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批評家哈羅德·布魯姆曾評價道：“約翰生之于英國，猶如愛默生之于美國，歌德之于德國，蒙田之于法國：他們都是民族的圣賢。”而記載約翰生博士言行的《約翰生傳》則堪稱英國文學史上的頭號傳記名著。長久以來，此書只有中文節譯本流傳。2023年4月，上海譯文出版社推出《約翰生傳》全譯本，譯者蒲隆先生花費十年心血完成譯事，為華語閱讀世界填補了這一缺憾。蒲隆先生長期致力于英美文學名著翻譯，譯有《項狄傳》《狄金森全集》《培根隨筆全集》《洪堡的禮物》《吉姆老爺》等。在接受《上海書評》專訪時，他回顧了自己的翻譯歷程。

《約翰生傳》

[英] 詹姆斯·鮑斯威爾著

蒲隆譯

上海譯文出版社

2023年4月出版

想先請您談談您早年的求學經歷，您從學生時代開始就向往翻譯寫作嗎？

蒲隆：我是甘肅定西人，中學念的是定西中學。定西雖然地方不大，但定西中學有位語文老師叫夏羊，經常在《人民文學》這一類全國性刊物上發表詩作，這就影響了許多人，不僅是學校里的，還有社會上的。年輕人嘛，挺想出個名，我的兩個同學就受了夏羊老師很大影響，后來也在《新港》《少年文藝》等雜志上發表了作品，大家都很羨慕。我這個人一直沒什么明確的目標，不盯著要干什么，但既然在上學，就也想得個好成績。我中學時候學的是俄語，后來1958年中蘇關系破裂，大學恢復了英語系，我就和我一個關系比較好的同學一起報考了西北師范大學英語系，想著以后或許能靠翻譯發表點東西。那時候讀過不少翻譯文學，比如巴金、冰心等的譯作，也很喜歡穆旦譯的詩。大學里作為練筆，我翻譯了查爾斯·蘭姆的Essays of Elia（《伊利亞隨筆》）。

您六十年前上大學時，西北師大的情況如何？

蒲隆：1937年“七七事變”后，國立北平師范大學和同時西遷的國立北平大學、北洋工學院組成了西北聯合大學，后來獨立設置了師范學院，改稱國立西北師范學院，1941年遷到蘭州。抗戰勝利后，西北師范學院繼續在蘭州辦學。所以我進西北師大的時候，學校圖書館的藏書質量相當不錯，很多是當年北師大留下來的。另外，也有一部分老先生留在了蘭州教學，還是頗有些人才的。

西北師大不要學費，當時甚至有“十不要錢”的說法，現在記不全了，只記得“吃飯不要錢”“洗澡不要錢”“教材不要錢”，等等。我讀中學時，逢上假期會去工地打短工，干的都是最累、最沒有技術含量的活兒，比如和泥，拿到工錢就去買書，大學里有了一定的生活費，就“變本加厲”了。當時很多書很難找到原版，外國文學還是以讀譯本為主，例如狄更斯的作品；印象最深的是薩克雷的《名利場》，楊必的譯本特別好，譯林出版社曾經找我重譯《名利場》，我拒絕了，有這么好的譯本在前面，再怎么翻譯也比不過人家。美國作品的話，我讀過馬克·吐溫，也讀過楚圖南的《草葉集》選譯本。我可能還是偏愛帶有抒情色彩的作品，記得當時讀了一本托爾斯泰的文學日記，很喜歡，等我看到《魯迅日記》售賣的消息，心想或許魯迅的日記也會像托爾斯泰一樣，想方設法郵購了一本，結果等書到手之后，才發現魯迅的日記類似于流水賬，毫無抒情氣息，后來找了個機會賣給舊書店，換了些錢回來。約翰生博士讀書是抓到什么就讀什么，但我不是，還是會按照老師的指導，系統地閱讀各家的作品。

