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回顧人類的生存發展史，災難就未曾缺席。災難書寫成為人類傳承災難記憶的方式之一。以災難為題材的報告文學以多元的記憶視角和紀實性特征展示了災難記憶的完整性，在傳播知識、保存記憶方面發揮了重要的文體優勢。在無法逃離災難侵害的現實情況下，通過對個體經驗的吸收與外化，以及對災難情境下人性的關切，報告文學的災難書寫強化了集體認同感，為人類尋找到反抗遺忘的力量。

關鍵詞：報告文學 災難記憶 集體認同

對于“災難文學”，不同學者有不同的界定。一般而言，以某一災難性事件為中心，表現災難性內容的文學作品可稱為“狹義的災難文學”，包括自然災害，也包括社會、人為的苦難。1以此觀之，古今中外皆有眾多災難文學作品。

2020年春節前后爆發的“新型冠狀病毒”對整個人類世界都是一次空前的挑戰。實時更新的疫情牽動著每個中國人的神經。社會個體利用各個社交軟件和網絡平臺交流、記錄、增強著彼此對這次疫情的感知與記憶。隨著病毒信息的不斷公開，同屬“冠狀病毒”、發病癥狀相似的“非典”記憶再度被喚醒。網絡上出現無數解釋兩次病毒爆發原因、發病原理等內容的文章；關于“非典”的紀錄片、采訪報道再次回到公眾視野；涉及流行病的影視作品，如《黑死病》《極度恐慌》等吸引著觀眾的眼球；對疫情中的人的生存狀況有著深入思考的《白雪烏鴉》《花冠病毒》等文學作品也被讀者重新閱讀。在這特殊時期里，敏感的作家以深切的情感和藝術語言創作的詩歌，溫情又直指人心、直面社會現實的散文或日記也快速地發表在網絡平臺上，凝聚著廣泛的社會情感，并引發種種爭鳴。

最震撼人心的“抗疫”時期已經過去，但疫情并未真正結束。在“后疫情”時代，關于疫情的記憶仍在不斷建構。需要探問的是，面對災難，報告文學還有何為？報告文學寫作者通過深度訪問、細致追蹤，以文學筆觸記錄下他們所了解的人和事，建構不同個體對災難事件的記憶。然而，在因“新冠病毒”而掀起的對災難作品的回顧中，鮮少有相關的報告文學作品進入大眾的視野。閱讀接受上的窘境也為我們重新思考該文體如何建構災難記憶提供了契機。

一、災難記憶書寫的挑戰與選擇

在以災難為主題的報告文學中，人類的脆弱性是顯而易見的。無論是地震、山洪、海嘯，還是新型流行病毒都給人類生存和發展帶來不可挽回的損害。越是特殊時刻，文學的社會價值越能得到彰顯。特別是在重大災難發生之際，記錄、思考是“文學作為一種社會存在并不能回避”的。“這既是一種人性的必然，也是一種責任所在”。②事實上，無論作家有意或無意，任何書寫都具有記錄的功能。紀實性文體的記錄功能尤其明顯。相較其他文體而言，報告文學以快速反映現實、揭露真相的“新聞性”與“文學性”，彰顯了其獨特的文體特征和社會價值，被譽為文學的“輕騎兵”。隨著時代快速向前發展，社會愈加紛繁復雜，報告文學這為“匆忙而多變化的時代所產生的特性的文學式樣”③至今依舊發揮著與時代共振，“將刻刻在變化、刻刻在發生的社會的和政治的問題立即有正確尖銳的批評和反映”④的社會作用。

“非典”已成為歷史記憶，“新冠”疫情也終將會成為歷史。無論報告文學書寫者以何種敘事方式“重返”或再現歷史現場，其目的都是建構記憶并介入現實。目前報告文學傳播與接受的挑戰不僅僅來自于其他文體，也來源于網絡媒體。在自媒體發達的時代，社會個體以更多樣的渠道與方式加入信息洪流，實時記錄、傳播自身經歷，為影響廣泛的疫情和河南省突如其來的洪澇留下自身的記憶。這是報告文學寫作者無法回避的新局面，也是報告文學面臨的挑戰。顯然，單純的記錄與再現已無法滿足讀者對報告文學的期待。

