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建構一個有足夠彈性的文學性概念，將為文學及其從業者贏得嶄新的空間。如何保證文學空間的活力，如何建構文學話語的自治權，就是建構文學性的關鍵議題之一。從功能的意義上來說，文學是人類生存或面對生存的方式之一，與之同構的是人類一切必要的和冗余的生存方式。文學一開始就是人類生存系統中的冗余成分，雖非必要，但也缺不得。文學性應當建構的即是對于此種冗余性質的理解。如果建構得宜，文學從業者或可因之及己及物，面對我們這個時代的問題和困境。

關鍵詞：《文本的內外》 吳曉東 文學性 從業者 學科

文學性（literariness）是個老詞，當它被認為出現在索緒爾的語言學之后時，我們也許應該記起它更早的修辭學淵源，那時候我們的祖先還糾纏在默會知識與文字障之間，并沒有意識到自己被包裹在自己所創造的語言文字的物質外殼里。現在，我們習慣局促在語言文字的殼里，重提文學性這個老詞，似乎是想破殼而出，又似乎是想困守殼內，抵拒可能存在的外部現實。現在是個混沌而危機叢生的時代，預言者有權利提出無數種終結，也可以提出無數種新的開始；一切都不無因由，也都似乎難免言不由衷或言不及義。征用魯迅式的機智說辭，我們知道的結局也許只有一個，那就是：墳。墳是埋葬，也是留戀，是結束，也可能是開始：一切都是歷史的中間物。在文學性這個老詞上，一切被埋葬的關于文學的故事、歷史和理論，或許尚未來得及灰飛煙滅，還留有足夠我們留戀的溫度。于是，我們的文學從業者從這個老詞出發，想廓清本行業的邊界、意義和價值，更想打破本行業在現代性話語下日漸淪為從屬性話語生產機制及次生代學科的宿命。用“宿命”一詞，也許在渲染言過其實的悲劇性，但是，我們的文學從業者確實久已從憑借文學為世界立法的位置退卻，對于憑借文學能抵達何處，已深感猶疑。韓愈曾經期望文以載道，魯迅曾經設想過一種為人心立法的文學以挽救中國文明的頹運，后來者亦曾言及文學是人學，甚至憑“純文學”一語馳騁，構建起森嚴壁壘，文學似乎就在言語可及而不明說之處，文學的本體懸置而澄明，一切都很自然。現在，我們顯得小心翼翼，在成規的意義上使用“文學”，在知識的意義上討論“文學性”，偶爾放逸，想從文學的飛地上偷渡到一個可能存在的陌生世界中去。在那放逸的間隙，有人說要守望剩余的文學性，似乎要困獸猶斗，有人說文學性是個多義詞，不敢確信能乘著文學性抵達原初的生存現實，似乎要放棄文學性的建構。對于現實的理解和想象越過知識和成規的叢林，文學從業者試圖開拓文學性的版圖，重新建構文學的本體和文學從業者的主體位置。文學性這個老詞由此老樹發新芽，進入混亂的話語現狀中。

然而，也許我們對于現實的理解和想象過于悲觀，甚至是及己不及物的狀態。從媒介的意義上來說，文學是由語言文字構成的藝術，與之相頡頏的是圖像影音。影音藝術已成大國，侵奪文學的作者和讀者，文學于是不得不對抗影音。而五官之直覺大于語言文字之理解，文學從業者左右為難，不知是強調文學的特殊性以建構文學性好，還是強調文學的普遍性以建構文學性好。強調特殊性，則文學版圖日縮，正是理所當然；強調普遍性，則無須特別強調版圖的劃分，因家族相似而家族共享即可。雖然左右為難，但也并非窮途末路。如果開放文學的邊界，則文學性獲得約束甚至規定其他藝術的可能。當然，這中間也不免兩相牽制，而勝負之手，全在于從業者。因此，建構一個有足夠彈性的文學性概念，將為文學及其從業者贏得嶄新的空間。從學科的意義上來說，文學相對于哲學、歷史、政治、經濟等各類現代學科而存在，既要面對理工學科的壓迫性存在，也要面對歷史、哲學、政治等學科的理論和話語侵襲，文學的學科生存空間緊張，文學的話語自治權千瘡百孔。如何保證文學空間的活力，如何建構文學話語的自治權，就是建構文學性的關鍵議題之一。對于文學從業者而言，因為文學本從語言文字組成，話語尤其是一個必須爭奪甚至戰斗的場所。從功能的意義上來說，文學是人類生存或面對生存的方式之一，與之同構的是人類一切必要的和冗余的生存方式。如果我們認為文學起源于“勞者歌其事，饑者歌其食”，那么，文學一開始就是人類生存系統中的冗余成分，雖非必要，但也缺不得。饑勞之事的解決，全在于物質資料的生產、組織和分配，“歌”者，余義也。由此建構文學性，則不管人事如何變遷，文學性都是關于冗余性質的說明，無關人事變遷的主體。魯迅說，當革命之時，是并沒有革命文學的，革命之后方有革命文學，另有挽歌文學。1這也是在說明文學的冗余性。文學性應當建構的即是對于此種冗余性質的理解。如果建構得宜，文學從業者或可因之及己及物，面對我們這個時代的問題和困境。

