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2月22日，詩人、德語文學學者馮至病逝于北京協和醫院。送別馮至先生時，夫人姚可崑和兩個女兒馮姚平、馮姚明在花圈緞帶上寫下詩句：“給我狹窄的心，一個大的宇宙。”同樣的詩句也刻在了北京西山松柏掩映的馮至先生墓碑上，也成為眾多馮至先生研究文章、著作的題目或題眼——它來自馮至先生十四行詩《深夜又是深山》。這句寫于1941年的詩，幾乎可以概括馮至先生一生的追求。

今年是馮至先生逝世30周年。2月13日，我敲響了馮至先生大女兒馮姚平老師的家門，聽她講述女兒眼中作為父親和學者的馮至先生。

一輩子認真

在家里，馮姚平稱呼父親馮至為“爹爹”，稱呼母親姚可崑為“娘娘”。“人家都是嚴父慈母，我們家是嚴母慈父”，母親在行為品德和學業上對孩子們要求都很嚴格，父親馮至卻很和善，孩子們可以和他談心、說笑，他從不擺出父親的威嚴來，不強求孩子，也從不說些大道理，而是以自己的行為影響孩子們，“我爹會用只言片語引導我們，或者不言不語地支持我們”。

父女情深——馮姚明入隊了

1942年，馮至一家到昆明已經4年，聯大附小剛剛成立，6歲的馮姚平由母親帶著去報了名。上學前每天由父母給講故事，上了一年學后，馮至先生說，已經認識字了，自己去看書吧，于是給馮姚平找來一本《格林童話》，她硬著頭皮查字典，邊看邊猜。昆明找書不易，馮姚平看了《格林童話》《天方夜譚》，一本沒有封面的《西游記》，“也不知道我爹都是怎么弄來的”，馮至先生還給她找來了一本《世界地圖》，里面介紹世界各地的人文自然，挪威冬季的極晝、非洲土著的紋面、日本北海道的美髯女子……都是她心愛之物。抗戰勝利回到北京后，她讀《水滸傳》入了迷，用梁山好漢的名號給周圍人起外號，“甚至給我娘也起了個外號，叫霹靂火”，于是馮至先生“只言片語”地“干預”：說話都有水滸味兒了。對于她熱衷的《說唐》、武俠小說等，馮先生覺得“文章不夠好”，可以看，但不要多看。他還找來《希臘神話故事》和房龍的《圣經的故事》，擴大孩子們的眼界；孩子們也會在爹爹的書架上翻出《李有才板話》等作品，看得津津有味。

1953年，馮姚平中學畢業考大學，雖然文科好，喜歡歷史地理，但響應國家號召，報了理工、航空兩個志愿，第三志愿想報北師大歷史系，做老師。對于女兒的志愿，馮先生只試圖“干預”了一次，說讀北大歷史系也可以做老師，可惜沒有成功。馮姚平1954年被選派赴蘇留學，1959年畢業于莫斯科化工機械學院，走上了與父親完全不同的職業道路。馮姚平走后，家中常常只有馮至先生和小女兒馮姚明，父女二人格外親熱，不要說威嚴，父親還時常聽任女兒擺布——頭上被女兒梳個朝天髻，扎上紅頭繩，渾然不覺地會客……

這樣一個事事“縱容”的父親，在為人治學上卻又極其認真。上高中時，馮姚平曾因作文中的夸大其詞被父親批評，至今記憶猶新。作為學者的父親“一輩子認真”，小到自己出了書，要仔細找出印刷錯誤，送人時一定改過或附上勘誤表；大到人生若干時刻都“嚴肅認真地承擔自己的責任”。他任教同濟時，為學生刊物《芥舟》寫的刊首語中說：“同濟大學是一個研究醫學、工學和自然科學的學府。這些學問，一方面是致用，一方面是求真；同時也教給我們作人的道理：不要茍且……我們立在‘現實’的前面，既不能躲避，也不能蒙混，人人要想到自己的責任，認真地做下去。”他這樣要求學生和女兒，也這樣要求自己。

馮至在上海家中

中國工程院院士、煤炭資源與勘察專家韓德馨1938年進入西南聯大學習地質學，大二時，他選修了馮至先生教授的德文課。韓院士后來在文章中回憶：馮先生講課深入淺出，聽他的課不啻是一種藝術的享受；并特別提到“有時地質系學生野外實習，缺了課，馮先生不厭其煩地位學生答疑，對待教學認真負責的精神令人感動”，馮先生還鼓勵學生多讀原著，“在他的鼓勵下，我們讀了歌德的作品和海涅的詩集”。

