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北京師范大學魯迅研究中心與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京津冀文脈譜系與大京派文學建構研究”課題組共同主辦的“世界文明視野中的北京書寫”國際學術研討會于2022年10月29日至30日在北京師范大學隆重召開，多所海內外高校與學術機構的30余位學者參與研討。300余名學者與觀眾在線上積極參會，反響熱烈。

世界文明視野中的北京在傳統與現代、本土與外來的多元互動中逐漸沉淀出多元品格。站在古今中外交匯融合的節點上，無論是視野開闊的文化研究，還是聚焦文本的北京書寫，無論是抓住歷史脈搏的北京研究，還是重審北京文化流動的域外眼光，都勾勒出獨具魅力的北京城。在與時代互動的過程中，北京文化得以傳承與延展。北京師范大學副校長康震教授、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院長王立軍教授分別代表學校和文學院在開幕式上對本次會議的主題給予了高度評價。北京師范大學魯迅研究中心執行主任李浴洋老師主持會議開幕式，強調了北京在文明對話和互鑒中的獨特價值。

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會長、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學術委員會主任、北京師范大學魯迅研究中心主任劉勇教授在致辭中指出，要在更為開放的視野下梳理北京的文化根脈，激活北京文化的內韻，經過北京書寫將中國文化的特質輻射與沉淀在世界上。我們不但要繼續探討文學與文化的互動，更需要放眼于社會，著眼于世界，以更加兼容并包的姿態和新時代的歷史站位關注世界范圍內的專家學者的北京研究視角和方法。不僅要從北京看世界，更要從世界看北京。

在為期兩天的會議中，與會專家從北京研究的縱深態勢、北京文化研究與北京形象塑造、文學如何書寫北京與跨文化對話中的北京等方面展開研討，有效推動了“世界文明視野中的北京書寫”研究。

一、北京研究的縱深態勢

北京研究的縱深推進與發展態勢是與會學者關注的重點議題。北京不僅凝聚了古老中國現代轉型的歷史縮影，而且呈現出自身獨特的歷史文化脈絡和現代經驗。北京的文學與文化研究無論在現代文學研究、都市文化研究，乃至城市研究、社會研究等多個層面，都處于核心位置，以文學與文化的視角進入北京研究，是現代文學研究的應有之義與學科使命。如何展現北京這座都市的文化內蘊與文學譜系，在北京研究的深度、廣度乃至溫度上有所開掘，成為北京研究縱深發展繞不過去的話題。

北京研究是有溫度的，具有學術意味和人文情懷，北京大學博雅講席教授陳平原以《北京研究的魅力及可能性——為何以及如何在北大講北京》為題做主題演講，聚焦北京研究的獨特魅力與重要價值。陳平原從在北京大學開設“北京研究”課程的現實需要出發，針對學生對北京缺乏了解與興趣，沒有真正“進入”北京這座城市的現象，指出以教學引導學生關心、關注、關愛腳下的北京土地。他進而談到，以往講授相關課程，主要通過文學或文化視角切入北京研究，“靈性有余”然而缺乏廣度及硬度，深入專業研究，易有“見樹不見林”等風險，在反思這種局限的基礎上，設置這門課程意在走出文史領域，觀照城市史、城市學及城市文化三個層面，“換一種思路”，走入更為開闊的都市研究。因而在課程結構設置上，陳平原邀請各個領域的研究學者參與授課，創建涵括歷史地理、文化記憶、生活日常、文學書寫與跨文化對話等多層次的知識體系，構成貼近北京文化的多維觸點與進入北京研究的多樣落點。同時，他特別強調在課堂之余，書齋之外，理解一座城市必須有身臨其境的體會和感悟，要注重“行讀”，用雙腳、雙眼觸摸歷史，使學術研究具有某種體感和溫度，進而兼及學問、思想與情懷。

