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孫甘露正在從事一部長篇小說的寫作，已經是數年之前的事情了。在期間，由于對他的小說創作充滿期待的緣故，我曾經在有機會謀面的時候，多次詢問小說的進展情況，但低調的孫甘露卻只是不置可否地笑一笑，認為此事不值一提。等到這一次終于把《千里江山圖》拿在手中的時候，我才徹底搞明白，原來孫甘露這部醞釀日久的長篇小說，竟然是一部聚焦20世紀30年代中共地下工作的間諜小說。從一位特別注重于以實驗性的方式經營小說敘事藝術的先鋒小說家，到《千里江山圖》這樣一部關注表現當年中共地下工作的帶有一定主題寫作特征的間諜小說，其間思想藝術轉換的跨度之大，足以令人咋舌。孫甘露長期醞釀的如此一種巨變，直如“乾坤大挪移”一般，絕對稱得上精彩絕倫。

所謂的“千里江山圖”，乃是上海的中共地下黨組織必須要完成的一個重要政治任務的代號。“暗語”一章中，盡管上海的地下黨組織已被嚴重滲透，但是，陳千里卻仍然強調：“‘千里江山圖計劃’早已啟動，這是一項無法撤銷的任務，上海臨時行動小組是計劃中關鍵的一環，所以組織上臨時決定，把我調來上海，要求我迅速肅清內奸，保證計劃順利實施。”面對著突然現身于自己身邊的陳千里，通過暗語確證來者完全值得信任的前提下，特派員林石向陳千里和盤托出了“千里江山圖”的計劃內容：“首先，我要把‘千里江山圖’的整個計劃向你說明。中央早在‘八?七會議’上就確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總方針，而我們這次的任務，簡要地說，就是安全地把中央有關領導從上海撤離，轉移到瑞金，轉移到更廣闊的天地里去。”“為了保證撤離成功，同時也為了在今后更加艱苦卓絕的斗爭環境下，讓紅色血脈保持暢通無阻，中央決定重建絕密交通線。”“我們負責打通從上海到汕頭這一段。從上海到瑞金，三千多公里，少山同志說，好呀，那我們就把這次行動稱為‘千里江山圖計劃’。”但在我的理解中，“千里江山圖”，除了是小說中必須完成的一個政治任務的代號外，最起碼還隱含有另外的三層意思。其一，小說所集中描寫的，雖然只是上海一個臨時小組的地下斗爭情況，但正所謂“草蛇灰線，伏脈千里”，這個臨時小組的斗爭情況，卻又與中國整個的革命事業緊密相關。誠如少山同志所言：“他說，這不僅是千里交通線，更是千里江山，我們撤離上海，就是要把革命的火種撒遍全中國。”從這個角度來說，所謂“千里江山”乃可以被看作宏偉壯麗的革命事業代名詞。這樣，“千里江山圖”也就具有了非常重要的歷史和現實意義。其二，孫甘露之所以要把小說的主人公命名為陳千里，絕不是簡單的無意之舉。陳千里與“千里江山圖”里的“千里”之間的內在關聯，是一種不容否認的客觀事實。如果沒有膽識過人、精明干練、身手利落、訓練有素的陳千里在關鍵時刻現身上海灘，以驚人的智慧和勇氣力挽狂瀾，那肯定也就不會有“千里江山圖”計劃的最終落實。就此而言，我們其實也不妨干脆把“千里江山圖”理解為擁有陳千里的“千里江山圖”。其三，盡管現實生活中的孫甘露一向特別謙虛低調，但是從“千里江山圖”的命名過程中，我們卻也不難窺見他內心深處所潛藏的某種藝術“野心”。那就是，他試圖把自己的長篇小說《千里江山圖》也努力經營打造成如同王希孟名畫一樣的優秀作品。正如同王希孟巧妙地把漁村野市、水榭亭臺、茅庵草舍、水磨長橋等靜景穿插于捕魚、駛船、游玩、趕集等動景之中，做到了動與靜的完美結合一樣，孫甘露也努力以一種貌似不動聲色的方式盡可能客觀冷靜地呈示出地下工作者當年那種驚心動魄的斗爭情形。