1930年馮至在《父親的日記》中寫有一段：“……直到現在，我卻一向是小心謹慎地生活著，同輩少年中‘不可一世，舍我其誰’的氣概，我從來不敢有過……”后來，夫人姚可崑在回憶文字中提到的印象，恰與上述文字形成對照：“他從不夸耀自己，卻不是世俗上所謂的謙虛， 他常常覺得事事不如人，卻使人感到他內心里有一種驕傲。”

在馮姚平看來，父親是能夠看到他人長處，并能發現自己不足的人。馮至年輕時在文章中由衷贊賞過梁遇春、徐琥（徐梵澄）、梁宗岱的才華橫溢，晚年在短文中對綠原、朱生豪、錢春綺表示“肅然起敬”，因“欽佩他們對事業的忠誠，以及能擔受生活的苦寂和人間的任何磨難”（馮至《肅然起敬》）。馮至先生也真誠歡迎和重視友人對自己的啟發、幫助以及對自己作品的批評。朱光潛先生給馮至的信中曾對席勒《審美教育書簡》的翻譯提出具體意見：“你的譯稿是多年前完成的，當時譯法似側重直譯，文字有些生硬拖沓，不易使讀者一目了然。有些譯詞當宜斟酌……”并希望這部重要作品能早日整理付印。馮姚平是在父親的舊稿中發現這兩張發黃的信紙，馮至先生一直保留著，那一代學者間真誠無私的友情令她深深感佩。

馮先生和姚先生

“我不知為什么，從此只要我和他一起，我就自然而然地跟隨著他，盡管他的性格溫和，不強迫別人做什么，也從來不使人覺得他有什么權勢，而我又是個聰明外露、好表現、愛高談闊論的人。兩個人的性格不同，在一起卻很合得來……實際上是他的‘柔’里有剛，我的‘剛’里也有柔，倒不如說是‘剛柔相濟’。”（姚可崑，《我與馮至》）

馮至與姚可崑（1930）

1929年2月，經由“長兄般的摯友”楊晦介紹，馮至與姚可崑相識。四個月后，馮至給姚可崑寫了第一封信，情真意切，令姚可崑“讀了又讀”，“猶如咀嚼橄欖”。

1930年9月，馮至告別姚可崑，留學德國海德堡。1931年下學期，因為海德堡大學教授、詩人宮多爾夫病逝，馮至轉學至柏林大學。此時，姚可崑已經從北京女子師范大學畢業，考上研究生，并在師大女附中教書。1932年10月，姚可崑抵達柏林，聰明好學的她在半年內拿下了初、中、高三個德語學習班的結業證書，并正式在柏林大學注冊學習。一年后，希特勒上臺，姚可崑跟隨馮至重返海德堡，在海德堡大學注冊，主修哲學，副修德語文學和藝術史。兩人“共同享受著、分擔著這里的寂寞”（馮至語），沿著歌德、黑格爾、雨果、雅斯貝尓斯等的足跡在“哲人路”上“沒有終點的散步”，還將散步時聯句而成的詩收于《二群集》（馮至乳名立群，姚可崑別號玉群）。這本獨屬于夫妻二人、馮姚平都沒有見過的詩集，后來毀于文革浩劫。

馮至姚可崑的婚禮

1933年6月6日，馮至給姚可崑四年前寫下第一封信的日子，二人訂婚。姚可崑后來回憶，那天“天氣很好，四周寂靜，海岱山無人可告，只是在精神上‘邀請’了幾個遠方的朋友”。1935年馮至獲海德堡大學博士學位后，與姚可崑一起回國。反復商量之后，二人決定途經巴黎時結婚。7月20日，僅八九位朋友參加的婚禮在巴黎一家中餐館舉行，馮至的老師張鳳舉代表新人家長，并兼任婚禮主持、證婚人。

新婚夫婦激動于即將開始新生活。但也不是沒有遺憾。姚可崑沒能修完博士學位，她本想有條件時再回去學完，可1935年回到北平后，無論德國還是中國，時局日益動蕩，終于沒有成行。幾十年后，老師雅斯貝爾斯還向他們的朋友鮑爾問起姚可崑：“那個小姑娘怎么樣了？”這也成為姚先生極大的遺憾，女兒馮姚平也是在幾十年后才意識到。當她欣喜地告訴母親自己的女兒在德國取得博士學位的好消息時，一向要強的母親掉了眼淚，說“我本來也應該得個博士的。”

