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數民族文學創作一直是中國這個現代民族和國家敘事的重要組成部分。在2022年度的少數民族小說創作中，創作者們緊貼現實歷史脈搏，積極梳理不同群體對時代歷史變化作出的復雜情感反映，關注著地方性知識的現代化傳承。各類題材作品紛呈迭出，成為了時代演進中的靚麗符號，彰顯出民族文學強勁的發展魅力。在主題上，既有書寫主旋律層面的宏大主題，凸顯主流價值認同、民族和國家凝聚力的力作，也有表現現代性在不同民族文化中的不同反映、彰顯日常人文、倡導揚善求進的佳作。可以說，現代性與民族性的雜糅，大致囊括了當下少數民族小說創作的景觀。在這背后，是復雜多樣的民族語言文化思維和認知方式、多元的文化樣態和紛呈的民族歷史記憶在發生著效應。少數民族小說創作的旺盛活力使得中國文化的多樣性和豐富性得到有力、充分的彰顯。

地方性知識與現代性實踐

在全球化的浪潮下，現代化的進程在不同的地方有著不同的征兆，如何讓傳統文化走出困境，找到出路，是不同民族、國家面臨的共性問題。在我國這樣一個多民族國家，多樣性的地方性知識成了我國多元文化的底色。地方性知識的現代性實踐也促成了民族文化強勁發展的態勢。這一點在本年度少數民族小說創作中得到了生動的反映。

藏族作家覺乃·云才讓的《藏香師》是一部書寫家族記憶和精神尋根的小說。小說以洛桑頓珠一家為延續家族藏香世家使命為線索，以對傳統技藝的傳承、對生命責任的擔當為主題。小說中，不但有藏族民俗生活的細節刻畫，更多的是對生命精神的理解。如洛桑頓珠一生都在努力尋求一種傳說中的神草“吉布桑”，只要采摘到那種草藥，他認為就可以制作出與眾不同的藏香。可事與愿違，犧牲了朋友和朋友的女兒，自己也郁郁而終。其實，這種藥根本不存在，在他兒子諾布看來，“吉布桑”其實是一種對生命的領悟：“讓我們走出去，認識自己，見識大地，感悟眾生。大自然只是借藏香師之手，把這些香料組合在一起，一個好的藏香師，應該屏除所有的欲望、雜念，只把自己看作自然的一部分，和香料一起，渾然天成，與香煙一起，煙消云散。”小說的深刻之處在于，作者并不回避民族傳統受到沖擊而帶來的迷惘和焦慮。小說中的人物也并不是固守傳統不適應變化，而是在這種變化中，尋求到一種“平衡”。如主人公諾布在酒吧駐唱，面對燈紅酒綠，他并未失去自我，隨波逐流，而是還完家中的債后，放棄做歌手，重新做回藏香師，追求一種精神的回歸。

土家族作家陳步松的中篇小說《天境行》主要以一位傳統木匠畢生追求傳統建筑最高境界為主線，講述傳統技藝在三代人身上的不同境遇的故事。在小說中，我們既可以看到傳統木匠、石匠、篾匠、鐵匠、銅匠、棕匠等傳統藝人的輝煌時刻，同時也可以看到隨著社會的發展，尤其是工業文明的大勢演進，傳統技藝遭遇冷落，甚至逐漸在生活中消失的尷尬。盡管時代在發展，但中國傳統建筑中所追求的“技藝一體”“永固法”在面對現代科技的挑戰時依然能發揮出巨大效用，實現傳統與現代的結合。