《千里江山圖》的文本中，除了正文部分之外，還附錄有另外的三個部分(雖然第一部分并沒有被明確地標記為“附錄”，但它很顯然不屬于正文部分，從性質上看，似乎也只能被歸類到附錄之中)，一個是作為“龍華犧牲烈士的遺物”的“一封沒有署名的信”，龍華是上海的一個古老名鎮，不僅有著名的龍華寺，而且還每到春天便會有絢麗的桃花盛開。從革命歷史的角度來說，龍華還曾經是南京國民政府所屬淞滬警備司令部的所在地，與警備司令部緊密相關的，就是在1927年到1937年之間先后關押過大批共產黨人和愛國志士的龍華看守所(又稱龍華監獄)，其中的很多人甚至被殺害于此，所以也才會有“龍華犧牲烈士”之稱。在這封沒有署名的出自于某位無名烈士之手的信中，書寫者在顯示自身堅定不移的革命意志的同時，也更是在以一種富有詩意的語言向收信人傳達著一種真切的極富人性色彩的熾烈感情：“也許該用密寫的方式寫在紙上，或者用莫爾斯電碼編成一段話，但是所有這些方式，都只是試圖在萬一被發現時無法破譯。而我真正想對你說的并非秘密，可以寫在云上，或者寫在水上，世間任何人都可以看到，但那只是寫給你的。”無論是“密寫”的方式，還是“莫爾斯電碼”，都是當年的那些仁人志士們從事地下活動時的慣用手段，寫信者的身份由此可證。但他在這封信里所試圖表達的，卻是與地下活動沒有直接關系的似乎更像是愛情的一種美好感情。盡管我們已經無法證明寫信者就是曾經活躍于《千里江山圖》這一文本中的哪一位革命烈士，但由此而得出的一個結論卻是，即使是視死如歸的革命志士，內心里也會有一個足稱飽滿的人性世界，也會有柔軟的感情存活。另一個是保存于某省檔案館里一篇未曾發表過的口述記錄稿的部分節錄，標題為《我所了解的陳千里同志》，記錄稿忠實地記錄了記錄者在1979年專門去水利局采訪陳千里的經過。那一次，記錄者對陳千里的總體印象是一種出乎意料之外的驚人冷漠：“因為他好像對人并不十分熱情，一點也看不出當年國民黨統治最黑暗的時刻，他在對敵斗爭中所表現出來的那種大無畏的革命精神，以及那種敏感和智慧。”當年，也即小說故事發生的主體時間的1933年農歷新年前后，“在短短的一個多月時間里，陳千里和他的戰友們，不僅查清了內奸，建立了一條從上海繞道廣東抵達瑞金的秘密交通線，還成功地營救了黨中央重要的領導人浩瀚同志。這是需要多么大的勇氣和智慧啊”。這次采訪過程中，記錄者不僅提及了作為陳千里最主要斗爭對手的葉啟年，而且也還專門談到了有爭議的衛達夫其人。當記錄者詢問衛達夫到底有沒有背叛革命事業的時候，陳千里給出的回答是毫不猶豫斬釘截鐵的：“他是死間。是烈士。”所謂“死間”，乃是間諜領域的專有名詞，最早出自《孫子兵法》，意思是指通過我方的間諜故意將假情報傳遞給敵間，誘使敵人上當，一旦事情敗露，我方間諜難免一死。也有用死來達到迷惑敵人的目的。活躍于《千里江山圖》中的諸多人物中，敵我雙方的首領陳千里與葉啟年他們兩位都熬煎過了殘酷的戰爭歲月，其生命一直延續到了后來的和平時代。還有一個則是“在相關行動中犧牲的中共地下組織成員”名單。被列入這一名單的成員分別是葉桃、無名氏、方云平、凌汶、林石、陳千元、董慧文、衛達夫、李漢、梁士超、田非、秦川安等十二位烈士。

