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付秀瑩新出版的長篇小說《野望》之前，2018年初，付秀瑩在一篇創作談里的表述是值得留意的：“我寫鄉村，也寫城市。有人說，我寫得好的，還是鄉村，是我的‘芳村’系列。我聽了只是笑。我是不大贊同以鄉村和城市來把題材區分開來的。文學是人學。無論鄉村還是城市，寫的是不同生活場域中的人的處境、人的精神境遇和心靈遭逢。鄉村也好城市也罷，文學處理的，是人類內部的精神事務。文學是心靈的事業。無論如何，小說所著力探究的，是人的內心，是人性的波瀾起伏和幽微明滅。總覺得，這樣的題材劃分，終究是把小說弄得狹窄了，僵硬了。”（付秀瑩：《在虛構的世界里再活一遍》，《新文學評論》2018年第1期。 ）

付秀瑩在講這段話之前的2016年，是長篇小說《陌上》問世，而這段話之后的一年，則是長篇小說《他鄉》。以狹隘的題材角度而論，《陌上》是為付秀瑩贏得廣泛聲譽的“芳村世界”的接續，《他鄉》卻是“芳村的兒女”一波三折的“進城記”。但結合付秀瑩2018年的創作談所言，以“城市/鄉村”的二元結構視角觀照付秀瑩晚近的小說創作，顯然并非是精準的切口路徑。而假如聯系到《野望》，盡管其聚焦的是新時代的鄉土中國，可我們又似乎很難將這部長篇小說歸入傳統意義上“鄉土文學”的范疇，由此也延伸出了一個需要關注的議題：當下很多人所討論的“鄉土文學”，究竟指涉的是怎樣的“鄉土”？

先看《野望》。《野望》以芳村婦女翠臺的日常視角展開。翠臺生于芳村，長于芳村，她的生活半徑幾近未曾長久地離開過芳村。不過有意思的是，翠臺盡管熟稔芳村的一切，且為人處世精明潑辣，但很多情況下翠臺似乎更如同芳村的陌生人。應注意到，有關翠臺的心理動態與言行表現，小說《野望》頻繁使用的一個字是“恨”。她“恨”丈夫根來的執拗與懦弱、“恨”妹妹素臺的沒主見與使性子、“恨”兒子大坡的不爭氣、“恨”女兒二妞的不成體統、“恨”鄰里之間的閑言碎語。似乎芳村既有的世情面貌都令翠臺不由不“恨”。但此處的“恨”，又并非通常所理解的極端化的情感屬性，而是暗含著一種混合強烈焦慮感的特殊的情感結構，其背后反映出的是翠臺、根蓮、喜針等“老芳村人”，在鄉土因特定情勢而形成的新的社群秩序面前的隔閡。而同翠臺素有嫌隙的香羅在獲得事業的成功后重返芳村，卻能嫻熟地游走于各類人情關系網，成為村里頗有聲名的能人。因此，翠臺的“恨”并不基于明晰化的情感態度，相反，由“恨”牽扯出的是翠臺充滿困惑的“婦女簡史”。

與之相呼應的細節是，翠臺的老父親多次以“莊稼主子”自示身份，同時也以“莊稼主子”的角度提供了一類蘊含“祖宗之法”意味的觀念邏輯與行為規范。翠臺的老父親在評判他人言行時始終不忘以“莊稼主子”作為依據，但恰恰是這一“莊稼主子”的“祖宗之法”，卻在芳村顯出不合時宜的一面。或者可以說，二十世紀初期鄉土文學脈絡源流下積勢的某種傳統，在《野望》構建的“芳村世界”里面臨著新的境遇與新的問題。

需要指出，現今多數鄉土小說呈現的“鄉土”，實質上是被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接管的“鄉土”，而不是改革開放時代以來不斷形成變動轉向的鄉土空間，繼而也就出現了付秀瑩提到的“終究是把小說弄得狹窄了，僵硬了”的問題。當依循相應文學史法則的小說家們看似駕輕就熟地敘寫“鄉村”“鄉情”“鄉民”時，他們勾勒的鄉土景象其實與同期的鄉土現實具有顯而易見的割裂感。而《野望》里翠臺等芳村婦女因與新的人倫關系之間的沖突而產生的困惑，反而擊中了這個時代當中鄉村社群結構的內核。而借由《野望》，能清晰地看到自改革開放時代以來談“鄉土”、論“鄉土”，尤其是近十年來風起云涌的鄉土中國，已然是被強行嵌進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屢屢強調的“城市/鄉村”這組對立的結構關系的一環。具體到芳村，“城”與“鄉”的那種始于中國現代小說史的不斷被凸顯的差異性，實際上已在趨于彌合。而結合上文引申出的“芳村的陌生人”這一說法，這也是由于作為鄉土的芳村，正形成城鄉交互以后的空間結構與情感結構的重置。在此前提下，如果“芳村的兒女們”依舊保留的是傳統農耕的思維邏輯，她們在芳村之中就必然是局外人。

