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漫長曲折的革命斗爭實踐證明，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是無產階級文藝的光輝旗幟。它的偉大生命力就在于使革命文藝工作和工農兵在空前規模和空前深度上結合起來，把中國革命文藝運動推向新的高潮。我在此所記述的這段回憶，就是那高潮中的一朵浪花。

1941年的初冬，在呂梁山上的一個村口外，兩棵高大的白楊樹中間，高高地掛著一幅巨大的廣告。上面畫著一個披頭散發的女人，她幽靈似地隱現在雷電的閃光中。

不是諷刺，也沒有任何的夸張，更沒有任何貶低這部名劇的意思，在當時，我們確是懷著十分嚴肅的態度來上演它，相信觀眾會通過我們的演出，為劇中人物的命運流下辛酸眼淚。結果，完全出乎我們的意料，舞臺下不僅聽不到半絲啜泣，傳來的卻是一片嘩笑聲。這不僅是因為露天劇場上雪花飛舞，而劇中的魯貴卻赤膊搖扇，更重要的原因是敵人近在數十里之內；在民族危亡的緊要關頭，我們英雄的八路軍戰士有什么閑情來欣賞這出發生在周公館里的悲劇呢！

真正可悲的，是我們并不因此而接受教訓，反而埋怨具有高度政治覺悟的觀眾“水平太低”。接著，我們又從延安魯藝搬來了大型話劇《中秋》。這個劇本是反映抗戰時期農村生活的。當時，我們認為劇中人物的心理刻畫是細致的，語言是優美而精辟的，戲劇情節是波瀾起伏的。總之，我們認為這劇本是有高度藝術魅力的。演出時，大幕拉開以后，舞臺上出現了古槐、農舍、中秋皓月、彎彎的閃著銀光的河流……這時，臺下驟然響起了雷動掌聲，這是觀眾為我們費盡了九牛二虎之力搞成的燈光布景在喝彩。

好戲不長，第二幕剛完，一直關懷我們成長的賀龍師長，突然從觀眾中站起來，直率而嚴肅地對我們說：“你們演這種悲觀失望的戲干什么？”那天晚上，戲仍然一場一場地往下演。觀眾呢，一隊一隊在“起立”“向后轉”的口令聲中跑步散去。事后得知：當時戰士們看了不能容忍，甚至有人想把石頭子扔到舞臺上來。他們說：“把我們的農民演成了‘軟蛋’，一點也沒有中國人的骨氣！”這就是在敵人殘酷掃蕩的環境中，我們整整花去兩個月時間，嚴格排演出來的所謂“提高”之作，也就是我們的《中秋》首次也是最后一次公演的“盛況”。

我們是八路軍120師（后為晉綏軍區）戰斗劇社，是有著革命文藝傳統的老紅軍宣傳隊。既然如此，又為什么會產生上述脫離群眾、脫離實踐的傾向呢？這一方面是由于戰爭的需要，經過長征鍛煉的骨干，一批一批地調出劇社；另一方面，又由于劇社的需要，剛從大城市進入根據地的文化人與知識青年一批一批地調進劇社來。因為劇社的成員與領導骨干起了變化，隨之工作方向也起了變化。當時，我們不少同志，確實是人來到革命根據地，而“心”還向往著上海卡爾登大戲院；念念不忘的，是將來革命成功之后，拿什么東西去和城市的觀眾見面。于是，不惜貶低自己在戰火與鮮血中凝練出來的作品為粗糙與低級，尤其是在硬搬外國與經典的“關門提高”風氣侵襲之下迷失了方向，使得我們曾經非常銳利的文藝武器，長上了斑斑銹跡。

使我們“大吃一驚”從而在脫離群眾脫離實際的錯誤道路上猛然回頭的，是到延安學習了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

我們戰斗劇社不少同志都是兩次來過延安，大家都深深感到在延安學習是幸福的。第一次是在1938年前后，祖國危亡，國土淪陷，在四顧茫茫中，我們奔向延安，找到了救中國、求解放的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第二次就是1942年，隨劇社重返延安，認真地學習了《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參加了黨的偉大的整風運動，懂得了革命的知識分子必須與工農兵相結合的真理，走上了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的光榮道路。