北京研究在時間、空間上的擴容，同樣是與會學者關注的重點。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教授孫郁做題為《從京派到新京派》的主題演講，關注北京文學發展的“縱”與“橫”，以整體性的視野勾連從“京派”到“新京派”的文脈譜系。孫郁首先關注到對京派作家與學人，存在接受上的爭議。他以新中國成立初期學者在私人領域與公共領域對京派作家不同的褒貶態度，革命文學內部對京派作家的欣賞，1950年代后期錢谷融與京派文人取向的接近，1980年代被遮蔽的京派文人進入學術視野等論述，勾勒出不同社會歷史時段對京派文學研究的轉化與發展。“京派”作為一種思想資源，在當代文化思潮中經歷了召回與建構，在孫郁看來，“新京派”的出現推動了京派文學的研究，在延續“京派”傳統的同時，注入了新鮮的元素。他特別分析了

張中行、汪曾祺等人對京派資源的借用與發展，“非學院派作家與民間思想者”如止庵、劉緒源、李長聲、靳飛等對京派研究的推動，以及格非、李洱等作家體現出新京派文學、文化空間的彈性。孫郁指出新京派在繼承、轉換京派思想資源的基礎上，拓展了更為豐富的研究空間，指明了可供期待的未來。

二、北京文化研究與北京形象塑造

北京文化與北京形象是本次會議普遍較為關注的話題。在中華文化國際傳播的過程中，如何站在更加廣闊的視野下，梳理北京文化的發展脈絡，激活北京文化的內在底蘊，以文學文化的歷史發展和當下特色為依據，思考如何進行北京文化的傳播和北京形象的建構是與會學者重點關注的議題。

北京文化有著深厚的底蘊，在文化交流中體現出獨特的輻射力、影響力與號召力。北京師范大學教授萬建中聚焦于北京飲食2000多年“漢化”和“胡化”相博弈的發展過程，強調北京飲食的政治力量。他認為，北京飲食早已成為具有最廣泛民族和地域風味的統一體，這為政治體制的大一統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并且指出，北京從一個地域到全國首都的發展歷程與“中國飲食”的發展和轉型軌跡高度重合，在這一歷史背景下，首都飲食與中國飲食甚至是同義語。

站在歷史的洪流中審視文學北京與文化北京也是與會學者研究的聚焦點，北京聯合大學應用文理學院教授張寶秀、師范學院副教授吳蔚以清代文人筆下陶然亭的集體記憶為突破口，認為陶然亭具有“心目中的長安”“懷想中的江南”“集體記憶中的金臺”三重文學地理空間，由此提出傳統的文學地理空間不應與現當代文學斷裂。與黃鶴樓等文學景觀相比，陶然亭的傳播略顯不足，這與清詩經典化尚未完成有關。但文學景觀的有效傳播對北京建成全國文化中心有著重要的推動作用，北京有著豐富的文學景觀資源亟待挖掘，如何以學術研究推動文學景觀、北京文化的傳播仍值得深入探索。

文學作品中的北京書寫是構建文化北京的重要來源，值得一提的是，魯迅的創作與北京有著深厚的淵源。河北大學文學院教授田建民聚焦于思考北京對“魯迅所以為魯迅”的價值，考察魯迅與北京的互動關系。他認為，魯迅筆下的北京書寫主要有三種類型，一是在文學作品中進行社會批判和國民改造，呈現出灰色的情調；二是打破地域觀念的成見對北京特色的優劣作出具有理論分析式的評判；三是在日常書信中表達了魯迅對北京氣候、環境、人情、文化底蘊的喜愛。這兼顧了魯迅對北京的感性體驗和理性認知，無論對認識與走進魯迅，還是對了解北京文化的特質都有著重要意義。

還有學者關注北京人的生活習俗和內在精神。首都師范大學文學院副教授袁一丹聚焦于1937年盧溝橋事變后，天津《大公報》的“北平游藝”欄中每日劇場、影院的節目預告。她認為，這是北平人轉移現實焦慮的途徑，這些表演搭建了隔音空間，使得北平人能夠暫時從令人窒息的“籠城”中脫身出來，這些表演不僅是時局的晴雨表，更是北平人內在精神特質的表現。

