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當代文學中的世界文學》的方法論啟示

洪子誠教授的新著《當代文學中的世界文學》（北京大學出版社2022年8月版）收入其近年的16篇文章，以豐富個案聚焦如下問題意識：中國當代文學在建構過程中如何吸收、內化外國文學資源，尤其是俄蘇文學、西歐文學。反過來，當代文學又提供了何種世界影響、世界資源。在如此宏闊且重要的問題意識下，洪子誠教授的史家功底、美學修養與歷史責任感在書中互為支撐、彼此成就，切實推動了對于中國當代文學乃至社會主義文化的研究。

其一，從學科的角度來看，本書明確提出中國當代文學（尤其是20世紀50—70年代）與外國文學的關系研究十分薄弱（比如對照中國現代文學研究），而這正是提升當代文學研究水平時必須開拓的領域。此一系列文章的及時結集，既有利于喚起學界對中外關系研究的重視，更揭示了當代文學研究者的獨特視角，即重點研討中國當代文學在建構自身的過程中如何“內化”外國文學資源。這對于深化目前的中國當代文學研究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

其二，本書的價值不僅限于學科范圍內，它的“精神氣質”并非源自制式化的學術生產，而是更接近于“為歷史留痕”的文化記憶/書寫。對于社會主義文化的整體反思，自20世紀90年代起便已形成潮流，或利用解密檔案顛覆往日神話，或以懷舊之情追憶“黃金時代”，或以更精細的“影響研究”體現學術之“零度”與“客觀”。相比之下，本書不可取代的價值，在于揭示社會主義文化構成過程中的內部分歧，并對此進行了記錄、清理與反思。

作為中國當代文學研究領域的后學晚輩，在細讀與領會本書的過程中，也不時地聯想起自己的研究課題，并逐漸發現以上方法論的啟示意義。書中收入《與〈臭蟲〉有關——馬雅可夫斯基，以及田漢、孟京輝》一文，結尾處如是叩問：“如何面對我們身處的復雜現實，如何確立自身的生活基點，以及烏托邦未來想象的資源是否已經耗盡，‘現實主義’是否只是我們唯一的選擇。”這一大哉問，與我長期以來所思考的課題——“科學幻想”/烏托邦想象與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復雜關聯——高度相關，而這也是我關注當代中國科幻史的最重要的原因。在本書方法論的啟示下，下文試圖探尋中國當代科幻研究的三重世界視野，通過將科幻文類放入社會主義文化建構的脈動下進行考察，試圖釋放其本應具有的文學與思想價值。

一、影響與接受

本書《自序》中談及，書中個案可以算作接受史，但視點均在當代文學研究內部，與比較文學的研究方式有所區別。這啟發我重審當代中國科幻史的相關敘述，一般在敘述當代中國科幻的起點時，都會追溯至它的蘇聯起源，涉及“科學幻想小說”的名稱與定義、蘇聯科幻作品與理論的翻譯與影響等方面，這方面已經取得一定的成果。但公允地說，對于蘇聯影響的描述，大多比較模糊、散碎或重復，并未深入研究“內化”的途徑與效果。而本書中《1954年的一份書目》一文示范了突破這一研究“瓶頸”的可能性。此文為排在《自序》后的首篇，擔綱了具象、落實“當代文學中的世界文學”的使命。洪子誠教授發現，“1954年《文藝學習》第5期刊登的一份書目，或許可以成為有效的入口”。文中詳述了這一專供文藝工作者學習使用的書目得以成為分析對象的理由，以及從中讀解出的當代文學生成中的關鍵要素：歐洲19世紀文學、現代派與世界化。這是洪子誠教授典型的研究方式，通過選擇、編織與分析具體的文學史事實，從中抓取具備普遍性與理論性的文學史命題。那么，與此類似，如果能結合中國引進、譯介的蘇聯科幻作品書目，豈不是能更清晰地描述蘇聯影響，并有可能從中發現文化建構中的重要問題？

