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敏的長篇小說《金色河流》講述了現代人的精神困境，在一種反諷式的甚至不惜以浮薄戲謔為手段的敘述之下，隱隱跳動著被現實刺痛過的悲憫之心。隨著情緒和敘述節奏的不斷深入，在這顆被生活蹂躪虐噬的現代之心即將衰竭之時，小說卻照射進了天光，這不是宗教視角的救贖，而是人性之善的觸底覺醒，是面對死亡，人性作出的最后的選擇。這是一個明心見性的過程，心靈去除了遮蔽恢復了本質。中國傳統文化一直倡導以人生頓悟的方式達成超越，在經歷死亡的洗禮后，小說中的所有人物得到救助。小說中人性的背景是時代的洪流，魯敏以典型人物的生命軌跡為經緯，織就了轉型時代的壯麗云錦。在作家設計的縱橫交錯卻井然有序的社會結構中，作品獲得了回應時代的總體性價值。從對復雜人性的剖視解析和本質追問入手，作品成就了當代小說對“典型人生”的再造。在表現手法上，小說以第一人稱、第二人稱、與第三人稱敘述的混響，表現出現實、過往與內心的激烈交鋒，形成了強烈的審美對比，不斷突破讀者的閱讀期待，制造出深切震撼的心理效果。

人性終善

《孟子·告子上》曰: “水信無分于東西，無分于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顙；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勢則然也。人之可使為不善，其性亦猶是也。” “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人性本質為善嗎？被環境迫使遮蔽的人心可以最后覺醒嗎？《金色河流》就試圖回答這個終極問題。小說中的人物，除了一個有阿斯伯格癥的、精神有疾病的穆滄，和有總的大管家、只是忙于家族事物的曾經是記者的旁觀者謝老師，其他人物的人生與精神情感世界都存有巨大的殘缺，“妥協與出奔的躊躇，自我與本我的爭奪，人與時代的順流逆流，這不是當下所有地球人的困境嗎……”精神的困境，使每一個現代人時刻都面臨著人性的塌陷與沉沒。

有總，是一個典型商人——市場經濟初始時期的民營企業家。他看慣了市場轉型期的人倫慘劇，熟稔商業規則的爾虞我詐，混跡風月情場不動聲色。事業的成功卻制造了家庭的缺憾，他商人的精明世俗與小兒子的文化追求格格不入，小兒子對他的高壓管控產生了極端叛逆從而選擇了丁克生活。這個富商之家，父子失和，香火不傳。王桑從小失去母親，將昆曲作為最高藝術追求，卻只見昆曲日漸沒落。瀕臨解體無從緩解的婚姻使他與妻子日益陌生。他終日頹廢想通過各種手段實現精神“弒父”的渴望。河山，脫胎于《悲慘世界》中的珂賽特，卻演繹了當代中國某種女性形象的真切版本。她被落魄的母親拋棄，后又失去收養人，未成年就被教唆行騙，除了生存意志，她從未感受到過絲毫人倫之愛，以驚人的美貌和自戕的生活方式掙扎于人生的逆流，早已修煉得刀槍不入麻木不仁。河山的心早就被現實吞沒，但精神上仍然是一個沒有被愛情燃燒的處女。王桑的妻子丁寧，被婚姻磨礪成了一個堅實運轉的生育機器。除了在微信群里獲得一點存在感，她整日浸泡在孤獨冰冷的婚姻中以無性的方式孕育后代。

每一個人在泥沼一樣不能自拔的艱辛里煎熬，孤獨無助，隨波逐流，無岸可靠，表面強勢冷漠的內心極度匱乏溫情，壓抑著對愛的渴望，“……表與里的不相及，恐怕就是當下一種參差不平的運轉法則……”他們生活的殘缺與生命的失衡都關聯著自身的因果，但這因果卻又都深深隱匿著無奈的痛楚。每次人性之惡的顯現，總有不堪重負的傷痛打底，于是這惡則變得不再刺眼，甚至滋生出感同身受的共情。有總在戰友死后，辜負了他的囑托，侵吞了他的遺產，致使戰友的愛人女兒紛紛流落風塵，而他靠著這筆遺產發家。這個人物的惡縱然沒有底線，但是當有總娓娓道來他妻子的自殺，孩子的殘疾，和他對戰友露水情緣的懷疑以及對故人的懷念時，我們似乎又能在這個充滿血肉的真實人物的苦難中理解他道德的誤差。他內心里忽明忽暗的罪惡，搖擺不定間就這么陰差陽錯地決定了他的一生，當他幡然醒悟時，已經是人生的盡頭。