必要和冗余，這是一個無法擺脫的二元對立。盡管自居于冗余，我們建構文學性之時，還是需從必要著手。正如燈的意義在于它的對立物。爝火之明，何足與日月爭輝？燈火通明，則日月無光。一個悲觀的詩人容易寫下下面的句子——

我們坐在燈上

我們火光通明

我們做夢的胳膊摟在一起

我們棲息的桌子飄向麥地

我們安坐的燈火涌向星辰2

這句子出自海子的《燈》。“我們坐在燈上”，“燈”似乎是燃燒的物自體，照亮黑夜中的一隅；“我們安坐的燈火涌向星辰”，“我們”是燈使，勾連薈萃那些個永恒的光體，斥退整個黑夜。但這不過是“做夢”，埋伏在詩句深處的黑夜固然未見得存在，“火光通明”也是因為“我們坐在燈上”，離燈太近，就把燈火想象得太明亮了。譬如坐井觀天，井口就是青蛙的整個天空，燈火就是燈使的整個光明。星辰云云，尋常經驗里，自是夜幕降臨，繁星滿天，非日月之明也。悲觀近視的詩人，幻想著遙夜星辰，自身乃化為“火光通明”的鏡像，他要自我拯救，并且拯救世人。在這里，黑夜喻指人類生存的必要部分，例如經濟生活和政治生活，燈喻指人類生存的冗余部分，例如文學生活。而通過對于必要之物“黑夜”的書寫，詩人把冗余之物“燈”轉換成了必要之物，燈火燈使都成為第一義的存在。

吳曉東老師說：“僅從比喻甚或象征的意義上理解海子詩中的‘燈’是不夠的，正像他貢獻的‘麥子’和‘麥地’一樣，他的‘燈’也上升到人類學與存在論的層級，是‘詩性’之燈。它不僅照亮了海子的詩作，也點亮了在黑暗中摸索自己的遠景的‘文學性’。”3似乎無論在人類學還是存在論的層級，黑暗都是根本性的。那么，“燈”所照亮的海子詩作或點亮的“文學性”，原都是不可見的暗物，是自在之物，“燈”使它們成為自為之物。如果“文學性”原是不可見的自在之物，需在外力作用下方能成為自為之物，那么，可見的也即可以形諸討論的“文學性”并非發現，而是發明，是因為有對“文學性”的需要，才有了“文學性”，“文學性”是被建構出來的。這是循用以立名。用是一個變動不居的歷史范疇，用變而名不變，則名同而實異，循名責實無異緣木求魚。因此，“文學性”本質上就是一個歷史范疇，不可能出現名正言順、一名立萬事畢的狀況。那么，關于“文學性”的討論就應當在各種真實的或虛設的對待之物中進行。而關于對待之物的討論愈加清晰，關于“文學性”的本體建構就愈加模糊。譬如燈火，火焰越大越明亮，燈焰的黑暗部分也越大越清晰。“文學性”的話題面對的不是文學是什么或有什么，而是文學遇到了什么，盡管字面上討論起來常常追問的是文學是什么或有什么。諸如理想讀者的魅惑，文學史的敘述學的探索，歷史對文本的征用，文學經典的確立與閱讀，理論對文本的吞噬，政治對文學的奴役，等等，都是文學遇到了什么的具體表征。只是周旋久了，文學遇到了什么的問題極易轉化為文學是什么或有什么的問題；邏輯的線索很清楚，為什么文學會遇到這些問題？文學到底是什么？文學是否有一個本體？于是關于“文學性”的問題就這樣被建構出來了。這是將冗余轉換成必要之后自居于必要的邏輯，隱含著深刻的猶疑和不安。