初步整理“十七年”時期引進的外國科幻作品目錄，便會發現除去凡爾納、威爾斯等少數幾位科幻大家的作品，最大宗的就是蘇聯科幻作品。據不完全統計，這一時期“蘇聯科幻小說的翻譯數量在五六十部……已超出當時中國翻譯外國科幻總量的三分之二”。套用本書的書目研究方法之所以可行，在于“久隆計劃”（中國科幻歷史出版物電子檔案館）一直在不斷整理完善相關史料，為下一步的研究分析準備了堅實的基礎。下文便將借助其于2021年3月13日發布的《建國后十七年科學幻想圖書全目錄》中“引進”的這一類別展開分析。

“引進”類共計72種，蘇聯作品確實占到約三分之二。聚焦這部分作品，能發現許多值得繼續探索的話題。比如，其中收集的首部翻譯過來的蘇聯科幻作品，是B.薩巴林著、符其珣譯的《工程師的失蹤》，20世紀50年由開明書店出版。該著屬于開明少年文學叢刊中的一種，1948年曾在《開明少年》上連載。其中的部分章節在20世紀50年代還被選入中學語文課本。譯者符其珣自20世紀30年代起就在開明書店出版的《科學趣味》上翻譯蘇聯別萊利曼的趣味科普作品系列，這一工作一直延續至新中國成立后，印數總計上百萬冊，影響很大。1950年，開明書店致出版總署的報告中，便指出伊林和法布爾的通俗科學作品，是創立以來最暢銷的幾種之一。1953年，開明書店并入中國青年出版社，而中國青年出版社也是出版科普、科幻作品的重要機構，后者自然更具國家“頂層設計”的定位與功能。僅從這“一則”書目便可看出新中國成立前后科幻譯介工作的連續性，并非截然斷裂的關系。換言之，知識啟蒙的現代性訴求是貫穿性的，民國知識人、出版人的工作如何轉入新中國的總體規劃中，是值得繼續關注的話題。

由這則書目，也可以看出“影響”二字背后，活躍著具體從事科幻翻譯的學者、出版機構和同人群體。循此，通過對“引進”書目的觀察，便很容易發現“潮鋒出版社”的突出作用，潮鋒出版社曾推出“蘇聯冒險小說譯叢”與“蘇聯科學幻想小說譯叢”。這些書都選自蘇共掌控的少年兒童出版機構（detgiz），體現出商業性、娛樂性與國家意志的匯流，直接呈現出其時科幻出版的一些策略因素。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傅朗教授曾專門分析潮鋒出版社引進的這些蘇聯科幻小說如何把社會主義的新道德觀與新未來想象合為一體，并把中國讀者帶入社會主義文化消費的新宇宙，進而傾向于認為這些科幻小說確立了社會主義娛樂小說（socialist entertainment fiction）。隨著潮鋒出版社并入文化生活出版社，這一翻譯行動也終止。

關注到新中國成立前后，蘇聯科幻作品譯介工作的連續性、策略性只是一個方面。不得不承認的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的文學文化發展，在社會主義文藝與人民文藝的總體規劃下，具備質的不同。比如，本書中收入的《當代中外文學關系的史料問題》便明確指出：“由于當代文學具有‘國家文學’的性質，文學的制度、組織具有更重要的地位，資料整理就不僅關注文學思潮、觀念、藝術方法，而且也要重視制度、文學管理和運動開展方式等層面。”以科幻領域為例，蘇聯科幻在1956—1960年的集中譯介，與“向科學進軍”“十二年科學發展規劃”“大躍進”“技術革命”等國家戰略有關，亦與當代文學與政治的動態關系直接相關。這種動態關系在佛克馬的《中國文學與蘇聯影響（1956—1960）》（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中得到了淋漓盡致的呈現。而在此過程中，蘇聯駐華大使館、中蘇友好協會、中國科協等組織對蘇聯文化的傳播起到推動作用，這是目前科幻研究中關注比較少的。“國家文學”的性質與規劃，尤其是科學與文學相互配合的總體戰略，無疑為科幻譯介與創作創造了良好條件，但科幻本身在科學、文學、娛樂與烏托邦想象之間的“雜糅性”，又使得它往往成為“國家文學”必須重塑甚至削弱的對象。其中的復雜關系，還需進一步厘清。