文學文本中的北京書寫展現了獨特的城市空間，中山大學中文系副教授林崢圍繞胡同和大院探討北京的空間敘事，她認為胡同、四合院的布局展現了尊卑有序、長幼有序、內外有別的禮儀傳統，老舍的《四世同堂》充分體現了四合院文化，展現了北京人的修養和禮儀，強調老舍的北京文學地圖與我們的想象存在差異。在戰爭的時代背景下，其不僅局限于小羊圈胡同的四合院小天地，而是向小羊圈之外的更廣闊的城市公共空間，表現在四合院封閉空間被打破，城市公共空間被占有。大院北京則強調北京以“院”這種空間形式為代表，形成層層嵌套、方形結構的院落式空間。胡同北京與大院北京分別代表著傳統的、日常的北京和新興的、革命的北京，二者相互結合，形成了北京單位大院這一特有的城市空間形態。

從文學創作的普遍性來看，文化北京早已成為一種文學形象，承載了多維的歷史文化情懷。首都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陳亞麗強調北京在作家創作的過程中起著“文化原型”的作用，是現代知識分子探索中國現代化的政治文化場域。她認為，文化北京的形象因作家經驗和生存境遇的差異形成了紛繁多樣的面貌，主要表現在：第一，中國知識分子對“鄉土中國”的眷戀使作家更傾心于將北京作為“精神故鄉”；第二，北京作為政治中心，文人筆下的北京無不牽扯著“政治風云”，散文中的北京更是蘊含著“政治感傷”；第三，文化北京是一個多維立體的空間，展現出寬松、廣博、自由的姿態，體現出了“有容乃大”的包容特質。

那么，北京形象如何塑造？又如何在文學創作中進行有效表達？在探索北京形象的建構路徑時，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沈慶利強調文化古都、文化北京形象，京味文化、京味文學的發生與中外文化的互動緊密相聯。他認為，北京是中外文人想象中國的重要方式，世界文明視野中北京形象的演變與中國國際形象的塑造有關，重點論述了他者視域中的北京形象，關注“馬戛爾尼使團訪華事件”在北京形象國際傳播進程中的轉折作用，以及20世紀初的北京形象由“未來之城”“繁華之都”轉變為“過去之城”“落后（守舊）之城”。法國作家謝閣蘭更是在小說《勒內·萊斯》中肯定了北京作為國都對傳統中國的凝聚力量。20世紀初的北京更是將東方的情趣與西方的現代化、將深厚的歷史底蘊與自由民主的時代氛圍有機地結合起來，產生了老舍、林語堂、熊式一等海內外作家使用的“以北京想象中國”的敘事模式，并重點關注了郁達夫自覺的京味書寫。

北京文化的國際傳播不僅依賴于多元的表達路徑和有效的表達方法，也取決于如何被傳播、被闡釋、被理解。北京師范大學國際中文教育學院教授李春雨采取田野作業、實證研究的方法，從國際中文教育的視角觀照當下京味文化的對外交流，強調京味文學、京味文化在傳播的過程中，在注重自我形塑和書寫的同時，也要從世界的眼光中思考他者、異域的形象研究。她認為，作為首善之區的北京，在講好中國故事、傳播中國文化的過程中需要發揮應有的作用。進而調查了來自日、韓、俄、美、德等國家和地區的537名漢語學習者對北京的整體看法，重點從北京形象、“京味文化”符號、“京味”文學和影視等角度論述了傳播內容之間的差異。研究結果表明，我們的傳播思路、傳播路徑與外國人的學習需求存在偏差，傳統的傳播內容傾向于經典的東西，但外國學生更傾向于了解當代中國。

三、文學如何書寫北京

百年新文學的發展伴隨著中國現代都市的轉型。北京是一座融合中外、聯通古今的城市，北京獨特的文化場域激發了現代作家個性化的創作，同時也造就了一批批現代文人的文化理想和文學追求。文學如何書寫北京，北京如何回應、影響文學發展的脈絡，是百年新文學與百年北京現代化歷程的重要問題。針對都市與文學的同構關系，與會者主要從三個方面進行討論，一是以作家研究為主，以北京時期作家創作的審美取向或思想特征為個案研究；二是從文學研究出發，從方法論的意義上研究都市與文學之間的互動關系；三是關注現代作家的北京書寫與京派作家的文化生態。