苗族作家第代著冬的短篇小說《火車來了》以兩位年輕銀飾工藝傳承人的視角講述現代性與傳統技藝的沖突。作者以細膩的筆觸描寫年輕銀匠滿滿潛心求學的過程，師父言傳身教，并以最嚴格要求訓練其技藝。在一項項瑣細的訓練中，傳統匠人德藝雙修的精神血脈也灌注到了年輕人的血脈里。面對象征現代性的“火車”來了，滿滿并不為金錢所誘惑，終于打造出了最頂尖的作品“百鳥醉”。然而，滿滿心愛的女孩在火車來了以后，面對著外面多彩而陌生的世界，乘著火車去了遠方。盡管滿滿一心想堅守傳統，然而還是坐火車離開了故鄉。至于去了哪里，是否能坐火車回來一起振興鄉村，我們不得而知。而村里的另一位銀匠，一切“向錢”看齊，甚至為了錢放棄手藝，走上違法犯罪的道路。相較而言，這篇小說容量跟作者想表達的思想不成比例，題材也并不是很新穎。“火車來了”的故事早在20世紀80年代初見于鐵凝的《哦，香雪》。幾十年來，這類故事不斷出現，反映現代性在不同地域和文化中的相同或不同的癥候。

如果我們把視野放寬，一些漢族作家的少數民族題材作品也密切關注傳統與現代的辯證關系。例如，劉亮程的小說《本巴》是對蒙古族英雄史詩《江格爾》精神的現代性傳承。小說以本巴國和拉瑪國之間的戰爭為線索，通過“搬家家”“捉迷藏”“做夢夢”三個兒童游戲為結構追尋人類失去的童年。這部小說對史詩故事框架進行“重述”，并在史詩文本與小說文本之間形成“互文”。《本巴》的特別之處在于劉亮程以“江格爾奇”的身份對史詩進行了現代性的“改造”，從而使《江格爾》流變方式由傳統地方性知識的史詩演唱向現代小說敘事轉變和傳承。這種傳承不是建構在情節、人物和史詩文本結構的復現，而是對史詩中所蘊含的人類原始本真、天真思維的延續。劉亮程立足于現實，以真切的情感對傳統的民族詩性智慧進行了弘揚。就語言而言，《本巴》延續了劉亮程詩性寫作風格，句子充滿靈性和哲理。同時，當地方言、民族用語等多聲部語言混融在一起，如一部境界宏大的“交響曲”。這種創新的背后，其實是多民族語言文化交融后產生的藝術張力。

現代性與民族性共生的審美張力

現代性社會是倡導多元文化共生的社會，只有文化的多元才能激發出更多的文化活力。然而，面對不同的民族文化，現代性的反應有所不同。通過基于多民族語言文化的小說創作，我們可以略窺多元民族文化與現代性結合后產生的審美景觀。

上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改革開放浪潮的涌起，加快了社會轉型和經濟發展，尤其是城市化進程的逐步推進，對傳統的價值觀念造成了一定的沖擊。探究社會轉型期藏族知識女性人生經歷，表現她們在平凡現實生活中的憧憬、焦慮、彷徨、覺悟等復雜心理和多樣人生，多年以來都是藏族作家尼瑪潘多創作的焦點。她的新作《風起塔金》也延續了她長期創作的母題。尼瑪潘多從女性視角出發，在平靜的敘述中，對主人公從童年、讀書生活到就業工作以及人到中年的各個人生階段進行了著力敘述，尤其是深入地對白瑪措吉在人生價值的實現、獨立意識的追求、浪漫愛情的憧憬、人生意義的思考等多方面進行了探索。某種程度上，白瑪措吉的人生軌跡和心路歷程折射出的是社會轉型期普通知識女性共有的人生問題。

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是特殊地域和時代歷史的產物。自新中國成立以來，它一直作為一種特殊的景觀，給人們以巨大的想象空間，尤其是對從未去過兵團農場的人而言，它更是充滿著神秘性和陌生感。維吾爾族作家阿舍在新疆農場出生長大，對農場有著特殊的情感，她的長篇小說《阿娜河畔》就是聚焦這一題材。“阿娜”在維吾爾語里是“母親”的意思，作者以此作為小說名，可以看出創作者對農場的感情至深。正如作者所言，兵團對她，“像一位至親之人，不管你走到哪里，你都不會忘記他、丟下他”。雖然作者選取的寫作對象是幾個普通農場和建設者，但農場幾十年的社會歷史變革得到了有力演繹，主要由轉業軍人、支邊社會青年、知識青年組成的兵團人拓荒、建設、奉獻的家國情感史得到了盡情的抒寫。可以說，《阿娜河畔》為作者完成了一次“鄉土”情感的建構，為“農場敘事”增添了新的審美維度。

