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嚴家炎先生作為現代文學學科的領軍人物，他始終站在“重寫文學史”的立場上，他把自己巨大的創新能力，投放在不斷沖破人為設置的條條框框，不斷開拓學科的邊界上。他研究姚雪垠和金庸的創作，獨辟蹊徑，公正評價歷史小說和武俠小說在文學史的應有地位，對傳統的新文學史觀念作出了革命性的突破。嚴家炎先生強調的“現代文學”與“世界文學”的雙向交流，把新文學放在與“世界”的關系上進行考察，如果我們把“世界性”看作是中國現代文學的現代性主要特征，以此梳理20世紀中國文學史，一定會有許多新的發現和新的理解，在更高層面上再一次“重寫文學史”。

關鍵詞：嚴家炎 《嚴家炎全集》 “重寫文學史” 20世紀中國文學史 “世界性”

嚴家炎先生的著作，我都是在書出版后第一時間閱讀過的。近日十卷本《嚴家炎全集》①出版，我又匆匆瀏覽一遍，與零碎時間零碎閱讀的感受很不一樣。這十卷本里，有幾卷雖然用的是單行本的書名，但內容經過重新編輯。如《知春集》《求實集》等；即使是幾種專論性著作，內容也有不同程度的充實。所以，閱讀先生的學術全集，就是一次重新學習的機會。嚴家炎先生的學術研究成果，主要是通過學術論文的形式，通過具體的、深入的專題研究，展示他的廣博、睿智、寬厚，以及富有創新力的學術視野。十卷本學術全集，除了《中國現代小說流派史》以外，基本上是由論文、系列論文、學術隨筆以及對話、訪談、序跋等文章構成。《金庸小說論稿》《論魯迅的復調小說》兩卷內容相對比較集中，但它的形式仍然是系列論文。這樣的相對自由的文體所呈現的學術風格，讓人感受到嚴先生一貫的如沐春風般的親切、感性和敞開性，在打開了研究對象的同時，也打開了研究者的主體世界的所思所學和人格魅力。

在中國現代文學研究隊伍里，嚴家炎先生屬于第二代學人的代表性人物。他傳承了王瑤先生、唐弢先生的文學史研究傳統，開啟、影響了第三代學人的研究事業。他協同唐弢先生主編的《中國現代文學史》（三卷本）是“文革”后正式出版的第一套比較完整的文學史著作，是全國恢復高考后高校里廣泛采納的文學史教材，可以這么說，我們這一代現代文學的研究者，在開蒙時期可能從社會上閱讀過各種“文革”前出版的文學史著作，但真正進入正規的專業學習，大約都是從這本文學史起步的，我們都接受過唐弢先生、嚴家炎先生的學術熏陶和影響。1988年我和王曉明一起在《上海文論》上主持“重寫文學史”專欄，對以往文學史著作的定論提出質疑。當時學界最重要的兩本文學史著作，就是王瑤先生的《中國新文學史稿》和唐弢、嚴家炎先生的《中國現代文學史》，因此《上海文論》編輯部特別重視這幾位學術前輩的態度。記得王瑤先生很支持我們的“重寫”，還發表了《文學史著作要后來居上》的文章鼓勵我們；嚴先生當時沒有表態，聽傳言說是對我們發表批評丁玲的文章不以為然，但是到第二年秋天，“重寫文學史”受到了有些別有用心分子的惡意攻擊，在蘇州召開的現代文學研究會理事會上，我遇到嚴先生——我至今還記得清清楚楚，他握著我的手，很平靜地說：該怎么做還是要堅持下去，不要理會外面的風言風語。在當時的蕭瑟寒風中，嚴先生的手是溫暖的，語言也是溫暖的，給了我很大的學術自信。這是我第一次與嚴先生面對面地平靜說話，從容交流，從他身上直接感受到學術前輩對于我們這個學科發展的強大的支撐力和推動力。嚴先生就是學術風浪里的定海神針。