值得注意的是，文字符號所傳達的記憶不可避免地存在游移與不確定性的情況。這不僅是文字符號自身的特點，而且受制于不斷變化或不同立場的理解框架。因此，文字又被視為記憶的對手和毀壞者。⑤這種意義的游移的現象因可以隨時被篡改和刪除而在網絡世界更加凸顯。報告文學作品則使記憶以系統、穩定的方式得以呈現。但僅僅如此顯然不夠，報告文學作品能否以更開闊的視野從普通民眾的災難記憶中選取典型事件、塑造特色人物形象深入廣大讀者的內心，可否喚起閱讀接受者的情感共鳴，已愈加成為報告文學寫作者的考驗。

縱觀以抗擊病毒為主要內容的報告文學作品，贊頌醫護人員偉大付出與犧牲精神、記錄醫護人員與家人的悲歡離合是作者書寫的重點對象和內容。“最美逆行者”是2020年最重要的新詞，在“戰疫”、抗洪等災難書寫中，為最后的勝利勇往直前的醫護人員與人民解放軍永遠是最重要的書寫對象。無論是2003年的抗擊“非典”的報告文學還是2020年快速出版的《最美逆行者》《崇高使命》《眾志成城防疫抗疫》等作品，醫療救護相關人員的“抗疫”記憶占據書寫者建構的疫情記憶中最重要、比重最大的部分。

報告文學家除了記錄醫護人員群像外也抓住眾多典型細節塑造了眾多典型形象。與此同時，報告文學書寫者也記錄了不同行業群體的“抗疫記憶”。相較于2003年的“非典”時期，2020年電子媒介、物流行業的發展使得“一方有難、八方支援”更加容易與快速。現實救援的便捷與“中國速度”在抗擊“新冠”的報告文學中得到充分展示。報告文學書寫者不僅僅將視野集中在醫院局部的“人間世”，也將目光投向更廣闊的社會事件，記錄了國內不同社會群體在戰“疫”中的作用，以及世界各地華僑華人的助力。災難發生時可歌可泣的事件與災難過后不同行業、不同年齡、不同性別的志愿者的記錄，不同場所的災后重建情況同樣都得到關注。

歸根究底，選擇何種類型的記憶涉及記憶的道德性問題。道德作為一種準則和規范，既具備群體或職業性，也包含適用于整個社會層面的普適性。優秀的書寫者往往將視野投向廣闊的民間，繼承了孔孟時代，乃至更久遠的“心懷天下”的文化傳統和書寫風格。就報告文學在中國的發展史而言，底層或邊緣的人民大眾也從未在這一文體書寫對象中缺席。缺乏深受病毒或其他災難侵害的普通民眾和危急時刻挺身而出的各色社會群體視角的災難記憶必然是不完整和單一的。記憶的多元性是災難記憶完整性的前提。更進一步來說，在“作為記憶道德共同體的人類社會”⑥，面對具有廣泛性的災難，報告文學書寫者需要堅守的不是愿意記住什么，而是有責任應該記住什么。道德記憶指向對人的尊重⑦。多元的受難者記憶的挖掘與呈現在很大程度上便是對苦難的直視與對受難者的尊重。除了及時性、多元性的災難記憶記錄，災難記憶的延續性也不容忽視。災難發生、發展、結束是連續性的過程。災難發展的持續性不僅僅是短時段的顯而易見的災難發生始末過程，也是災難對各類群體長時段的后續影響。因此，書寫者關注的還有不幸感染病毒而病逝的普通民眾的家屬，以及在其他災情中幸存的受災群眾如何記憶災難？書寫受難者記憶的困難之處在于，報導者要如何尊重受災者的災難記憶。首位“非典”病毒的患者——黃杏初因不堪旁人誤會與新聞媒體的“騷擾”而“消失”。黃杏初康復后，因患病經歷而失去工作，“生存空間被剝奪”⑧。這也提醒書寫者在尊重受難者的同時，也應盡到保護他們的責任。雖然報告文學對真實性的追求首先建立在事件與人物等客觀層面的真實上，但是面對受難者記憶書寫時，書寫者必然要兼顧文體根本特征與報道倫理，不斷調整書寫策略。

