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情感記憶的“片斷”歷史——作為回憶性文本的《商市街》及其表意功能

摘要：時間與地理上的回溯使蕭紅的《商市街》呈現出回憶性文本的特質。借用文化記憶研究理論中“個體記憶與認同關系”的視角，會發現作為敘述主體的蕭紅在1935年的上海，分別從寫作者身份的確立與梳理舊日情感關系兩條記憶路線，對1932-1934年哈爾濱的經驗主體蕭紅，展開了記憶材料的選擇、組織和重新編碼。這是蕭紅在遭遇情感危機之時，回顧自己在歷史斷裂的時間縫隙中，筑巢商市街、完成“寫作者”身份轉換的艱難過程，鮮活的情感記憶是她完成不同層面個體認同的方式。由此形成《商市街》感覺化抒情表意風格，以及集中在情感經驗層面的回憶書寫。而這種側重于對個人生活史與心靈史的講述，也以個體血肉標記的方式連通了“片斷”的歷史，并進一步形成蕭紅回憶書寫的特征，即個人情感記憶越過具體的歷史事件，以心靈感受重新對歷史進行排序的原則。

關鍵詞：《商市街》  情感記憶  身份認同  情感認同  地方性歷史

在蕭紅的作品序列中，《商市街》與《生死場》共同奠定了她在20世紀三十年代中國文壇的地位。（魯迅和海倫?福斯特說，“蕭紅是當今中國最有前途的女作家。”根據季紅真《蕭紅大傳》現代出版社2016年版，蕭紅是在兩書出版后，基本可以做到以稿費謀生。）作為蕭紅的第一部散文集，《商市街》記錄了她1932至1934年在哈爾濱的生活，但醞釀和寫作的時間卻是在1935年的上海時期。這種時間上延宕的、地理上遷徙的寫法，以文學文本再現記憶的“共存”式時間視角，以及沿著后設歷史向前追索的寫作路徑等，都使《商市街》成為可靠的回憶性文本。而作為回憶性書寫，蕭紅在《商市街》中感覺化的抒情表意方式，為我們考察敘述主體和經驗主體之間的關系，作者從前的記憶在怎樣的現實情境中被喚起，兩個時空是否存在連續的（或斷裂的）意義生成等問題，提供了可參考的對象。而她情感記憶的獨白式傾訴中，以記憶連綴著歷史場景的片斷，也貢獻了個體生命體驗接通地域性歷史的方法。

一

作為蕭紅的第一本散文自選集，《商市街》的出版在當時即確定了她在文學界的地位。該作初版于1936年8月，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面世后市場反響很好，不到一個月就再版。文學界的反饋也好，除了魯迅對她的認可，預言她將超越丁玲的文學地位；胡風也肯定了蕭紅的寫作才華，稱贊她是靠天賦寫作的；聶紺弩更是直接以《商市街》作為鼓勵蕭紅的成績，“你是《生死場》的作者，是《商市街》的作者”。（王觀泉《懷念蕭紅》，北京：東方出版社，2011年版，第132頁。）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商市街》作為散文寫作的典范，已經是準入文學史的經典范本，在各個版本的現代文學史、散文史中被廣泛、持續地討論。（自王瑤《中國新文學史稿》林非《中國現代散文史稿》起，蕭紅的散文幾乎被收錄到各個版本的現代文學史或現代散文史中。） 1936年版的散文集《商市街》一共收錄了文章41篇，是蕭紅生前本人參與編校的版本。該文集記錄了蕭紅從生產出院后，到離開哈爾濱去青島之前的生活。在蕭紅倏忽而逝的一生中，“商市街”時期是她的社會/文化身份，成長為職業“寫作者”的重要轉場階段。