那么，如果一定要建構“文學性”，建構一個怎樣的“文學性”才能解決當下“文學遇到了什么”的問題呢？這似乎從文學遇到了什么談起，要妥當一些；或者說，敏于當下史的人們總是這么談的。一個文學問題的起點，通常總是非文學的，過程是對抗非文學，結局是堅壁清野或擴張地盤。吳曉東老師說：

如果說，現代性已生成為一種“普遍主義的知識體系”，本身就具有強大的整合力量，那么，倘若有某個領域可以逃逸出這種整合的普覆性的話，這個領域只可能是文學的領域。“文學性”天生就拒斥歷史理念的統攝和約束，它以生存的豐富的初始情境及經驗世界與歷史理念相抗衡。“文學性”因此是一個值得我們傾注熱情和眷顧的范疇，它是與人類生存的本體域緊緊相連的，或者說，它就是人類的經驗存在和人性本身的體現。從這個意義上說，堅守文學性的立場是文學研究者言說世界、直面生存困境的基本方式，也是無法替代的方式。4

這段話轉換成象喻語言，也就是海子的《燈》。黑暗鋪天蓋地而來，每一個行業都需要光明，文學研究者的光明是唯一者“文學性”。那么，痛痛快快地建構“文學性”吧。然而懼怕現代性是唯一者的現狀，卻又視文學性為唯一者，這的確是現代行業現象，不得不喟嘆馬克斯?韋伯談言微中。慨然言之，文學研究者當然不是唯一的燈使，遙夜幽幽，星斗滿天；只是斂息于具體的行業中，不可擺脫的身份意識，使人堅守行業立場，只能以此唯一者替代彼唯一者。這是現代人生的大困頓、大枯寂。就知識論知識，這里要緊的是“文學性”的本體獲得了描述，呈現了清晰的內容，即“生存的豐富的初始情境及經驗世界”。但這個內容似乎并不特殊，別一行業的從業者亦可施施然言之。一個具體的行業總是要對抗或對話普遍的東西，并從自身建構出普遍的東西來。所謂“文學性”本體的描述，乃是為了對抗現代性歷史理念而生成的否定描述，是沿著現代性歷史理念的邊際試圖確立文學的邊際。套用柏拉圖的洞穴理論，這個描述乃是囚徒對墻上的影子的認知。海德格爾認為囚徒生活在一個缺少真理元素的環境，只能描述墻上的影子。無論是柏拉圖的批評，還是海德格爾的原宥，都指向一個絕對真理的存在。關于“文學性”的話題，雖然有些唯一者的氣息，但卻只是行業話語，未嘗有走向真理的需要和可能。需不需要，多由主觀；可不可能，或系客觀，或可偽裝客觀。不管如何，“文學性”話語可能與真理了無干系，它走向的是一種經得起或經不起批判的立場。經不經得起批判，也仍然是個歷史范疇，此亦一時也，彼亦一時也，吳曉東老師表示：“或許只有在放逐了文學性之后，才能直面殘酷的現實生存環境……”5“文學性”進入本體意義上的建構，起自當下史的敏感，而放逐，亦緣于當下史的敏感，即如何“才能直面殘酷的現實生存環境”，是“圣之時者”的問題。更確切地說，當下史的敏感，乃是一種社會承擔意識，轉換到文學這個行當身上，即是文學在當代社會扮演何種角色的問題。對于“文學性”的本體的建構，因此仍然是循用以立名，乍看舍末逐本，細查舍本逐末，造成建構出來的內容，別一行業的從業者亦可言之。當然，重要的是，“文學性”獲得了持續不斷的建構，并且始終冠以“文學性”之名。建構行為本身可能獲得了本體意義，悲觀的文學從業者可以從建構中持續獲得知識性的倚靠，直面文學遇到了什么的問題，并在更多的對待之物的映襯下，廓出一個黑暗之物的立體形象，名其為“文學性”。在這個過程中，名實淆雜的問題再三出現，而文學之名歷百年而未棄，非文學之義未窮盡也，乃文學從業者未嘗盡也；——人未盡，從業之人亦但有專業之知識，未盡知識之邊際。章太炎在晚清名實淆雜的語境中，作《文學總略》，以表牒譜敘注疏為文，借言王充《論衡》所謂通人、儒生、鴻儒等事，斥現代分科之學，似乎徹底拆散了文學的本體。6這一拆拆得好，至少他的弟子魯迅、周作人都受惠了。魯迅雜文到現在仍然被人質疑其“文學性”，周作人提倡“美文”的關節處不在文辭和情感，都是未被“文學性”牢籠住的仍在活潑潑流動的文學史。然而，行業一旦形成，就有慣性和惰性，余香和余孽，“文學性”一名，仍有客觀之效果，建構之必要。如果沒有對待之物，那就創造對待之物；如果有了燈，那就創造夜，以便持燈夜行。竹內好力言魯迅的文學自覺是“通過對政治的對立而得到的文學的自覺”7，這便是創造夜，以便持燈夜行，于是在竹內好的邏輯里，《故事新編》和魯迅雜文都難以安放。因此，重要的僅僅是文學遇到了什么，而不是文學是什么或有什么，也即重要的是“非文學性”，而非“文學性”。文學遇到了歷史，于是有文學史；遇到了政治，于是有政治的詩學或文學的政治；遇到了底層，于是有底層文學；遇到了奴役，于是有純文學或先鋒文學……不一而足；每一個合成詞里的“文學”，意義都不一樣，甚至都蛻化成為形容詞或所有格，如何建構一體化的“文學性”呢？要之，能做的也許只有指認“非文學性”，并且以墻上的影子為真實，建構本體懸置意義上的“文學性”。