大數據時代，新聞媒體上的受難者群體常常以不同類型的數據出現在公眾面前。但他們畢竟不是簡單變化的數字。網絡社交平臺上，無論是災難的直接受害者還是各類見證者，往往以第一人稱敘述各自細微、生動、充滿情緒性的災難記憶與感觸，以反抗被數字統合下單調模糊的面貌。鮮活的個體記憶也常常展現多元的情感敘事。可以說，新聞報道與社交平臺展現了不同類型的災難記憶，報告文學如何在二者間發現豐富多元的個體記憶并取得某種平衡就顯得尤其重要。

自記憶理論成為眾多學科關注的對象后，文學界對文學作品中的記憶書寫，及其與文學生產、文壇生態、社會現實的關系也投入諸多關注。文學作品中的記憶也成為考察文本思想內涵、人物性格情感、創作主體意圖、作品與社會關系的切入點。當然，針對不同的文體，研究者對記憶的研究角度不盡相同。在非虛構文學作品里，對于真實事件、真實人物的敘述構成了創作主體對于過去歷史與人物的記憶建構。就報告文學而言，特殊的文體性質就決定其具備記憶建構的功能。在近百年的發展歷程中，中國報告文學的主題愈加豐富多樣，除了對社會重大事件、突出人物的即時跟蹤報道外，解密不為人知的歷史事件、揭示歷史人物真實面目的歷史題材的報告文學在數量和質量上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績。這也體現了在報告文學中，“立足于當下的新聞報道和立足于過去的記憶工作之間的界限并非涇渭分明，昨天的新聞可以成為今天的歷史，而昨天的歷史也可以成為今天的新聞”⑨。“過去”與“當下”并非截然對立，而是辯證統一的。有論者曾提醒：書寫災難作品，作家要想到關于這場災難“三年后我們怎么看，五年后我們怎么看，十年后我們怎么看”。⑩新的疫情也終究會成為“過去”，成為昨日的“舊聞”，記錄抗擊“新冠”病毒的報告文學也會不斷涌現。

在網絡媒體發達的今天，報告文學的“輕騎兵”作用難免有所折損。因此，報告文學由文藝的“輕騎兵”向文學之“重器”轉型11既是時代的要求也是文體發展之必然，特別是面對沉重的災難主題，報告文學災難記憶的厚重感更加重要。單純的再現顯然不足以支撐起災難記憶的厚重感。

二、災難記憶中人性與歷史的重量

災難記憶的厚重感首先來自對受災人群的深切同情。直面人性的多樣復雜。讀者對于優秀作品的認定不僅僅取決于作品情節的設置、敘事的技巧、人物形象的塑造，思想的厚度、精神的重量也是評價一部作品是否優秀的重要標準。有論者指出，要從多維度來反映災難，“要反映各個層次人的心態，不僅僅是受害者和救助者……災難文學要寫得感人相對容易，但要寫出那種復雜性卻很難，而且不能回避矛盾，只有這樣，災難寫作才有可能深化”12。

災難是一種慘痛的經歷，在災難中人性的高尚、民族的精神會顯示出無與倫比的光芒、給予民眾以強大的力量。無論是面對病毒還是地震、洪災，受難者憑借常人難以忍受的毅力或樂觀積極的態度與災難作斗爭的事跡也多有報道。回顧以疫情為主題的報告文學作品，無論是聚焦典型人物事跡的微觀型作品，還是梳理疫情爆發過程的記錄、以一類群體為書寫對象的宏觀型作品，書寫者所記錄的主要是抗擊疫情中的英雄人物，重點突出英雄人物舍己為人、勇于與病毒頑強抗爭的精神。災難中涌現出的或震撼人心或感人至深的英雄人物，其核心精神往往兼備樸素的人類情感與具有超越性的共同體意識。佘沙是汶川大地震的幸存者，在抗擊“新冠”的救援行動中三次主動請纓。13汶川地震帶給她的不僅僅是可怖的回憶，還有守望相助的溫暖記憶。在此基礎上，她所建立起的樸素的報恩意識背后是作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集體意識和危機時刻的民族意識。災難是一種慘痛的經歷，災難中人性的高尚、民族的精神同樣會得到最大程度的激發，顯示出無與倫比的光芒，給予自身與整個社會以強大的力量。