但是，就在這次去延安的途中——綏德休整期間，我們之中還展開了一場拿什么節目向黨中央匯報、同延安觀眾見面的爭論。有的同志堅持要拿我們自己在敵后創作的反映抗日斗爭的作品，有的仍主張搞幾個名戲，才能顯示出我們劇社的所謂“水平”。結果，后者的意見竟又一度占了上風。于是我們又趕排起17世紀法國喜劇作家莫里哀的《慳吝人》來了。就在此時，我們派赴延安去參加文藝座談會的代表趕回綏德，馬上根據記錄傳達了毛澤東同志講話的主要精神，這場爭論才終于得到了正確的解決。大家一致同意上演我們自己創作的大型話劇《豐收》和《打得好》《求雨》《回頭是岸》等一組小戲。這樣我們的演出才轟動了延安。最難忘的，就是毛澤東主席觀看了我們的演出之后，親筆寫信鼓勵我們。他在信上親切地寫道：“感謝你們，你們的劇我以為是好的，延安及邊區正需要看反映敵后斗爭生活的戲劇，希望多演一些這類好戲。”

經歷了抗日戰爭與解放戰爭，我們進一步理解《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偉大意義和深遠影響，就更加努力地去為工農兵服務，為革命戰爭服務。我們創作與演出的、為根據地軍民喜聞樂見的新秧歌和歌劇《劉胡蘭》，即是其中代表性的例子。

最初上演的《劉胡蘭》，是魏風同志創作的五場話劇。那是在解放文水戰斗前突擊出來的，演出效果很好。后來，話劇改寫為大型歌劇《劉胡蘭》，在整個解放戰爭過程中演出。它所起到的巨大的政治動員作用，至今還讓我們為之激動。每次演出，全場都沉浸在悲痛與憤怒的情緒中。戰士們觀劇后，往往熱淚橫流，舉槍高呼：“為劉胡蘭報仇！”記得有幾次正演到敵人以鍘刀殺害我們女英雄的時候，臺下竟有戰士猛地站起來，拉開槍栓，要向扮演敵人連長“大胡子”的嚴寄洲同志開槍，被及時制止。后來，為了防止意外事件發生，連隊進入劇場前，連長、指導員們都要先檢查一遍戰士們的槍槽里是否壓了子彈。

后來，我們劇社的戰友們有的為了實踐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的方向，不惜獻出了自己年輕的寶貴生命，如劇社編輯股（后為創作組）的丁基、趙鵬、劉昭平等同志，英勇地犧牲在抗日戰爭或解放戰爭的戰場上。而馬烽、西戎、束為、孫謙、胡正等同志，在1943年從延安返回晉綏解放區后，就離開劇社直接到區村工作，和根據地人民在一起進行艱苦斗爭，并數十年持之以恒地不斷深入生活。他們后來的作品充滿了山西老革命根據地和農村的濃厚鄉土氣息，以“山藥蛋派”獨樹一幟于我國文壇。劇社的其他許多戰友，如成蔭、王炎等同志當時經常深入部隊、活躍于前線（成蔭同志在解放戰爭期間也離開劇社去戰斗部隊任團政治主任），因而使他們后來所導演的反映我軍英勇斗爭生活的影片《鋼鐵戰士》《南征北戰》《從奴隸到將軍》《西安事變》等獲得了卓越成就。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教育了我們這一代文藝工作者，也激勵了我們劇社在革命戰爭中成為真正為人民戰斗的劇社。

（摘編自《中國人民解放軍文藝史料選編·抗日戰爭時期》，標題為編者所加）

作者簡介：趙戈，筆名沙征，上海人，1922年出生，1936年參加革命，193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畢業于延安抗大。歷任八路軍120師教導團宣傳干事，戰斗劇社創作組組長，魯藝晉西北分院黨支部書記，晉綏軍區《戰斗報》隨軍記者，蘭州軍區文化部文藝科長、部長、創作組長等職。著有話劇《戰友》《在世界屋脊上》等，曾獲二級獨立自由勛章、解放勛章、二級紅星勛章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