點，研究的方法更科學嚴謹一些，不要把魯迅與時代割裂，不要把魯迅與同時代人割裂，不要把魯迅的文學事業視為到魯迅為止就終止了。他認為魯迅留下了許多難以企及的成就，但“所謂難以企及，不是說不可以企及，也不是說不可以逾越。如果是那樣的話，那么對于中國文學的發展，就要得到一個非常悲觀的結論。魯迅自己就不這樣看。”

事實上，在學習、研究魯迅方面，改革開放以來，解放思想，突破禁區，誕生了不少優秀的學術成果。以上海為例，1980年代出版的趙景深先生的《中國小說史略旁證》，豐富了魯迅《中國小說史略》的材料，從而在魯迅的小說史研究的基礎上，將中國小說史研究推進了一步。王元化先生對魯迅的思考，貫穿了他晚年的思想，他發表的《關于魯迅研究的若干設想》、《魯迅與太炎》、《再談魯迅與太炎》、《魯迅與周作人》、《魯迅的曲折歷程》等，從思想史、文學史角度，梳理了魯迅思想的來源，包含了很多理論新見。錢谷融先生在《談<傷逝>》中，對魯迅小說《傷逝》的文本解讀，有新的體會和感受。《收獲》雜志發表馮驥才、章培恒先生圍繞魯迅對傳統文化的態度問題而展開的辯駁文章，激發新世紀文學愛好者對魯迅的反傳統態度重新評價。

在上海的戲劇舞臺上，新世紀以來展演過不少魯迅作品改編的舞臺劇，如肢體劇《鑄劍》和波蘭導演陸帕根據魯迅小說改編的《狂人日記》。在語文教學上，魯迅作品始終伴隨著中國的語文教育，盡管選錄魯迅作品多少問題，曾在語文教育領域引發討論，但對于一代又一代中國的青少年讀者來說，魯迅的名字并不陌生。

魯迅先生批判過“國民性”，但這種批判不是歷史虛無主義的，而是思想上的揚棄和自我更新。他對自己的民族文化始終充滿自信，對中國文化的未來，始終抱有熱忱。在《中國人失掉了自信力嗎？》等文章中，魯迅不僅對中國人埋頭苦干的務實精神予以禮贊，更對“中國脊梁”充滿自信和希望。新世紀以來，在黨中央的領導下，中國的文化建設中魯迅精神和魯迅傳統得到高度重視。習近平在上海工作期間，曾到魯迅紀念館參觀訪問，擔任總書記后，在全國文藝工作座談會講話和多種重要會議的講話中，引用魯迅的作品。最近這些年，對魯迅等現代作家的宣傳，較之以往有所加強，特別是中小學語文課本中，魯迅等作家的作品入選數量，有了保證。因此，在今天這個海量信息四處漫溢的世界里，魯迅并沒有淡出人們的視野，相反，我們因為接近魯迅而感到精神充實，因為閱讀魯迅而感到文學的有力。

在紀念魯迅先生誕辰140周年之際，我們有很多話想跟魯迅先生說，有很多感觸，想跟魯迅先生交流。我想這應該就是魯迅的精神魅力所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