除此之外，自晚清開始，科幻翻譯過程本身也呈現出跨國知識流動的圖景。具體到“十七年”時期，也可以從書目中選取一個例子，比如影響很大的A.托爾斯泰的《加林的雙曲線體》是根據廣尾猛日譯本（日本內外社1930年12月初版）重譯的，1952年在泥土社出版。此書經歷了由蘇聯到日本再到中國的傳播路徑，而泥土社一般被視為七月派的一個分支，譯者費明君后來也因胡風案被下放。當然，其他單個科幻作家、重要作品的譯介過程與影響也非常值得展開研究，個案中貫穿的往往是長時段的文化發展軌跡，比如蘇聯重要的科普作家伊林、重要科幻作家別利亞耶夫的接受與傳播研究便很有價值。

以上所舉的這些例子，都從“影響與接受”的層面，呈現出在中國當代文學建構的過程中中蘇科幻互動的多元視角，由此可以更加細致深入地理解科幻這一文類的落地過程與文化功能。在具體梳理過程中，也可以借鑒《當代文學中的世界文學》的策略，一方面立足于扎實的史料整理，盡量符合實證考據的規范；另一方面也可以在更寬泛的文化意義上，探討個案背后的社會、理論價值。

二、共產革命與“科學幻想”的起源

如前所述，《自序》稱這一系列研究可被視為接受研究，但從根本上來講，并不屬于嚴格意義上的比較文學學科中的影響—接受研究范式。這既是由洪子誠教授自身的問題意識決定的，也是在語言、史料的重重制約下，所尋找到的討論中外文學關系的一種可行方式。這種方式扎根于中國當代文學內部來展開討論，啟發我繼續去思考：在盡力厘清、落實蘇聯影響的同時，是否可以從文類/文化建構的視角，探討“科學幻想小說”為何、如何在蘇聯/社會主義陣營出現并傳播？換言之，叩問“起源”之“起源”，對所謂蘇聯源頭的文化考古，或將成為拓深中國科幻研究的必要視野。

在此之前，我并非全然沒有關注“內部建構”的問題意識，比如拙文《當代中國語境下“科幻”概念的生成——以20世紀七八十年代之交的“科文之爭”為個案》便聚焦20世紀七八十年代語境下，中國科幻文類的轉型過程。中國科幻界爭取從此前的科普路徑中走出，強調自身的獨立性、文學性與創作自由，因而還爆發過所謂的“科文之爭”，論爭雙方的觀點、構成與思路邏輯，都是拙文具體展開的抓手12。拜讀《當代文學中的世界文學》之后，我意識到“當代中國語境”雖必不可少，但“科文之爭”帶來的困惑與擾動，似乎并非決然的“中國特色”，引入社會主義文化史的視野將大大拓展研究的深度與廣度。比如說，蘇聯是否也面臨相似的問題和語境？對中國科幻影響如此巨大（而之后需要有意識疏離與反撥）的“科學幻想”的概念，又是如何生成的，其中是否內蘊著社會主義陣營共同的文化訴求與困境呢？

帶著這樣的疑問，我關注到馬蒂亞斯·施瓦茨（Matthias Schwartz）對蘇聯科幻的相關研究，了解到蘇聯科幻確實同樣存在類似的、在娛樂性與政治性之間反復糾結的爭論。對此，施瓦茨曾進行專文梳理，討論20世紀二三十年代蘇聯“科學幻想”（nauchnaia fantastika）文類引發的爭論。在施瓦茨的研究中，“科學幻想”文類始終與社會主義現實主義規范處于協商和重組（negotiate and reconstitute）的動態關系中，而我們目前的中國科幻研究在進行蘇聯血統的溯源時，并不太關注這種動態性與社會主義文化的整體語境。