報告文學發揮“重器”作用需要倚重作品的敘事性、故事性。14報告文學的真實性要求作品要有在場感。然而，這種在場感與現場性并非僅靠對事件生動地描寫就可以達到的。因為“內心的苦難體驗和外在的苦難經歷是完全不同的兩碼事，而文學依靠的、表達的更是前者”。15客觀真實與主觀真實歷來是紀實文學創作需要平衡的兩大元素。面對抗擊“非典”和“新冠”這樣具有突發性且影響廣泛、深遠的公共醫療事件，或唐山大地震和汶川地震等破壞程度極強的自然災害，創作者應該將自身或他人的苦難經歷轉化為一種自身內心的苦難體驗，即將社會事件的客觀真實與個人感受的主觀真實相結合。唯有如此，災難報告文學作品才具有能夠引發讀者內心共鳴的真實性與在場感。

書寫主體將災難經驗內化是引起共鳴的第一步，通過優秀的敘事技巧與結構安排將災難體驗外化則是第二步。在回憶“非典”、記錄“新冠”的艱難時期，紀錄片《非典十年祭》、電影《黑死病》《傳染病》等一系列與“病毒”有關的災難作品引起社會關注。相較于文學文本，視聽作品在大眾接受度方面的優勢是不言而喻的。當然，文學作品自身的優勢也是視覺作品所無法替代的。如眾多報告文學作品中對于特殊時間和相關數據的強化，增強了報告文學作為紀實性文學所特有的情緒感。當然，虛構文學同樣可以運用這些技巧，只是在紀實性的文學作品中，這些數字以鋪排的形式集體呈現在讀者面前時，其帶來的震撼感在紀實性的文體特征下得以有效加深。

報告文學的文體價值也在于情感傳遞的無障礙性與意義生成的可能性。對于報告文學這樣的紀實性文體，在不違背文體基本創作原則的基礎上，在細節描寫、敘事結構設計、對話設置等方面，都可以向小說或其他文學題材或其他藝術類型借鑒。在“非典”肆虐之際，當急救中心的馬師傅好不容易見到妻子和兒子時，“發現她的手猶豫地放下了，稍許才又重新高高地舉起”。16在“非典”時期，人人對醫護人員避之而唯恐不及的社會情境中，面對身為醫護人員的家人，怕被外人排拒的猶豫、不安，又因愛而堅定、勇敢的復雜變化的情感，通過舉手這一細節就展現得入木三分。小說的人物塑造最忌諱“扁平化”，報告文學也是如此。面對越出常軌的突發性災難事件，人性的復雜往往展現得淋漓盡致。

報告文學災難敘事的厚重感和意義的生成，亦取決于人性的關切與思想的深度。讀者對于優秀作品的認定不僅僅取決于作品情節的設置、敘事的技巧、人物形象的塑造，思想的厚度、精神的重量也是評價一部作品是否優秀的重要標準。有論者指出，要從多維度來反映災難，“要反映各個層次人的心態，不僅僅是受害者和救助者……災難文學要寫得感人相對容易，但要寫出那種復雜性卻很難，而且不能回避矛盾，只有這樣，災難寫作才有可能深化”17。不可否認的是，人性是復雜的，有善良、友愛、無私，也有幽暗或灰色的人性弱點。完整的人性也并非黑白截然分明。對于復雜人性的探索的缺乏則給人一種敘述雷同的審美疲勞。撰寫災難性的長篇報告文學作品需要作者具備“非常嚴肅的真誠的生命面對、思想認知、情感把握、智性審視的勇氣”18。因而，即便書寫人性的幽暗面也并不意味著全面批判，而是為揭示在特殊狀態下人類心理的普遍規律。能否成功展現災難情境下人的立體性、多面性，是決定著報告文學的文學性與思想性的關鍵。因此，要想塑造成功的人物形象，寫作者不但需要對報告對象有深入的了解，而且能夠站在哲理思辨或洞察人性的高度，以包容的心態來看待書寫對象。畢竟，災難書寫的重點不在于災難事件本身，而是災難中的人。