1932年8月，蕭紅在哈爾濱市立醫院生產完，因無家可歸，被蕭軍接到朋友裴馨園家。裴馨園當時是《國際協報》文藝版的主要負責人，收入穩定，是一眾朋友中經濟狀況最好的。然而長期的寄住引起裴家家眷的不滿，裴馨園為了家庭和睦而請他們離去。二蕭實在無處可去，裴家見狀舉家搬遷到另一處住所，日常用品也都帶走，蕭紅和蕭軍這才不得已搬到歐羅巴旅館，開始了正式的同居生活。由于二人都無積蓄，蕭軍需要每日外出籌錢，加上他以往自由慣了，往往出門就是一整天。蕭紅獨自留在旅館里，長時間的隔絕獨處、思考、游蕩，形成她這一時期主要的生命經驗，也為后來的回憶寫作儲備了材料。不久后，蕭軍因為找到了一份家庭武術教師工作，二人終于有了一個穩定的落腳之地，商市街25號，也就是蕭紅后來用作散文集名字的地址。在離開哈爾濱之前的十九個月（1932.11—1934.6），蕭紅和蕭軍一直居住在這里。

從《商市街》的內容構成來看，所記之事并不都發生在商市街25號。回憶的敘述起點實際上是從《歐羅巴旅館》開始，而歐羅巴旅館是位于哈爾濱的新城大街（今尚志大街），是與商市街（今紅霞街）相隔不遠的兩條街。在《商市街》的41篇中，圍繞這一時期的生活展開的文字有7篇之多，分別是《歐羅巴旅館》《雪天》《他去追求職業》《家庭教師》《提籃者》《來客》《餓》，從篇幅上看，幾乎占了集子的六分之一，而且留給讀者印象最深的《餓》就是記憶在這里的感覺。也就是說，蕭紅的《商市街》不只記錄了時間地理上的“商市街”生活，還包括新城大街的歐羅巴旅館，是哈爾濱時期她與蕭軍一起共同生活的日子。

對于蕭紅來講，商市街時期是她完成自己個人文化身份轉換的重要場域。如果說生產前，她是與張家決裂的女兒、被汪家拋棄的媳婦，是舊的文化秩序里被放逐的女性。那么她在商市街，一方面有了志同道合糾纏一生的愛人，另一方面也完成了“職業寫作者”的身份轉型。這兩方面都與后來《商市街》的寫作發生著時間、身份和意義等方面千絲萬縷的聯系。從《商市街》的寫作狀況來看，前者構成了蕭紅的創作沖動，但后者才是她在回憶書寫中真正形成的自我認同。從她受困于東興順旅館時，主動寫信給《國際協報》，陳述自己的遭遇、借書、并求助，到商市街生活期間看到《國際協報》征文，在友人的鼓勵下主動寫文章投稿，再到最后小說被采用，以《王阿嫂的死》為題發表在1933年的《國際協報》元旦特刊上，蕭紅在商市街正式開始了文學創作。最重要的，是她從此成長為哈爾濱第一個靠稿費為生的職業女作家，每千字可得1元哈大洋，后來又成為特約記者，每月可在《國際協報》領20元哈大洋（當時的物價水平是3元錢可以買一袋上好的德國面粉）。經濟狀況的改善給了蕭紅相對寬松的創作環境，蕭紅在這一時期寫了大量的詩歌、散文、短篇小說，受到廣泛的關注，和蕭軍一起被譽為東北文壇的“兩顆新星”。《生死場》的前兩章也是在這里完成，蕭紅迎來了創作的第一個高峰期，“形成了自己感覺化、真摯傾訴的風格，以后的《商市街》只是延續著這個時期的水準發展。”（季紅真《蕭紅全傳》，北京：現代出版社，2016年版，第218頁。），她在商市街完成了身份轉換，開始成為真正的“寫作者”。