后來認真閱讀嚴先生的著作，覺得嚴先生作為我們學科的領軍人物，他始終是站在“重寫文學史”的立場上，他把自己巨大的創新能力，投放在不斷沖破人為設置的條條框框，不斷開拓學科的邊界上。他身體力行，研究姚雪垠和金庸的創作，獨辟蹊徑，公正評價歷史小說和武俠小說在文學史上的應有地位，對傳統的新文學史觀念作出了革命性的突破。對照嚴先生，我反省自己雖然極力鼓吹“重寫文學史”，卻遠沒有達到嚴先生那樣坦誠的學術膽識和勇氣。我在1970年代末的時候，也曾經是歷史小說《李自成》的擁躉，我為了研究這部小說，研讀過各種明末野史，把小說里所描寫的細節，一一對照野史記載，企圖進一步研究這部歷史小說。但是后來因為姚雪垠在文壇上挑起幾場論爭，我很反感，因人廢言，不僅放棄《李自成》的研究，而且把作家的人品也看低了，恨不得棄之如敝屣。我后來反省，“重寫文學史”要反對的不正是那種因人廢言，因政治的黨派的標準放棄了歷史的美學的文學評論標準嗎？可見我也是葉公好龍。而嚴先生則抱著純粹的學術良知，從藝術感受出發，不跟風向，不隨潮流，也不故意反潮流，真正做到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對當代文學史上的一部重要歷史小說，給以準確的評價。嚴家炎先生在他的學術生涯中，保持了知識分子最寶貴的品格，也就是他對我所說的，該怎么做還是要堅持下去，不要理會外面的風言風語。

嚴先生研究金庸，也體現了他的這一特立獨行的學術勇氣。金庸的愛好者極多，大多數人是從武俠小說的立場去閱讀金庸和理解金庸：金庸是武俠小說大家，這是舉世公認的。但是如果對金庸的評價超過了武俠小說的范圍，就會遭到很多貌似捍衛新文學傳統的人的反對。我記得我擔任復旦大學中文系主任的那一年，有一位我很尊敬的前輩特意喚我過去，認真地對我說：“你現在是系主任，我要事先提醒你，如果金庸想來復旦大學獲取一個什么學術頭銜，你千萬要頂住，不能接這個球。”我有些不解，問為什么？他嘆了一口氣，說，“你看北大、浙大，都已經把金庸捧上天了，我們可不能這樣”。那位前輩是研究現代文學的專家，也研究魯迅，他對我說出這個意思，是非常真誠的。但是我知道復旦大學的現代文學學科傳統里并沒有排斥過通俗文學，賈植芳先生一直鼓勵范伯群先生團隊研究通俗文學，章培恒先生也是武俠迷，一度還自己想動手寫武俠小說。其實這位前輩還是多慮了，金庸先生壓根沒有來過復旦大學，也沒有傳遞過任何的信息。但由此可以推想，嚴家炎先生以海內學界祭酒的崇高身份，研究金庸，給予金庸很高的評價，一定是會受到各種壓力，但嚴先生并不為此而動搖。他在全集第六卷專門收集了一輯附錄：論爭史料存真。其中他與袁良駿的論爭就寫了四篇文章，還有與其他人的爭辯。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有次我與《文學評論》的一位編輯聊天，他贊揚嚴先生，說嚴先生寫了一篇論金庸的文章，親自跑到編輯部來送稿。我聽之心有戚戚，嚴先生固然是恂恂君子，然而衰年送稿，正表現出他對世俗不理解金庸小說價值的隱憂。他為金庸小說的奔走呼喊，遠遠超出了一般評價武俠小說的意義。我曾為了金庸小說的價值請教過嚴先生，他給我分析《鹿鼎記》的人物形象，舉例說，當時中國大陸正在浩劫中，像那樣深刻批判時局的，唯金庸所能，這絕不是一般武俠小說能做到的。所以，嚴先生研究金庸，不是降低了新文學標準遷就通俗小說，而是用新文學的“內功”來理解金庸、解讀金庸和提升金庸，使金庸攜帶著他的武俠世界進入新文學史。

