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在傳統之家中，父親、母親、丈夫失位，《方舟》中三位女性沒有體會到“家”的溫暖，而傷痕累累，身心俱疲。她們離家出走，克服了多重困難，終于獲得成功，成為“獨立女性”。出人預料，她們組建了一個新的女性之“家”。在《方舟》中，張潔具象化了“姐妹情誼”，提出了女性之“家”的可能，但同時又不無遺憾地用細節表明，這不過是一個想象。2010年，張潔修訂了《方舟》，作了刪減，削弱了性別對抗因素。

關鍵詞：張潔 《方舟》 “女性之家” “家原型” “姐妹情誼”

張潔的《方舟》發表于1981年《十月》第4、5期，以“諾亞方舟”為譬，隱喻著女性對自身命運的現實思考，是新時期較早關注女性性別問題并給出解決方案的作品之一。2010年，張潔對《方舟》作了修訂，收入人民文學出版社《張潔文集》。①《方舟》中，三位女性梁倩、曹荊華與柳泉是大學同學，后各自成家、離婚，又聚集在一起，組成新的“女性之家”。作品重現了娜拉（《玩偶之家》）、林道靜（《青春之歌》）對女性命運的探索，又別具時代特色。研究者對《方舟》一直很關注，尤其是“女性文學”浮出歷史地表后，更將其作為絕佳范例。從“性別戰爭”角度說，《方舟》態度鮮明，被文學史如此定位：“以審丑的姿態，老辣、粗糲甚至粗俗的風格（這是對傳統文化期待女性文本文雅、精致風格的極端反抗），揭示了男性的虛妄自大、猥瑣自私以及整個男權世界的種種卑劣、丑陋與荒誕。”②筆者附議。本文關心的是，《方舟》提出的解決問題之道，也令人充滿遐想。“三個離婚女人共處一室，互相溫暖，同舟共濟，共同對抗來自男性世界的各種冷遇、侮辱與歧視。”③此前文學作品中，女性命運訴求多為尋求個體解放，聚焦個人。《方舟》卻提出了不同的思路，女性團結起來，搭建“方舟”，救贖“群體”，共創未來美好明天。研究者大多止步于此，與《方舟》里的三位女性一起，歡呼一個“女性之家”的誕生，信任“姐妹情誼”。④姐妹互助，抱團取暖，解決性別問題，這個愿景可以實現嗎？本文擬從“家原型”⑤角度，重讀《方舟》，討論上述問題，為這部名作的詮釋提些許新想法。

一、對傳統之“家”的態度

“家原型”中，主人公往往與家庭理念不合，產生沖突，如《家》中高覺慧與高老太爺，但不同作品，對此有不同處理方式。《方舟》中三位女性，分別經歷了原生家庭的破碎。心理學認為，個人童年經驗會產生創傷記憶，進而影響性格形成，因此，特別關心原生家庭狀況。“我們著重研究的是個體的出生方式、喂養方式、撫養人、性別、排行、原生家庭成員狀況、原生家庭成員的非正常死亡、父母的關系與婚姻狀態、家庭文化與信念等因素，并討論在個體早年這些因素是如何影響其一生發展的。”⑥由此來看，《方舟》中三位女性的原生家庭都很不幸，且對她們心理造成了創傷。

