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寫作的風格來說，葛亮是一位相對早熟的作家，這一點在他十余年前的中短篇作品中就已得見蹤跡。《浣熊》以南方經驗起筆，書寫香港，把都市生活的光景寫得富有縱深。早期的長篇小說《朱雀》，表達上的濃郁體現著那個階段葛亮的寫作風格，文風細密綿長，字里行間浮現出一種南方特有的氣質。

毫無疑問，葛亮一直在創作的道路上掘進，這是一個對自我有更高期許的作家必須不斷進行的功課。在我看來，葛亮真正找到自己聲音和調性，是從《北鳶》開始。《北鳶》是一部讓人驚艷的作品，葛亮由此進入一個闊大的境界。《北鳶》不再僅僅書寫一地一城的故事，而是通過勾連民國時期的南北歷史進入小說經驗的深處。與其說《北鳶》的意義是葛亮以長篇小說的體量和形式完成了自身美學風格的突破，不如說是他巧妙地找到了一條路徑或方法，即以歷史經驗的錯綜復雜來完成文學經驗的構建敘述。這既是《北鳶》的文本策略，更是葛亮潛心于中國文化、歷史的必然結果。

《北鳶》之后不過幾年，葛亮又推出了新長篇《燕食記》。這部作品以粵港澳為故事地理，以味蕾美食為敘事線索，勾沉歷史，發微人性，塑造了時代洪流中一眾人物的命運浮沉。在我看來，《燕食記》也可以被認為是“新南方寫作”的代表作品之一，這類作品不再以向北方遙望、匍匐來獲得某種權力結構的認可，而是在南北比照中重塑出全新的、具有獨立性的南方文學主體，正如葛亮所言：“北方是一種土的文化，而南方是一種水的文化，嶺南因為受到海洋性文化取向的影響，表現出來的是一種更為包容和多元的結構方式，也因為地理上可能來說是相對偏遠的，它也會游離儒家文化的統攝，表現出來一種所謂的非主流和非規范性的文化內涵。”從早期的《浣熊》到《燕食記》，雖然書寫的內容有別，風格亦異，但對南方、自我和小說寫作的內在性的探求卻是葛亮一以貫之的方向。

《燕食記》由“吃”寫起，蓮蓉月餅，流沙包，楊枝甘露，蛇羹湯……有太史第鐘鳴鼎食的“吃”，更多的是茶樓酒館、居家日常的“吃”。中國自古就有寫“吃”的文學傳統，從袁枚的《隨園詩話》到梁實秋《雅舍談吃》，“食色性也”不斷變換著自身的文學面孔又不斷形成著傳統，“吃”被來自各方的文化訴求符號化，同時也周期性地更新內涵、擴展外延。但無論如何被形式化、被賦值化，“吃”在根本上指向的還是生命的感覺。《燕食記》正是如此，它首先通過喚醒人對“吃”的沖動，從而打開了現代人早已麻木的生理（味蕾）感覺。我在閱讀《燕食記》的時候常常有南方之思，因為疫情的原因我已經很久沒有去廣東一帶了，非常懷念，《燕食記》給我帶來了一種想象的滿足。《燕食記》得飲食譜系的神妙之處在于，它通過不經意間的色澤、香氣和味蕾，指向的是南方的精神空間。這正是我所謂的“新南方”，“新南方”不再僅僅是一個純粹地理學意義上的行政區劃，而是包含了豐富的歷史信息和文化基因的一種“想象的共同體”，這種“共同體”有其自己的飲食、語言和信仰，它和其他的共同體（如西部、江南、中原等等）一起構成了文化意義上的“中國”。或者說，這是一個社會文化結構層面上的南方，在這一層面，南方就意味著整個中國。“新南方”的書寫也是一種新的中國的書寫。

“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系乎時序。”中國有一個非常長久的世情小說的傳統，從《金瓶梅》或馮夢龍開始，明清幾百年來形成了在世界文學范疇內獨具特色的世情文學的偉大傳統——可以媲美歐洲現代小說的傳統。這個傳統在“五四”以來逐漸式微，后來在1980年代得到了部分的恢復，但自鄧友梅、阿城等人之后，能跟上的作家實在不多。葛亮將飲食男女和世情世俗結合，在文學史上又賡續了這一重要的傳統。“世情”意味著一種相對穩定不變的人情和人性，《燕食記》寫的是革命的大時代，這是近代史上求新求變的時刻，但其落腳點卻是“不變”，無論世道如何變化，人心的那一點執著永在，食物、男女、情感、斗爭由此都獲得了一種平衡。世情、文化、歷史由此交匯互生，所以《燕食記》既是世情小說，又是文化小說，還是歷史小說，它是一個綜合的高度原創性的藝術作品，以小說的美學形式對中國傳統進行了創造性轉化，還原并再度生成著具有流動性的中國人的生命史和生活史。

《燕食記》和《北鳶》堪稱葛亮寫作史上的“雙璧”，這兩部作品都有著很高的完成度，對作品本身來說已經沒有什么遺憾了，但就葛亮的年齡”，他還有漫長的寫作史值得期待。在我看來，葛亮是同代作家中準備得最充分的人之一，《燕食記》中得月樓獨步天下的蓮蓉餅的秘法無非一個“熬”字，文化的養成和杰作的書寫也無非就是一個“熬”字，我有充分的理由期待一個白發蒼蒼的葛亮和一堆“熬”成了正典的文學作品。

2022年11月15日 

（本文系中國作家協會“新時代文學攀登計劃作品聯展”特約評論）

作者簡介：楊慶祥，詩人、批評家，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作協青年工作委員會副主任。著有批評集《80后，怎么辦》《新時代文學寫作景觀》，詩集《我選擇哭泣和愛你》《世界等于零》。主編有大型青年作家研究叢書“新坐標書系”、科幻小說叢書“青科幻系列”。曾獲第八屆魯迅文學獎、第四屆馮牧文學獎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