翠臺在小說中習慣性地做著兩件事：一是串門兒，一是算賬。這是我們頗為熟悉的以往鄉土文學里多見的“莊稼主子”的行為活動。“串門兒”是試圖對鄉土的固有的人情關系（即“熟人社會”）進行鞏固，而“算賬”是指向家庭經濟狀況的籌謀規劃。但正是在串門兒的過程間，翠臺對芳村男女老少中涌現的新現象顯然是措手不及的。至于算賬，翠臺開始意識到無論自己如何精打細算，似乎總有意料之外的事情將會發生，從而打破翠臺以美好的個人愿景所編織的“賬單”。這兩件事的結果就是生出了翠臺的“恨”。與“恨”相伴隨的，是翠臺在自我身份認知層面暴露出的矛盾性。當老父親以“莊稼主子”身份對翠臺、素臺姐妹進行“教導”時，翠臺明顯清楚像父親這樣固守己見的“莊稼主子”在今日之芳村的局限，但同時，她又對“芳村世界”以外的新生事物與價值觀念表現出排斥態度。她在注意到女兒大學期間的種種變化而生出的失望與偏執、她在別人傳授新知識時的刻意拒絕，都是相應群體或個體的情感結構的佐證。無疑，翠臺正是改革開放時代的中國鄉土社會進入轉型期的一類典型的人物形象。

而這種因變更的鄉土情勢與人際關系所引發的身份問題，也是小說在敘事方面的重要的支撐點。《野望》寄托了作者付秀瑩旨在傳遞“時代鄉土大地上正在不斷生成新的氣象,新的風貌,新的格局”（舒晉瑜：《付秀瑩：小說家一定要熱愛人間煙火》，《中華讀書報》2022年7月13日）的宗旨目標，故而《野望》投射的“鄉土”并不純粹是一種被現當代文學史簡化的“鄉土風景”，而是以“芳村世界”為聚焦點、真切發生在尋常百姓家的鄉土現實的“變”與“不變”。至于“芳村的陌生人”或曰“鄉土的陌生人”，也是付秀瑩對當下鄉土社會具有普遍性的對象群體的精神動態的勘探與追問。芳村在書寫層面蔚然可見的“廣闊天地”，恰是通過翠臺、根來、大坡等人的情感疑云與身份矛盾而觸發的。“莊稼主子”以二十四節氣為表征的言行準則與小說寫到的播放新時代訊息的大喇叭，不時牽扯著“翠臺們”的日常，而其中也包含了指涉未來的更多人生選擇。

小說《野望》后半部分強調的，正是“翠臺們”怎樣從鄉土的陌生人轉為歸來的主人翁。丈夫根來養豬為業、卻因瘟疫損失慘重，兒子大坡一直以來渾渾噩噩、沒有穩定工作，包括兒子兒媳之間無休止的家庭鬧劇等，都是讓翠臺煩惱不已的“賬”，而這些恰恰成為翠臺一家重新調整內部家庭關系與外部社會趨勢的契機。如傳達至芳村的新政策、新思路，推動根來、大坡、增志、素臺等人形成生活自救與精神自救。根來便是在政策學習與技術培訓期間，使翠臺感受到“好像變了個人似的，說話一套一套的，又是政策，又是技術，頭頭是道”（付秀瑩：《野望》，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22年版，第314頁），至于向來令翠臺愛恨交織的兒子大坡，“說話，做事，竟然一板一眼，有模有樣的了”（付秀瑩：《野望》，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22年版，第325頁），這些新變無疑是因芳村的“新的氣象,新的風貌,新的格局”而出現的。但付秀瑩敘寫相應人物的“變”的同時，也沒有強行抹去這些人物固守的一面。事實上，至小說結尾處，纏繞于翠臺精神結構深處的某種“不變”的因子，使得她在聽到女兒二妞大學畢業后有志于回鄉建設時仍然會“氣得嘴唇哆嗦”，并以“莊稼主子”的身份口吻直言“我活了半輩子，走的橋比你走的路還多，吃的鹽比你吃的米還多”（付秀瑩：《野望》，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22年版，第378頁）。但這對母女關乎未來職業規劃的爭執，實則也映照出以“芳村”作為特定考察對象的中國鄉村的新故事、新經驗，也即我先前指出的為何芳村會是“廣闊天地”——正是“母”與“女”在“橋”與“路”之間的分歧、“芳村的兒女們”在“莊稼主子”與“新芳村人”角色關系之間的矛盾與重新審視，促成了“芳村世界”充滿新穎感的敘事方向。芳村指向的“廣闊天地”，是交織著各種“新”與“舊”、“變”與“不變”的意味深長的空間場域，而付秀瑩在《野望》里對芳村家長里短的細致書寫，恰是以其對長久以來關乎鄉土中國的偏見的有意識背反作為基底。《野望》寫出了改革開放時代背景下中國廣大鄉村的更深層次、也更多元的現世面向，而“芳村的兒女們”在情感結構維度呈現出的復雜性，她們從鄉土的陌生人試圖轉變為歸來的主人翁，也是“芳村世界”引人關注的緣由所在。

（顧奕俊，1991年生于浙江嘉興，南京師范大學文學博士，浙江大學新聞傳播學博士后，現任職于浙江財經大學人文與傳播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