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色河流》花費作家魯敏三年時間，寫40年來改革變遷圖景，這就是文學的“增值空間”。我們談書寫敘事，總愛說“無功利”，卻忘了作家的追求，是想要“時間的玫瑰”。只不過，作家賺取了敘事時間和現(xiàn)實時長的剪刀差，而不是利潤。謝老師用紅皮本子記錄有總(穆有衡)中風后的回望，在小時空里，頭腦過了幾十年的電影。

相比普魯斯特以極漫長時間寫一個小瞬間，小停擺。魯敏用反向的逆差，以短博長。我想這就是文學“應有之義”——利用時間的不對等，才能換取更多生命體驗，時空感受——活得長，活得短，活自己，活別人，多活幾遍。作家，正是那些活得還未過癮，才寫故事的猜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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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總的綽號，表面源于小說所言“越叫越有”。這種調侃本質蘊藏了作家關切，即有無之辨。有從何來，指涉財富來源。如果說《紅樓夢》“無為有處有還無”，是敘事詩學的辯證。那么，魯敏將其延伸到故事層，探討無中生有的“第一推動”。第一桶金總是別人的，總是從無中借有。這構成敘事和倫理的邏輯起點。穆有衡的商界風云，財富人生就是“緣起性空”。它建立在友情虧欠，挪用朋友托孤財產(chǎn)上。所謂白手起家，手上也多少沾些灰，不應苛責。

一個道德潔癖者很可能無法自視污點，直接剁了手，幸虧有總不是。他是一個實用主義者，功能主義者，追求效應上的好壞，而不是討論起點上的善惡。糾結原罪或救贖的主題，也未免言重。有總犯的錯，只是“程序正義”的問題，他最終還是反哺，收養(yǎng)照顧了河山。穆有衡意欲回饋，是心理的隱匿動能，它推動行為和故事的線條框架。

但這種動能源于反復掂量權衡，知輕重，懂深淺。我以為“有衡”之名，就是對行動和人格的釋義。因其有衡，所以生財。他的收養(yǎng)資助，多出于合理化思維，理性使然。但魯敏的深刻在于，寫出一種不自覺的背陰向陽。小說中人物大多動機并不單純，或有私心，或有藏刀。但在實踐理性的潛默導引下，實現(xiàn)了無意識的向善。如果老套地用亞里士多德的觀點看，就是凈化說。

小說或許更貼合弗洛姆從占有到存在，兩種人格分型的看法。占有型人格通過戀物邏輯，抵抗對空虛、變易和消逝的恐懼。穆有衡的商業(yè)帝國就是積累財富，物質發(fā)展的過程。這也是時代推進發(fā)展的必由之路。但人物“活明白”后，才發(fā)現(xiàn)占有需通往存在。有總的朋友圈，那些有錢老伙計們開始恐懼，都患上了古代帝王病，貪生怕死求長生。不是科技養(yǎng)生，就是迷信靈修。他們自然地轉向精神存在，不容你不想。

長久以來，小說敘事都自覺將精神性追求視為天然的文學倫理。金錢往往被視為異化、沉淪與墮落的肇始。然而，文學也是物質財富極大受惠者，精神生產(chǎn)依托改革以來財富的極大增長。文學不可能置身在物質積累的語境之外。作家對金錢物欲的反思，也是為了發(fā)現(xiàn)精神與物質的和諧發(fā)展，良性互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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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際斷裂，是小說討論物質精神辯證法的關鍵。患阿斯伯格綜合征的老兒子穆滄，癡迷昆曲的叛逆子王桑，野蠻生長的干女兒河山，代表了三個疑難：即舍不下，管不了，傳不下。第二代子女與父親發(fā)生了離散，背離。穆有衡是天生的物質主義者，卻少有評論追問他何以那么徹底。第一代創(chuàng)業(yè)，大浪淘沙，多靠強大競爭，顧不上精神上的文雅。只有父輩物質鋪路奠基，后輩才能談得上精神追求。

王桑的叛逆，或許源于想和父親，保持精神上的獨立異在。他癡迷昆曲，這種極其精致的文化古董。就像熊貓，如不精心保護，很難自存。魯敏將精神遺產(chǎn)傳承，與物質家產(chǎn)的繼承，互聯(lián)同構。如果只看到小說為時代作傳，替過去寫照，就會忽略作家的歷史意識總是指向未來。它是士大夫文化的傳承，是民族憂慮意識。如何才能精神不斷代，財富有傳承，管理預期，控制風險才是關鍵。