嚴家炎先生的這一學術立場，除了他堅持自己的藝術標準和審美理想以外，還需要有深厚的理論修養和前沿的理論眼光。我們都不會忘記發生在20世紀60年代初圍繞《創業史》的一場爭論。我最早讀嚴家炎先生的文章，就是在20世紀70年代盧灣區圖書館工作時，從舊雜志上讀到嚴先生關于梁生寶形象“三多三不足”的批評。當時引起過激烈的爭論，批判嚴家炎、捍衛梁生寶的人很不少，連作家柳青都自己出場了。這個爭論的背景可能涉及到即將爆發的高層對“中間人物”以及邵荃麟、趙樹理的批判。所以柳青的反應有點過敏，態度也很激烈②。但是嚴先生面對烏云壓城般的批判，寫作了《梁生寶形象和新英雄人物創造問題》長文，依然是從容不迫地應對，以理服人，言辭里沒有一點火藥味。當時的情況下，能做到這一點非常不容易。嚴家炎的觀點是正確的，而且正因為柳青沒有理解嚴先生的批評所包含的嚴密的理論邏輯和藝術真實，所以他后來在寫作《創業史》續篇時，很可惜地放棄了他本來擅長的刻畫農民復雜內心世界的優點，繼續滑向拔高英雄人物的思想覺悟，結果導致了《創業史》第二部的失敗。從梁生寶形象的失敗到《創業史》續篇的失敗，這個例子我們可以看到，目光敏銳、理論修養深厚的文學批評家作為作家的諍友，對于優秀作家創作的提高，不是可有可無，而是極為重要的。

從這里我們也可以看到，嚴家炎先生雖然是一位現代文學史的研究者，可是在他的學術視野里，現代文學與當代文學，甚至當下創作，是融為一體，不分彼此的，他既是一位嚴謹的學者、文學史家，也是一位敏銳的、關心當下的文學批評家。正因為從當代文學批評的立場出發，他治文學史，具有特殊的敏銳性和前沿性，能夠及時關注到以往被傳統偏見所遮蔽的生動活潑的文學現象；同樣也因為他具有文學史家的深邃眼光和學術功力，他對當下文學創作的挑剔、研究和批評，也都是有理有據，深刻而有說服力。他批評《創業史》的梁生寶形象，就是一個以學者的嚴謹求真態度作文學批評的經典例子。同時，我也可以舉出他從當代文學立場出發討論文學史規律的許多例子。

最后我想說說嚴先生主編的三卷本《20世紀中國文學史》，這部文學史包含了很多新穎的學術見解，其中最讓人感到震驚的是，嚴家炎先生在確定20世紀中國文學史的起點問題上，作了大膽的推論：在1890年前后，中國現代文學已經有了它的“起點”。黃遵憲、陳季同是第一代，梁啟超、裘廷梁、曾樸等是第二代，胡適以降的理論家和作家屬于第三代，陳獨秀、魯迅等是介乎第二代與第三代之間。中國現代文學是在這兩三代人的共同參與下發展起來的。而之所以中國現代文學的起點被確定在1890年，重要原因是因為那一年出版了晚清外交官陳季同創作的法語小說《黃衫客傳奇》。把一部用法語寫的中國傳奇故事作為現代文學起點的標志，這個觀點，較之范伯群先生以《海上花列傳》為現代文學的起點，更加石破天驚，也更加離經叛道。這里面隱藏了太多的與傳統文學觀念不一樣的內涵。嚴先生很重視這個發現，他把討論這一觀點的《中國現代文學的“起點”問題》一文，放在《全集》的第一卷第一篇，提綱挈領，展示了嚴家炎學術思想的總綱領。