二

記錄并表現這一轉身過程的心靈感受，是她的散文集《商市街》。

一個明確的事實是，《商市街》是自傳體形式的回憶性文本。無論是從1935年回想1932年，還是在上海遙望哈爾濱，時間和地理距離都使該作品集呈現出回憶性寫作的特征。雖然說文學作品本身就承擔著記憶功能，“文學是文化的記憶，不只是一種記錄的工具，更是紀念行動的載體。……寫作既是一種記憶行為，也是一種新的闡釋，新文本由此侵入記憶空間。”（[法]蕾娜特?拉赫曼《文學的記憶性與互文性》，選自《文化記憶研究指南》，孫江編，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20年版，第373頁。）但相比“記憶小說”或者其它“類記憶”的虛構文本，蕭紅的《商市街》因為記錄心靈感受和情感體驗，被默認是自敘傳式書寫，“它是一本自傳體的作品”；而與一般自傳體文的最大差異是，該作不僅“敘述作風不同”，而且“文藝技巧非常突出，非常新鮮。所回憶的事件是以創造性的筆調表示出來的。”（[美]葛浩文《蕭紅評傳》，哈爾濱：北方文藝出版社，2019年版，第72頁。）也因此，是“蕭紅所有作品中最有自傳性和最有力、動人的作品。”（同上，第73頁。）正是基于對《商市街》的自傳體式回憶書寫的默認，有關蕭紅的文本傳記如季紅真的《蕭紅大傳》、傳記電影《黃金時代》等，也都以該文集收錄的文章為依據。

作為回憶性文本，討論《商市街》就意味著我們要同時面對敘述主體與經驗主體的問題。因為從現實回憶過往，文本的展開中會同時存在敘述主體和經驗主體“兩重主體”。無論他們彼此相隔多久距離多遠，在回憶性書寫打開的瞬間，他們都會對話或者對抗，因為在視角上，兩個主體有共存的時間視角（co-present），“過去和現在的多重時間維度以種種復雜的方式相互攪合在一起。”（[法]波吉特?紐曼，《記憶的文學再現》，選自《文化記憶研究指南，》孫江編，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20年版，第416頁。）在《商市街》中，集中表現為1935年春夏之交的寫作者蕭紅，和1932至1934年時間連續體中的無數個經驗主體悄吟。后者將在被回憶、被敘述的過程中，以某種方式實現與前者相遇，而相遇的過程，就形成了個體記憶與認同的關系式。對此，波吉特?紐曼的說法比較有代表性，他認為，當已易代的敘述主體不斷回憶經驗主體的經歷體驗時，真實的“經歷經驗”與被回憶的“經歷經驗”便產生了某種張力。這乍聽上去似乎與敘述學或新歷史主義的某種觀點近似，但最主要的差別在于，個體記憶的書寫目的不是為正名或辯偽，而是圍繞“個體”的維度與遺忘作抗爭，無論是有意識還是無意識地遺忘，都只和個體的認同發生關系。也就是說，敘述主體對于經驗主體之經驗的回溯性表述，是個體記憶在被找回時，過去與現下是否發生關聯，敘述主體與經驗主體之間能否相互作用，個體的記憶能不能完成自我認同等一系列問題。

由記憶書寫連接的“兩重主體”中，敘述主體無疑具有更強的“主體性”，它決定了回憶行為與回憶的起點，將那些留存在歷史時間中的經驗主體，在回憶的通道里重新激活，喚醒經驗的記憶。只是這種回憶的喚醒行動本身充滿著未知的風險。因為歷史的敘述雖然是理性的，但歷史的發展卻是非理性的。如何在記憶書寫的過程中將經驗主體有效納入，形成“時間的連續體”中從經驗主體到敘述主體的統一，是過去和現在能夠建立聯系、個體記憶作用于認同的基礎。但不可測的風險是，記憶因為具有高度的選擇性，如果敘述主體缺乏對記憶的整合能力，或者無法喚醒記憶中的經驗主體，并在有說服力的邏輯里完成關于記憶的敘述，那么記憶里的過去與當下便無法形成可靠的聯系，敘述主體與記憶里的經驗主體彼此只會慢慢模糊，最終斷裂，作為敘述主體的自我便無法通過回憶敘述找到認同的路徑或形式。

正如所有的回憶性敘述都天然地帶有某種建構目的，“構成了對于過去的一種想象性（重新）建構，回應的是當前的需要。這種概念性、思想性的記憶小說由傾向、偏見和價值觀念組成，它們為理解過去和現在提供了一致的代碼，在文學劇情和神話中得到了最簡潔的表達”。（同上，第414頁。）《商市街》的回憶敘述中，關于寫作者身份以及自身情感是文集中敘述主體的回憶主線，也構建起敘述主體和經驗主體的互文關系。尤其是寫作者身份。寫作《商市街》時期的蕭紅已經是上海灘的知名女作家了，她出版了《生死場》，被魯迅、胡風等人盛贊。但幾乎是同時，她也聽到來自她最親密的、信任的愛人蕭軍的否定，他曾多次公開質疑蕭紅的“散文”式寫法。在這樣兩極的評價中完成的《商市街》，是觀察蕭紅如何調動記憶，展開建構，怎樣連接個體記憶和認同的可靠樣本。