根據施瓦茨的研究，十月革命之前，俄國讀者非常喜歡閱讀冒險故事，他正是將科學幻想小說的出現歸入這類通俗娛樂讀物中加以追溯的。劉文飛教授翻譯的《俄國文學史》中也寫道：“自1907年起，此類廉價出版物（筆者注：寫平克頓全國偵探事務所的偵探故事一類的出版物）被售出數百萬冊，十二三歲的中學生和上了年紀的參議員均徹夜不眠地捧讀這些雖無文學性、卻又引人入勝的故事。”這是蘇聯“科學幻想”誕生的基本語境。施瓦茨指出，葉夫根尼·伊萬諾維奇·扎米亞京在1922年論述威爾斯的文章中，首次嘗試將“科學幻想”概念化，可惜回應寥寥。直至1925年，被稱為“蘇聯的坎貝爾”的波波夫推出《旅游冒險和科學幻想雜志》，就將冒險故事與科學幻想并列（因此上述潮鋒出版社相繼引入蘇聯冒險與科幻作品并非偶然），這一說法才得以進一步傳播。在該雜志的第3期，開始將別利亞耶夫的《陶威爾教授的頭顱》歸入“科學幻想”。

這時的科學幻想主要還是幻想科學帶來的災難后果，這些冒險幻想作品也被丘科夫斯基等知識分子嘲諷為“平克頓主義”。1922年底，布哈林在第五屆共青團員會議上提出，要建立“共產主義平克頓”，這是一種典型的革命浪漫主義。1927年，無產階級作家協會（RAPP）公開批評冒險文學，冒險文學從業者開始用“科學”來為自己做辯護，以區別于帝國主義、殖民主義與商業娛樂主義。1928年之后，“科學幻想”的概念被越來越多地使用，這無疑與整個國家工業化、現代化的步調相匹配，也為該文類發展贏得空間。直至1929年，科幻作家帕雷（Palei）提出“蘇聯科學幻想小說”的概念，并將波格丹諾夫的《紅星》16作為典范。但圍繞冒險故事、恐怖想象、科學性匱乏的爭議未曾消失，因而1932年底大量冒險故事被下架的厄運，仍然難以避免。

1934年蘇聯第一次作家代表大會前夕，別利亞耶夫曾發出“讓我們創造出蘇聯科學幻想”的呼吁，這一論調仿佛是中國20世紀七八十年代主張科幻自由想象的前聲17。但正如施瓦茨的分析，高爾基與馬爾沙克的論點，直接確立了何為社會主義的“科學幻想”，以便排除任何暗黑的、冒險的、有毒的成分，進而建立社會主義制度下融合科學與文學的新詩學。馬爾沙克的兄弟伊林成為這種新文體的典范，正是這一概念深刻印象了“十七年”科幻概念的理解。雖然鄭文光在《談談科學幻想》中對蘇聯的科學幻想缺乏文學性有所不滿，但基本認同利用文學的形式來傳播科技成果，塑造新人的“社會主義路徑”。

值得注意的是，施瓦茨指出，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高爾基等人設想的科學新詩學，在藝術形式上是較為開放的：“高爾基和馬爾沙克等有影響的文學活動家普及了‘科學文藝’的概念，認為這是調和現代主義、前衛主義的科學革命夢想與斯大林主義的社會主義發展‘夢工廠’設想的最全面的方法。”但這種形式卻沒有取得書寫上的成功。戰后蘇聯科幻越來越僵化，斯大林后期的科幻代表作家是涅姆佐夫，他也曾是馬雅可夫斯基的追隨者。他的科幻的特點是只寫“眼前目標的幻想”，保證幻想的真實性與合法性。

可以說，蘇聯科幻發展的曲折歷史，并未被國內太多地關注，正如研究者所指出，“國內編輯們似乎并沒有表現出明顯的傾向性，只要名氣大的作家作品都會選入”，而蘇聯關于“科學幻想”與社會主義現實主義、與多種前衛藝術形式的曖昧關系自然也沒有被充分納入視野。本節借助施瓦茨對蘇聯“科學幻想”的文類生成與變遷軌跡的梳理，試圖說明這一視野的文學史、思想史與文化史的價值。社會主義文化在冷戰地緣關系格局下，不斷尋求兼具教育性、科學性、娛樂性與文學性的表達形式，這一進程中的經驗教訓不失為有待繼續研究的“世界性”議題。蘇聯資源如何被譯介、內化乃至“純粹化”“均質化”，也構成理解當代中國科幻發展的重要視角。