姚可崑和馮姚平

回國后，1936年7月，馮至被聘為同濟大學教授，從北平前往上海任教，三個月后姚可崑帶著剛出生不久的馮姚平也到了上海，在同濟大學附設的高級職業學校教德語。“八?一三”時，位于吳淞的同濟大學和馮至的小家全部被炸毀。9月中，馮至全家隨同濟大學南遷，輾轉浙江金華、江西贛州、廣西八部，取道河內，于1938年底到達昆明。1939年8月，馮至受聘為西南聯大外文系德語教授。到昆明后，因為夫妻不能同時在西南聯大工作，姚可崑只能“打游擊”似的工作，先后在當時遷往昆明的中山大學、同濟附中、英語專科學校、中法大學、軍醫二分校教德語，馮至生病時，她還會到西南聯大代課。1940年10月到1941年11月，在昆明東郊楊家山林場生活期間，馮至開始翻譯《歌德年譜》，姚可崑也翻譯了赫爾曼的《樓蘭》和卡羅薩的《引導與同伴》等作品，昏暗油燈下，沉浸于工作的二人“不期然同時抬起頭來，相視而笑，莫逆于心”。

在馮家，家里保姆和登門拜訪的學生都稱呼姚可崑為姚先生。馮至先生曾對女兒說：“你娘啊，有兩大功勞。一個就是培養出那么多優秀的學生。”新中國成立后不久，姚可崑應聘到北京外國語學院任德語教授，她全身心地撲在學生身上，“那個耐心，我們都嫉妒”。師大畢業的姚可崑在教學上自有一套，很多學生都說，姚先生講德文文法是一流的。

終生的伴侶——馮至與姚可崑

在馮姚平的記憶中，母親在關鍵時刻非常冷靜堅強。文革開始，馮至先生被扣上走資派、反動學術權威、黑線人物等罪名，被剃頭、揪斗。那時兩個女兒都在外地，姚先生承受著巨大的心理壓力，成為馮至先生的“堅強后盾”。馮先生曾對姚先生說：“我越倒霉，你對我越好，我一帆風順，你就看我有這樣那樣的毛病。”

1985年，馮至先生寫下一首《贈妻》：“我們經歷過一日三秋，/看過爛柯山上一盤棋。/時間有他的相對論，/地球的運轉永無差離。”馮先生和姚先生相伴60多年，二人平等獨立，彼此互相支持、互相尊重，也始終沒有“任意的把自己拋擲”或“失掉自己”。臨終前，馮先生對來看望的姚先生說：“咱倆一輩子都是互相鼓勵的。”

年華磨滅之地

馮至先生晚年在馮姚平的協助下，編著了《立斜陽集》，其中提到：“20年代的北京、20年代前半期德國的海德貝格、40年代前半期的昆明——這三個城市曾是我的‘年華磨滅地’，但它們豐富了我的知識、啟發了我的情思，是任何其他地方都不能與之相比的。”

報考北大時的馮至（1921）

1916年，11歲的馮至小學畢業后即由繼母決定送到京師公立第四中學讀書，期間受到五四運動和新文化的影響，對新詩產生興趣，開始嘗試寫詩和辦刊物。1920年中學畢業后考上北京大學農學院，馮至沒上，回家大量讀書，接觸到郭沫若的《女神》以及譯作《少年維特之煩惱》。1921年，他考入北京大學預科班，1923年升入德文系本科。

《淺草季刊》、《沉鐘》半月刊

《昨日之歌》《北游及其他》

在北大，他加入淺草社、沉鐘社，開始在自己的園地耕耘，不斷發表創作和譯作，除了詩，還嘗試寫散文、小說、長篇敘事詩、詩體劇等。并由此認識了林如稷、陳煒謨、陳翔鶴、楊晦等具有共同藝術追求的摯友。1927年馮至的第一部詩集《昨日之歌》由“沉鐘叢刊”出版，共收入46首抒情詩和4首敘事詩，包括他創作初期含蓄抒發青年情感的代表作《綠衣人》《我是一條小河》《蛇》等。同年大學畢業后赴哈爾濱第一中學任教，陌生之地的孤單寂寞之感引發他在三天之內，寫出長詩《北游》，詩風較以往更顯沉郁寫實。