游牧文明是中華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一直以來，游牧民族都有著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生存理念，這對于我們解決現代工業文明沖擊下的生態危機有著重要的啟示。樹立理性、科學的可持續性發展觀念，才能修復和重建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關系。在廣袤的自然界，動物是其中重要的組成部分，與人類平等共享著自然的一切。正如蒙古族作家格日勒其木格·黑鶴所言，“動物是與人類并行的精靈，所有的生命都是平等的，我們都是大地的孩子”。近年來，他的創作，絕大多數都是以草原游牧生活為敘事背景，敘述牧民與動物之間的故事。他的小說《叼狼·雙子》以兩只獵犬的成長經歷為線索，敘述了天生充滿野性的獵犬從現代城市文明回歸傳統草原文明中的蛻變，以及蒙古人延續幾千年的獵犬頌傳統，還有大興安嶺的深處使鹿鄂溫克族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生存法則等故事。在他的筆下，我們看到：“游牧人的生活從來不是綠野牧歌，真正是一種堅韌的生活啊。”那些具有野性的獵犬、馬群、馴鹿是自然生命的重要部分。它們需要愛和自由。在現代性面前，如何延續它們的血統，找到一種傳統與現代的平衡力，這不僅是黑鶴在生活中努力踐行的生活理念，也是他創作實踐的真實表達。在他的文字中，仿佛抹平了現實生活與文學創作的界限。他以實錄的精神詮釋別樣的游牧生活。

時代的“交響”

歌德曾說：“一篇有意義的文字就同一段有意義的講話一樣，只能是生活的結果；作家同一般有作為的人一樣，很少能制造自己誕生與活動的環境。”作家生活在特定的時代，是時代的記錄者，對于時代發生的變革、歷史事件、重要時刻當然不能熟視無睹。自覺擔任時代的記錄者和書寫者，尤其是記錄現實生活的重大實踐，亦是作家的一種職責。

羌族作家谷運龍的長篇小說《兩江風》是一篇緊跟時代節奏、反映民族地區社會歷史變革的小說，也可以說是較為典型的“掃黑除惡”題材小說。整篇小說情感豐富，充滿政治智慧和政治情懷，讀起來懸念迭起，有驚心動魄和酣暢淋漓之感。這跟作者長期的工作環境密切相關。相較于學院派的知識型作家，谷運龍有著豐富的社會經驗和人生歷練，做過縣長、縣委書記、副州長和州人大常委會主任。而《兩江風》反映的是主人公黨一民在民族地區從縣長一路到市委書記的從政歷程中，與黑社會老大熊天坤和惡霸人物賀胡子斗爭的故事。這樣看來，主人公與創作者有著相似的經歷，而他的名字“黨一民”就有著“黨一心一意為民”的內涵，這也可以看作是谷運龍此篇小說的主題所在。谷運龍曾說：“觀照現實、反映現實甚至批判現實將和自己結伴前行，終此一生。”整篇小說圍繞著民族地區近三十年的發展變革而展開，小說中的“菜霸”“保護傘”“集資”“群體上訪”“安置下崗職工”“解決就業”“發展經濟”“建原生態文化實驗區”“民族文化的保護”等關鍵詞，可以看作是民族地區社會歷史發展的濃縮。小說正是以現實主義的精神生動詮釋著“黨一民”們的人民情懷。我們只有將小說置于現實主義文學話語中，才能理解作品的豐富內涵和創造性價值。