三、烏托邦與新人的表征

上節已經說明，“科學幻想”作為社會主義文學/文化建構的一部分，在蘇聯與中國面臨相似的處境（當然，也有許多不同，比如蘇聯科幻并未完全被納入兒童文學，而是擁有成人讀者的俱樂部，因而有著更為強勢的讀者市場）。而這也正是洪子誠教授自《問題與方法：中國當代文學史研究講稿》中便已關注到，在《當代文學中的世界文學》中被更加充分闡釋的共同文化語境下的“相似性問題”。承接上述文類建構的視野，以下不妨正面觀察“科學幻想”的內容，考察其跨國生產與傳播的過程。這樣的例子其實很多，比如鄭文光《海姑娘》、童恩正《珊瑚島上的死光》對于別利亞耶夫《水陸兩棲人》、A.托爾斯泰《加林的雙曲線體》的直接“技術移植”，皆在此列。1980年4月5日，鄭文光在接受《開卷》月刊記者呂辰采訪時，就曾指出蘇聯科學家、作家齊奧爾科夫斯基的作品對自己創作構思的直接影響——“有一天，我翻閱舊作《飛出地球去》，這是1956年寫的一本關于宇航的科普讀物，看到俄國宇航理論家齊奧爾科夫斯基的一段話，大意說，可以進入宇宙空間捕捉小行星。這一句話觸發了我的科學幻想構思。”天文學家出身且掌握俄語的鄭文光，對蘇聯科幻理論與創作都較為熟悉，而這種親近感，或許也使得鄭文光的作品在蘇聯有順暢的接受前提。他于1957年發表的小說《火星建設者》在同年于莫斯科召開的“世界青年與學生聯歡節”上獲科幻大獎，這也是中國科幻收獲的首個國際獎項。故事講述了以蘇聯、東歐與中國為主體的國際共產主義青年團團員們對火星的開發，真切展現了其時科幻的“世界”含義。

不唯在“科技想象”的復制上，從深層的意義來說，科幻這一文類培育了烏托邦想象的社會主義范式，這也是在冷戰背景下科學的意識形態化的表現。達夫納·祖爾（Dafna Zur）通過研究朝鮮兒童雜志《兒童文學》（Adong Munhak）于1956—1965年發表的18篇科幻文學作品，發現這些作品深受蘇聯的影響。22比如，深受蘇聯影響的、頗為流行的太空科幻潮流（尤其以1957年蘇聯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上天為時間節點），便引導著朝鮮年輕人的人生價值取向（“人人都想成為宇航員”），并且由此鞏固著社會主義陣營內部的友誼與蘇聯的老大哥地位。祖爾特別指出，這是一種普遍現象，在東德、波蘭、羅馬尼亞、匈牙利、捷克和中國，莫不如此。中國當時涌現出一批以太空旅行為主題的創作，包括鄭文光《從地球到火星》（1954）和《太陽探險記》（1955）、葉至善（于止）《到人造月亮上去》（1956）、楊志漢《到太陽附近去探險》（1956）和崔行健《小路路游歷太陽系》（1956），等等。

雖然蘇聯早期科幻創作也不免“復制”歐美科幻，但隨著冷戰時期太空競賽的激烈角逐，蘇聯科幻現代性的獨特內核越發鮮明，并對社會主義陣營產生影響。如班納吉（Anindita Banerjee）教授指出：“太空競賽見證了蘇聯科幻小說創作的復興，加之他們經典的科幻小說，都在亞非類國家得到譯介和廣泛傳播，甚至來到了印度農村。”這種特定的科學幻想，一方面要調動青年對科學技術的興趣，一方面要保證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在冷戰時期發揮著具象化烏托邦與社會主義新人的重要職能。程映虹則在《塑造“新人”：從啟蒙觀念到社會主義現實》中對比了蘇聯、中國與古巴的實踐，分析了革命與人性的互相塑造。而科幻書寫為展現進化論更高階段的“新人”提供了便利，這些作品描繪出“叱咤風云的宇宙公民”“孔武有力的巨人”“地球的主人”“自然界的主人”“太陽的主人”，無不對當時的青少年教育發揮了重要影響。班納吉在其專著中便曾以專章規模探討蘇聯科幻與塑造人性的關聯。