（一）原生家庭中父親失位。“家”中，父親身份極其特殊，擔負著雙重責任。一方面繼承家族精神，扶植、引導子女，完成傳遞。另一方面，弗洛伊德發現，下一代的成長，是以“殺死”父親為代價的。因此，作品中，父親既是子女依賴的對象，又是無從回避的敵對者。《方舟》中，父親代表傳統男性觀念，是女兒反抗的強權人物。《方舟》絲毫不提三位父親對女兒的感情，反而強調他們之間的“敵人”關系。她們有共同的父親陰影。童年時代，父親們被打倒、流放；青年時期，父親們落實了政策，卻不能理解她們的獨立和追求，成為個性解放的障礙。梁倩的父親，一位高級干部，給她帶來了別人無法理解的痛苦。“除了梁倩自己，誰也不能理解，這種家庭背景，是一個多么沉重的負擔。父親那些老戰友，大眼瞪小眼地盯著她，別說父親，就是這些叔叔伯伯，也不能允許她為離婚的事鬧得滿城風雨，這不但敗壞梁家的家風，似乎也敗壞了他們每一個人的家風。”梁倩被父親的陰影籠罩，生活窒息，時刻想要逃離。曹荊華的父親曾是“反動學術權威”，被打倒，后來不詳。柳泉的父親曾留學英國，卻有著更為根深蒂固的男權意識。“結婚以后，柳泉和家里的關系，出現了一個‘冰凍期’，父親不喜歡那個橫豎都有理的女婿。可柳泉真離婚的時候，他又覺得家門不幸，出了個傷風敗俗的女兒。”本來應該是“家”和女兒的引路人，《方舟》中的父親無一例外，沒有完成這個任務。“唉，父親還算是從英國留學歸來的，穿過學士服，戴過大方頂的帽子……在柳泉眼里，父親就像一本大百科全書，放在書櫥里是相當體面的，漆皮封面上涂著令人肅然起敬的深棕色，上面燙著華貴的金字和圖案。凡人不知道的事，全可以在上面找到答案，可是偏偏不能回答，她應該和一個什么樣的人結婚。”《方舟》中的三位“父親”，給女兒和家庭帶來了負面影響。

（二）原生家庭中母親失位。母親與女兒血脈相連，心意相通，感情親密，是“家”的表征之一。奇怪的是，母親在《方舟》中，并未完成一般的角色設定——只能說，這是張潔有意為之。小說并未介紹梁倩、曹荊華的的母親，留下了空缺。柳泉的母親側面出現，她畢業于某大學家政系，教給女兒一手高超的廚藝，卻沒有跟女兒做過情感交流。《方舟》中，三位女性婚姻不幸，又在職場打拼，艱難奔波，但沒有得到來自母親的支持。小說中，盡管只是透露出三位女性原生家庭的些許信息，但已經可以說明，她們與母親的聯系并不緊密。否則，遇到家庭、育兒等方面的困難，她們肯定最先去向母親求助，而這個渠道被屏蔽了。三位女性沒有從母親那里得到應有關愛，也拙于給兒子展示母愛。柳泉也不是一位溫柔的母親。柳泉在教育自己兒子時，完全不像一個女性知識分子。“連這個也不會，你還想不想考重點中學了？考不上重點中學，將來還要不要考大學？你爸爸平時到底管不管你？”正是她在原生家庭中沒有受過教育理念的熏陶，才會違背教育規律。梁倩忙于工作，與兒子甚少交流感情，雙方十分隔膜。只有曹荊華，與兒子關系尚好。母女之間情感鏈接的失敗，是三位女性處理不好再生家庭關系的原因之一。

（三）再生家庭中丈夫失位。本來，步入婚姻，是她們克服原生家庭帶給自己負面影響的一次機會。但是，由于“創傷記憶”，以及得不到父母的支持，三位女性的婚姻均告失敗。《方舟》中，三位女性遇人不淑，婚姻家庭也很不幸。梁倩的丈夫白復山是樂團的小提琴手，外強中干，內心卑劣，已不愛梁倩卻不離婚，還多次利用岳父關系，達成自己私欲。柳泉的丈夫，是個“狹隘、多疑、精于計算”的人。曹荊華的丈夫，也是她的噩夢，“她不正是為了養活被打成反動權威的父親和因此失去生活保障的妹妹，才嫁給那個森林工人，而后又離婚的嗎？”在《方舟》中，三位丈夫徒有其名，不能達到女性的要求。一次，曹荊華雨夜犯病，只有一只叫“貓頭”的寵物陪伴。作品議論道：“她現在多么需要一雙有力的胳膊。可是，在哪兒呢？也許她們全會孤單到死。這是為什么？如同上一代人和下一代人之間的‘代溝’，莫非男人和女人之間，也存在著一道性別的溝壑？可以稱之為‘性溝’么？”可以說，三位女性對男性的失望，使雙方劃下了不可逾越的分割線。