優秀的報告文學也具有史詩的品格和歷史的重量。在眾多“非典”題材的報告文學作品中，楊黎光“從科學的角度，用思辨的線索組織起從抗擊‘非典’第一線采訪中獲得的大量素材，并將其置于人類與瘟疫斗爭的歷史長河中予以重新審視、追根溯源，分析其發展的趨勢”19是《瘟疫，人類的影子》能夠脫穎而出的關鍵。誠如第三屆魯迅文學獎評委的評語所言，《瘟疫，人類的影子》“是一部融報告文學的新聞性、思想性與藝術性為一體的佳作”，“讀者既能看到中國人民萬眾一心抗擊‘非典’的感人場面，又能在作者的引領下進入深層的科學思考，歷史與現實、情感與科學，渾為一體，一氣呵成”20。作家以宏闊且深遠的歷史眼光、嚴謹又不失生動的文學語言，為讀者傳遞病毒的信息、介紹其歷史發展過程。其實，人類與任何一種災難斗爭的歷史都可視為人類的生存發展史與精神文化史。就這一層面而言，災難記憶研究的“歷史本位”和“人本位”亦是統一的，統一于人性的穩定與共通之處。

就記憶與歷史的關系而言，記憶不等同于歷史，甚至在許多情況下，二者是相對立的性質。歷史總是力求超越個體的獨特性，按一定邏輯和秩序對記憶敘述進行歸納和整合。當然，這里的歷史特指在一定歷史時期得到多數研究者或權威人士肯定的歷史論著；記憶則是包括報告文學在內的，通過文字記錄的個體口述記憶。記憶來源于現實，因此，各種記憶的文字記錄成為現實與歷史的中介物，而報告文學所構建的各類群體記憶亦可視為歷史的“前敘述”，展現了現實、個體記憶與歷史敘述三者間的張力。

當代災難題材的報告文學寫作者除了對災難記憶進行及時性記錄外，還以“周年祭”的形式對災難記憶進行歷史性回溯。相較于對疫情的即時書寫，激情逐漸退卻的“后疫情”時期，書寫者的思考往往更能抵達深層次的文化問題，甚至是人類發展的終極疑問。在《非典十年祭 北京保衛戰》中，何建明以更冷靜、客觀的態度重新檢視“非典”。“新冠”疫情期間，各網絡平臺充斥著各類“偽科學”。我們不得不思考，現代科技高速發展的今天，科技帶來的知識到底是什么。在人類出現以前，細菌早已存在于地球上，且將會長期與人類共存下去，病毒同樣如此。“瘟疫是人類的影子，瘟疫和人類文明的發展交織共行”21，人類史也是一部人類不斷與病毒抗爭的歷史。人類的歷史在不斷的延續，新的傳染病便不斷出現。但在漫長的發展歷程中，人類對病毒的認識并不多，對“瘟疫史”的了解也十分有限。直到今天，除專業研究者外，普通民眾對病毒還是所知甚少。認識病毒是戰勝病毒的第一步，報告文學在傳遞病毒知識、廓清事件發展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三、超越災難的集體認同

不可否認，人類天生就有遺忘或回避的生理特征和心理防御機制，遺忘或回避算不上弱點。面對身心極大沖擊或傷害時，反而有利于受難者心靈創傷的愈合。但追根究底，遺忘與回避只能帶來短暫的平靜，特別是對影響范圍廣泛的災難而言，直面與牢記才是解決之道。報告文學為災難記憶建構在傳播知識、保存記憶方面發揮了重要的文體優勢，塑造了一系列英雄人物形象，高揚了民族主義精神。然而，忽視對復雜人性的探索、社會問題的批判影響了報告文學作品的進一步傳播。在無法逃離災難侵害的現實下，我們在報告文學不斷重構的災難記憶里強化了集體認同感，尋找到反抗遺忘的力量。

在追尋疫情發展經過、采訪報告對象的過程中，受訪者的疫情記憶得以“外化”。通過梳理并記錄受訪者“記憶”、書寫報告文學，作者自身的記憶與情感也滲透在作品中。作者與讀者共同構筑了二者有關疫情的集體記憶。當然，在這些報告文學作品被閱讀接受之前，那是屬于他們的疫情記憶，并未影響閱讀者的疫情記憶的形成。切身經歷過疫情肆虐時期的讀者，通過報告文學閱讀和接受，回憶起自身的“抗疫”經歷，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情感共鳴。“一旦一個回憶再現了一個集體知覺，它本身就只可能是集體性的了。”22讀者與作者、受訪者三個維度的記憶得以凝聚，形成更具有大眾性的集體災難記憶。即使每個人具體的“抗疫”經驗并非完全相同，但是，相似經歷所激發出的相似情感、意志、精神或愿望也足以成為凝聚疫情記憶的框架或支撐。

