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讀李宏偉，是從他的小說《并蒂愛情》開始。在小說中，李宏偉讓他筆下的男女狠狠地“愛”了一次——如同所有深陷熱戀的情侶一樣，小說中的男女主人公幻想著時刻保持親密，須臾不愿分開。一覺醒來，他們竟然真的成了連體人。于是，新的生活開始了，兩個人的世界被合并為一個人的世界，但問題與矛盾也隨之而來，他們漸漸意識到，有些不確定的東西正在消失。最后，這對愛人不得不想盡辦法彼此掙脫。在這篇2014年發表的早期作品中，李宏偉已經顯示出明顯的個人風格。那時候我與他并不熟悉，只覺得這個看起來沉穩可靠的黑臉漢子與他的小說之間有一種神秘的關聯——既浪漫又殘酷，如此耽于幻想卻又極度清醒理智。

在一篇創作談里，李宏偉曾坦言，他希望“以寫作確認時代的圖景”。作為一個哲學專業背景的作家，寫作對于李宏偉而言，顯然不僅關乎審美與技藝的展示，也不僅限于個體情感的表達，更需要映射他所關注的現實及其所包含的問題。李宏偉是具有明顯“問題意識”的寫作者，而科幻文學的外殼便是承載這一創作觀念最為恰當的載體之一。于是，我們看到，李宏偉的筆下，不斷建造著一個又一個虛擬的王國，《國王與抒情詩》中致力于建立“意識共同體”的帝國、《現實顧問》中的超現實公司、《暗經驗》中的暗經驗局、《引路人》中的豐裕社會與匱乏社會……在李宏偉筆下，這些想象的王國一一成為現實世界的隱喻，它們既是我們當下所處現實世界的表征，也預言著現實發展必然走向的極端與異化，甚至暗示著這一發展終將導致的消亡。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李宏偉的小說延續著科幻文學寫作中重要的惡托邦/反烏托邦文學傳統。這一傳統始自16世紀托馬斯·莫爾的小說《烏托邦》，在其中，莫爾為我們勾勒了一個人類意識中最美好的社會，它存在于航海家腳步的盡頭。此后，隨著現實的發展，人類關于烏托邦的想象逐漸從異鄉投向未來。在烏托邦文學中，作家通過構建一個完美的、理想的、與現實相反的世界，借以表達對現實的批判與不滿。然而烏托邦主義的完美設想，在經歷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等一系列歷史的證偽之后，逐漸顯露出其問題與缺陷。20世紀上半葉，“反烏托邦三部曲”《我們》（葉夫根尼·伊萬諾維奇·扎米亞京，1924）、《美麗新世界》（阿道司·赫胥黎，1932）、《一九八四》（喬治·奧威爾，1949）的出現，通過對烏托邦世界的批判，反思了烏托邦主義的潛在危險，尤其是其中的暴力傾向與意識形態屬性，也進一步激發了反烏托邦/惡托邦文學的涌現。烏托邦文學、惡托邦文學雖然明顯架構于想象與虛構，但其中所表達的思想卻無疑根植于其所產生的時代背景。無論是16世紀烏托邦文學所傳達的空想社會主義，還是20世紀反烏托邦小說中的現代性反思，以及對冷戰思維、極權主義、戰爭等的集中批判，都與作者所處的現實密切相關，具有明顯的時代屬性。換言之，這種看似奇想的文學，其實恰恰是現實的產物。《引路人》所揭示的，正是我們當下所處的現實。

《引路人》中，李宏偉并沒有簡單地套用烏托邦/惡托邦小說傳統，在他筆下，烏托邦與惡托邦并不是絕對對立的存在，它們彼此糾纏，甚至互相指認。《引路人》由《月相沉積》《來自月球的粘稠雨液》《月球隱士》三個部分組成。小說中的趙一成為串聯這三個部分的關鍵人物：在《月相沉積》中，趙一是“新文明時期”最高管理機構——文明延續協會會長，也是“團契”成員司徒綠實施刺殺任務的目標；《來自月球的粘稠雨液》中，作為豐裕社會派遣到匱乏社會的實習生，趙一在負責監視江教授的生活與工作時，逐漸發現了兩個社會的斷裂及其辯證關系，并最終成為了為江教授思想、意識的傳遞者；《月球隱士》則回溯了趙一的孩童時期，那時候他的名字叫趙勻。在趙勻的世界中，原本生活在豐裕社會的叔叔趙一平，選擇在35歲前夜進入輻射區，成為第一個主動離開豐裕社會的男性。為了紀念叔叔，趙勻將自己的名字改為趙一。通過這種方式，趙一延續著趙一平的人生，也傳遞著他的精神和信念。小說因此構建出一種環形的敘事結構，也似乎借由這種結構，暗示著動態的、循環往復的文明發展。

