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5月的延安文藝座談會上，毛澤東同志分別于5月2日和23日發表重要講話。從此，中國革命文藝和社會主義文藝有了自己的理論指南，奠定了黨的文藝方針政策的基石，成為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中國化的典范。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以下簡稱《講話》）距今80年過去了，我們今天重溫《講話》，再一次感受《講話》對中國革命文藝、社會主義文藝所發揮的指導作用，領悟《講話》精神對新時代文藝事業的啟示，總結《講話》在文藝理論上的卓識對中國現當代文藝發展史研究、文藝理論研究所具有的價值，意義深遠。

從分析、總結文藝現實問題的過程中尋求理論上的升華

《講話》帶來的啟示是多方面的。其中很重要的一條在于，它昭示了一個道理，即理論的生命力來自同實踐的聯系，只有針對實踐發問，總結實踐中積累的經驗，解決實踐中出現的問題、產生的矛盾，并且把目標面向未來更加豐富的實踐，理論才能常新。許多與創作實踐相脫節的抽象的理論，對當時文藝實踐益處不大，對未來也少有啟示。

《講話》指出：“我們討論問題，應當從實際出發，不是從定義出發。”時間過去了80年，中國社會發生的巨變可謂改天換地、翻天覆地，中國文藝發生的局面可謂繁花盛景、五彩繽紛。歷史條件發生根本性變化，但為什么《講話》的理論精髓、精神實質，仍然常說常新？恰恰就在于它的實踐性。正是因為面對當時的文藝實踐，思考和探討了文藝與時代、社會、人民的要求之間的關系，《講話》的精神才得以深深地植根于文藝實踐的土壤，從而使得理論結論可以到實踐中去檢驗，驗證其生命力之有無以及是否強勁。

毛澤東深諳文藝之道，但他不是從文藝研究者、創作者的姿態上去談文藝，而是以一個政治家的遠見卓識來看待文藝與革命、時代、社會、人民的關系，由此討論究竟應當“為什么人”和“怎樣為”的問題。延安文藝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戰爭的革命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文藝問題也是毛澤東在思考中國革命時的重要問題。當時的延安，是許多有理想、有抱負的青年向往的神圣的地方。延安也聚集了一大批文藝人才。但正像《講話》指出的：“抗日戰爭爆發以后，革命的文藝工作者來到延安和各個抗日根據地的多起來了，這是很好的事。但是到了根據地，并不是說就已經和根據地的人民群眾完全結合了。我們要把革命工作向前推進，就要使這兩者完全結合起來。我們今天開會，就是要使文藝很好地成為整個革命機器的一個組成部分，作為團結人民、教育人民、打擊敵人、消滅敵人的有力的武器，幫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敵人作斗爭。”強烈的問題意識，深入的調查研究，在調研中發現問題，從分析、總結文藝現實問題的過程中尋求理論上的升華，這是《講話》重要的前提。

以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尋求正確的文藝發展方向

為解決戰時文藝的實踐問題，尋求正確的文藝發展方向，《講話》以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的態度進行分析和闡釋。這篇文獻在很大程度上是毛澤東那一時期對黨內一系列系統性思考的組成部分。5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專門討論了延安文藝座談會的結論問題。此時正是毛澤東第二次講話之前，他在會上強調必須整頓文風，必須達到文藝與群眾結合，要注意普及與提高，并以普及為基礎。同時注意吸收外國的東西。這些問題的指出，包括歌頌光明與暴露黑暗、文藝界內部的團結等問題，毛澤東早有思考，并且與其他領域的問題作為整體來觀察、思考。

1942年1月以來，毛澤東多次就糾正黨內作風、改進新聞輿論發表重要講話，其中的觀點與他對文藝問題的思考具有系統性和一致性。毛澤東認為很多干部“急切需要解決文化基礎問題”，提出希望革命干部要能看能寫。他指出報紙言論“題材應切實，文字應通俗”“所謂文風不正，就是說有黨八股的毛病”“從歷史來看，黨八股是對五四運動的一個反動”。同時又指出“五四運動本身是有缺點的”“所以，黨八股也是五四運動的消極因素的繼承、繼續或發展”。此外還指出現實中“對文化水平低的工農老干部沒有以文化教育為主，今后應強調文化教育”。這些論點，事實上已經指向了文藝如何與人民群眾相結合，如何適應革命需要等問題。

