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那是1965年，我還在長白山腳下一個步兵連隊里當班長。因為寫了好多部隊生活的短詩，我被選為代表，去北京參加全國青年業余文學創作積極分子大會。11月23日，我在一個座談會上見到了賀敬之。那天，我記得他特別稱贊了部隊近期創作的一些反映基層官兵生活的話劇，并未談詩。那時我只知道賀敬之是人們喜愛的詩人，并不知道他在劇作上的成就和貢獻。那一年，賀敬之41歲，我22歲。啊，這就是初中課本里《回延安》的作者！能見到我仰慕的詩人賀敬之，我是多么的幸運！

1972年冬，我正在北京出差。那年9月，人民文學出版社再版了賀敬之的《放歌集》。書店一售而空，我很想得到一本，便給他寫了一封信，表達了自己的心情。沒想到第二天，他就派人把書送到了我的住處，還附了一封信。可以想象，我收到這信、這書時，是何等的感動！這本書里的許多詩，如《回延安》《西去列車的窗口》《三門峽歌》《桂林山水歌》，還有《放聲歌唱》《十年頌歌》《雷鋒之歌》那樣的長卷，我都反復吟詠和背誦過。

此后數十年，我們一直保持著密切的聯系。我曾數次到賀敬之寓所拜訪，有時是攜老伴，也有幾次是帶著兒子。2021年秋天，我還曾專程到他的故鄉山東棗莊市臺兒莊參觀了“賀敬之柯巖文學館”。

在那里，我更加深入了解了賀敬之漫長的革命和文學生涯，并深刻感受到1942年延安那場透徹的春雨，對他來說是多么珍貴——仿佛使他幼苗時期的根芽莖葉倏忽間蓬勃、舒展、挺拔起來。

二

1924年11月5日，賀敬之出生在山東省嶧縣賀窯村（今屬棗莊市臺兒莊區）一個貧苦的農民家庭里。1940年12月，他在延安寫的一首題為《雪，覆蓋著大地向上蒸騰的溫熱》的詩中，寫了他出生時的凄涼情景：

……一九二四年，

雪落著，

風，呼號著，

夜，漆黑的夜……

在被寒冷封鎖的森林里，

在翻倒了的鳥巢中，

誕生了一只雛鳥……

這只“雛鳥”的意象指向賀敬之本人，也指向當年全中國眾多勞苦大眾。1938年3月，震驚中外的臺兒莊戰役爆發了，賀敬之家鄉的一些學校搬遷到湖北鄖陽和均縣。13歲的賀敬之和村里幾個同學決定遠離家鄉和親人，奔赴湖北找學校去。臨行前，父親送給兒子一本中國地圖。戰火紛飛，兵荒馬亂，他和幾個同學歷經千難萬苦，在漢水上游偏僻的均縣找到了自己的學校，卻丟失了父親給他的那本中國地圖。

1938年冬，日寇向湖北地區大舉進攻，賀敬之所在的學校也不能安穩讀書了，師生們又輾轉2000多里路，搬遷到四川梓潼。在這一個多月的跋涉中，賀敬之沿途看到太多從敵占區逃出的饑寒交迫的人。想到祖國的命運、人民的苦難，他深感肩頭擔負著無比沉重的責任。

日寇的殘暴肆虐，國民黨政府的腐敗無能，讓賀敬之對黑暗的現實極為不滿。這激發了賀敬之強烈的民族意識和階級意識。1939年7月、8月和1940年1月，他在報紙上發表了《詩人的出游及歸來》《失地上的烽煙》《夜》等文章，呼吁：“流浪的人們呵，勇敢些，等候著明天吧，停止哭泣，永遠要堅強地活著，永遠揚起你那灼熱的仇恨構成的臉龐！”這是他15歲時寫出的作品。在這之后，他又有《我們的行列》組詩等作品在報刊上發表。在烽火歲月里，賀敬之就是唱著這些向往革命、追求光明的歌，奔向革命圣地延安的。