傅朗進一步發揮祖爾的研究，指出“建筑于‘發展’意識形態的科學想象流通于多個共產主義國家，鄭文光對蘇聯科普作家的譯作也印證了冷戰陣營內部的知識循環（knowledge circulation in socialist world）”。比如，鄭文光在新中國發表的第一篇科學評論就是對蘇聯科普作家伊林《人與自然》的評述，贊同正是在人與自然的斗爭中產生了自然科學，而這也是共產主義陣營當時共同的科學想象。這種突出科技進步、消滅社會沖突、絕對光明的烏托邦想象模式逐漸鞏固與延續，致力于論證現實與未來的合法性。

但頗有戲劇性的一幕是，“大躍進”時期鄭文光深感幻想在現實面前的滯后性與無力感，他的《共產主義暢想曲》難以為繼。與《當代文學中的世界文學》中引用的，關于《十三陵水庫暢想曲》的爭議一樣，鄭文光在創作中無法寫明烏托邦達成之后，革命的激情如何繼續。而這也正是社會主義陣營共同面對的烏托邦表征難題。

結語：“內部研究”的價值

正是在上述探索當代中國科幻史研究的世界視野的過程中，我關注到傅朗的專著《社會主義世界主義：1945年到1965年的中國文學宇宙》（Socialist Cosmopolitanism:The Chinese Literary Universe,1945-1965,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17），其中辟專章分析了科幻這一跨國文類。與“當代文學中的世界文學”這一論題高度相關，傅朗此書聚焦“社會主義世界主義”，他歸納社會主義世界主義的要點有三：“（一）國家/政府不與世界主義對立，而為世界主義提供物質與非物質方面的條件；（二）世界主義跟民族主義兼容與合并；（三）世界主義對現有世界權力體系的顛覆與挑戰，從而成為反霸權的思想勢力。”在我看來，《當代文學中的世界文學》可與本書對讀，二者圍繞“國家支持”、文學宇宙（讀者接受、重視譯本而非原文、關注副文本）、世界版圖（實際外交狀況與文化多樣性等）等多個問題形成共振。

但也正是在對讀中，我進一步體會到洪子誠教授的研究特色與價值。傅朗作為比較文學研究專家，雖然同樣立足個案（比如周立波《暴風驟雨》、科幻文類等），但關注的更多是跨代際（五四—十七年—80年代）、跨文化的流通情況。而洪子誠教授的書寫則更多體現“局內人”的責任感與人文情懷，書中個案涉及制度與結構的層面，但更多地探入社會主義文化與精神深處，觸及國際共運背景下（而非更多與世界市場所對應的世界主義）的文藝觀念分歧。換句話說，“世界”的所指在這兩種研究中，含義十分不同。洪子誠教授在書中非常清晰地說明了中國當代文學篩選、分解與內化外國文學資源的具體策略，這些策略又與國際共運的具體情勢、自身發展道路的調整密切相關。進而言之，當代文學中的世界文學，并非指向世界文學的跨國流動，而是指向一種從未出現過的、以階級政治為基礎的新文化的創生實踐。

通過記錄這一創造過程中內部質疑者的多重聲音，洪教授的新著探究了包括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等重要理論/精神信仰的曲折發展歷程，整理與反思這些歷史經驗之于我們的影響。借用歷史學家柯文的描述，對“局內文化知識”的清理工作，或許注定只能由洪教授這代人來開啟與承擔，其中的復雜況味是只有局內人才能準確感知與細膩書寫的。這并非要否定其他研究視角的重要性，而只是想強調一種內在于生命與歷史的研究視角，在如今的學術生產環境中是如此稀有而珍貴，這意味著在最本真的意義上，時代中人以學術的方式，來實現對自身經驗的承擔與反思。而這也正是我研讀《當代文學中的世界文學》的過程中，由“技”近于“道”的最大體悟。本文所設想的當代中國科幻研究的三重視野，正是努力在自身的研究領域里尋找與落實此種“內部反思”的思路與關懷。在此意義上，學術研究與人文反思、歷史承擔，終歸應該攜手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