在傳統之“家”中，三位女性沒有體會到“家”的溫暖，反而傷痕累累，身心俱疲。心理學家研究表明，“女性更容易為創傷事件自責，對自身持消極看法，也更容易認為世界是危險的”⑦。她們對“家”產生了恐懼和敵意。“那些不分青紅皂白，一味勸阻別人離婚的人是怎么想的？他們以為，只要把兩個人捏咕到一塊，寧可其中有一個因為不堪忍受某種折磨，而尋死上吊、抹脖子、喝‘敵敵畏’；只要在咽氣之前，還保留著那個婚姻的形式……他們就像造了七級浮屠，或超度了兩個罪惡的靈魂，成了救苦救難的觀世音。”她們已經不可能再次踏入傳統之“家”。

“家原型”中，主人公與原生家庭沖突，離家出走，追求兩個目標。一是可以通過自己選擇，進入再生家庭，獲得“家”的幸福；二是可以通過努力，獲得新的身份，即靈魂之“家”。《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靜，就是兼得。她離家出走，與余永澤結合失敗，后與江華組成革命家庭。同時，林道靜獲得了自己新身份。“我能夠有今天，我能夠實現了我的理想——做一個共產主義的光榮戰士，這都是誰給我的呢？是你——是黨。”⑧《方舟》中的三位女性走出家庭，開始追求身份（事業）、家庭的雙重目標。

二、離“家”出走的“獨立女性”

“家原型”中，主人公從原生家庭出走，拋棄子、女身份，通過努力，克服困難，獲得社會身份。在此過程中，“困難”和“克服”是一對矛盾，由此，引出主人公的“對手”和“幫手”。一般結果是，主人公在“幫手”的指導、幫助下，戰勝“對手”，完成任務。不過，具體到不同作品，這個“句型”也會發生不同變化。《方舟》中，三位女性都是知識分子，從事的職業分別是電影導演、學者和翻譯，無疑都是社會精英。在事業發展中，她們克服了多重困難，終于獲得成功，成為“獨立女性”。《方舟》已經預設了一個不得不回答的問題：成為“獨立女性”，需要怎樣的條件？

首先，具備專業能力。社會生活領域也可以被理解為一個大家庭，其中的規則不再是親緣關系，而是身份認同。女性承擔的任務和責任，與男性是等同的。《木蘭辭》中花木蘭的行動，是這個問題的原型。花木蘭代父從軍，隱匿了性別，“萬里赴戎機，關山度若飛”。直到歸來，“伙伴皆驚忙”，“同行十二年，不知木蘭是女郎”。在“戰爭”中，殺敵立功，花木蘭取得了新身份，獲得“天子”賞賜。同樣如此，三位女性離開家庭后，不斷努力，為的是追求新身份，獲得社會認同。梁倩需要用一部電影來證明，她是一位優秀導演，不是依靠父親，而是憑借自己實力。她努力工作，有自己的追求，卻得不到同事的認可。梁倩的電影理念，無關乎性別，而是審美趣味問題。正如前夫白夏山所說，現在的電影都是“花哨”的，沒人關心她那類“花力氣”的制作了。因此，他勸梁倩放棄。梁倩拿出了百倍毅力，相信和堅持自己。這種對自己的證明、努力和結果，在敘事結構上與花木蘭沒有分別，正是“家原型”中出走者的常見模式。同樣，曹荊華是學者，她寫的論文頗有影響，卻被同事“刀條臉”嫉妒。她奮起反抗，據理力爭，在單位領導老安的支持下，挫敗對方。柳泉的專業是外語，在一個企業做翻譯工作。在梁倩的幫助下，費盡周折，終于拿到外文局調令。應該說，幾位女性在職場縱橫馳騁，奮力打拼，事業獲得了成功。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因此，《方舟》的結尾，她們喝酒慶祝。