在作家作品研究方面，不少學者關注現代作家在北京時期的文學生產、思想傾向等內容，特別是對以往文學史敘述的重點作家提出了新的闡釋。日本神戶大學院人文學研究科教授濱田麻矢關注冰心在《晨報》刊發的作品，抓住冰心寫作身份由“女學生謝婉瑩”到“冰心”的轉變，考察冰心筆下女學生形象的嬗變，將冰心筆下獨特的女學生形象與同時代的男、女作家作品中的女學生作品進行對比，建構了冰心作品中女學生形象的獨特性。天津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高恒文針對過往對卞之琳作品研究偏重于藝術性的現象，指出在審美傾向上表現為現代主義的詩人卞之琳，其京派時期的思想體現出高度的現實性。卞之琳京派時期的思想可以概括為“北國風光的荒涼境界”與表達人生沉思的“相對的觀念”兩大思想主題，從《斷章》到《尺八》等作品實際上是以“對照”的寫法，由小擴大，由表達普遍的人性愁思轉變為家國之憂。日本京都大學人間環境研究科副教授津守陽從戀物的角度重審沈從文作品中的女性形象，精神創傷亟待拯救是沈從文走向戀物的原因，沈從文依托湘西和都市構造的女性形象被物化，其筆下的湘西女性形象，也在不同程度染上都市女性的色彩。清華大學人文學院教授解志熙關注到文學史敘述遺漏的重要作家，他指出學界有不少現代作家的作品處于散佚湮沒狀態，長期缺乏搜集、整理和出版的現象，分享了他為《中國現代文學文獻輯存叢書》所作的解說，介紹了陳西瀅、楊振聲、劉夢葦、歐外鷗與阿湛等被文學史敘述忽視的作家。解志熙指出，對這些在現代文學發展過程中曾起到過重要作用的作家予以發掘、重視和研究，是珍惜前輩學者的心血與豐富現代文學寶庫的重要實踐。

還有學者關注都市與文學之間的同構關系。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吳曉東指出林徽因短篇小說《九十九度中》使用心理蒙太奇的手法描繪現代化的北京形象，超越了現代文學中模式化的北京敘事，為文學如何整體性地把握都市提供了方法和路徑。他指出，從文學的角度研究都市的特別之處在于，不僅要關注到文學表現的都市形象，更重要的是關注作家為何如此表現、書寫都市。文學本身即是一種認識、建構都市的視角，都市形象的呈現、留存都有賴于文學文本的記錄，從文本、文學角度認識都市，相較于社會視角、文化視角自有其意義與價值。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張莉從文學語言范式與文學書寫方式的角度出發，研究作家如何表現、書寫“北京之變”，這種變革體現在作家傳承、改造地方性語言以適應自我表達上，也體現在作家個體視角的多元、個人審美的多樣上，她認為文學如何書寫北京對作家構成了一種挑戰，與之相比，作家如何尋找到與自身對北京理解相匹配的表達方式同樣重要。