但問題在于，除了主體事件與一眾人物形象的真實之外，其中那些關鍵性的細節卻都處于缺失的狀態。而這，事實上也就為孫甘露充分地發揮他小說家的藝術想象力留下了足夠開闊的施展空間。一般來說，如同《千里江山圖》這樣聚焦于國共地下爭斗的間諜小說，很容易就會走上“傳奇化”的敘事程式，但孫甘露的特出之處卻在于，他所設想出的一招一式都盡可能地依循現實生活與人性發展的邏輯，以令人信服的方式客觀冷靜地展開小說敘事。唯其因為人物的各種言行都特別切合于日常生活的邏輯，所以，我更愿意把如同孫甘露這樣一種看似尋常實則特別考驗作家藝術想象力的間諜敘事稱之為“去傳奇化”的藝術書寫。事實上，如此一種“去傳奇化”的間諜敘事有著極大的書寫難度，那些重要的主干情節必須合情合理合乎藝術與人性邏輯之外，孫甘露另外一個值得注意處，就是對1930年代初期上海各種地名某種竭盡可能的真實還原。我們都知道，要想在將近一百年之后的現在，重新還原一幅哪怕是局部性的上海地圖，其實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行文至此，應該提及的一個關于陳千里服飾的一個細節。從事地下間諜活動的同志，由于職業的需要，總需要進行一些服飾上的及時改變。那一次，陳千里身上穿著的就是一件貂爪仁內里的皮袍：“貂爪仁可不是普通的貂皮，是貂爪上指甲下面那一小截皮子，輕、軟、暖，做這一件怕是得賠上幾百頭貂。不說那些貂，就是把那些小片子縫成一件袍子，還看不出針腳痕跡，現在也找不到能攬下這活兒的師傅了。”從敘事時間的角度來說，孫甘露通篇都是在貼著1933年農歷新年前后的那個時間節點展開敘事，但只有這一個細節不經意間露出了敘事時間與故事時間之間距離遙遠的“馬腳”。這一段敘事話語中的“現在”的所指，毫無疑問只能是孫甘露進行寫作的當下時代這個時間節點。道理其實簡單，既然陳千里可以把貂爪仁皮袍穿在身上，那就說明當時的上海灘的確有縫紉師傅可以拿得下做貂爪仁皮袍的活。所謂“現在也找不到能攬下這活兒的師傅了”，所說明的就是這一項高超縫紉技藝的無奈失傳這一事實。在其中，我們所看到的，當然也就是敘事時間與故事時間之間差不多一百年的客觀距離)。其實，也不只是還原1930年代局部性的上海地圖那么簡單，倘若我們進一步聯系陳千里身上的貂爪仁皮袍這一很是下了一番功夫的細節來加以推斷，就不難發現，孫甘露并不滿足于僅僅把《千里江山圖》經營成一部精彩迭出的間諜小說。在間諜敘事充分展開的同時，他更是試圖以簡要傳神的筆觸勾勒描繪一幅明顯帶有煙火氣的上海市民社會的日常生活圖景。只不過或許與作家在這一方面投入的筆力不夠有關，實際的藝術效果未必那么理想，不那么盡如人意而已。

回頭再來看作為主體情節的那簡直稱得上是“步步為營”的“陳葉斗法”的間諜敘事。一方面是必須按時完成的“千里江山圖計劃”，另一方面卻是看上去根本就不可能解開的困局，臨危受命的陳千里到底采用怎樣的應對方式才能夠不辜負上級的信任，完成神圣的使命呢？具體來說，他所使出的招數，真正可謂是彼此間互有聯系的連環腳。他首先想方設法與臨時小組的負責人老方取得聯系，以便了解整體情況。盡管由于叛徒的出賣，老方在那一次接頭時不幸犧牲，但他的相關介紹卻為陳千里下一步行動的展開打下了相應的基礎。緊接著，在同樣使用暗號與中央交通局特派員林石接上頭，并了解到“千里江山圖”的詳細計劃之后，由于時間特別緊迫的緣故，陳千里就開始不假思索，果斷采取下一步的行動了。第一步，是精心策劃的銀行巧取金條。那次，陳千里不僅搶先一步以“移花接木”方式順利取走金條，而且還誘使叛徒崔文泰自我暴露。第二步，就是兵分兩路(一路是易君年和凌汶，另一路則是陳千里自己和梁士超)南下廣州，以開辟至關重要的地下絕密交通線。這一次，在任務完成的同時，尤其值得注意的一點是，代號為“西施”的長期潛伏特務易君年(真名為盧忠德)真面目的暴露。