其次，放棄女性性別特征。女性愛美，天性使然，就算是花木蘭，歸來后也忙不迭“當窗理云鬢，對鏡貼花黃”，但在戰斗中，卻是“朔氣傳金柝，寒光照鐵衣”。女性性別，在投身事業的過程中，被泯滅了。作者多次寫到，因為忙于工作，不注意容貌，三位女性“中性化”，失去了性別特征。梁倩工作繁忙，“才只有四十歲，就已經變成了老太婆”，“哪個女人不希望自己青春永駐？可她有時間一大清早起來，在臉上磨蹭兩個小時嗎？什么粉底霜，什么眼影眼膏，什么卷睫毛的刷子，什么胭脂唇膏面膜……那么，她的額頭像一段久經風吹日曬、干裂的木頭，怨得了誰？”她剛結婚時，也曾注意打扮，后來卻把連衣裙收起來了。作者用白復山的眼光打量了梁倩，她已經完全失去了女性性別特征，“她身上，再也沒有男人的興奮點了”。梁倩為了工作，只能犧牲自己的性別特征。曹荊華同樣如此，“喜歡高談闊論辯證法和唯物主義”，因此不能吸引男性，“人家要找的是妻子，而不是馬列教員”。作品中，有一天，她們發現，三個人不約而同學會了“抽煙”。

柳泉揚聲笑了，像京劇表演，每個“哈哈”的后頭，都點著一個頓號。隨手又從口袋里拿出一包煙，從里面抽出一支。

梁倩眉毛一揚：“你抽煙了？”

荊華靠了過來，說：“我也抽煙了。”

梁倩什么也不說，把柳泉夾在手指間的那支煙抽了出來，從口袋里掏出一只打火機，點著，幽幽地吸了一口。看著裊裊的輕煙，空寞地笑了笑，說：“我也吸煙了。”

“抽煙”本來是男性群體的習慣，但在這里，成為一個隱喻，表明女性自覺消弭了性別角色。拋棄女性性別，成為“獨立女性”之間一種隱秘而牢固的聯系，促成了群體的認同。

再次，治愈心理創傷。一些固定的思維方式，不僅存在男性心中，也深扎根于女性思想。“家原型”中，存在一種成“家”的趨向，由“無家”而“建家”。三位女性從原生家和婚姻家走出，再也不愿成立“新家”。此前的家庭經歷，以致成為夢魘。“柳泉又嚷嚷起來：‘你不要欺人太甚！狗急了還要跳墻呢！’然后哭聲、叫聲又低落下去，變得含混不清了。哦，是做夢。大概也是一個噩夢。荊華嘆了一口氣，她們怎么凈做噩夢！”作品中的夢境，按照弗洛伊德的觀點，都是有意味的。這里，顯然是創傷記憶的外化，而作者有意把柳泉的夢延伸到“她們”，也有女性共通的意味。正因如此，她們采取了一種“反家庭”的思維方式。有人勸柳泉再婚，她的反應是，“結婚？談何容易。現在黃花閨女都嫁不出去，何況她這離過婚的四十歲的女人，還帶著一個兒子。而人的年齡越大，便越發清醒，越發清醒，就越發難以結婚。她們對婚姻失去了信任，即便不把婚姻當成是一種災難，至少也是和摸彩票差不多的一種玩藝兒，中彩的機會只屬于少數幸運兒”。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強烈恐婚，因為離異和帶著兒子，就覺得不能再追求婚姻，正是女性給自己設定的障礙，也是心理創傷的表征。

第四，排除男性干擾。把男性作為“對手”，是女性主義理論的向度之一。《方舟》的題記是：“你將格外地不幸，因為你是女人……”《方舟》中，女性的不幸來自性別，男性難辭其咎。家庭生活中，三位丈夫毫無擔當，無法提供女性需要的關愛，都有很大的問題乃至人格缺陷，因此，導致婚姻破裂。對于個人來說，職場相當于另一個家庭，男性的表現同樣乏善可陳。梁倩在辦理柳泉調動時，被謝昆生故意刁難。曹荊華在工作中，被同事“刀條臉”惡意中傷。柳泉在公司，被魏經理不斷騷擾，只能忍氣吞聲，“厄運教會了她克制、忍辱。為什么她不幸生而為女人？生為女人倒也罷了，為什么又是小有姿色的女人？人們只知道丑是一種不幸，豈不知美也是一種不幸。再者，為什么又是一個誰都不屬于的、離了婚的女人？誰都不屬于，便好像可以屬于任何人”。柳泉無力反抗，只能選擇躲避，盡快調離。《方舟》并未把“對手”完全設置為男性，因為像居委會賈主任這樣的女性，同樣加入了對女性的迫害，但毫無疑問，小說中隨處可見的“女人”的感慨，對應的對象正是“男人”，這是一種結構性批判。