賀敬之后來回憶說：“‘到延安去！’……這是曾震響在無數革命者的生命中的一個巨大的召喚聲。怎么能夠忘記，當我們還是少年或者青年的時候，在大半個中國的黑暗天空下，我們曾是怎樣地在心中高呼著這句話！那時，我們還不敢說‘延安’這個名字，我們說，‘到那邊去……’是的，從此我們就開始了我們人生經歷中最珍貴的一頁，生命就變得如此壯麗了。”

賀敬之從均縣到梓潼的流亡途中，讀到了大量描寫延安生活的書刊，包括《活躍的膚施》（延安古稱膚施）和《西行漫記》。在決心奔向延安的學生們中，賀敬之年齡最小，不滿16歲。為了安全，他們都用了化名，賀敬之化名為“吳明”。他們還設計了接頭暗語：“上級”稱“父母”，“同志”稱“兄弟姐妹”，“黑暗的國統區”稱“這邊”，“光明的陜甘寧邊區”稱“那邊”。他們沿著嘉陵江，順著川陜公路開始了翻山越嶺的艱險跋涉。

假使我們不去打仗，

敵人用刺刀

殺死了我們，

還要用手指著我們的骨頭說：

“看，

這是奴隸！”

在賀敬之和幾位同學千里徒步奔赴延安時，他把田間這首詩和田間整本詩集《呈在大風砂里奔走的岡衛們》全部抄在自己的小本子上，放在自己的衣袋里，在艱難的途中隨時拿出來念著、背著、走著。

三

1940年7月，賀敬之踏上了延安這塊熱土！延河水、寶塔山，一孔孔窯洞，一塊塊田園，多么的新鮮，多么的迷人！這里是毛主席和黨中央所在地呀，是革命者心中的燈塔和火炬呀！8月，16歲的賀敬之經魯藝文學系主任、詩人何其芳的面試后被錄取。陜北的冬天是相當寒冷的，但在年輕的賀敬之的心靈世界里卻是無比溫暖，他寫道：

好啊，同志們！

請不要叫我湊近炭火吧，

讓我說，

“我不冷！”

在我們這里，

并沒有冬天。

賀敬之考入魯藝還不到一年，即1941年6月就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這時他才17歲。那個夜晚，他曾與幾個年輕的同伴，來到毛主席的窯洞前，看到窗紙上清晰地映出毛主席的身影，主席的手里握著筆……

1942年5月，延安文藝座談會召開。在會上，毛主席對文藝服務的對象進行全面分析后指出：“在我們，文藝不是為上述種種人，而是為人民的。”他旗幟鮮明地提出文藝工作者必須同人民群眾、工農兵相結合。他說：“魯迅的兩句詩，‘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應該成為我們的座右銘。‘千夫’在這里就是說敵人，對于無論什么兇惡的敵人我們決不屈服。‘孺子’在這里就是說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一切共產黨員，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藝工作者，都應該學魯迅的榜樣，做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的‘牛’，鞠躬盡瘁，死而后已。”

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講話后不久，即1942年5月30日，賀敬之在魯藝的籃球場上，親耳聆聽了毛主席給魯藝師生作的重要報告。他的座位靠得很前，毛主席在一張桌子前，穿著打補丁的衣服，生動地論述了文藝與生活、作家與人民群眾、普及與提高等一系列文藝創作的根本問題。這讓賀敬之的思想和創作都有了“騰躍”的升華。這一年，賀敬之從延安魯藝文學系畢業。他曾說：“我在延安生活了6年，是我一生中最寶貴的從少年到青年的一段時間，我是1945年在抗日戰爭勝利后的一片歡樂聲中離開延安的。”

在延安期間，賀敬之創作了大量詩、歌詞、歌劇。豐厚的生活，豐實的作品，彰顯著賀敬之從內心深處迸發出的革命熱情和耀眼才華。《白毛女》這部新歌劇的誕生，標志著賀敬之在延安時期的創作攀上一個新的高峰。

