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臘哲學家赫拉克利特說過，“人不能兩次踏進同一條河流”，中國古代也有刻舟求劍的寓言故事，但是，現實中不甘于失敗、重復失敗的愚妄之舉不斷出現，西西弗斯傳說是現代人難以拂去又不得不面對的一種悖謬。林曉哲發表在《收獲》2020第六期的中篇小說《鴨子與先知》，通過講述一位男性遇到前女友后矛盾和掙扎和心理過程，再度探討當下世界中不甘于失敗卻又掙扎無果的虛妄人生。

小說以男性主人公朱盾“我”的敘述視角展開過往和現狀的交替敘述，張宛和周芹作為男主人公不同人生階段的兩位親密女性，分別代表不同階段的人生狀態。張宛拒絕俗常生活，她獨居，生活單調，素淡的裝扮，沒有結婚的思想準備，在與男友交往也表現得淡漠和漫不經心。但在藝術追求上，她表現瘋狂：墻壁上掛滿名家攝影作品，絕大部分時間用于潛心鉆研攝影，完全沉浸在藝術營造的氛圍中。為拍攝鴨子下蛋，她和男友壯膽深夜潛入鴨棚，疾速通過五條兇狗狂吠的險境，忍受臟臭和耐久地等待拍攝時機。更讓人難堪的是，為拍出具有震撼力的作品，多次不惜裸露身體潛入臭水河。為此被人偷拍，甚至遇上父親等極度尷尬和混亂的狀況。不管多大困難，張宛堅決不放棄追求藝術的瘋魔舉止，從始至終一直是拒絕俗常、獻身藝術的鮮明個性的女性形象。當年她急速干脆的分手過程，留給朱盾更是始終不愿“下凡塵”、沒有煙火氣、不肯屈就的脫俗印象。

與張宛不同，朱盾的現任妻子周芹則是尤其平常的以家庭為生活重心的女性形象。她遵循大眾審美觀，不能接受“拍下她便秘的樣子，不能接受她拿指頭槍戳我時我依然舉著相機，甚至在她穿上睡衣后也不能拍照……”；她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家庭生活中，會把家打理得“窗明幾凈”，會對丈夫嚴密防范，“多次查閱我的微信聊天記錄，以及探尋朋友圈與我互動的某位女性與我的淵源”，記著丈夫上廁所時間長短，跟蹤丈夫的行蹤；長期的家居生活使她變得繁瑣和絮叨，而敏感氣質和防范心理更充分體現出她看重婚姻生活的緊張、擔憂和焦慮等典型心態。周芹的自我定位、對家庭和家人的密切關注，以及面對可能的家庭危機中表現的惶恐和偏執，都是被日常生活磨蝕心性的中國當下已婚女性的典型表現。

一段刻骨銘心的戀愛經歷，又經過數年穩定、無味又焦躁的家庭生活，近中年的朱盾在杭州拱宸橋橋西歷史文化街區這么一個修舊復古的空間，陡然遇上前女友張宛時，心里瞬間激起巨大波瀾，被克制和被壓抑的余情暗流涌動，從潛意識上升到意識層面。他開始急切搜尋相關信息，籍此快速和張宛取得聯系。朱盾接下來的記憶倒帶，不再只停留在心理層面，也將推動他展開下一步的危險行為。他懷念過往生活越詳盡，帶出越多的感受和體驗，喚起越多的細節，越容易讓他回轉并沉浸在過往的情感世界。經回憶只屬于朱盾和張宛的情感世界中，有關于張宛的形象、張宛的房子和房間、關于和張宛交往的記憶，這一切都被描繪為頗具畫面感的情境。其中有靜謐的、溫馨的、熾熱的，也有氤氳的、冷淡的、孤清的、雜亂的和沖撞的，朱盾記憶越細微，越有色彩和形狀，說明對張宛的印象越深刻，感情越強烈。不管幸福還是悲傷，所有的回憶都將再次激發“朱盾”我對張宛的強烈情感，并成為當下生活的巨大破壞力量。而與張宛極具氛圍和畫面感的場景不同，面對周芹，不管是當下時空還是記憶中的，在朱盾“我”這一視角下，都變成了平淡無奇的概述。由情境式的回想到客觀理性的概述，這一敘述方式的轉換，表明周芹在男主人公心中只是客觀和理性的存在，不具備情感色彩。在朱盾的情感世界里，居于中心和主位的是張宛，周芹與朱盾“我”的關系外在又次要，“我”主觀上更易于也更愿意進入和張宛的情感回憶，更愿意拉近和張宛的情感距離。由此，即使現實中的張宛本人無意重溫舊夢，而朱盾本人也有再度體驗激情的強烈沖動。