文藝“為什么人”的問題，文藝如何反映現實，如何評價現實中發生的事，文藝家如何能夠本著對時代和社會負責任的態度去表現題材、揭示主題，這是一個思想認識上的重大問題。2月17日，毛澤東參觀延安美協舉辦的諷刺畫展覽。事后某日，專門邀請三位參展畫家華君武、蔡若虹、張諤談話。毛澤東說：“有一幅畫，叫《一九三九年所植的樹林》（華君武作），那是延安的植樹嗎？我看是清涼山的植樹。延安植的樹，許多地方是長得好的，也有長得不好的。你這幅畫把延安的植樹都說成是不好，這就把局部的東西畫成全局的東西，個別的東西畫成全體的東西了。漫畫是不是也可以畫對比畫呢？比方植樹，一幅畫畫長得好的，欣欣向榮的，叫人學的。另一幅畫畫長得不好的，樹葉都被啃光的，或者甚至枯死了，叫人不要做的。把兩幅畫畫在一起，或者是左右，或者是上下，這樣畫，是不是使你們為難呢？”華君武說：“兩幅畫對比是可以畫的，但是，不是每幅漫畫都那樣畫，都那樣畫，諷刺就不突出了。有一次喬兒溝發大水，山洪把西瓜地里的西瓜沖到河里，魯藝有些人下河撈西瓜，但是他們撈上來后不是交還給種西瓜的農民，而是自己帶回去吃了。這樣的漫畫，可不可以畫呢？”

應該說，華君武以一個藝術家的角度提出的問題也很有道理。的確，歌頌和批判各占百分之五十，諷刺的意味如何表達，是個需要探討的問題。對此，毛澤東指出：這樣的漫畫在魯藝內部是可以畫的，也可以展出，而且可以畫得尖銳一些。如果發表在全國性的報紙上，那就要慎重，因為影響更大。對人民的缺點，不要老是諷刺，對人民要鼓勵。這里，毛澤東深刻地指出了作品的社會效益問題。為了改進工作，延安內部的批評可以嚴厲些，再嚴厲些。但如果是在全國的報紙上發表，任何一種表達都會被人看成就是延安的本來，甚至授人以柄。慎之又慎的要求應該說是符合當時實際要求的。

從3月開始，毛澤東就文藝問題開展調查研究。3月31日，即已召開作家座談會，討論《解放日報》改版問題。針對整頓學風黨風文風過程中出現的冷嘲熱諷現象，指出“批評應該是嚴正的、尖銳的，但又應該是誠懇的、坦白的、與人為善的。只有這種態度，才對團結有利。冷嘲暗箭，則是一種銷蝕劑，是對團結不利的”。他邀請作家蕭軍、歐陽山、草明、舒群等人搜集文藝界情況，包括“反面的意見”，并與作家們深入討論黨的文藝方針政策等問題。在實踐中發現問題，同時又要深入調查，以求做到實事求是、有的放矢，為延安文藝座談會的召開進行了充分準備。

在毛澤東的認識中，文藝“為什么人”和“如何為”，以及普及與提高、歌頌與批判，都是互相關聯的問題，是既屬于文藝又超出文藝的問題。4月下旬，他召集魯迅藝術文學院的何其芳、周立波等談話。參加座談者中有人問，當時反映抗日戰爭的作品感人的比較少，是不是由于生活要經過沉淀，經過一段時間的隔離，然后才能夠寫成很好的作品？對此，毛澤東說：“寫當前的斗爭也可以寫得很好，4月6日《解放日報》上一篇黃鋼的作品《雨》，寫得很好，就是寫當前敵后抗日戰爭的。”如何對待延安，如何通過文學反映現實斗爭，文學要不要及時反映現實，毛澤東以辯證的態度給予了回答和解釋。

沒有先進的理論指引，文藝必定要走脫離時代與脫離大眾的彎路

《講話》既是毛澤東個人對文藝問題的系統思考和完整表述，同時也包含了黨中央的集體智慧和共同意見。5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專門討論了延安文藝座談會的結論問題。會議同意毛澤東指出的延安文藝界存在著的偏向，黨的文藝政策的基本方針是為群眾和如何為群眾的問題。應當說，毛澤東5月23日的第二次講話所指出的問題和強調的方向，是代表黨中央向文藝家們提出來的。之所以站在這樣的高度討論文藝問題，正是因為中國共產黨對文藝發揮作用的深刻認識和高度重視。正像《講話》開宗明義指出的：“在我們為中國人民解放的斗爭中，有各種的戰線，就中也可以說有文武兩個戰線，這就是文化戰線和軍事戰線。”

《講話》站在中國革命需要的政治立場觀察和思考問題，在發現問題后，又經過了廣泛深入細致的調查研究。在集體討論的基礎上很慎重地提出結論。這些理論結論和要求，對于當時的延安文藝，對革命文藝都發揮了重要的引領作用。《講話》是面向現實的，目的是解決實踐中的問題。它從現實的土壤里生長而出，保持著強大的生命力。

今天，我們身處新時代，開啟新征程，中國當代文藝的繁榮發展呈現出許多新景象，也面臨許多新課題。80年滄桑巨變，《講話》的精神和思想內涵仍然常說常新。這是因為，面對實踐，使文藝承擔起不負時代、不負人民的使命是一切先進理論的根本追求。我們要以《講話》的精神來學習《講話》。《講話》帶給我們的最大啟示就是，沒有先進的理論指引，文藝必定走脫離時代與脫離大眾的彎路；同時，只有面對實踐，從解決實踐問題出發，由歷史檢驗并證明其正確性，理論才葆有長久的生命力。

（作者：閻晶明，系中國作協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