早在20世紀40年代初，晉察冀邊區就流傳著“白毛仙姑”的故事。這是一個舊社會把人逼成“鬼”、新社會把“鬼”變成人的故事。為迎接黨的“七大”，組織上成立了一個有賀敬之參加的“白毛女”創作組。這是一個精干的創作集體。在這部新歌劇中，賀敬之年輕的詩意的構思和表述得到了最大程度的發揮。在賀敬之早年創作的詩集《鄉村的夜》里，他就描繪過被地主逼迫得走投無路，不得不抱著兒子投河自盡成為“水鬼”的五嬸子，還有遭侮辱后變為在風雨中奔跑的“披頭散發的女鬼”的夏嫂子等舊中國婦女的形象，以及小敏子、黑鼻子八叔等青壯年農民自發的反抗與斗爭。這些人物的故事都曾閃現在他筆下“喜兒”“楊白勞”“大春”的形象之中。

“北風那個吹，雪花那個飄”，一直“吹”到了現在，“飄”到了今天！新歌劇《白毛女》成為幾代人共同欣賞和稱贊的革命文藝經典。

新歌劇《白毛女》是實踐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簡稱《講話》）的重要成果之一。《講話》讓賀敬之升華了對人物命運構成與深遠走向的本質認識。

在延安，每一位文藝工作者都是革命的參與者和實踐者，無一例外。我曾拜訪過《黃河大合唱》的詞作者光未然，聽他講過當時《黃河大合唱》詞曲創作的情形。他說，那時延安正開展大生產運動，作為魯藝的老師，冼星海當時除了給學生上課，還和大家一起上山開荒。在生產間歇期間，冼星海才得以在小窯洞里日夜趕寫《黃河大合唱》的曲譜。賀敬之也一樣參加過延安開荒種地、砍樹燒炭等生產勞動。1943年春節過后，魯藝秧歌隊準備同延安文藝界組成勞軍團，一起去南泥灣慰問。當時359旅響應黨中央的號召，開赴延安以南四五十公里的南泥灣開展大生產運動，開墾荒地20多萬畝，把個“爛泥灣”變成了米糧川，打破了國民黨反動派的經濟封鎖，為延安等抗日民主根據地提供了重要的物資供應。賀敬之聽到359旅建設南泥灣的生動事跡后，激情涌動，提筆寫出了《南泥灣》這首歌詞：“花籃的花兒香，聽我來唱一唱”，從“處處是荒山，沒呀人煙”到“處處是莊稼，遍地是牛羊”，夸贊了這個“鮮花開滿山”的“陜北的好江南”。這首歌經馬可譜曲后廣為傳唱。除此之外，還有另一首傳唱不衰的《翻身道情》，也是《講話》后賀敬之深入生活、深入群眾創作的。過了許多年，賀敬之在《放聲歌唱》長詩中，仍激動不已地抒發自己的情懷：“而我的/真正的生命，/就從/這里/開始——/在我親愛的/延河邊，/在這黃土高原的/窯洞里！”

四

羊羔羔吃奶眼望著媽，

小米飯養活我長大……

革命的道路千萬里，

天南海北想著你……

賀敬之——這個延安的兒子，這首影響巨大而深遠的《回延安》竟是不經意間的即興之作。從賀敬之的詩風上說，他的詩作大多融入了他本人“抒情主體”的站位。這首《回延安》便是依據他自己的情感經歷寫成的。

賀敬之說：“從自然生命來講，是延安的小米飯、魯藝的小米飯養育了我，‘小米飯養活我長大’是我的真實寫照；從政治生命來講，我是在延安入的黨，延安給了我政治生命。延安魯藝決定了我的一生。”延安的這段生活，成了詩人賀敬之永生不可磨滅的記憶，他把延安比作自己的“母親”，是最正常、最自然不過的事情。