陳季同的法語小說《黃衫客傳奇》究竟能否成為中國現代文學史的起點之作，我覺得還可以深入討論。但是我完全贊同嚴先生關于“現代文學的起點始于晚清”的觀點及其陳述的理由。 嚴先生說：“甲午前后的文學已經形成了這樣三座標志性的界碑：一是文學理論上提出了以白話（俗語）取代文言的重要主張，并且付諸實踐 ；二是開始了與‘世界文學’的雙向交流，既將外國的好作品翻譯介紹進來，也將中國的好作品向西方推介出去；三是伴隨著小說戲劇由邊緣向中心移位，創作上出現了一些比較優秀的真正具有現代意義的作品。這就意味著，當時的倡導人本身已經開始具有世界性的眼光。”③嚴家炎先生在論證現代文學起點問題時，使用一個新的標準：“世界性”，并由“世界性”論述到中國文學與當時的“世界文學”的關系。《黃衫客傳奇》是第一部中國作家用法語創作、并在法國出版的文學作品，它不僅僅是中國文學與“世界”之間的橋梁，而且理所當然就成為“世界文學”的一部分，再進一步推論，正因為這部作品屬于“世界文學”的一部分，那么，隨之而來的，在外來影響下形成全新審美意識的中國現代文學，理所當然也屬于世界文學的一部分。“現代”就是這樣開始的。文學史分期的討論，產生于對文學史性質的不同理解。如果堅持現代文學的性質特征是新民主主義，那么它的起點就只能是“五四”；如果認為現代文學的性質特征主要是現代性，它的起點就可以追溯到19世紀的晚清（一般追溯到甲午前后）；如果認為現代文學的性質特征是具有了世界性，那么，可以界定1898年《天演論》的中譯本出版為其起點。現在嚴家炎先生第一次把世界性的特征與現代性的特征合二為一，并且舉出《黃衫客傳奇》來取代《天演論》為高標，把現代文學的起點往前推到了1890年，當然，中國作家用法語寫作要比中國作家把西方著作譯成中文更富有中國現代文學的“世界性”特征。

我想說的是，用“世界性”作為中國現代文學的性質特征，用“世界文學”的視角來考察中國文學史的發展，不僅僅包括中國現代文學創作和理論的自然發展，也涵蓋了大量中國作家（移民作家）在海外用所在地語言的創作，以及大量優秀外國文學被譯成中文出版，這一切都體現在中國現代文學的“世界性”特征范圍以內。這是嚴家炎先生的首創。我也常常思考這個問題：在“現代”與“古代”的諸多文化區別中，什么才是古代文化不具備、又是現代文化所特有的標志性特征？是語言嗎？是人性嗎？是制度嗎？似乎都不是，唯有“世界性”才是現代世界所共同擁有，古代國家所不具備的。西方殖民主義的產生，才把世界聯結成一個整體：一方是靠侵略和掠奪獲得發展的殖民主義宗主國；另一方是被侵略被掠奪同時也被迫朝著現代性發展的殖民地，這是互為因果、緊緊結合在一起的世界整體的兩面。清王朝作為封閉的老大封建帝國，自然被排除在這個“世界”以外自成格局，做他自己的白日帝國夢，但一旦被西方殖民者的洋槍洋炮轟毀大門，淪落為半殖民地半封建（包括一部分完全殖民地）的國家，那就沒有自己的白日夢可做了，不管愿意還是不愿意，也不管主動還是被動，它已經成為“世界”的一部分，隨著“世界”的步伐一步步被推動著發展。這就是中國現代性的開始。在這個意義上說，中國現代文學的諸種現代性特征，“世界性”是其中最顯要也是最鮮明的特征。嚴先生所強調的與“世界文學”的雙向交流，就是把新文學放在與“世界”的關系上進行考察，如果我們把“世界性”“世界文學”看作是中國現代文學的現代性主要特征，那么，以此梳理20世紀中國文學史，一定會有許多嶄新的發現和嶄新的理解，在更高層面上再一次“重寫文學史”。盡管嚴先生主編的《20世紀中國文學史》并沒有自覺地貫徹“世界性”的文學史觀和文學史書寫，但是嚴先生已經為我們開創了一個廣闊的探索空間，以后的探索道路，就該由后來者們一步步地去實現。

注釋：

①《嚴家炎全集》，共10卷，分別為《考辯集》《知春集》《求實集》《中國現代文學流派史》《論魯迅的復調小說》《金庸小說論稿》《問學集》《朝聞集》《隨筆集》《對話集》，新星出版社2021年出版。

②據嚴家炎先生在《回憶我和柳青的幾次見面》中提供的信息，柳青事后曾向嚴家炎打聽，嚴家炎批評梁生寶形象是不是背后有某個領導指使，譬如林默涵，所以柳青對此很警惕。嚴家炎：《隨筆集》，《嚴家炎全集》（第九卷），新星出版社2021年版，第43頁、。

③嚴家炎：《考辯集》，《嚴家炎全集》（第1卷），新星出版社2021年版，第14頁。

[作者單位：復旦大學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