作家的優(yōu)秀不止是“述往”。給時代造影，歷史學者就能干，不必非靠作家。小說應敏銳感受，去洞見，去“知來”。有總財產(chǎn)過剩，卻無人能繼。財富增殖，要建立在代際傳承，生命意志的延續(xù)之上。小說開篇，有總陷于中風，風燭殘年，實是一個生命力量的輪回。早年間，“我可以響當當?shù)刂v，再大的事，從來不淌貓尿的。也就是這兩年，身上不愛出汗，小便不利落，全改從眼皮下走道兒了”。穆有衡從精明強者，最后成了弱者。一個表面上羸弱：但因來到生命末端，而跨越丘壑，思慮切切的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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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老師的紅皮本子，原是收集有總猛料，為創(chuàng)作積累素材。按條目索引編號，直接嵌入小說文本。如果換成詞典體，抽取詞條單獨敘事，或許也能變成一部《有總人生詞典》，魯敏沒那么做。這里或許有元虛構特征，謝老師在小說中展示了素材使用，創(chuàng)作過程與觀察心理。但顯然，魯敏寫這樣的大部頭，目的不是為了表述小說觀。

正如《紅樓夢》開場靠一僧一道的說辭，石頭上的文字，敷衍一段故事，也不能簡單同于元虛構。魯敏有游戲心理，靠謝老師的筆記本，意欲設置機動靈活，可隱可現(xiàn)，可評可寫的姿態(tài)視角。這在書信體小說中曾形成一種傳統(tǒng)，衍生出更多變體，如偽裝成日記的自白，靠杜撰病例，進行精神分析。素材本大多以物件標記，誘引出紀事本末，它說明物品承載敘事補綴，編織河網(wǎng)的功能性。謝老師成功從一個挖商人黑料的報刊文人，變成有總身邊的助理兼管家。

但謝老師真正意義在于成了魯敏的代理、“法人”與文本責任方。套嵌形成敘事隔層，作家作為改革的同代人，一方面她想靠謝老師在場，滿足代擬的介入欲望。另一面，她也能輕易退隱，把謝老師看作客體，把素材本視為文本衍生與分岔增殖。我們也注意有總的楷體自白，與謝老師形成內在性爭論，這不是簡單和聲，而是小說的對話體。她寫出意圖和揣測，“他對我，藏沒藏刀子呢。我一直在琢磨。”“鬧不清他是佯作酒話吐真言，還是泥人塑金貼面，也不在意了……他對我肯定是有什么想頭。這世上怎么可能有單純的忠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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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色河流》的故事有總體上的液態(tài)循環(huán)，因果上形成強大回環(huán)。我們習慣將古典通俗小說那套因果論，視為迷信輪回。其實也不盡然，它有另一種解釋——代償與平衡。有總發(fā)跡，如果真成了“四美俱”，讀者也未免眼紅。估計朋友何吉祥也想坐起來，罵上兩句。魯敏整出一個罪與罰的“破局”：財富上的圓滿，卻遭逢人丁子嗣的飄零：一個傻兒子，一個忤逆子，一個亡妻，沒有孫子。家事財產(chǎn)全靠一個“潛伏者”外人打理。這既有世情小說的敘事法則，也有以損補盈的取道中庸。

我曾在多篇關于魯敏的評論中寫道，她始終是一個世情觀察者，諷刺小說家，只不過落筆“婉而多諷”，溫潤良善。《金色河流》的氣息沒變，比之長篇《奔月》，更加體大而慮繁，雖謀巨制，如烹小鮮。她的功力在于，即使小說再長，也有中短篇的精致，語言的精彩始終在高頻震動。而許多作家并不具備這種配速能力，一轉入長篇創(chuàng)作，就松垮寡淡，供血不足。

小說的核心意象，總體隱喻，并不局限于寫時代河流。流金淌銀，伴著血淚，只是故事外在的感受描述。我想魯敏有更深探求，她要寫流逝中沉積下什么，消耗了什么。所謂披沙瀝金，重在于變易中寫恒常。河流的意義，也并非流往哪里，河里流得是什么。重要的是其狀態(tài)——“流動”。它本質上指涉精神和物質的再循環(huán)，再配置。讓我們注意魯敏提及的“熱寂”，它暗示不滅與耗散，有限和無限，守恒和不守恒的矛盾。若推演到財富與精神，就更顯出功成不必在我，不過永恒轉化的超越論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