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二十大報告強調，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推出更多增強人民精神力量的優秀作品，培育造就大批德藝雙馨的文學藝術家和規模宏大的文化文藝人才隊伍。貫徹落實二十大精神要求，新時代的中國作家要站在新的歷史方位，不斷突破新時期文學的思想成規與審美范式，不斷發掘新時代的新主題、新人物、新現象和新經驗，切實強化創新意識，奮力書寫人民史詩，為增強人民精神力量作出文學的貢獻。在這方面，新時代以來，文學領域呈現出新面貌、新氣象，既有同一作家對自我的突破與超越，也有不同作家對同類題材不同角度、不同側面的新觀察與新思考，展現出當代作家強大的創新能力，也展現出新時代文學的豐富多彩與鮮明的時代特色。

作家煥發出新的創造力

在新的時代意識與時代經驗激發下，諸多經歷過新時期及更早階段的作家煥發出新的創造力，展現出理解世界的多重眼光。

徐懷中的《牽風記》融革命歷史與現代主義風格于一體，將現實主義柔性美的特色充分發揮。王蒙的《猴兒與少年》等新作，有別于其早期的意識流實驗和“季節”系列的歷史反思，風格更加自由狂放，語言更加汪洋恣肆。

王安憶新作《五湖四海》與她早期作品的文化尋根與文化反思視角不同，新的敘事更加從經濟與社會變遷相互介入的角度講述淮北一戶人家的生活波瀾，深入細膩，以點帶面，重新觀照新時期以來中國的歷史性變化。

新時期以先鋒性和語言實驗性馳騁文壇的孫甘露，其新作《千里江山圖》，較之以往的創作風格大有“蔥綠配桃紅”的對照感。這部作品以簡潔明快的敘述和偵探小說的筆法，講述了一群上海地下革命者的悲壯故事，不僅刷新了我們對革命歷史的理解，也刷新了我們對這位作家的認識。而一部《千里江山圖》的繪制，自然既與新時代以來對革命歷史的重視相關，也與作家對既往文學經驗的突破與新見密不可分。

新時代文學對新時期文學審美范式的突破與創新，更多體現在不同作家對同類題材的不同處理方式上。其中，既有不同文體對同一題材的新觀察與新思考，也有小說、詩歌、散文、報告文學等不同文體各自的創新與探索。以往書寫寧夏西海固地區的文學作品，從西海固的極端貧苦狀態升華出一種精神上的“苦難美學”。而季棟梁的紀實文學《西海固筆記》則重點從社會與經濟的角度切入，梳理了西海固上千年的歷史，同時凸顯在脫貧攻堅的新時代基調與政策引領下西海固所發生的巨大變化，其中新時代經驗的引入拓展了我們思考問題的角度。再比如，阿來的小說《云中記》以汶川大地震為背景，對傳統與現代、物質與精神、生命與死亡等諸多問題進行了深層追問，以簡潔見復雜，以單純見豐富，在視角和藝術性上比以往同題材書寫再進一步。

以貫通的思維關注時代變遷

新時代在報告文學與紀實文學領域呈現出新的變化。很多作家傾心關注革命歷史、重點工程、脫貧攻堅、抗擊疫情等宏大題材，丁曉平《紅船啟航》、鐘法權《張富清傳》、歐陽黔森《江山如此多嬌》、龔盛輝《中國北斗》、蔣巍《國家溫度》等作品，將題材的宏大性與藝術性較好地結合起來。另外，非虛構文體在回應現實方面表現出的力度和熱忱值得關注。這些作品大多采取個人化的視角，以親歷者或觀察者的角度書寫一個小世界的內在邏輯，向人們展示社會某個角落或群體的內部真實。雖然“非虛構”的命名方式及其與報告文學、紀實文學的關系在理論批評界尚存爭議，其出現與發展卻從另一個側面激活了文學的紀實傳統。

在散文領域，散文的抒情性傳統得到了較好的傳承，出現了鮑爾吉·原野《流水似的走馬》、李修文《山河袈裟》、江子《回鄉記》等作品，同時在20世紀90年代發展起來的“大散文”“文化散文”“歷史散文”類型也得到了新的開拓。陳福民的《北緯40度》以新的視角、語言和介入方式展開了歷史文化之旅，以巧妙開闊的方式嘗試了文學與歷史互通的新的打開方式，將嚴謹的史學態度和靈動鮮活的散文敘述融合，勾畫一系列深沉厚重的歷史場景和故事，并提出了一些值得深入思考的命題，比如作者由司馬遷對李廣、李陵、衛青、霍去病的不同態度而產生的對司馬遷敘述特點與邏輯的反思，展現了以文學介入歷史思考的路徑和跨越學科壁壘的可能性。

在詩歌領域，隨著時代語境的變化，新時代以來不少詩人詩作中的抒情主人公開始由“我”與“他者”的分離與獨吟，轉向面對現實中各個領域的各個“我”，將日常生活與宏大歷史、私人經驗與時代經驗較好地結合起來，將詩歌的個人性、時代性與藝術性融為一體，既有鮮明的個人風格，也有時代的“風云氣”。

探索和尋找新的文學表達

新時代小說創作整體上顯現出更為沉潛內斂的特質，雖然處在消費文化、文化產業化及分眾化的多元格局中，作家仍秉持各自的文化立場和美學態度尋找新的文學表達，并推出了具有突破性、新氣韻的力作。

同樣是描述鄉村家庭在時代中的變革，羅偉章的《誰在敲門》與新時期周克芹的《許茂和他的女兒們》各有意趣。周克芹小說主要以一個家庭來呈現改革開放時代帶來的轉變，羅偉章的敘事融入的則是新時代以來的具體經驗，在寫法上周克芹是典型的現實主義，羅偉章又汲取了中國傳統世情小說的元素。

再如梁曉聲的《人世間》。對于改革年代的書寫，繞不開路遙的《平凡的世界》。而這兩部作品又各自表征著各自書寫時的背景。《平凡的世界》聚焦1975年至1985的改革史，《人世間》則從1969年起筆寫到近幾年，不僅時間跨度更長，人物的命運及其相互關系更加豐富復雜，其寫作動力與角度也有所不同。路遙是與時代同行的作家，是改革的熱情召喚者和奔跑者，因而小說中充滿個人奮斗和熱切希望的青春感。梁曉聲則站在時代塵埃落定之后的位置上回望，書寫中鐫刻著時代的年輪印記。

石一楓的新作《漂洋過海來送你》不僅傳遞出作者回應和參與現實的態度，也勾勒出新時代大多數國人尤其年輕一代對自身與世界關系的圖景。與20世紀90年代初流行的《北京人在紐約》《曼哈頓的中國女人》等作品不同，曾經的美國想象及其全球化即美國化的邏輯，被更為平視的打量取代。作者以獨特的文本結構編織起歷史、話語、情感、家族的新的時空場域與文化想象。

新時代文學經過十年的飛揚與沉淀，呈現出多向度的時代質地和豐富表情，在承襲經典的基礎上，將新的時代元素、現實體驗、發展格局等納入新一輪的深切觀照和美學探索中。我們期待在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征程上，能看到更多的文學攀登者，甘于寂寞，勇于創新，向藝術的高峰闊步邁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