那么，新文學究竟以何種方式書寫北京，作家如何表達自身的北京想象，又如何參與對百年北京形象的建構？北京魯迅博物館研究館員姜異新探討了魯迅對北京的空間經驗，她指出魯迅在文學文本中呈現出對北京的批判和魯迅在現實生活中對北京生活的沉浸與依賴構成了張力，這種緊張的對立真實地存在于作為人的魯迅和作為思想型作家的魯迅身上。但是魯迅的文化姿態決定了魯迅在審視北京、書寫北京時，將北京轉化為“一個等待批判的前鄉村城市”，在這個意義上，魯迅提供的北京形象并不完整。英國愛丁堡大學東亞研究系副教授黃雪蕾從反復出現的嗅覺感官想象出發，分析魯迅短篇小說《肥皂》的奏鳴曲式結構和感官體驗在小說敘事中的沖突與調和功能。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教授張潔宇關注京派文學的精神氣質。以“邊城少年”概括京派文學作家的現實感受與自我認識，“邊城”指涉了北京的社會處境與文化積蘊，也指向了京派文學創作中內在的政治性。“少年”則突出體現了京派作家表達方式和內在的創作靈魂。中國勞動關系學院文化傳播學院教授王翠艷以感時憂世、革命激情與民國創傷話語建構三個關鍵詞，總體性地把握1928—1937年北平左翼作家的北平書寫，聚焦“‘京派’看不到的世界”，還原文學北平書的豐富與復雜。中國政法大學人文學院講師張悅切入“京海之爭”的歷史語境，從魯迅對京派“官的幫閑”這一評價與文學史敘述中京派形象產生的齟齬出發，展現左翼文人在與北方文人對峙過程中對“京派”話語的選擇、側重、釋義與塑造。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講師陶夢真討論了“慈慧殿三號”讀詩會的一系列文學活動，剖析在誦詩這一具有文學交往、社交集會性質的公共文化空間中，如何塑造、呈現京派文人的審美觀念。

對北京這一空間的書寫延伸到了當代文學，河北師范大學國際文化交流學院講師王炳欣關注北島在北京“游歷”的文學姿態，探討北島的 “廣場意識”、政治鄉愁與記憶寫作，由此透視北島的北京經驗與北京歷史變革、文化轉型的互動關系。北京聯合大學師范學院中文系教授王德領通過對寧肯《城與年》系列小說文本中典型細節、意象的分析，深掘其時代性、政治性與思想性，展現出寧肯筆下“多棱鏡下”的北京形象。寧肯的系列小說對揭示傷痕文學被遮蔽的部分，擴寬北京書寫的文學樣式都有深遠意義。首都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艾尤拓寬研究范圍，研究更為廣闊的地理空間和文學生產圖景，觀照1980年代以來中國大陸、香港地區、臺灣地區三地都市文學中女性書寫及其研究譜系的多重面相，反思女性都市經驗的差異性問題。王璇博士關注臺灣1970年代北京書寫潮流中的兩股文學力量，分析旅京臺灣作家與遷臺“老北京”作家的創作動能、文化指涉，及作家背后地域身份、社會風貌和情感經驗。

四、跨文化對話中的北京

北京文化依托于首善之區的獨特地位、深厚的歷史底蘊、國際化的視野，在文化交流、文明互動的過程中占據著重要地位。將北京文化放置于世界文明的視野中加以審視，在帶來文化自身發展機遇和挑戰的同時，也有助于在更廣更深的層面進行不同文化間的交流、碰撞與融合。北京文化在跨文化視野中展現出多維的面貌，但也存在著接受與認同方面的多重挑戰，這也是中國文化海外敘事過程中面臨的共同問題。

與會學者站在廣闊的視野中討論了北京文學、中國文學和世界文學的互動對話，美國羅格斯大學亞洲語言文化系副教授宋偉杰從中國文學與世界文學的互鑒、隔離、對話的語境中來審視北京想象的文本，采取跨學科、跨文化的研究方法，從立體的角度研究文學北京、文化北京的塑造，以譜系學的視角探究這一話題。他認為，在世界文字共和國的百年長卷中，北京形象有著自我形塑和他者建構路徑。在研究視角的選取上，采取實證研究、隱含關聯、平行再現、空間詩學等批判方法，將北京編碼、解碼為真實的、想象的、神話的、隱喻的、符號化的城市，并在異國情調、東方主義、可譯與不可譯的糾纏當中，也在語言文學、文化媒介、族裔身份、性別差異等層面，再現城市時空、書寫情感譜系、測繪文學地形圖。