也是在北大，馮至認識了魯迅先生。五四運動后，馮至就在《新青年》上讀了《藥》《一件小事》等，1923年下半年開始聽魯迅講述《中國小說史略》《苦悶的象征》等課程。魯迅先生在寫于1926年的《一覺》中有對《淺草》《沉鐘》的肯定，讀了此文的馮至十分激動，“好像度過一個小小的節日”，同時也增強了拜訪魯迅先生的決心。1926年5月1日下午，馮至與同伴第一次正式拜訪魯迅先生，并在同年5月到7月間多次拜訪。魯迅先生“喜歡他們對文學的切實認真的態度”，也覺得“他們被抑郁沉悶的氣氛所籠罩”（李霽野，《憶在北京時的魯迅先生》），在鼓勵的同時也提出批評：“你們為什么總是搞翻譯、寫詩？為什么不發表議論？對些問題不說話？為什么不參加實際斗爭？”1935年，魯迅在《<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序》中肯定了淺草社的創作成績，其中“連后來是中國最為杰出的抒情詩人馮至，也曾發表他幽婉的名篇”的評價則廣為人知。

馮至參觀魯迅博物館（1974）

這個時期，馮至對于德國浪漫派也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在晚唐詩、宋詞、德國浪漫派詩人的影響下”開始詩歌創作。浪漫派作家荷爾德林、諾瓦利斯一直是他喜歡的作家。早在1925年，他在曾留學美國和德國的四叔馮文潛的介紹下閱讀了荷爾德林小說《徐培里昂》中《命運之歌》，并翻譯出來發表在《沉鐘》。馮至先生曾描述自己與外國文學的關系：“我們與文學作品的接觸，無論是本國的或是外國的，類似人際間的交往，有的很快就建立了友情，有的縱使經常見面，仍然陌生。友情也常有兩種情況，一種是兩個朋友性格相近，志趣相投，所謂‘有共同的語言’；一種是性格相反，卻能從對方看到自己的缺陷，取人之長補己之短。這兩層比喻可以作為我和外國文學關系的說明。”（馮至，《外來的養分》）正是在德國海德堡，馮至吸收了大量對他至為重要的“外來養分”。

馮至在海德堡

留學期間，馮至進入海德堡大學哲學系，主修德語文學，選修哲學和藝術史。當時哲學家雅斯貝爾斯和文學家宮多爾夫在這里開設講座，故而馮至受到存在主義哲學的影響，而宮多爾夫關于德國浪漫主義文學的講座則與馮至最初的興趣相契合。后來，他在海德堡大學的博士論文也是研究諾瓦利斯的文體原則。

《給一個青年詩人的十封信》 里爾克 著，馮至 譯

不過，留德期間，里爾克和歌德卻逐漸取代了浪漫派在馮至心中的地位。特別是里爾克，1926年初讀里爾克《旗手》，馮至就被深深吸引，到了德國，更是“完全沉在里爾克的世界中”。1931年，他讀到里爾克寫給一位青年詩人的書信集時，感覺到“擊中我的要害，我比較清醒地認識到我的缺陷，我虛心向他學習”。他急于與國內朋友們分享，一封封翻譯出來，寄給好友楊晦在刊物發表。馮姚平說，里爾克對馮至先生的影響是深遠的，從他后來的作品和一生的為人不難看出，“他觀察、體驗、懂得了寂寞與忍耐，他嚴肅認真地承擔自己的責任”。

《旗手》給馮至帶來的“意外的、奇異的收獲”不止于與里爾克的相遇，年輕的馮至“被那一幕一幕的色彩和音調所感動”，萌生了用這種體裁寫自己少年時就喜歡的傳奇歷史人物伍子胥逃亡的想法。只是，直到17年以后的1943年，在昆明楊家山，歷史小說《伍子胥》才最終完成。此時，伍子胥“在我的想象中漸漸脫去了浪漫的衣裳，而成為在現實中真實的被磨煉著的人，這有如青年時的夢想有一部分被經驗給填實了，有一部分被經驗給驅散了一般”。

初版《伍子胥》（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46）

這部分經驗的生成，卻伴隨著人生極大的苦痛。從上海到昆明南遷途中的顛沛流離、民間疾苦，在大后方城市中不合理的事情成為常情，合理的事情成為例外，馮至有感于此，在小說中“摻入了許多瑣事，反映出一些現代人的，尤其是近年來中國人的痛苦。這樣，兩千年前的一段逃亡故事變成一個有現代色彩的‘奧地塞’了”。