這樣一來，陳千里在完成任務的同時清除內奸的計劃，也得以順利實施。接下來，便是更為重要的第三步。但請注意，由于易君年(盧忠德)不僅已經事先設法騙取了交通員老肖的信任，獲取了與黨中央重要領導人浩瀚同志的聯系方式，而且還極有可能隨時抓捕浩瀚同志，陳千里盡管已經識破了易君年(盧忠德)的真面目，但卻依然不得不裝作若無其事地繼續和他周旋。到最后，由于獲取了易君年和葉啟年們的信任，陳千里方才得以一邊“明修棧道”，讓秦傳安、董慧文、田非、梁士超他們聚集在江邊的小飯館以吸引特務們的注意力，一邊“暗度陳倉”，自己親自跳入冰冷的江水里，以非凡的勇氣殺死易君年(盧忠德)，及時從渡船上救下了浩瀚同志，“他要負責把浩瀚同志安全地送到瑞金去”，終于在懲處內奸的同時，勝利完成了他們這一群地下工作者所肩負的“千里江山圖”神圣使命。就這樣，陳千里硬是如同葉啟年所預感到的那樣，硬是“靠著一根危險的鋼絲繩帶領這些人走出困境”。為了這一重大任務的完成，上海的地下工作者們做出了巨大的犧牲：“陳千里望著黃浦江右岸，天地變得越發黑暗。他知道那些同志馬上就會被敵人逮捕，還有千元。為了‘千里江山圖計劃’，他們義無反顧，勇敢地讓自己成為‘釣餌’，為了把釣餌下到葉啟年、盧忠德的嘴邊，衛達夫故意被特務抓去，假裝叛變。在顧家宅公園門口，他心里忽然一動，讓衛達夫不要再跟著盧忠德回去，他是想把衛達夫拉出魔掌，但衛達夫微笑著拒絕了那也許是唯一的逃生機會。”明明知道如此一種作為的結果肯定是被捕，以及被捕后的被處決，但這些地下黨成員們卻毫不猶豫地做出了自己的堅定選擇。從根本上說，支撐他們義無反顧地作出這種大無畏選擇的人生支點，只能是那種無怨無悔的堅定革命信仰。

盡管說《千里江山圖》作為一部間諜敘事的長篇小說，似乎帶有一點類型小說的意味，但孫甘露卻毫無疑問是以純文學的思想藝術標高來嚴格要求自己的。這一方面的一個突出表現，就是對人物形象多樣化和內在人性世界的深度挖掘與展示。在這里，我們且以敵我對立雙方為界詳加分析。首先，是以陳千里為代表的我方陣營。其中令人印象深刻者，主要包括有陳千里、葉桃、衛達夫、凌汶等。凌汶的公開身份是一名作家，曾經創作有一部名叫《冬》的小說。雖然丈夫龍冬已經在廣州起義后為革命犧牲(實際上的龍冬之死卻另有緣由)，但凌汶的革命意志卻并沒有因此而有絲毫的動搖。她不僅把自己對丈夫的滿腔感情都化入小說《冬》之中，而且還一個人硬是強力堅持到易君年在她身邊的出現。正是通過易君年，她才得以重新找到了組織，“是老易把她帶回了家”。或許與她的作家身份有關，凌汶最突出的性格特點，就是有著很好的直覺，往往能夠借助于直覺直抵事物的本質。對此，易君年的感受可謂相當真切：“最讓易君年害怕的就是她那些毫無由來的直覺，多年來他一直也沒有戰勝過它們。她好像總能提前知道他要做什么，他剛想對她說一句什么，還沒等他說出來，她就開始打岔。她的那些直覺——你也不能說她不對。”正因為如此，所以，小說剛剛開始不久，第一次出場的易君年才會貌似無端地生出這樣的一種感覺：“易君年看著凌汶走進下樓的電梯。她的直覺總是很好，他應該更加謹慎一些。”這些敘事話語很顯然有著一箭雙雕的藝術效果。一方面，固然是在通過易君年之口揭示凌汶的性格特征，另一方面，卻更是在巧妙地暗示易君年的心懷鬼胎。只有到了小說的后半段，在易君年潛伏特務的身份暴露之后，我們才能夠搞明白，易君年之所以能夠認識到在直覺很好的凌汶面前一定要小心謹慎，主要是為了更好地隱蔽自己的真實身份。很大程度上，正是依憑著如此驚人的一種直覺，凌汶才不僅感覺到崔文泰身上存在問題，而且還一步緊逼一步地硬是逼迫著易君年露出了原形。