《冊子》一文可見，商市街生活時期，蕭紅已經不滿足于作品的見報發表。1933年10月，他們以認股的方式集資自費出版了小說散文合集《跋涉》。其中收錄了蕭紅商市街時期創作的《王阿嫂的死》《廣告副手》《小黑狗》《看風箏》《夜風》5篇小說和散文。為了盡快出版，二人耗盡力氣，即使眼睛刺痛、手指骨節脹痛得厲害，蕭紅也沒日沒夜的堅持抄寫。裝訂的時候趕上中秋工人放三天假，兩人因為急于看到成書，決定不等工人，自己動手裝訂，“在陰沉沉、空蕩蕩的大房子里，只有蕭軍和蕭紅兩個人，一邊捶鐵絲釘，一邊數頁子，一邊抹糨糊，居然裝訂起100本。”（季紅真《蕭紅全傳》，北京：現代出版社，2016年版，第220頁。）盡管艱苦，但蕭紅仍自覺內心有“大歡喜”，“第二天，我也跟著跑到印刷局去。使我特別高興，折得很整齊的一貼一貼的都是要完成的冊子，比兒時母親為我制一件新衣裳更覺歡喜。……我又到排鉛字的工人旁邊，他手下按住的正是一個題目，很大的鉛字，方的，帶來無限的感情，那正是我的那篇《夜風》。”（蕭紅《冊子》，選自《商市街》，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110頁。）在時隔兩年后，作為敘述主體的寫作者回憶起當年的經驗主體的感受時，依然能夠作出如此飽滿、激動的“在場”式情感表達，可見在蕭紅的寫作意識里，“成為寫作者”是她站在當下回溯過去時，必然要尋找的邏輯起點。就像她回憶過程中突然由經驗主體轉向敘述主體的一句彈幕式的評價，“這是我們創作的一個階段，最前的一個階段，冊子就是劃分這個階段的東西。”（同上，第113頁。）此后，蕭紅的生活便再也沒有離開過寫作者身份，任何人生決定都在無意識里與此相關，最典型的是《又是冬天》里被迫去青島之前，她舍不得離開的幾個首要原因之一就是寫作的條件，“秋天，我們已經裝起電燈了，我在電燈下抄自己的稿子。”寫作者的身份已經在她的記憶心理層面，形成了自我身份認同。