王桑的精神“弒父”之心昭然。在他的心中，父親就是一個勢力圓滑冷血庸俗的奸商，但是卻一直控制著自己的生活，就算行將就木也要用遺產控制他的家庭，控制他們的生育。他試圖以愛上河山這個父親一直資助的疑似父親情人的女人，來報復父親。他以冷漠面對深愛他的妻子，即使妻子懷孕他也認為這是父親的意愿從而對自己的骨肉毫無感覺，一顆冰冷的心幾近銹蝕殆盡。顯然，在現實生活中，這是一個偏執甚至有點冷血的兒子、丈夫、父親，但是誰又能不對一個從小失怙的人心生憐憫呢？王桑冷漠也無助，極度渴望愛卻不得，至親之死輾軋過的年幼心靈無處安頓只能報之以仇恨與惡意，交付于對藝術的追求。

王桑的妻子丁寧在小說中似乎是最平淡清白的，她沒有什么惡念，只是越來越麻木沉淪，她所有的人之溫情都要被這個情感殘缺的家庭稀釋揮散，但犧牲者不在痛苦中自省卻甘愿參與沒有愛的生育，愚蠢也是制造悲劇的原罪。小說人物群展現的生之原罪在小說的情結和情感遞進中都在指向絕望，仿佛目睹一個無治的垂危病人，只等待著他生命的終結。那么，生活的原罪何以救贖呢？作者還是給出了希望——“原罪與救贖并作花朵枝頭亂搖”，小說的最后發生了驚人的反轉。

救贖所有人的是有總的死。面對死亡，人們得以覺醒。有總癱瘓在輪椅，在逐步走向死亡時，他開始思考復盤自己的人生，決定以遺產捐獻的方式贖罪。在父親死后，喪親之痛刺破了王桑與父親之間厚重堅硬的壁壘，被恨意蒙蔽的心開始回暖，他恢復了對妻兒的人倫之情。河山在和有總患有阿斯伯格癥的大兒子的接觸中，不知不覺有了心疼的愛意，她冰封的心境也像春水一樣化開，流動，煥發出了生機。丁寧得到了丈夫的溫存，開始變得獨立而堅強。每個人的內心從僵硬荒蕪轉化為溫暖的舒張，他們一夜間成長起來，人性善的力量得以重見。這也正是作家要彰顯的力量——捫心自問，人通過自己如何得到救贖？通過自我反省與頓悟，我們也許都能停靠到人生的智慧之岸。

典型人生映射出典型時代

小說人物的設置不枝不蔓、真切合理，完美演繹著作家的哲學意圖，與此同時，作者將人物拋入時代的舞臺之中，讓人物自身的活動圈層拼接出社會的斑斕鏡像。小說拉開了社會的景深，增強了現實的厚度，展示出改革開放40年兩代人的諸多不同命運，形塑了典型時代當中各色人等的典型人生。

面對經濟的突然變革，人們陳舊的價值觀無以應對，往往會被時代的巨浪撞擊得粉身碎骨。有總的生意合伙人、他的戰友、摯友改革開放之初去南方撈金，出差途中遭遇車禍，臨危之時把自己在南方掙下的所有積蓄交給有總，讓他把錢交予自己在南方認識的情人和未出世的孩子。面對從未見過的巨額財產，一個從計劃經濟時代剛剛解放出來的普通人一下子不知所措，偌大的誘惑使得有總人性中的惡萌發出來，侵蝕了良心，他內心里期待戰友死去，將他的錢占為己有。因此，他故意躲在洗手間，想讓一個重傷的人自生自滅。雖然戰友的死最終還是一個意外，但是這惡念畢竟生發了出來，控制了有總。他去南方找到了戰友的情人，卻認定他們的感情只是露水情緣，情人的孩子也不一定就是戰友的，于是他最終決定私吞遺產。這是一個經濟轉型時期的典型人物。在車禍事件之前，有總是一個普普通通的商海試水者，戰友車禍之后，他的人生就發生巨大的轉向，與很多市場經濟轉型期的下海人一樣，人生的第一桶金將他塑造為成功人士，他順利跨越了階層。從底層的奮斗者到成功的企業家，龍門一躍的背后是命運標上昂貴價碼的一次偶然，而這偶然性又體現了舊的經濟秩序解紐、新秩序尚未成熟的變革時代的人生必然。面對以出賣良心為代價的機遇，面對無數一夜暴富的贏家，多少人的心性移宮易羽被歷史裹挾著改頭換面。

河山的人生則展開了市場經濟初期底層社會的殘酷畫卷。河山被拋棄后被送進一個私人孤兒院，這個機構實則是以利用兒童行騙謀利。這個以孤兒為營生的所謂孤兒院，是市場轉型初期滋生的社會毒瘤，是底層社會的真實一隅。河山的人生則是這底層社會一個帶有普遍性的個案。

在有總的下一代王桑夫婦身上，折射出當下社會知識分子階層因文化變革而決定的人生際遇。王桑和妻子還有謝老師的生活圈，是時下文化事業變革的一個縮影。傳統文化的沒落、文化機構的改革、紙媒大廈的傾塌，林林總總、歷歷在目：

