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離“理想的寫作”有多遠？

——學院視野中的寫作品格與價值追求

在當下眾多寫作者中，經受過完整學術訓練的高校教師是一支不容忽視的力量。職業上得天獨厚的優勢某種意義上解放了身心，讓他們有更多時間從事寫作，閱讀、授業、鑒評等職業屬性也為他們行走在創作的現場創造了條件。教師、學者、作家的復合身份令這一寫作群體的實踐總體上呈現出人文性、前瞻性和探索性。在新媒體時代，相較日益繁榮的大眾文化呈現出的過度商業化和娛樂化傾向，他們的非職業化寫作具備更加獨立的品格與追求，或許是一種可供借鑒的、接近于理想的寫作狀態。

《有態度》專欄第二期聚焦“學院視野中的文學書寫”話題，邀請數位活躍在高校的中青年作家、批評家參與討論，通過觀察梳理受過完整學術訓練、具有學院背景的作家群的習學養成與創作實踐，輻射當下寫作生態中不可或缺的一環，以期以鮮明的觀點鏈接現實，形成啟發。

——欄目主持人：杜 佳 李英俊

【訪談】

朱婧：棲身學院的寫作仍渴望各種聲音的對話和交流

中國作家網：在當下作家群體中，有一類是經過完整學術訓練、較長時期在高校或研究機構從事教學研究的同時，還進行文學創作的群體。他們的身份大多是專職教師和兼職作家的統一體，身兼教師、作家、學者等多重身份。在您看來，這一群體所擁有的多重身份對他們的寫作構成怎樣的影響？

朱婧：作家在大學寫作是中國現代文學的一個重要傳統。五四新文學的發生有諸多原因，其中一個即新文學作家幾乎都是現代知識分子，而現代知識分子的職業往往是在大學和出版機構，從北大到后來的西南聯大都是這樣。我們現在之所以強調在大學寫作作家的學院身份，有一部分原因在于，1949年以后作家協會專業作家制度出現之后形成了“專業作家寫作”的新傳統。上世紀80年代以后，在大學寫作的傳統慢慢恢復，比如當時的華東師范大學。除了大學作家群，也有一些作家分散在各個大學，像格非、閻真、劉恪等。我工作的南京師范大學，也有魯羊和郭平等小說家。一直到新世紀，隨著大學創意寫作專業建設和發展，作家在大學教書、做研究并寫作就很常見了。大學給作家提供一個相對自由的寫作環境，與此同時，在大學寫作，作家自然地以其文學教育參與到文學生產中間。他們的多重身份首先影響的是大學文學教育生態，然后才是他們的寫作。但我不認為，在大學寫作就會形成一個統一風格化的學院寫作，不過像張檸、王堯等這樣從事專業文學研究，同時也寫作的作家，可能會有文體意義的影響，但也要做個案分析。

中國作家網：從創作立場的角度考量，學院派作家既不同于專業（職業）作家，也有別于一般的非職業化寫作者，從事的是具有學院背景、經過學術訓練與規范的非職業化寫作。請結合自身經歷和創作經驗談談學院派作家創作的狀態是怎樣的？

朱婧：前面說過，大學是一個相對自由的適合寫作的地方。和職業作家不同，在大學寫作的作家大多與學生接觸，可以第一時間收獲不同讀者的閱讀反應。而且，在學院寫作的作家，特別是教文學課程的作家，日常往往需要研習各個時代不同地方寫作同行的作品，對個人的寫作可能會構成一個參照的維度。同樣，在遴選作家作品的過程中，也可能返身觀照作家的寫作。

就我自己來講，短篇小說創作處理的題材內容有一個方面集中于女性和家庭，是一個“易受制”的題材。在寫作課程中，我和學生研讀A?S?拜厄特的作品，我注意到，她在處理相似題材時所采用的方法很有啟發性。拜厄特的作品《馬蒂斯的故事》借馬蒂斯三幅作品講與藝術相關的三個故事，同時也是關于女性在具體處境中的困惑、壓抑、傷害和想象的描述。生活化的敘事使女性的情感體驗得以具象化，藝術作品的豐富意蘊擴張了主題內容的空間，使之延展到關于藝術、生命和人性等諸多命題的思考。

中國作家網：一位高校作家曾經談到，“我是以對藝術負責的態度進行小說寫作的，基本沒有考慮過暢銷的問題。忠于現實，忠于自己內心的聲音是我的原則，我不會因市場的考慮而改變自己的寫作態度”，不少學院派作家更是終其一生踐行了寫作的獨立品格。在您看來，專業評價和市場反饋對學院派作家寫作的影響幾何？這些評價機制如在學院外一樣奏效嗎？