西南聯大學生選課卡正面及背面馮至研究杜甫手抄資料

南下至贛州時，馮至曾收到國民黨的手榴彈威脅，隨后姚可崑生了一場大病，到廣西后又得到馮至父親去世的消息……“攜妻抱女流離日，始信少陵字字真”。當年去德國時，馮至帶了一本李商隱的詩集，而在此至暗時刻，是隨身帶著的一本日本袖珍本《杜甫詩選集》讓馮至產生深深的共鳴。“早年感慨恕中晚，壯歲流離愛少陵”，接近和重新認識杜甫后，他萌生了作傳的念頭。在昆明，馮至搜集、研讀的杜甫資料和詩作。馮姚平給我看了兩張照片，是西南聯大學生的選課卡。選課卡正面的學生姓名是鄧稼先、朱光亞、袁可嘉、盧飛白、鄒承魯等，選修的是馮至先生講授的德文或歐洲名著選讀等課程，背面則被馮至先生寫滿有關杜詩和杜甫詩集的資料，這樣的選課卡有厚厚一沓。但因史料缺乏，直到抗戰勝利回到北平后，馮至先生才在廣泛研究各種唐代政治社會文化地理資料的基礎上，寫出了具有現代人審美和歷史意識的《杜甫傳》。

各版本《杜甫傳》和《十四行集》

在西南聯大，馮至除講課外，也融入活躍的思想氛圍，參加各種學術活動，與學生社團接觸增多，經常新詩社的學生詩人杜運燮、鄭敏等談詩。昆明時期，同樣是馮至文學創作的“爆發期”。住在楊家山林場茅屋的一年多，馮至每次進城上課，一個人走在山路上，所見所想漸吟成詩，陸續寫出27首充滿觀察和沉思的十四行詩，集成《十四行集》，于1942年由明日社出版，這是他為與其生命密切關聯的體驗、人物和自然現象留下的珍貴紀念，也是中國新詩進入成熟期的標志之作。

塞納河少女的面模

2005年，翻譯家、劇作家童道明有感于與馮至先生等老一輩知識分子的交往，創作了朗讀劇本《塞納河少女的面模》。童道明先生說，老一輩知識分子中，“最讓我感到親近的就是老所長馮至先生，我想用戲劇的方式把他挽留在二十一世紀的人世間”。

塞納河少女的面模

馮至先生確實擁有過一個少女面模，是他留德時在柏林藝術品商店買下的。據說少女是一位雕塑家的模特，遭遇不幸投入塞納河，死后面容依舊，那笑容“不是悲，不是喜，而是超乎悲喜的無邊的永恒的微笑”。少女面模隨馮先生輾轉多地，掛在家中，在精神上給他以慰藉和啟示：“這些面型對我們有一個共同的啟示：就是人類應該怎樣努力去克制身體的或精神的痛苦，即使在最后一瞬也要保持一些融容的態度。”“破四舊”中，那張塞納河畔的少女面模，連同齊白石先生的贈畫和其他一些心愛之物，都被毀掉了。

馮姚平曾多次觀看這部劇，她認為其中反映了以馮至先生為代表的老一代知識分子的思想特點。他們自幼得到中國傳統文化的熏陶，青少年時期接受新文化影響并吸收了西方文明的外來養分，青壯年時期達到創作高峰，“但放出思想的最耀眼的光輝，卻是在晚年，在經歷了痛苦反思之后”。

1964年馮至先生調任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外國文學研究所所長，不久后全所干部即赴安徽參加“四清運動”一年。1966年參加完亞非作家緊急會以后，已是山雨欲來。隨后就是被批斗。馮姚平回憶，有一次她回家看到父親頭發極短，一下子沒反應過來，還問了一句為什么理這么短的頭發，母親在旁邊拼命使眼色，她才發現父親臉色極為難看，恍然明白發生了什么。當時很多子女都和父母劃清界限，但馮姚平始終認為爹娘都不是壞人，即使有錯誤，也可以幫助和改正。姚可崑后來告訴女兒，在天津大學教書的大女婿龔炳錚有一次回北京探望二老，一進門親親熱熱地喊“爹！”“娘！”姚先生說，聽到這句原本尋常不過的稱呼，頓時覺得心里頭一暖。馮至先生在干校勞動時，時常穿著女婿買的一雙高幫雨靴，馮姚平覺得笨重吃力，讓他別穿了，馮先生不同意，說這個在我們那兒可是寶貝。