所幸的是，小說沒有落入俗套地變成舊情復燃的簡單故事。在激情回顧與張宛情史時一直不減干擾的敘述聲音。作品敘述正視男主人公朱盾當下的境況，即已婚并擁有完整家庭。小說中，沒有丑化妻子角色的周芹形象，更沒有譴責周芹的深度懷疑心態或強加干涉的言行舉止。作為周芹丈夫的朱盾“我”，當心理返回與張宛一起的情感世界，或者尋找現實中的見面機會時，在敘述上常伴有強大的阻礙力量，不斷地感受到干擾。如此設置朱盾的現實處境，實則表明干擾和阻礙的力量具有足夠現實合理性。敘述進展中，在回憶和張宛的情感經歷過程中，不時跳出朱盾“我”的“認定”，“周芹畢竟是我的妻子，我沒理由讓她在去不去見張宛的事上感到不快”，“一大早我就出了家門。我把手機留在家里，以免周芹多慮”……類似的補充敘述，或者穿插周芹的行動和反映，這些敘述者的聲音不斷地提醒朱盾在當下的家庭責任和社會角色，與朱盾對以張宛為中心的戀愛的回顧形成角力，構成敘述的張力。

如果小說過于強化妻子周芹的防范作用，那么朱盾“我”將屈服于現實和外在力量，性格表現軟弱和怯懦，缺乏主體意識，敘述過程將會相對平順和緩。然而，作品中的朱盾“我”面對妻子周芹的嚴密防控時，總能見縫插針地找到機會：借著沖洗照片的由頭通過老友打聽消息；躲在廁所翻看影集；還能在進電梯的瞬間約定再見面……如此種種，都說明朱盾不是被動性格，自他再見張宛那刻開始，就在極度促狹的空間中爭取條件，創造在精神上或是在實際中與張宛“相遇相見”。可以說，周芹防范越緊，對“我”再見張宛的限制越大，“我”想再見張宛的想法就越強烈，情節發展的戲劇性就越強。朱盾和張宛的戀愛基礎、以周芹為中心的現實阻力以及朱盾再見張宛的強烈沖動間的沖突，構成了強大的情節動力，不斷地推動故事向前發展。然而，當朱盾沖破種種阻力和張宛在曾經同居的房間相見時，兩人并沒有演繹激情故事。實際情形是：張宛全副精力集中于影像的感知和拍攝，陡然間朱盾明白了：攝影才是她真正的“情感的需要”，“她會不知不覺地成為她拍下的景象和人物，她在感知它們的愛與痛的同時又將它們轉變成自己的愛與痛，這樣一來，反倒對現實生活麻木了”。此番場景對于充滿期待的朱盾來說，無疑是悲情的一幕，與舊情人相遇在舊日場景中，喚起的卻是他們分手時的類似場面！而這一場面，也是令他夢醒的當頭棒喝，讓他徹底明白當年和張宛分手的原因，是兩人錯位的人生認知和選擇。由此，故事急轉直下，激情瞬間消逝，當他抱著日記本走出曾經與張宛同居的疊墅，而周芹駕著紅色的小車適時出現在小區門口，快速返回俗常成為人生的必然，一段充滿危險的暗涌情感得以順利平復。沒有輸贏，只有空寂。小說中的三位具有強烈主體意識的主要人物形象，在激烈的情感和意念的較量中清晰而確定地表達自我，又保證了各自的獨立意識和主體性。故事結束了，受舊情誘惑的朱盾再次經歷從瘋魔回歸俗常的人生歷險過程，領略的則是現代人類普遍的不斷重復的荒誕和悲哀。

身處現代社會的現代人的猶疑、痛苦和無望地掙扎是林曉哲小說的一貫主題，《假如》《音樂的靈感》《閃蝶》《求囡記》等作品中都有所表現。張愛玲在《白玫瑰和紅玫瑰》通過佟振保的婚戀經歷，刻畫20世紀上半葉，逐步現代化過程中的中國男性看待女性的隱秘心結，《鴨子與先知》借助于相似的故事框架，再度探討新的歷史時期婚戀關系中的男女心態和行為，瘋魔和俗常這兩種不同的人生情境的成為人生選擇的兩個方向，也構成了選擇后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