情感的認同也有清晰的回憶路徑。從《商市街》的開篇《歐羅巴旅館》開始，經驗主體便處于某種若即若離的情感關系中，“他——朗華，我的情人，那時候他還是我的情人。”（同上，第1頁。）“那時候”是經驗主體情感起點的時刻，“那時候還是”意味著在意義關系上與當下的敘述主體是割裂的。那么，“如何割裂”，或者說情感邏輯里“割裂”的形成過程，就變得格外重要。在《商市街》的生活記錄里，情感割裂的細節幾乎隱藏在每一個敘述段落里。《家庭教師》是兩人初在一起時，蕭紅在想著怎么給蕭軍補袖口上的破洞，蕭軍卻在思念曾經令他瘋狂的敏子姑娘，“‘很好看的，小眼眉很黑……嘴唇很……很紅啊！’說到恰好的時候，在被子里面他緊緊捏了我一下手。我想：我又不是她” （同上，第19頁。），情感的不忠在最初便埋下了危機的種子。《提籃者》寫二人忍饑挨餓，每次獲得一點食物，蕭軍并沒有多照顧蕭紅。在蕭紅的回憶敘述里，她都是只吃剩下的一點殘渣，“喝開水，他也是一直喝，等我向他要，他才給我。”即使在公認的“蜜月期”，外人看來“‘他出去，你天天等他，真是怪好的一對兒。……和你度蜜月的人回來啦，他來了’”，經驗主體的感受也多是孤獨，“好寂寞，好荒涼的家呀！”（《他的上唇掛霜了》）這種感受越到后期越明顯，《當鋪》里，蕭紅典當了一塊錢，買了十個包子，蕭軍一邊埋怨當的錢少了，一邊又把十個包子全部都吃光了，“他在吃包子的嘴，看起來比包子還大，一個跟著一個，包子消失盡了。”《買皮帽》里，蕭紅陪著蕭軍去買御寒的帽子，可是白白走了一天，連顆瓜子都沒吃到，“風雪吹著，我們走回家來了，手疼，腳疼，我白白地跟著跑了一趟。”從情感表達上，經驗主體已經從嗔怨到灰心。直至文集最后的幾篇《夏夜》《一個南方的姑娘》《患病》《十三天》《拍賣家具》《最后的一星期》，蕭紅的回憶顯出蕪雜和絕望，蕭軍情感游移耗盡了她的熱情，“第八天朗華才來看我，……窮人是沒有家的，生了病被趕到朋友家去，已經第十三天了。”（同上，第145頁。）隨著逃往青島的日子越來越近，敘述主體的情感修辭也越來越像是在與舊日的一切告別，“共患難的小鍋呀！與我們別開，傷心不傷心？”（同上，第147頁。）（《拍賣家具》），這是敘述主體與經驗主體相統一的時刻，向著商市街、經驗主體，以及糟糕的情感關系作內心訣別。

一個基本的文學史常識是，寫作《商市街》時期的蕭紅，正處于和蕭軍的情感危機中。許廣平回憶創作期間的蕭紅，“強烈的哀愁，時常侵襲上來，像用紙包著水，總沒法不叫它滲出來。自然蕭紅女士也常用力克制，卻轉像加熱在水壺上，反而在壺外面滿是水點，一些也遮不住。”（許廣平《我與魯迅》，南京：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2019年1月版，第185頁。）如果歐羅巴旅館作為《商市街》的回憶起點，那么蕭紅在創作時期的孤獨和分離之心，無疑在共存的時間視角（co-present）中加深了她對經驗主體感受的表述，于是，尋回記憶的過程就更像是順著“歷史的意義鏈”尋找“歷史證據鏈”的過程。她在上海時期的孤獨，在商市街時代找到了病灶。在敘述主體的現實處境里，經驗主體提供了與之發生關系的事件與情感體驗，兩重主體實現了統一，現在與過去也發生了聯系，完成了個體的身份與情感的認同。

三

《商市街》的回憶性書寫主要集中在作者個人的情感體驗，但蕭紅對個人生活史（心靈史）的講述，同時也以個體血肉標記的方式連通了地方小歷史，比如哈爾濱的城市移民史、左翼文化運動、中東鐵路相關的地區政治史以及東北的殖民史、武裝抗戰史等等。這種并不根據歷史事件的發生時間為順序、且不以歷史事件為背景，只強調社會歷史大勢對于自己內心情感沖擊的心靈表述，雖然只呈現出社會歷史的片斷，卻也使蕭紅找到了進入歷史的獨特路徑。