馮至走在泥濘的五七大道上 高莽 速寫

柳鳴九曾在《北大教授——記憶中的馮至先生》一文中回憶，“在那動蕩、狂躁的年代中，馮至始終保持著自己的穩重與尊嚴，沒有怒目而視，也沒有聲淚俱下，沒有躁動失衡，也沒有沉淪潦倒……他像一個靜觀人，而不是參與者、介入者，他沉靜地觀察著，感受著，不動聲色，但是他的內心當是心潮起伏，憎愛分明，感情熾熱的……”不難看出，馮至先生在努力克制精神的痛苦，“保持一些融容的態度”。

在寫于1987年的《自傳》中，馮至先生回憶那段日子，說“度過了眼前荒涼、頭腦混亂的10年”，“任何工作都無從談起”。從60年代初直到新時期文學開始，20多年的時間里，馮至先生不曾寫過一首新詩。倒是有幾首舊詩抒發心情，《自譴》是其中之一：“早年感慨恕中晚，壯歲流離愛少陵。工力此生多浪費，何曾一語創新聲。”馮姚平說自己以前讀的時候明白前兩句，后兩句有點不能理解，覺得是不是有點過謙了。但在整理父親晚期的信件和日記的時候，她發現那不是謙虛，是父親真正的痛苦的心聲。她想起社科院剛開始招收研究生時，一位副院長建議父親招收博士，被父親拒絕了。事后馮至先生向女兒解釋，這么多年來我們沒有跟國外接觸，不知道國外現在的情況。有什么新的作品和新的研究，我自己都沒有讀過，怎么能指導別人呢？

馮至的部分著作與譯作

馮至與張黎及研究生

1977年5月馮至恢復社科院外文所所長職務后，即全身心投入外文所建設和外國文學研究工作中。為《世界文學》復刊奔走，主持全國外國文學研究工作規劃會議，成立中國外國文學學會，招攬和留住年輕人完善所里各語種研究力量。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馮至先生“澄清了頭腦里的一些混亂思想，好像又一次明確了文章應該怎樣寫，學問應該怎樣做，力求實事求是，不作違心之論”，他決心向巴金學習，“說真話”。1982年退居二線后，馮至先生陸續出版了《論歌德》以及譯作《審美教育書簡》《維廉?麥斯特的學習時代》等，并重新開始寫起新詩，以及回憶舊時師友和年華磨滅地的散文雜文。馮姚平覺得，此時的父親似乎有種迫切的使命感，要留住年輕時那些熱誠的、活躍的、為新文學奮斗的朋友們的音容笑貌。

馮姚平說，父親晚年，在詩中反思總結自己的一生“都像是在‘否定里生活’，縱使否定的否定里也有肯定”，詢問“到底應該肯定什么，否定什么”，最終找回了自我，“才明白，人生最難得到的是‘自知之明’”。（馮至詩作《自傳》，1991）

“可惜，留給他的時間不多了。”回想起父親病重時候的情形，馮姚平至今難以釋懷，語帶哽咽。去世之前，馮至先生強忍著病痛，寫完了紀念老朋友、清華大學原副校長陳士驊的《贛水滇池憶孝開》。這是他最后一篇文章。他對女兒說，“我沒敢叫你們知道，你們該限制我了”。病危時，他對前來探望的時任社科院副院長的汝信說，“我還有許多話要說，可是說不出”，“我還有許多工作要做，可惜做不成了”。

馮至手跡 十四行詩《深夜又是深山》

那些沒有說出話，沒有做成的事，即便是女兒，也已經無從想象。可是，每次整理與父親有關的文稿或照片，馮姚平對父親的理解都更多一分。他的一生，他留下的文字和思考，在今天讀來，令人再次相信并確認文學的價值和意義。馮至先生創作中對于文化傳統的繼承、創新及其世界性眼光，也依然為今天的文學創作提供了時代話題。

與馮姚平老師告別時，夜幕已經降臨。從暖融融的午后，到寒意逼人的初春之夜，五個小時里，我和馮姚平老師圍坐在一方書桌前，仿佛穿梭了許多的時光，去過了許多的地方。路燈下，“給我狹窄的心，一個大的宇宙”這句詩又浮上心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