表面上看，小說中的“豐裕社會”與“匱乏社會”分別指向了烏托邦與惡托邦兩個世界：豐裕社會享有幾乎所有的資源，這里的人們潔凈、純粹，代表著最高的文明形態；匱乏社會則資源枯竭，生活在這里的人們整日放浪形骸，因為不知何時死亡就會降臨。小說中“新文明”的形成，對應著當下時空所代表的“舊文明”，在舊文明時期，人類崇尚征服自然，因而造成了資源消耗、環境污染等問題。面對有限的資源，不同國家、不同地域的人之間存在著巨大的財富和地位差異。新文明的出現便是要消除這種差異，在延續“文明”的同時實現絕對的“平等”。然而，正如別爾嘉耶夫曾經指出的：“烏托邦似乎比我們過去所想象的更容易達到了。而事實上，我們發現自己正面臨著另一個痛苦的問題：如何去避免它的最終實現？……烏托邦是會實現的。生活直向著烏托邦邁步前進。或許會開始一個新的世紀，在那個世紀中，知識分子和受教育的階級將夢寐以求著逃避烏托邦，而回歸到一個非烏托邦的社會——較少的‘完美’，而較多的自由。” 《引路人》中，為了實現“文明延續”這一集體的烏托邦藍圖，那些對于“文明延續”不再具有價值的男人，將在他們35歲的時候前往匱乏社會，從此自生自滅。這種具有神圣性的犧牲顯然是違背人性的，因而必然難以持續，最后，集體愿景的實現不得不訴諸于對具體個體的暴力驅逐。于是，如同所有的烏托邦幻想一樣，“平等”的美夢逐步走向了其反面，變成了最大的不平等，烏托邦成為了惡托邦。而另一面的匱乏社會，卻因其原始與自由，反而具有真實的、生機勃勃的樣貌。在這里，極度文明也意味著極度愚昧，豐裕社會與匱乏社會互為表里，烏托邦與惡托邦完成了辯證。

無論是烏托邦小說還是惡托邦小說，由于它們共同以批判現實為旨歸，此類寫作必然面臨“理念先行”的潛在危險。加拿大女作家瑪格麗特·阿特伍德在小說《使女的故事》中，曾經虛構了一個高度發達卻又極其腐朽的基列王國。在基列，女性的地位至高無上，因為她們具有繁衍生命的能力；但她們又無比卑賤，她們不能擁有欲望與愛情，最終不過一具是生育器官。小說通過對女性處境的深刻書寫，寓言般地實現了對現實的揭示。《引路人》中的豐裕社會是一個類似基列國的存在，與阿特伍德筆下的使女奧芙弗雷德相似，《月相沉積》中的女性組織“團契”以刺殺文明延續協會會長，進而推翻男性統治為目標。小說中看似被決斷的是男性的命運，但背后卻有一個重要的隱含邏輯：在所謂的“新文明時期”，女性至關重要的地位來源于她們的生育能力，因而依舊不過是物種繁衍、文明延續的工具——這是一個明顯的性別議題，也是一個有力的批判現實的角度，但正是這種明顯、有力之中，隱藏著理念先行的陷阱。在《使女的故事》的續集《證言》中，阿特伍德似乎真的墜入了這個陷阱，人物的情感與內心，小說的對話性、開放性被擱置，文學被簡化為觀念的傳達，進而成了控訴宗教與政治問題的枯燥文本。在《引路人》中，通過他所擅長的辯證，李宏偉繞開了這個陷阱。小說中，團契成員司徒綠面對赤手空拳的趙一，本可以輕松完成自己的使命，但她卻選擇了放棄，通過這次放棄，司徒綠成為了自己的“使者”。可以看出，李宏偉并不想將現實問題簡化為性別對立，或者簡單地用新政權推翻舊政權來化解矛盾，更重要的，是讓每個人都去思考“文明何義，延續何為”，最終做出自己的選擇。