朱婧：在市場化和大眾傳媒時代，一個作家不在其中寫作幾無可能，而且作家寫作只是整個文學生產過程中的一個環節，作品最終都要經由發表、出版和市場等環節才能到達讀者。關鍵是如何和市場、傳媒相處，如何在市場化和傳媒化的時代持守作家的獨立性，所謂獨立性不是關門主義的獨立性。至于專業評價和市場反饋，你在不在乎它都發生和存在。在一個傳媒高度發達的社會，就算棲身學院，屏蔽一切外面的聲音也幾無可能。理想的狀態應該是各種聲音的對話和交流，當然不排除存在著沖突。真正的獨立性應存在于這個各種聲音喧囂的場域。至于學院外，也是各種聲音之間的對話和協商。

李陀在談90年代文學現場時就說過，“大眾消費時代已經來臨，文化正在成為一種消費形式，嚴肅文學的寫作面對這些就不能不正視消費文化的挑戰，不能不重視由‘大眾’構成的新的文學環境，不能不重新考慮自己和讀者的關系。”（《漫談“純文學”》）同時，其實他也指出純文學應從更豐富的小說修辭學的傳統中尋求營養，包括西方十八、十九世紀古典小說技巧向通俗文學的下沉，包括中國的筆記體章回體小說傳統，而不僅限于二十世紀現代派創作的這一套系統。

中國作家網：從文學創作實踐來看，學院派作家總體上具有深厚的學識修養，這是否為這一群體的文學探索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人們一般將專業水平視為有力支撐，與此同時，這是否對這一群體的寫作價值取向構成制約？

朱婧：寫作前提的構成是很復雜的，也存在著各種類型的作家，學識修養可能對某種類型的寫作特別重要，比如說學術隨筆或者學者散文之類。單單依靠學識可能成為一個學者，不一定能成為作家。事實上，對于作家而言，如果寫作中需要某種知識是可以及時學習獲得的。許多作家的寫作實踐中都有田野調查和史料檢索。再有，今天大學里的作家構成相當復雜。選擇依靠學識或者知識寫作只是一種可能，比如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者王堯的《民謠》依靠個人經驗可能比他的學識修養更多，而李洱的《應物兄》則需要相當多的知識做準備。再比如遲子建的《偽滿洲國》和《白雪烏鴉》等。阿來寫《瞻對》也做了充分的知識調查。更年輕一代的作家的這種意識可能更為強烈，比如葛亮曾在訪談中坦言花費七年寫作的《北鳶》一開始想寫成一部非虛構作品，前面花三年的時間做資料整理、案頭工作，差不多一百多萬字。

中國作家網：文學創作更多訴諸感性形象，而學術研究和學術批評則更多訴諸理性，在您看來，這是否可能成為學院派作家不得不面對的內在沖突？

朱婧：很多時候，在大學寫作的作家內心可能有一個切換裝置，做學術研究和批評的時候切換相應的頻道，而寫作的時候則是另外的頻道，就我個人而言，反而可能是寫作影響到我的教學和研究。內在沖突可能就在切換的那一刻，需要找到自己的角色。

博爾赫斯說：“我經歷得很少，但是我懂得很多。”在一個理性和知識被推崇的時代，單憑感性很難在文學道路上走得更遠。學術訓練帶來的理性對文學創作來說是有積極意義的，包括邏輯感的建構對小說的謀篇布局的效用，包括具體的工作方法如田野調查等在小說材料占有時的使用。

但同時，在理性邏輯當道的時代，感性在研究或者批評中又是不可或缺的，正如南帆所說，“無數的理論語言正在覆蓋描述和解釋這個世界，賦予秩序，這時，文學保持了一種感性的自由，這種感性的洞察產生的活力即是文學不斷地自我顛覆的原動力。更為重要的是這種感性的洞察可能解除某些理性的遮蔽而解放人們的視域。”（《空洞的理念：純文學之辯》）

中國作家網：您前面提到寫作影響到教學和研究，能否就此談談詳情。

朱婧：我在大學教寫作和文學批評，創作使得我在選擇研究對象時可能更多基于內心的共情和同理心，以及審美意義的理解和同情。這幾年，我寫林文月、張怡微等的評論就是如此。至于我的博士論文選擇重審“上海摩登”，可能和我對王安憶的閱讀有關系，王安憶也是在大學教書和寫作，而且王安憶對其他作家的理解方式也啟發到我。自然而然，我選擇王安憶作為我對“上海摩登”觀察的樣本。不僅如此，寫作也影響到我學術研究的文本和修辭，不是那種嚴格意義的文學史論文，而是文學評論。因為，文學評論讓我有可能和我的研究對象自由地進行將心比心的對話。

中國作家網：您認為什么是理想的寫作？作為學院派作家，您覺得你們的寫作可以為理想的寫作提供怎樣的營養？

朱婧：就像您反復肯定的學院作家的獨立品格。為什么學院作家可以獲得相對的獨立品格？這和大學在整個社會結構中的位置有關系，大學和大學教師先天被賦予了對時代觀察和反思的位置和能力。這和理解的“理想的寫作”在精神氣質上密切相關。一定意義上，理想的寫作應該是作家對他們所處時代觀察和反思的結果。