在作品中，相似的情感、精神來源于報告文學作家通過一個個真實的人物、事件所淋漓盡致展現的社會良知。這就要求中國式災難寫作的精神向度應當表現為人類慈悲、憐憫、良知、博愛、生命至上等價值體認；“和合”意識、集體意識、凝聚意識等中國民族精神；志愿意識、公民意識、科學救援意識、生態意識、契約意識等。23這些精神向度也恰恰體現了文學的社會價值與歷史意義。災難記憶的延續正是“來自集體源泉的養料持續不斷地滋養，并且是由社會和道德的支柱來維持的” 24。

值得注意的是，集體災難記憶始終處于不斷變化、不斷重構的過程。因為“集體記憶在本質上是立足現在而對過去的一種重構”25。即“過去”的書寫也會影響“現在”的認識與記憶，“現在”的社會現實也將修正、重構“過去”的書寫與認識。具體而言，一方面，已有的以災難為題材的報告文學作品所彰顯的民族精神為社會抗擊新的災難事件提供文學層面的精神力量，并且影響后續報告文學的敘事內容與方式，進而調整社會關于災難的記憶框架。另一方面，在抗擊不斷出現的災難事件中，新的社會事實也不斷更新著報告文學記憶內容。新災難的爆發可以不斷豐富、更新、修正人們對于災難的認識，也不斷調整人類關于災難的思考方式與記憶框架。社會個體在豐富自身災難記憶的同時也參與了新的、他人的災難記憶建構。換言之，經歷過不同時期的不同災難的群體，以一種記憶集合體，豐富了個體的災難記憶，也使災難記憶無論是在微觀的小群體層面，還是宏觀的民族層面都得以延續、發展。在不斷重構的過程中，關于疫情的集體記憶不但不會消失，而且在不斷整合的過程中發展、向前。

事實上，報告文學作家在災難發生十年后，以“十年祭”的形式出版新作或舊文，同樣是在實踐著災難記憶的喚起與重構，在重構中提醒人類不忘災難、不忘抗災英雄、不忘集體認同。無論是《非典十年祭 北京保衛戰》，還是《唐山大地震》“三十周年紀念版”的出版，在災難記憶不斷傳承與重構中，親歷者或后世的讀者通過一個個共享的故事、一段段共同的體驗、一種種相似的情懷，在個體、在群體、在社會中的持續積累，集體認同得以實現。26只有認同集體記憶，個體才能真正成為集體中的一員。當集體認同不斷加強，作為集體中的成員更加團結，集體結構得以更加牢固，記憶也越能發揮更多的力量。

在災難侵襲下，讀者便試圖通過閱讀相關的文學作品，尋找共通的災難記憶，探索人類的生存狀態，汲取反抗病毒的精神力量，而在災難情境下得以凸顯的民族性是由集體記憶帶來的集體認同的升級。以民族認同為核心精神的災難記憶建構成為報告文學的重要價值。災難記憶敘述的重點在于人，而在災難面前，對個人的超越又實屬必然。成為經典的文學作品總是個體性與整體性的統一，報告文學的災難記憶即承載著民族性的重量。面對新的災情，新的民族精神內涵也得到進一步彰顯，進而影響報告文學作家新的災難書寫。新的報告文學在不斷擴充疫情記憶、反思抗擊新病毒過程中存在問題的同時，也在不斷豐富民族精神內涵、增強民族精神力量。因為“文學在表現災害給國家、社會、人們帶來苦難的同時，也要表現民族精神中那些使人振奮、催人前進的力量，表現那些能夠戰勝苦難，給人以希望與光亮的東西”27。社會個體在交流互動的過程中，了解他人不同的災難記憶，并在相同的情感、意志的凝聚下，無形中產生有情感強度的集體記憶。報告文學則是在更深廣的歷史和社會層面，發揮了增強集體認同和提高民族精神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報告文學這一實體性的文化載體所建構起來的災難記憶更具社會真實性，進而激發讀者潛意識中對于這種災難記憶的信任感。當相似的新病毒爆發時，人們腦海中以往的疫情記憶被喚醒，曾經凝聚在紀實作品中的集體性記憶也隨之被喚醒。