如果持燈者并不只是燈使，文學研究者并不只是從事文學研究，“文學性的立場”可能也就不必堅守。吳曉東老師說：“我擔心自己所體認到的所謂‘文學性’，恐怕早已是第二義的東西。”8現代社會的行業化、流水生產線化造成不僅在物質生產中崇尚隔行如隔山，在非物質生產中尤其是知識生產中，更強調專業，也即隔行如隔山，也即明確要求個體拒絕“偶開天眼看紅塵，此身即是眼中人”，淹沒在行業知識內部，主動建構行業意識以至身份意識，坐井觀天，恃以傲物，恃以自得。一切分科的、專業的知識及知識學或知識倫理，其實都是自我建構的第二義的東西。它們表面上是為了證成自身的主體性和自足性，實際上是服務于現代工業社會的正常運轉的，是用，非體。因此，在合成詞“持燈者”“文學研究者”中，界限清晰的“持燈”“文學研究”只是形容詞，不具有主體的位置，而“者”是一個不借形容詞就站立的主體，一個被現代知識倫理刻意遮蔽的黑暗的主體。“者”本來是不言自明的、敞開的，現在既經遮蔽，如果建構“文學性”，就理當重新敞開“者”，然后以“者”為主，去進行文學研究。那么，關于“文學性”淪為第二義的擔心，既是文學從業者的謙卑，也是行業惰性和余孽。但是，一個大寫的人與一個行業中人，如何拼合在一起，才能敞開“者”的主體性質？這大約不是破除學科壁壘，進行跨學科研究，等等，所能實現的。穆旦詩《從空虛到充實》謂：

呵，誰知道我曾怎樣尋找

我的一些可憐的化身，

當一陣狂濤涌來了

撲打我，流卷我，淹沒我，

從東北到西南我不能

支持了。9

“我”已成“一些可憐的化身”，“者”已久是“文學研究者”，一切的壁壘和障礙已然屹立，第二義也就是第一義，唯有不再尋找那些“可憐的化身”，才有可能向死而生。問題是，借用魯迅《野草?求乞者》的表達，“我想著我將用什么方法求乞：發聲，用怎樣聲調？裝啞，用怎樣手勢？……”10不去建構或體認“文學性”，又能怎樣做？做些什么？羈縻在現代知識的文學飛地上，也許只能幻想著持燈夜行，才能穿過鏡像，抵達人類的經驗存在和人性本身。寬解之詞是，條條大路通羅馬。也可以設想棄焦點取散點，借他人之眼，窺破暗夜，則文學云云，非文學云云，何足道哉！只是羈縻在飛地上，誰敢保證那是有真理元素的環境？也許再一次驀然回首時，又回到了開始的地方，尋章摘句老雕蟲。

注釋：

1 魯迅：《而已集?革命時代的文學》，《魯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438—440頁。

2海子：《從明天起，做一個幸福的人——海子經典詩全集》（上），江蘇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283頁。

3 5 8吳曉東：《文學的詩性之燈?序》，上海書店出版社2010年版，第2、4、4頁。

4吳曉東：《文本的內外——現代主體與審美形式》，商務印書館2021年版，第28頁。

6章太炎：《國故論衡》，商務印書館2017年版，第73—82頁。

7[日]竹內好：《魯迅》，李心峰譯，浙江文藝出版社1986年版，第55頁。

9穆旦：《穆旦詩文集》（第1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16頁。

10魯迅：《野草?求乞者》，《魯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67—168頁。

[作者單位：北京大學中文系]

[本期責編：鐘　媛]

[網絡編輯：陳澤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