在跨文化傳播中，文學敘事的本土性與外來性始終是值得關注的重要領域，海外作家的北京書寫更是不可避免地帶有異域的審視。北京大學中文系副教授季劍青以英國作家裴麗珠在1931年出版《北京紀勝》為中心，認為這部作品使用了18世紀英國美學盛行的“如畫”概念來介紹“空間化”的北京歷史，概括北京的整體氛圍。他認為，作品中竭盡所能地展示北京的歷史文化，領悟北京人的性格和氣質，感受北京人和北京話的多元魅力，作品中裴麗珠長期生活在北京的經歷使她筆下的北京書寫有著深厚的一般外國游客所缺乏的“如畫”特質。但裴珍珠的北京書寫始終未能突破兩種文化間的隔閡，未能做到與北京城、北京人的感同身受，在20世紀中國社會艱難轉型的背景下，更是透露出審美政治的意味。

在中國文學文化跨文化對話的進程中，現代中國知識分子因具有海外生活的經歷，接受了西方文化的熏陶，體現在文學創作中則流露出自覺審視的意味。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講師劉一昕以林徽因的創作為突破口，重點關注其作品中的現代敘事和情感空間建構。她認為，作為歐美留學生群體的林徽因是一位跨文化雙重文化領域的創作者，在《九十九度中》和《窗子以外》里，通過調動文學和建筑兩個領域的語言，采取西方現代主義蒙太奇的手法，不停地變換敘事視角來展現同一城市空間不同人物在同一時刻的生活場景，在四合院、胡同等空間有效連接互動的同時，也能夠進行情感交流與自我身份的認同。

關于北京文化與中國文化的跨語境傳播問題，香港教育大學文學及文化系講師姜曉敏采取更為國際化的視野關注當代中國社會和文化，她以遍游世界多地的華人作家、藝術家、學者蔣彝創作的《重訪祖國》為例，充分肯定了蔣彝在重塑中國藝術國際地位方面的重要地位。她認為，針對西方讀者普遍對中國歷史文化缺乏深入認識這一困境，蔣彝有效地采取了圖文互補、穿插相關資訊、比較異同之處等多種方法，將中國文化置于世界文化的領域中加以考察，以便于中西方文化的交流與互動。蔣彝多次肯定了北京作為“中國之心”和“世界上最美的地位”的重要價值，這說明，中國藝術在過去、當下和未來的世界藝術領域都占據著重要地位。

關于中西文化的對比問題，北京外國語大學《國際漢學》編輯部葉枝梅以何冀平創作的話劇《德齡與慈禧》為研究文本，重點關注中西文化對比視域下晚清宮廷生活的形態。她認為，文本中中西方文化的差異集中體現在對人的價值、人格方面的不同闡釋；西方文化與中國幾千年固步自封的禮儀規范、語言言辭、服飾飲食等維度的碰撞；晚清封建王朝與西方現代政治的對比，體現出人們在新與舊、古與今中的交錯徘徊。這啟發我們，如何從晚清宮廷中西文化的互動過程，探尋東西方文化的交流互動、平等對話已然成為一個具有研究價值的議題。

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張清華教授、黃開發教授、張國龍教授、康麗教授、林分份副教授、姜肖老師分別對與會者的論文進行了評議。閉幕式由李浴洋老師主持，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劉勇教授指出，本次會議議程之充實緊湊、與會者之熱情投入，展現了與會的專家學者對學術的興趣、追求與堅守，而年輕學者展現出的朝氣與實力，也令人對學科發展充滿信心與希望。

本次會議集中于在世界文明的視野下，挖掘和闡釋北京文化，通過北京書寫將中國文化的特質呈現給世界。北京書寫具有悠久的歷史、不斷建構的當下，還有廣闊的前景。無論對中國來講，還是對世界來說，北京既是歷史，也是現在，更是未來。“北京”作為一個名詞具有超越城市身份的作用，早已成為連接傳統與現代、東方與西方、中國與世界的精神載體和文化意象，具有前所未有的文化高度和學術意義。

[作者單位：劉景艷 北京師范大學國際中文教育學院 陳蓉玥 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

[本期責編：王　昉]

[網絡編輯：陳澤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