克服了重重困難，三位女性終于完成了“獨立”的目標，這是一個偉大時刻。由此，她們不僅可以擁有自己的屋子，還成為代言人，參與探討女性獲得解放的途徑。顯然，《方舟》討論的問題是超前的，因為當時還不可能出現女性“獨立”的潮流。困難越多，除了越發可以襯托三位女性卓越的能力之外，還埋藏了一個問題：究竟有多少位女性可以斬關奪隘，成功突圍，獲得“獨立”的機會呢？這是一個傳奇，還是普通人都可以達到的目標？畢竟，主人公是1980年代初期的三位女大學生，生于北京，鳳毛麟角，這個起點，可能已經是很多女性終其一生的奮斗目標。同時期，大山里的香雪（《哦，香雪》），心心念念的是用雞蛋換一個塑料鉛筆盒。不過，《方舟》預設的情況肯定會到來。正是三位女性超越時代，率先獲得了“獨立”，才有可能產生新的想法和主張。

按照“家原型”的敘述“句法”，如同林道靜投入到黨的懷抱、花木蘭衣錦還鄉一樣，三位女性需要回到自己的“家”。而正是在這里，《方舟》展現出了自己獨特的處理方式，出人預料，她們組建了一個新的“女性之家”。

三、“女性之家”中的“姐妹情誼”

姐妹，本義為同一個家庭中具有血緣關系的女性，而“姐妹情誼”，則是血濃于水的親情。本文中，“姐妹情誼”是性別研究概念，指女性之間的同盟。《方舟》中，三位女性組成了新的家庭，維系的根據正是“姐妹情誼”。《方舟》提出了一個問題：女性從不幸的原生家庭出走后，能否尋找到自己可以皈依的“家”？這個“家”，有沒有可能是摒棄男性的“女性之家”？“家原型”敘述中，出走者或者回歸原生家庭，或者建立自己的家庭。《方舟》可以歸為后者，不過，這個“家庭”并非傳統意義，而是由女性組成。在《方舟》看來，這個想法具有可行性。

第一步，擁有“一間自己的屋子”。在《方舟》中，張潔大膽設置了一個女性烏托邦。雖《西游記》《鏡花緣》都寫過“女兒國”，但其僅是文學虛構的飛地，還沒有作家試圖將其作為“方舟”，用以解決女性獨立問題。“諾亞方舟”的典故來自圣經，洪水來臨時，諾亞一家根據上帝提示，提前準備好了方舟，躲避了災難。后來，“諾亞方舟”就成為獲救工具的指代。張潔將其作為題目，意在指代一個女性自我救贖的空間。這個講法，與女性主義倡導者伍爾夫“一間自己的屋子”的主張不謀而合。伍爾夫在回答“婦女和小說”問題時，明確地說，“一個女人如果想要寫小說一定要有錢，還要有一間自己的屋子”⑨。“一間自己的屋子”，隱喻女性獨立的、屬于自己的空間，不被外界干擾。伍爾夫認為，女性先擁有“屋子”，才能走向獨立和發聲。《方舟》，是新時期文學史中較早提到女性聯盟，并以“一間自己的屋子”為依托的作品。曹荊華和柳泉深受“無房”痛苦，并因此不能獲得兒子監護權。幸好梁倩有一套房子，于是三人聚集于此，有了獨立空間。

第二步，共同的理念。走出家庭后的女性個體，孤獨無依，而數個類似命運的女性，就可以相互理解、支持，建立新“家”。作品中的主人公從小認識，有強烈的認同感，“她們幾個人，一起念的小學，又考上同一所中學，只是在念大學之后，才各奔西東。先先后后地結了婚，然后，像商量好了似的，又先先后后地離了婚”。她們再生家庭破裂，離婚獨居，又無法回到原生家庭，于是，聯合起來，組建了一個“女性之家”，號稱“寡婦俱樂部”。“家原型”中不可或缺的“幫手”，成為家庭內部姐妹們的相互關懷，這個轉換并非可有可無，而是具有極強的隱喻色彩。三位女性本無血緣關系，卻變成同一家庭中的“三姐妹”。梁倩幫助柳泉調動工作，忙前忙后，動用關系，最終成功。梁倩、曹荊華無心打扮，卻幫助參加職場拼搏的柳泉，“連衣裙是梁倩送給她的，今年國際上的流行款式，寬松的腰身，同樣顏色的細絳束帶。腳上的白色半高跟鞋是荊華送的，難為荊華去買這樣的奢侈品”。曹荊華有腰椎病，犯病時倒在地上，情況危急，這時，梁倩到來，幫助她化解了危機。

