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篇小說《金色河流》中角色不少，但核心人物應該只有一個，那就是人稱“有總”的穆有衡。這個在小說中一出場便已中風偏癱、口垂涎水的老派企業家，是主導整個故事走向，決定情節進展，甚至奠定小說精神基調的人物。在中國現當代文學史上，資本家或企業家形象倒不是沒有，比如茅盾的《子夜》、周而復的《上海的早晨》、張潔的《沉重的翅膀》、蔣子龍的《喬廠長上任記》等甚至還塑造出了吳蓀甫、徐義德、喬光樸等經典形象。不過，和上述資本家或企業家形象相比，穆有衡仍然是有其社會和歷史獨特性的。

從作品透露的信息來看，穆有衡生長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之交的困難時期，后來當兵，退伍后進入國有機械廠，90年代在戰友何吉祥的鼓動和襄助下辭職下海……據此估算，穆有衡應屬“50后”一代。而他從底層起身，靠當兵改命，后進入體制又離開體制，至最終發家……可以說見證了改革開放前后的歷史轉變，又在90年代以來的社會急速轉型中親歷——甚至某種程度上推動——了時代和社會的歷史性巨變。在這個過程中，他的艱辛、奮斗、欲望，乃至罪惡，構成了他波瀾起伏、混沌多面的一生。而魯敏以別致的結構和敘述方式所描繪的這個創業者或企業家的一生，完全可以看做是她為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多年歷史所作的一幅生動而微的“畫傳”。

當然，穆有衡的特殊性，并不僅僅在于他所身在或負載的社會歷史之特殊。而更在于他對待這段歷史的態度。這段歷史更準確而言，即90年代以來的中國社會轉型發展史。如前所述，這段歷史也是穆有衡本人的發家史。但這段發家史于穆有衡而言卻既是榮耀，又是一筆沉沉的精神債務。其中，戰友何吉祥是他最大的“債主”。這個跟他有過命的交情，對他不啻有再生之恩的戰友和兄弟，當年一手把他拖出即將下崗的深淵，并親手把他扶上了創業之路，然而在幫助他去外地洽談業務時卻不幸發生了車禍。在搶救蘇醒之后，何吉祥所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把全部身家予以托付。可是，在巨大的恩情壓力之下，穆有衡卻做出了一個令人匪夷所思的舉動：他辜負了兄弟的信任，挪用了其家產，以其托付的基業為基礎，穆有衡開疆拓土、建功立業；但同時，他也悄悄做著對死去的兄弟的“彌補”——尋找其女友沈紅蓮，不動聲色地資助其遺孤河山。

如果說資本積累和擴張，確有其某種“原罪”的話，那么穆有衡的原罪，甚至其最大的原罪，消極處置何吉祥之死，并挪用何吉祥的家產。而穆有衡打探沈紅蓮下落，找尋并資助其遺孤，所顯現的當然是穆有衡的一種贖罪態度。這態度，在穆有衡來說，很難說有多么深刻和強烈的道德自覺。但是當我們想到這一態度是魯敏所賦予他的時，我們便不會懷疑：作家在此是試圖通過創造這樣一個背負著罪惡，某種程度上也在進行著一定懺悔和贖罪的人物形象，來表達她對于90年代以來中國社會轉型發展的態度。

這個態度，魯敏其實從一踏上文壇，便表露出來了。從鄉村題材的“東壩系列”，到城市題材的中產和底層生活描繪（《小徑分叉的死亡》《鏡中姐妹》《荷爾蒙夜談》等），再到更傾重敘事實驗的《奔月》等，魯敏的小說總體所表現出來的，便是對于急速社會轉型的一種批判和反省態度。《金色河流》一定程度上也延續了這種態度，但是相較于之前的那種較為純粹的批判，這里的態度有新的變化。

縱觀近三十年來的社會轉型敘事，大致能分辨出三種比較突出的“態度”：歷史化的呈現，道德化的批判，建設性的思考。前兩種更常見，也常混溶一體。第三種態度則比較稀缺。原因應該也無他——相對于呈現現實，或對其作道德批判，提出建設性思考的難度和挑戰性顯然更大。但魯敏在《金色河流》中卻做出了嘗試。

90年代社會轉型以來，有很多社會性和文化性的議題出現，它們雖紛繁復雜，但其實有一個共同的、根本性的焦點，即如何看待金錢（財富）問題。或者更確切地說，是如何看待和處理金錢（財富）與人的關系問題。由這個角度甚至可以說，近三十年來社會轉型所出現的問題，那些社會性的矛盾、糾葛，那些個體化的焦慮、煩惱，都是處理這個關系失當所致。癥結如此，該如何開解？《金色河流》有所暗示。

穆有衡以極其“穆有衡式”的方式將其全部遺產捐贈社會，這是“暗示”之一。但這個“暗示”未免還是有些戲劇化和理想化的成分。這種理想化的“暗示”， 還在穆滄（穆有衡的二兒子，從小患有精神病疾卻純潔渾樸如嬰兒）身上，在凹九、昆曲身上。相對而言，在渾濁骯臟的“福利院”長大并沾染著渾濁骯臟的河山（何吉祥的遺腹女）；事事與父親作對、一心擺脫其控制的王桑（穆有衡大兒子）；在名存實亡的婚姻中心理扭曲的丁寧（王桑妻子）；甚至還有“潛伏”穆有衡身邊幾十年的謝老師（穆有衡助手）——他們所展現出來的“暗示”似乎更為切實一些。因為他們最終都不同程度地經歷了一種自我的反思、顛覆和成長。在這個過程中，穆有衡不自覺地成為了具有決定性的力量。所以最終我們看到，穆有衡的遺囑被執行，攜帶著河山、王桑、丁寧等人的轉變與成長，以及穆氏“夢想基金”的成立（穆有衡遺產取之于社會終用之于社會），這條由金錢和財富匯成的“金色河流”終于有了它健康合理的流向。

所以，這則名為“金色河流”的故事，有著極強的寓言意味。它的“暗示”是普遍性的，但它敘述的卻是中國的故事，記錄的乃是當代的歷史。而這故事和歷史，本就是我們曾經且一直置身的生活。每一代作家都有其生存和扎根的歷史。對于魯敏這一代作家，特別是“70后”作家來說，90年代以來的社會轉型發展史便是其獨有的“生史”。他們與這段生活和歷史之間，相較于其他人，可能有著并不相同的構成關系。這也決定了他們認識、書寫和記錄它的方式。《金色河流》是魯敏又一次自我突破的嘗試，也是這一代作家對其“生史”的回眸與銘記。

（李勇，鄭州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河南省文藝評論家協會副主席。入選國家萬人計劃青年拔尖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