從《商市街》的記憶敘述邏輯看，蕭紅接通歷史的時間形式，是寫作順序代替歷史事件的順序。寫作的先后順序依據她內心的情感經驗，比如最后才出現的《又是春天》，有對中蘇戰爭的直接描寫，“后來，我們去看一個戰艦，那是一九二九年中和蘇俄打仗時打沉在江底的，名字是‘利捷’”。（蕭紅《又是春天》，選自《商市街》，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137頁。）這段描述關系到19世紀末中東鐵路修建和日俄戰爭史，不僅發生在蕭紅搬到商市街生活之前，甚至是在蕭紅出生之前的歷史事件。哈爾濱的城市移民史與此有著密切的關系。隨著中東鐵路的修建，哈爾濱作為“中東鐵路之都”，涌入大量俄羅斯人。“1903年，在哈爾濱進行的第一次人口普查顯實，有超過5萬俄羅斯居民。哈爾濱的飛速發展，導致了其居民數量在臨近在1917年之際超過了10萬人，其中俄羅斯人超過4萬。根據俄國國內戰爭之后，在滿洲里曾有將近40萬俄羅斯移民：白軍軍官、哥薩克、貴族階層代表、商人、神職人員以及文藝界、科學界的知識分子。”（[俄]謝爾蓋?科爾舒諾夫：《一個俄羅斯人的哈爾濱情結》，阿斯圖文化系列叢書編寫組譯，哈爾濱：哈爾濱工業大學出版社，2015年10月版，第47頁。）這構成了整個《商市街》總的社會生活背景。也因此，我們能夠在第一篇《歐羅巴旅館》里，就看到“一個高大的俄國女茶房”，看到“俄國管事”“日本憲兵”；看到《雪天》《他去追求職業》《餓》等文本中反復提到的列巴圈、紅腸；看到貫穿整個商市街生活的描述中，出現無數次的中央大街、索菲亞教堂……，作為《商市街》的日常生活背景，蕭紅個人心靈史的書寫，以記錄城市剪影的方式記載了歷史，盡管是片斷的歷史。

這也幾乎成為《商市街》進入社會歷史的方式。蕭紅并不敏感于宏大歷史，她情感體驗的記憶索引出的多是地方小歷史。如《買皮帽》是殖民史的標記，“‘你的……什么的要？’出攤子的人這樣問著。同是中國人，卻把中國人當做日本或者高麗人。”是關于日俄戰爭后東北殖民史的記憶。《冊子》《劇團》是左翼文化運動的標記，“關于冊子除了謠言：沒收啦！日本憲兵隊逮捕啦！”“冊子帶來了恐怖。黃昏時候，我們排完了劇，和劇團那些人出了‘民眾教育館’，恐怖跟在我們后面。門扇，窗子，和每日一樣安然地關著。我十分放心，知道家中沒有來過什么惡物。”自費出版《跋涉》后，蕭紅和蕭軍因為觸及了官方的出版法規，成為被監控的對象。蕭紅從恐懼體驗中了解到左翼文化運動在東北的發展形勢。《生人》是東北武裝抗戰史的標記，“這全是些很沉痛的談話！有時也夾著笑聲，那個人是盤石人民革命軍里來的……。”（蕭紅《生人》，選自《商市街》，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135頁。）在有限的描述中，蕭紅將1933年東北人民革命軍的歷史嵌入她在商市街的記憶，以“煎餅煎糊了”的強烈個人感受，載入1933年的東北武裝抗戰史。

以個體的心靈感受和情感經驗接通地方小歷史，是蕭紅回憶書寫的重要表意策略。這種記憶的重述與新歷史主義等后設歷史學諸多方法最大的不同之處在于，敘述主體不那么在意歷史事實，而是更關注對于史實的敘述和闡述所生成的“歷史意義鏈”，圍繞個人史或個體認同而展開的反思和回溯基于此，對記憶的選擇和遺忘也基于此。所以個人情感記憶才會越過歷史事件，成為個人對歷史的排序原則，就像即將與哈爾濱城永久離別之際，暗示兩蕭感情的《一個南方的姑娘》突兀地出現在《商市街》的末尾幾篇，是歷史對于個人情感記憶組織原則的讓步，也是歷史激進主體與邊緣性小資文化群體的邊界性區隔。

作為“歷史的人質”，蕭紅以“抗日作家”的身份進入上海文壇。遭遇情感危機之時，以真摯傾訴回顧自己在歷史斷裂的時間縫隙中，筑巢商市街、完成“寫作者”身份轉換的艱難過程。鮮活的情感記憶是她完成不同層面個體認同的方式，感覺化的心靈史書寫溝通了東北地區的小歷史，在個人記憶與集體記憶的連接處，回憶性文本《商市街》提供了生命經驗接榫地方性歷史的思路。

[趙坤，山東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青島研究院副研究員。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中國當代'文學回憶錄'的整理與研究（1978-2017）”（18BZW126）及山東省社科規劃項目“延安婦女類報刊（1935—1948）與解放區“新女性”的文化鏡像”（18CQXJ35）的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