第三步，建立“女性之家”。知根知底，同為女性，她們相互間建立起了很強的信任感，互為感情依靠。她們的友誼如此強大，以至于放逐了男性。“荊華總覺得，一個‘牝馬駕轅’的時代似乎就要到來。男人的雌化和女人的雄化，將是一個不可避免的、世界性的問題。也許世間萬物的所謂變化，不過都是周而復始的運動，那么，回到母系社會未必是不可能的。”相繼離開原生家庭、婚姻家庭和職場后，她們尋找到了精神皈依，新的“家”。《方舟》描述了一幅場景：“常常是這樣：晚餐后的桌子上，狼藉著用過的碗盞，因為心緒不佳，誰也懶得去洗。三個孤身的女人，就那么坐在落地燈的暗影里，或是這兩個不聲不響地吸煙，聽那一個訴說心中的委屈；或那兩個不聲不響地吸煙，聽這一個憤怒地用拳頭敲擊著沙發扶手……彼此間，誰也不說一句寬慰的話。那些動聽的、空泛的詞句，管什么用啊。”可以說，在這個小團體中，三位女性找到了精神皈依，她們是各自的精神支柱，有難同當，有福同享。小說結尾，三位女性為了慶祝，準備了家宴，她們打開啤酒，提出了“為女人干杯”的祝酒詞，完成了儀式化的一幕：女性同盟達成。

小說在女性同盟成立大會中落幕，皆大歡喜。從家中矛盾開始，到新家誕生，回歸平衡，是“家原型”的句法。很多研究者就此止步，認為《方舟》提供了新的思路。本文想接著思考，“姐妹情誼”是否就是女性命運未來的通道？細讀《方舟》可以看到，作者充分考慮到了問題的復雜性。在敘事中，留下了耐人尋味的問題。

“新家”中，女性內部就沒有矛盾嗎？雖然梁倩、曹荊華、柳泉情同姐妹，相互支撐，團結一致，但難免會遇到生活問題，尤其是，她們作為知識分子，并不擅長處理日常生活。此前，她們就是因為這個短板，無法運轉婚姻家庭。“生孩子，睡覺，居家過日子。可惜這幾項荊華都不在行。”工作勞累艱苦，已經剝奪了她們所有精力，無力再來操持家務了。而此刻，相同的問題又一次出現。“洗碗池里堆著十八個臟碗和盤子，那就是說，碗櫥里再沒有一個干凈的碗或盤子可供使用了。即便吃個簡單的早餐，荊華也必得先把這十八個碗和盤子刷干凈才行。如果不到山窮水盡的地步，她們誰也想不起來洗碗。”頗具意味的是，此前版本中還有一句“這不行，以后連洗碗也要訂個輪回的制度，好像她們在女中住校時，輪流值日打掃宿舍里的衛生一樣”⑩，被刪去了。類似情況很普遍，梁倩準備弄點熱水給柳泉，讓她敷一下哭紅了的眼睛，但是發現暖水瓶沒有熱水了。打算燒熱水，又發現水壺蓋子上的帽兒，還沒有配上。當然，家務勞動，通過鐘點工和保姆可以解決，問題是，保姆和鐘點工不也是女性嗎？——為何女性內部，也分出了層級，建立了壓迫機制？這個問題，可能很難回答。已經有論者指出：“要形成陣營及其力量，女性整體的同一性是必要的，而作為個體的人，又追求獨特、獨立和精神的豐富性。姐妹情誼就這樣成為一個悖論。”11