布藝扎染，手工宮燈，皮雕，葫蘆烙鐵，刺繡，編織掛毯……可能都沒有人認為這是藝術——拍賣，獲獎，大師，國際，那些才是。

那年年底恰逢機構轉改，一部分文化單位轉企，一部分外掛脫鉤。鴻鵠大志者與失意平庸之輩也都由此各自騰挪或被騰挪，王桑是后一類。

也就是從偉正這里，謝老師算是管窺全豹，看到整個紙媒大廈，如何吱軋軋傾倒，如何高樓成平地，如何平地長衰草……

王桑的妻子在學術刊物就職，她的生活是知識女性生活的橫斷面，日復一日的空虛，日漸失卻精神延展的世俗空間擠壓沒了她們的人生意義。文化的起落與干涸，使知識分子逼近精神的困頓與價值的潰散。

除了小說中的幾個主要人物，小說還通過有總的夢境演繹了社會各階層人物的典型人生。在一次夢中，有總見到了改革開放初期他所熟悉的所有故人：因為農村老家彩禮問題而自殺的表妹，在工作中被壓死的工人，跳樓的打工妹，破產猝死的學者，經商發跡后因風流被老婆謀害的老班長，因賭博而死的田老大……這些農民、工人、知識分子、商人被異化的悲劇性人生中暴露了部分社會轉型中被無序競爭和道德淪喪所傷的弱勢群體，他們沒能走出命運的峽谷，淹沒于繁華的縱深之中。

與以往描寫經濟大潮之下典型形象的小說不同，《金色河流》不只是注重典型人物的靜態個性特征，而是觀照了人物在時代大潮之下的動態人生走向與命運起伏。小說不僅僅是以平面化的典型人物來折射時代的典型性，而是要在歷史意志之下逼視人心的各種應激反應，而眾多人心的向背實際匯成了歷史的交錯脈絡。作者思考的是，我們究竟只能被時代所奴役改變還是可以堅守自己走出精神的困境？相較于《人生》和《平凡世界中》中人心面對命運的無助，《金色的河流》的指向則通往了充滿希望的征程。

一個時代的典型人生不是由單個人構成的，而是來自群像的合力建造，也來自敘述者的立體呈現，在這一向度上，《金色河流》比同題材小說要更進一步。

多人稱敘述的交響

小說中第一人稱、第二人稱、第三人稱的交互與碰撞，將小說的情感有條不紊地層層推進，也不斷突破著讀者的閱讀期待，從而產生了穿越心靈的震懾效果。河山的人生回顧以第二人稱進行敘述，有總的內心獨白以第一人稱進行敘述。在一段現實的第三人稱敘述之后，往往穿插大段第一人稱或第二人稱敘述的獨白或回憶，這種當下與過往、現實與心靈的對話式的交替以強烈的共情最終催生了讀者與人物的共同覺醒與心靈救贖。在第三人稱的敘述中，所有人物都戴著被現實扭曲的假面，均操持著浮薄戲謔的油腔滑調，但當小說進入第一人稱獨白或第二人稱回憶時，人生的殘酷逐漸顯露出猙獰，假面掩蓋的被現實檢視過的戰栗顫抖的脆弱靈魂血淋淋地帶傷出鏡。即使功利性夾帶著自私的赤裸人性如此丑陋不堪，但是面對金錢、死亡、背叛、拋棄、冷漠的咄咄逼人，人性的懦弱與罪惡的生根落地又似乎不可避免。第一人稱內心獨白與第二人稱回憶的力量在于，當讀者于第三人稱的敘述中以道德之優越感審視人性之后，卻在隨后的人物回憶、獨白中獲得了帶著疼惜的共情與悲憫，形成了張力強悍的心理審美落差。

最后，在有總死后，小說則別有深意地削弱了人物的內心呈現，人物的心靈救贖最終體現于簡單的場景和行動之中。覺醒的生命擺脫了愛恨的角力與功利的追逐，恢復了安寧與平靜，生命不能承受之重被智慧化解，一直被現實撕裂的疲憊的現代人，終于可以卸下沉重的精神包袱喘口氣歇一歇，小說的節奏也在緊湊的對峙交疊與推進之后進入平靜舒緩，生活悲情的交響落入終章，繼之以溫暖的愿景。正如小說尾聲所描寫，王桑情不自禁和懷孕的妻子溫存，他“看到幾縷可愛的橙色光線，伴隨著他的節奏，也在一上一下地彈蕩著，那是剛剛升上山頂的朝陽”。劇場里，河山靠在旁人的肩膀上酣然入睡，“他倆就那樣無意識地依靠著，亦夢亦真……”一切順理成章、自然而然。一部多聲部的交響至此落幕，被閱讀滌蕩起的心緒也慢慢平復，我們觀瞻了時代的悲喜，卻才覺悟自己也正是劇中之人，這無疑也是這部小說的最大魅力。

展現改革開放40年來時代大潮下人心的不得已與疼痛，以儒家的明心見性抵抗物欲之熵對人性的腐蝕，從而扭轉現代人的精神困局，縱向拉伸出典型人物的典型人生，正是《金色河流》的意圖之所在，也是其對同類型“典型人物”題材創作的形而上超越。

（王昉，文學博士，《中國當代文學研究》雜志副編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