盡管說凌汶最后慘遭易君年殺害，但如果沒有她和易君年的廣州之行，易君年(盧忠德)這個潛伏已久的“西施”，未必就能徹底暴露自己的真面目。公開身份為房屋經租員的衛達夫，生性機敏，意志頑強。他在小說中最出彩的部分，就是在賣破綻被捕后以真假摻合在一起的方式“出賣”我方秘密行動計劃，因而把敵人誘入歧途。一方面是他在被捕后所遭受的那些酷刑折磨。因為如果在沒有遭受任何折磨的情況下就主動“和盤托出”并不可能贏得敵人的信任，所以，他便只能在遭受各種酷刑折磨后貌似抵抗不過去時才被迫“招供”。能夠憑借自己的智慧和勇氣，以所謂“假招供”的方式把狡猾的對手誘入歧途，正是衛達夫人性最閃光的地方。身為特工總部頭子葉啟年的愛女，葉桃以背叛父親的方式積極投身于自己所熱愛的革命事業。葉桃思想的根本轉變，發生在她離開父親在北京女子師范大學讀書期間。正是在北京讀書求學期間，她因為接受了革命思想的影響而走上了徹底反對父親的道路。盡管葉啟年一直一廂情愿地認定是陳千里使自己的唯一愛女誤入歧途，但實際的情形卻恰恰相反，是葉桃引導陳千里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借助于葉啟年女兒這一特殊身份的掩護，葉桃得以長期潛伏在國民黨的黨務調查科，為黨組織提供了很多重要的情報。到最后，由于被葉啟年察覺，葉桃慘死在父親下屬的槍下。與以上三位相比較，在關鍵時刻登場力挽狂瀾的陳千里，則以其超人的智慧、勇氣，以及對情感的忠誠而特別引人注目。如果說超人的智慧和勇氣集中體現在臨危受命的他是如何在不可能的情況下想方設法堅持帶領地下黨成員們完成了“千里江山圖計劃”，那么，他對情感的執著與忠誠就突出不過地體現在葉桃身上。雖然身處險境，而且身負重要的使命，但他卻依然在葉桃生日的時候堅持出現在她的墓地這一細節，就已經充分地說明了這一點。

不知道為什么，或許與書寫對立面時作家更能夠放開自己的手腳有關，單只是從人性樣態的勘探與表現的角度來說，雖然著墨也未必多，但孫甘露對那些負面人物形象的描寫卻似乎更能給讀者留下難忘的印象。比如，那位帶有突出流氓無產者色彩的叛徒崔文泰。崔文泰接近并參加革命，是北伐軍逼近上海的那一年。那時候的崔文泰正背著一身賭債，四處躲避債主的追逼。就在他走投無路的時候，北伐軍的到來不期然間給他打開了一條生路。由于加入了工人糾察隊的緣故，那些討債者竟然再也不敢靠近他。就這樣，原本已經是“赤條條來去無牽掛”的他，在嘗到了革命的好處之后，就更是義無反顧地投入其中：“他品出了革命的滋味，越發積極地投入到北伐軍進入上海前夕的大革命高潮中去了。”他的能夠引起老方注意，就是在那個時候。因為老方曾經救過自己性命的緣故，崔文泰便追隨著老方開始從事地下活動。但歸根到底，崔文泰并不是一個擁有堅定革命信仰的人，眼睜睜地看著地下工作的危險性越來越大，被嚇破膽的他終于撐不下去了：“他看著街上的廣告牌花花綠綠，想到隨時可能遭遇危險，半輩子都沒真正過上一天好日子，一不做二不休——他突然關閉引擎，打開車門，站到盯梢的小特務面前，對他說：‘我有重要情報，我可以向你們投誠，但必須見你們最大的官。’”究其實，缺少革命信仰的崔文泰的一大突出特點，就是“有奶便是娘”，是一種不自覺的自我精神分裂：“他從來都不是一個會反省審視自己的人，平生頭一回，他驚奇地覺得身體里有著兩個不同的人，在彼此不停地諷刺挖苦對方。”即使是一位自我分裂的流氓無產者，孫甘露也寫出了他某種人性的復雜。一方面，他固然出賣了老方，但在另一方面，他卻又為此而感到有一絲悔恨。