1956年3月初，賀敬之受邀參加在西安召開的西北五省（區）青年造林大會。在一個雪花紛飛的黎明，賀敬之乘機從北京飛到西安，然后轉乘汽車到延安。賀敬之在一篇回憶散文中寫道：“呵，母親延安！分別了十多年的你的兒子，又撲向你的懷抱中來了。”“我被緊緊地圍在坑上，我的手被左右的許多手拉著……不會醉人的米酒使我剛端起來就像醉了的一樣。永遠的橋兒溝，永遠懷念的延安的親人們，讓我們傾談久別后的一切吧。”

在大會結束后的一個聯歡會上，賀敬之想用陜北人們熟悉和喜愛的“信天游”的形式唱出這次重回延安的感受。延安的三月天還是挺冷的。在這個冷峻的夜里，他一邊哼唱著一邊寫，一邊激動地流著淚，不知不覺中竟然感冒了，嗓子都失聲了。這首66行的《回延安》寫出來了，可惜的是，第二天他不能上臺給大家朗誦了。在晚會上，由別的表演者用“信天游”民歌那悠揚婉轉的曲調唱出來，一下子感動了全場觀眾，掌聲不絕，叫好聲不絕！很快，廣播電臺、雜志紛紛播發和刊登轉載這首《回延安》。詩人一晚上的即興之作，成了廣為傳誦、好評如潮的一個新的經典。《回延安》真摯而生動地表達了詩人想要回報母親延安的感情。它是詩人的心路歷程和創作歷程中的一個重要印記。

在延安期間，賀敬之和代表們參觀了黨中央當年在延安的各處舊址，在楊家嶺山頭上植樹，又探訪了他的母校魯藝所在地橋兒溝的干部和鄉親。連續十多天，他那顆激動不已的心一直在劇烈地跳動著，他感到了母親懷抱的寬厚和溫暖。這首詩從“回”字落筆，循著詩人感情發展的線索，由初回延安，到追憶延安、暢談延安、參觀延安、歌頌延安，結尾又落筆于回延安上，構思精巧，渾然天成。全詩突出一個“情”字，無論是重回延安的激動和歡欣，還是對往昔成長的回憶，對團聚場景的描繪，抑或是對延安巨變的贊嘆，對其歷史功績的頌揚，詩人始終把對延安的這種眷念和熱愛之情凝結為對“母親”的深深呼喚：“千聲萬聲呼喚你/母親延安就在這里”“手把手兒教會了我/母親打發我們過黃河”“對照過去我認不出了你/母親延安換新衣”。這種熾熱而又自然的情感貫穿全詩，既熱烈奔放又真切感人，飽含抒情詩的神韻。

賀敬之說：“我這首詩之所以引起讀者共鳴并流傳下來，只能說是由于寫了我人生經歷中對‘母親’——延安、黨、祖國的真情實感，是發自內心深處的聲音。”他說：“當想到整個延安，想到這個名字標示的偉大歷史內容和輝煌業績，就不能不永遠為之驕傲。想到作為它隊伍中當年的一名小兵和今天還活著的一名老兵，我不能不感到無比榮幸。”

1999年9月，賀敬之途經沈陽，我們又得以相見。我陪著他參觀了“九·一八”歷史博物館，會見了一些詩友。一天下午，我們陪他去看望參加過延安文藝座談會、曾寫出《開不敗的花朵》的老作家馬加。馬加重病在身，瘦得有些脫相，說話口齒不清，畢竟90歲高齡了呀！臨別時，在那個離客廳幾步遠的樓梯口，馬加突然背誦了敬之的詩句：“幾回回夢里回延安，雙手摟定寶塔山……”這情景令在場的人都感動不已。

賀敬之是我崇敬和愛戴的詩人。他創作的一部部膾炙人口的作品影響了一代又一代的青年和文學愛好者。賀敬之是在毛主席的《講話》指引下一步一步走向當代中國新詩高峰的。他說：“詩，必須屬于人民，屬于社會主義事業，按照詩的規律來寫與按照人民的利益來寫的相一致。”在不同的歷史時期，賀敬之總能表達人民的心聲，始終自覺地貼近實際、貼近生活、貼近群眾，實踐文藝的革命化、民族化、群眾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