男性真的可以被放逐嗎？三位女性居住在梁倩處，建立了烏托邦，但還是難以擺脫性別造成的生活困境。一些需要力量的活兒，她們干不了。一個富于隱喻色彩的細節是，三位女性打算為女人干杯，有啤酒，卻找不到起子，所以沒法打開蓋子。梁倩試圖用牙咬開，沒有成功。一籌莫展之時，柳泉的兒子蒙蒙上場了，他把啤酒蓋卡在桌沿上，用力拍擊，把啤酒打開了。曹荊華說，“這就看出男子漢的用場了”。這樣來看，“姐妹情誼”組成的家中，雖然放逐了丈夫們，但不可能建立“女兒國”，脫離男性。驅逐男性只不過是理論狀態，不可能落實到實際操作。三位女性家中用煤，要靠送煤工。“送煤的也是個女人，矮小，瘦弱。男人們全上哪去了？”對此，《方舟》有充分的認識，并不極端。小說結尾，三位女性并不悲觀，她們感慨“做一個女人，真難！”的同時，希望能夠被理解，“等蒙蒙這一代人長大，等他們成為真正的男子漢時，但愿他們能夠懂得：做一個女人，真難！”顯然，蒙蒙等下一代的長大和習得對女性的尊重，需要他的原生家庭的栽培和努力，而三位“母親”，不能坐視和等待，而是要行動起來，先從自己的“家”做起。

也就是說，在《方舟》中，張潔具象化了“姐妹情誼”，提出了“女性之家”的可能，但同時又不無遺憾地用細節表明，這不過是一個烏托邦。性別肯定是問題，但把女性所有問題歸因于性別，亦有偏激之處。之后的作品中，張潔放棄了這一理想，把更多目光投向女性具體問題的思考。或基于此，2010年，張潔修訂《方舟》時，刪去了一些將女性問題絕對化的議論，比如：“也許這是一個永遠不可調和的矛盾：你要事業，你就得失去做女人的許多樂趣；你要享受做女人的樂趣，你就別要事業。”12

結 語

《方舟》中的三位女性，原生家庭不幸，婚姻又不如意，她們毅然出走，離婚獨居，通過卓絕努力，完成了自己的社會身份認同，并且，放逐男性，建立了“姐妹之家”。在1970年代末，新時期之初，張潔就能夠提出此論，目光超前。這個思路接續“女兒國”的想象，與廬隱《海濱故人》同構，呼應了女性解放的現代主題，形成傳統。此后，王安憶的《兄弟們》、池莉的《小姐你早》等，都是幾姐妹聯合起來，形成女性烏托邦。顯然，這個方案過于理想化了。“女性之家”中的女性，必須具有超高素養，既要個人獨立，又要相對聯合，因此，現實中很難實現。正如烏托邦寄托了美好想象，那么，借助《方舟》，女性給靈魂一個“新家”，不恰是文學的功能之一嗎？

注釋：

①張潔：《方舟》，《張潔文集》（第10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12年版。本文引文均出自該版本，下文不再一一注出。

②喬以鋼、林丹婭主編《女性文學教程》，河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120頁。

③丁帆主編《中國新文學史》（下），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第379頁。

④屈雅紅：《新時期以來女作家對“姐妹情誼”的書寫》，《理論與創作》2005年第4期。

⑤“家原型”指：一、按照“原型”批評理論，“家”可被視為“原型”，父母、兒女等家庭成員，也具有原型意義；二、作品敘述的是家庭成員之間的關系，從故事形態概括，其中“家”、家庭成員的命運具有相似性；三、“家原型”是一個結構系統，可以概括為“（主人公）在家—離家—回家”句式。

⑥沈家宏：《原生家庭》，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8年版，第6頁。

⑦施琪嘉主編《創傷心理學》，人民衛生出版社2013年版，第150頁。

⑧楊沫：《青春之歌》，人民文學出版社1961年版，第639頁。

⑨[英]伍爾夫：《一間自己的屋子》，王還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9年版，第2頁。

⑩12張潔：《方舟》，北京出版社1983年版，第11、24頁。

11魏天真：《“姐妹情誼”如何可能？》，《讀書》2003年第6期。

[作者單位：天津師范大學文學院]

[本期責編：王　昉]

[網絡編輯：陳澤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