李宏偉并不是一個喜歡妄下斷言的作家，他的可貴正在于他的猶疑。雖然《引路人》書寫的是未來世界，但他顯然不愿扮演“先知”的角色，抑或，他對于自己所書寫的未來也是不確定的，因此更傾向于讓讀者去判斷、去決定。比如在小說的第二部分《來自月球的粘稠雨液》中，被趙一等豐裕社會的實習生所監控的江教授，到底是不是小說最后那個做出最終批復的東方文明延續協會會長江振華？李宏偉并未給出明確的答案。在這里，小說提供了雙重可能性：如果江教授并不是江振華，那么這兩者的視角，恰好代表著匱乏社會與豐裕社會的對立，小說所講述的故事到這里已經完成。而如果江振華就是江教授，那么，小說中的趙一更像是一個被預先設計的、被引導入局的使者，這既是一個有意味的敘事圈套，也是作家對于現實世界矛盾性與開放性的辯證思考。

也正是經由這種種辯證，小說《引路人》提供了關于現實與關于烏托邦主義的深入反思。小說中的世界面臨著資源枯竭、環境破壞、生態災難等難題，這些當然不是新鮮的話題，自工業革命以來，資源與環境問題已經成為整個世界共同經歷的越來越緊迫的生存困境，以此為代表的現代性批判，也是20世紀以來惡托邦文學的重要內容。不過，與大多數惡托邦小說不同，《引路人》并沒有陷入末世的虛無之中，李宏偉更想將未來交還給讀者——如果“行者計劃”必須穿過深重的、絕望的黑暗，但卻有大概率的光明前景，那么，人類該如何選擇？小說中的趙一雖然是最高權力者，但他并不僅僅是一個類似“老大哥”（《1984》）的虛化符號，《來自月球的粘稠雨液》《月球隱士》充分建構了趙一的前生今生，他是如何從一個孩童成長為領袖，他是怎樣受到趙一平、江教授、月球隱士等的精神感召，又是怎樣不斷思考著“文明何義，延續何為”的問題……與此同時，趙一更不是一個簡單的施暴者或極權主義者，面對文明的轉折，他沒有像所有的極權君主一樣，以個人的意志去決定所有人的命運，而是“放棄選擇，把它交出去，交給所有相關者”。在《引路人》中，趙一雖然是新文明時期的最高權力者，但他更是一個猶疑、矛盾的個體，是一具活生生的肉身，他是使者也是行者，是引路人也是被指引著的人，他是所有人的化身。

在小說《引路人》中，相比于消極接受命運安排的“使者”，李宏偉似乎更傾向于做一個“行者”，即便每一次行動的背后都隱藏著巨大的危險。小說中的月球隱士是“行者計劃”的代表，他守候在月球上，每一次地球危機爆發時，他就“從地球上救走一個小男孩，帶回月球，以便他將來回到地球，重啟人類文明”，通過一次次重復這個行動，“留下一小群人，享受著高度發達的文明成果，繼續進化、提升……直到他們離開地球，在新的空間繁衍生息，重新創造人類文明……直到有一天，污染過去或者被消除，他們再以勝利者的姿態，以始祖的面目，重新回到地球” 。在這個極富浪漫色彩的末世故事中，月球隱士扮演著救世主的形象，但他的能力實在有限，在數以億計的地球人中間，僅有一個被選中的男孩，終究不過是滄海一粟。然而，正是這微弱的力量，為地球、為人類留下了最后的希望，也留住了人類得以為自己做出選擇的可能性——這或許是小說家的仁慈，同時，也正是在這有限的樂觀與有限的悲觀中，李宏偉表明了自己對現實、對未來的基本態度。

（作者行超，1988年生于山西太原，畢業于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現為《文藝報》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