在信息化時代，信息流不斷洶涌而來，原有的信息很快就被覆蓋，人類整體對信息的遺忘也變得更加快速。病毒帶來災難記憶無可避免地會隨著時間的推移和不安情緒的消退而隨之模糊，甚至消失。只有新病毒再次降臨人間，才真正地將它從記憶深處挖掘出來。地震帶來的人間慘劇同樣如此。即使錢鋼在2005年為三十年前的大災難“祭念”而出版了《唐山大地震》紀念版，但是三年后的2008年初夏，我們依舊在汶川遭受地震帶來的巨大物質損失與精神創傷。雖然黑格爾不無沮喪地認為“回憶過去的同樣情形，也是徒勞無功，一個灰色的回憶不能抗衡‘現在’的生動和自由”，但他同樣承認“普遍的、內在的東西和事變的聯系只有一個”28。我們要做的就是找出“過去”與“現在”的聯系。只有在災難中擴展知識的邊界，牢記慘痛的記憶，思考災難事件中內外部普遍的聯系，人類才能盡量避免重蹈覆轍。

在各種文體中，“報告文學在以寫實的方式再現歷史與呈現現實方面具有獨特的文體優勢……成為了連接歷史與現實的橋梁”29，也成為連接社會中不同個體的有效媒介。作為“前歷史性”敘述，多元豐富的個體記憶為終將成為固定的歷史敘述提供了可供參考的依據，連續性的記憶喚起與重構也為歷史敘述的完善提供基礎。災難題材的報告文學在傳播知識、保存記憶方面發揮了重要的文體優勢，并通過塑造了一系列英雄人物形象，以超越個體性的文學書寫品格，弘揚民族主義精神，凝聚集體力量。

[本文為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兩岸現代中國散文學史料整理研究暨數據庫建設”（項目編號：18ZDA264）的階段性成果]

注釋：

①向寶云：《災難文學的審美維度與美學意蘊》，《社會科學研究》2011年第2期。

② 27杜學文：《文學應該提供戰勝困難的精神力量》，《文藝報》2020年2月28日。

③④茅盾：《關于報告文學》，原載于《中流》1937年第11期，轉引自王榮剛編《報告文學研究資料選編》，山東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3-54頁。

⑤[德]阿萊達?阿斯曼：《回憶的空間：文化記憶的形式和變遷》，潘璐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206頁。

⑥⑦[以]阿維夏伊?瑪格利特：《記憶的倫理》，賀海仁譯，清華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73、65頁。

⑧陳炎、張維燕主編《記憶“非典”》，華藝出版社2003年版，第113-116頁。

⑨李紅濤、黃順銘：《新聞生產即記憶實踐——媒體記憶領域的邊界與批判性議題》，《新聞記者》2015年第7期。

⑩ 12 17 23《災難考驗民族意志 文學反映民族精神——“抗震文學與中國精神”研討會紀要》，《文藝報》2009年7月30日。

11 14丁曉原：《從“輕騎兵”到文學“重器”——新中國70年報告文學的一種速寫》，《文學報》2019年9月26日。

13《崇高使命》編寫組編《崇高使命》，新華出版社2020年版，第14頁。

15李銳、王堯：《本土中國與現當代漢語寫作》，《當代作家評論》2002年第2期。

16何建明：《非典十年祭 北京保衛戰》，新世界出版社2013年版，第95頁。

18馮源：《災難記憶的重現意識》，《當代文壇》2010年第3期。

19 20中國作協評獎辦公室主編《第三屆魯迅文學獎獲獎作品叢書?報告文學》，華文出版社2005年版，第160頁。

21楊黎光：《瘟疫，人類的影子：“非典”溯源》，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299頁。

22 24 25[法]莫里斯?哈布瓦赫：《論集體記憶》，畢然、郭金華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84、60、59頁。

26張慶園：《傳播視野下的集體記憶建構》，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1頁。

28[德]黑格爾：《歷史哲學》，王造時譯，上海書店出版社2006年版，第5-6頁。

29吳義勤：《鐵流、徐錦庚的長篇報告文學〈國家記憶〉：歷史現場的重返與再現》，《文藝報》2014年5月21日。

[作者單位： 福建師范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