中國作家網：您認為高校是否能培養出作家，您所在的學院是如何做的？

朱婧：這是一個反復被討論的問題，其實可以梳理歷史以驗證。參考《南方周末》2014年的一篇文章《從文學講習所到網絡寫手研修班作家養成法的變遷》中的數據，1980年，中國作家協會恢復“文學講習所”，作為第一批學員的王安憶回憶說：“課程很好，基本上是完整的中文系的速成課程。講《紅樓夢》的時候是馮其庸、吳組緗教授，他從作家的角度來解析文本，讓我獲益匪淺。”1984年，文學講習所更名魯迅文學院，2008年我也曾有幸至魯院高研班學習。1985年始，武漢大學、北京大學、西北大學、南京大學開設作家本科班，后北師大與魯迅文學院合作升級開辦作家研究生班，逐步推動作家學者化。

從國外的模式來看，美國愛荷華大學1897年開設了文學方向創意寫作的專業課程，1983年，聶華苓主持的愛荷華大學國際寫作計劃邀請吳祖光、茹志鵑等作家參加。至今，美國已有350多所大學開設了文學方向創意寫作的藝術碩士（MFA）項目，索爾?貝婁、托妮?莫里森等諸多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在不同大學的MFA項目執教。

評論家李敬澤認為：“中國寫作者從來不缺乏高遠的志向和自以為天賦神授的天才，缺少的是嚴格的專業訓練。”一些大作家“在技術層面上甚至是不合格的”。2011年，上海大學成立中國文學創意寫作研究中心。2012年，廣東外語外貿大學設立創意寫作本科專業。2013年，南京大學創辦了創意寫作專科。2014年，北大中文系招收創意寫作專業碩士。復旦大學的創意寫作專業有十多年歷史，提出“希望能夠培養出一批學院派作家，視野開闊、思想深刻、邏輯清晰，有豐富的學養和知識結構，有想象力，同時有一定學科背景。而不是以往靠底層游歷或者豐富的生活經歷寫作的那一類傳統作家。”甫躍輝、張怡微、王侃瑜、余靜如等作家也由此走出來。

綜上可以結論：如果考慮培養規模和教人學習寫作，高校培養作家應該是創意寫作意義的。我們學校在寫作課程中以工作坊的形式推進，同時開設創意寫作相關的碩士方向也是基于這樣的認識。

中國作家網：您因在《萌芽》發表作品年少成名，后因工作成家等生活變化而一段時間內淡出人們的視野，2019年年底，短篇小說集《譬若檐滴》出版使您重回讀者的視野，也重新回到了寫作的現場。中斷十年后重拾寫作的難點是什么，接受過專業的學術訓練在這個過程中發揮什么作用？

朱婧：中斷十年并不意味和文學現場完全脫離。因為寫作教學的需要，對當時一起出道的朋友和同時代作家在寫什么一直都有關注，但十年時間過去，整個中國文學變化很大，這種變化是文學審美趣味和風尚的變化，也是文學生態格局的變化，當然也包括更年輕的作家不斷進場，這中間我的日常生活和心智、文學趣味等也發生著變化。重拾寫作就是以個人的十年之變回到變化的文學現場，自然會面對著個人寫作的自我調整，但我認為這種調整和過去的寫作不是完全沒有關系的，是所謂的“舊我生新我”，是一條寫作的延長線。至于專業的學術訓練，尤其是文學史訓練，讓我得以在更廣闊的文學世界更大的文學人群中審視作為個體的我的寫作，意識到一個寫作者的可能和限度。

中國作家網：2020年1月，您在《花城》發表了小說《先生，先生》。您曾經介紹這篇圍繞“讀中文系的人”展開的故事構思數月，修改數次，這個情形似乎是“過去從未經歷過的”。為什么寫這樣一個故事在當時來說是困難的？您曾經透露自己未來的寫作計劃將專注兩個“序列”，其中之一便是包括小說《先生，先生》在內的“高校書寫序列”，能否談談將“高校”作為書寫對象的原因？

朱婧：寫作《先生，先生》時，是在寫作理想的大學，面對理想之物的許多不能言盡是寫作困難的核心。比起后來在《水中的奧菲利亞》和《葛西》中的發問和質詢，贊美和呵護的語言是更難于表達的。

將“高校”作為書寫對象，是在自己相對熟悉的場域的一種觀察和書寫的必然。然而高校也并非象牙塔和烏托邦，在某種意義上，它和外部世界的種種也是共通的。關注這個場域，更是關注在這個場域中群體的精神生態。比如格非的《欲望的旗幟》，既是知識界的浮世繪，更是上世紀末人文知識分子的精神圖景。再版序中格非也說：“五年來，中國社會的變化既含蓄又劇烈，所謂的知識分子群落亦已今非昔比，冷靜地思考這種變化的實質，幾乎讓人恍如隔代，不知今日何日了。”指向的是上世紀90年代人文精神大討論之后，迄今仍有價值的問題。

受訪者簡介：

朱婧，文學博士，早稻田大學訪問學者，現任教于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出版有小說集《譬若檐滴》等。獲江蘇省第七屆紫金山文學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