很大程度上，正因為他根本上沒有操守，所以，才會在看到裝著金條的皮箱之后，見錢眼開，心態嚴重失衡，不惜同時背叛國共兩黨，也要把這些金條據為己有，結果只能是落了個死無葬身之地。比如，那位在地下組織中潛伏多年的“西施”易君年(盧忠德)。身為葉啟年的學生，盧忠德可以說是葉啟年的忠實追隨者。正是在葉啟年的一手安排下，他去到廣州，進入了公安局的特別偵緝隊。同樣是按照葉啟年的安排，他在此期間，借助于若干積極的假象，最終騙取了中共地下組織的信任，開始介入地下組織的相關活動之中。正是巧妙地利用了地下組織的信任，盧忠德方才不僅徹底挖出了龍冬情報網，而且還憑此而搖身一變成為特工總部的王牌，并擁有了“西施”的代號。這一次，在被安排隨同凌汶前往廣州建立秘密交通線的過程中，他之所以不惜付出殺死凌汶的代價，正是因為從交通員老肖身上敏感地嗅到了一脈富礦存在的緣故：“他憑直覺就能猜到那下面有富礦，挖出那條礦脈，有可能對中共地下組織造成毀滅性打擊。”從根本上說，易君年(盧忠德)人性的復雜，集中表現在他對待凌汶的態度上。一方面，他的確從內心深處喜歡凌汶這個女人：“在這之前，他甚至想過，假以時日，凌汶也許會漸漸淡忘了龍冬，到那時，他甚至很有可能說服她。實在不行，就送到南京反省院關上一陣。”“他希望凌汶早晚也會(指思想立場的徹底改變)。”但在另一方面，凌汶不僅對他過去的真實身份已經有所察覺，而且她的存在本身事實上也構成了他從老肖那里獲取秘密的最大障礙。正是在為黨國建立更大功勛這樣一種利益的強力驅動下，他最終下狠手殺死了凌汶。別的且不說，單只是從龍冬和凌汶夫妻倆先后死于易君年(盧忠德)之手這一點，我們也不難看出他生性的陰險、毒辣，以及兇狠。再比如，身為特工總部頭子的葉啟年。原本身為大學教授，曾經一度信奉無政府主義思想的他，在投身于國民黨之后，迅速成為陳立夫手下的一名得力干將，成為大權在握的特工總部頭子。身為特工總部頭子的葉啟年，其人性深度集中表現在他如何面對愛女葉桃的死亡這一事件上。明明是自己命令手下開了槍，但在葉啟年的內心深處，卻一直堅持認為是政治對手陳千里他們在利用了葉桃之后，又慘無人道地殺死了她：“你們欺騙她，讓她進瞻園竊取情報。她被發現了，你們認為她沒有了利用價值。她投奔你們，你們卻把她殺了。從背后開槍，讓她孤零零地死在藏兵洞里。”針對葉啟年如此一種一廂情愿的滿嘴謊言，陳千里面對面地給予了堅決的駁斥：“我和她約好了，在馬府街等她。我遠遠看見她從九條巷過來，立刻跑過去，但槍聲響了。等我趕到時特務躺在地上，她自己也中了槍，子彈是從背后打進去的。她說特務蹲下來檢查，打算再補一槍，但他看到了葉桃的臉，愣了一下，這時候葉桃口袋里的那支袖珍手槍射出了子彈。”“陳千里看著這個殺死了自己女兒的父親：‘我想去找醫生，但街道被你派出去的人封鎖了。你派人槍殺了葉桃，還堵死了救她的一線希望。’”一方面，能夠命令手下向葉桃開槍，的確說明葉啟年具備反動本性，但在另一方面，當他千方百計地試圖把女兒死亡的責任推卸到陳千里和共產黨地下組織身上的時候，我們卻也不難感受到一絲身為父親的無奈和哀傷。正因為如此，葉啟年才最終成為了《千里江山圖》中別具一種人性深度的人物形象。

當年的先鋒小說家孫甘露，能夠在闊別小說創作很多年之后，以一部“去傳奇化”的間諜敘事的《千里江山圖》實現思想藝術上的華麗轉身，對此，除了真誠地奉上由衷贊嘆之外，我們似乎也的確別無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