彝族作家呂翼和漢族作家劉建忠合作的長篇報告文學《重器之基》，是對云南省昭通市巧家縣白鶴灘水電站移民工程的書寫。兩位作者以真實的筆觸，對發生在家鄉的重要歷史變革予以記錄，對白鶴灘水電站工程所帶來的社會意義和價值給予了“重器之重”的闡釋，尤其是對移民工程中廣大人民群眾所體現的犧牲和奉獻精神進行了抒寫。在文本中，當地人如何最大限度地保留和保護地域性文化，賡續地方文脈，是兩位作者關注的重點。大量地方民間諺語、俗語、歇后語的運用，為偏于理性和客觀的文字增添了文采。整體而言，整篇文本能在真實、客觀基礎上，進一步完善人物形象的立體刻畫和塑造，會增添更強的藝術效果。

鄉村振興是當前非常重要的戰略，承載著廣大人民對幸福美好生活的愿景和追求。文學產生于現實。這一時代命題也在當下少數民族小說創作中得到了反映。瑤族作家陳茂智的長篇小說《紅薯大地》書寫了湖南大瑤山賣米洲從脫貧到致富振興的故事。小說以賣米洲“吃飯問題”為線索展開敘事，敘述三代農人的奮斗史。祖父馮民富是當年大隊支書，以傳統農耕方式種紅薯大獲豐收，帶領村民在艱難中奮斗，以紅薯替代糧食交公糧，解決了村民一時之困。兒子馮得意在改革開放后外出務工創業，成功后回鄉投資反哺，推動當地文化旅游產業。孫子馮家駒研究生畢業在外企工作積累經驗，并以現代環保、健康、經濟的新農業模式創業成功后回鄉投資，激發農村新活力。作者筆下三代人不同的奮斗模式，構成了當地經濟社會不斷發展演變的強勁動力。

翻譯作品的多重景觀

我們國家民族語言眾多，多民族語言創作一直是中國語言文化多樣性的重要體現，而少數民族語言作品譯介出版一直是多民族文化互動交融的重要表征。2022年的少數民族譯介作品，亦有很多作品值得細讀。例如，藏族作家拉先加的短篇小說《牧羊人次松次仁》（增寶當周譯），主要講述牧羊少年次松次仁在羊群失竊后與盜羊人斗智，并救助被困在山崖上的山羊的故事。整篇小說篇幅不長，作者雙線敘事的手法使得小說懸念迭起，大量藏民族民間諺語、俗語的使用也為小說增添了民族文化色彩，使我們感受到傳統牧業所面臨的沖擊，體會不同的民族語言文化心理。維吾爾族作家熱孜古麗·卡德爾的中篇小說《幸福，請你等待我》（鐵來克譯）講述發生在新疆的兩個不同民族家庭的故事。小說生動詮釋了什么是愛，什么是幸福，什么是民族團結和融合。在文本中，我們看到不同民族語言文化的互動、不同民族間互助相幫的細節。

還有一些作家的作品是涉外題材的。2011年3月11日日本大地震無疑給當地的人造成了無法彌補的傷痛。朝鮮族作家蔡國范的短篇小說《那扇門》（成龍哲譯），以來自中國在東京打工的“我”為視角，講述那次地震在平凡人身上的創傷。現代都市人的冷漠、孤獨，甚至扭曲的心態通過“那扇門”得到了展示。

總之，審視2022年中國少數民族小說創作所取得的成就，我們可以發現，以不同視角對少數民族經濟社會、歷史文化進行書寫，成為作家們創作的主調。在異彩紛呈的小說文本中，多樣性民族文化得到了有力展示，傳統與現代的碰撞、沖突、融合激發出了強大的創作活力，地方性知識的現代性轉化、傳統與現代的共生、主流價值的弘揚等，無不顯示出少數民族文學的獨特性和旺盛生機，為中國當代文學的豐富性和多樣性作出了貢獻。

［作者系四川師范大學中華傳統文化學院青年教師，本文為2022年度四川師范大學“中華文化與西南區域文明互動研究中心”“簡帛與石刻文字研究中心”2022年項目“中國少數民族口頭文學理論研究困境與策略研究”（項目編號：HDZX202209）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