您當過多年中學英語教師，那段時期試著翻譯過什么作品嗎？是什么樣的契機讓您走上外國文學翻譯這條路的呢？

蒲隆：我1963年從西北師范大學（當時叫甘肅師范大學）畢業，專業成績排名第一，原本有機會留校任教，不過因為當時和一位老同學聊天時講了一些不合時宜的話，惹出了不小的麻煩，沒能順利留下來。畢業后我被分配去了蘭州二中做英語老師，也算不幸中的大幸，一直待到1978年。在此期間，我試著譯過一本高爾斯華綏的小說Fraternity（《友愛》）, 寫信給上海的新文藝出版社詢問，后來是人民文學出版社給我回復的，說暫無出版計劃。

1978年有了考研的機會，我想去碰碰運氣。事先我也分析了一下，很多當時和我年紀相仿的人要考研，大學里的知識應該都忘得差不多了，應該不是毫無可能。隨后我考取了山東大學的研究生，導師是時任山大美國文學研究所所長的陸凡老師，她是山大校長吳富恒的夫人。吳富恒先生上世紀四十年代和水天同先生一起在昆明辦英語專科學校，水先生任校長，他任教導主任。后來江蘇人民出版社的編輯李景端（采訪者按：1988年出任譯林出版社首任社長）找到陸凡老師，想請她翻譯索爾·貝婁的小說《洪堡的禮物》，陸老師就把這部書當作業布置給了我。

所以《洪堡的禮物》是您出版的第一本譯作。陸凡老師會把這么重要的一部作品交給您來譯，看來對您這個學生很是器重。

蒲隆：或許是因為我考研成績中語文排第一吧。其實我自認為中文修養很一般，小時候也沒有讀過什么私塾之類，文言文尤其是軟肋，不像民國那些翻譯大家；不過，或許跟同年齡的人相比還算可以。翻譯《洪堡的禮物》的過程中，碰到讀不懂的詞句我就用小紙條記下來，隔段時間整理給陸凡老師。她當時有條件接觸外國人，可以向他們請教。貝婁筆下的不少內容，如果缺少母語環境的話，理解起來是比較困難的。

說起來，您出版譯作時的筆名“蒲隆”的來歷是什么？是蒲柏的詩歌《秀發遭劫記》嗎？

蒲隆：不是。“蒲隆”就是plum（李子）的諧音，而我的本名叫李登科，plum正好對應我的姓。

畢業之后，您去了蘭州大學工作。能談談您在蘭大的經歷，尤其是與蘭大校內外學者的交往嗎？

蒲隆：我畢業的時候，母校西北師大和蘭大都愿意接受我，不過我首先需要考慮解決具體的生活困難，比如住房問題，比如兩個小孩的就學問題。蘭大這方面的待遇會更好一些，于是我就去了蘭大。不過，一開始我在蘭大有點像“臨時工”，后來到1981年，材料轉過來了，才算正式入職，一直到2003年退休。

我在蘭州接觸到的堪稱大家的學者大概有三位，一位是水天同，一位是趙儷生，一位是黃席群。水天同先生是北外成立之初唯一的兩位“二級教授”之一，翻譯的《培根論說文集》（商務印書館）至今風行。趙儷生先生是個多面手，寫小說，寫劇本，還研究中國土地制度史，蘭州大學出版社出過《趙儷生文集》。黃席群先生是新文化的先驅黃遠生（采訪者注：黃遠生，生于1885年，1915年在舊金山被刺殺，被譽為“中國第一個真正現代意義上的記者”）的長子，他1963年進入西北師范學院外語系任教，那年我大四。黃先生水平很高，但沒什么著述，他給商務印書館校了不少譯作，如《美國的歷程》《英國現代史》等。

至于蘭州大學以外的外國文學界名家，在我的印象中，王佐良先生充滿英國紳士風度，比如開會的時候，他會等候在門口，同與會者一一握手致意，楊周翰先生曾專程來蘭州看望過水天同先生，我和他見了一面，他的風格是比較沉穩、內斂的；許國璋先生說話直來直往，李賦寧先生則非常謙遜。另外，八十年代中，蘭大英語系遇到一些困難，我向董衡巽先生寫信咨詢過，董先生雖然沒有直接給予幫助，但也熱心提供了一些建議。

上世紀九十年代，您作為富布萊特學者去美國波士頓訪學，研究了艾米莉·狄金森，后來又譯了《狄金森全集》。您當時是怎么選中這一課題的？

蒲隆：其實我原本是想研究索爾·貝婁的，但當時發現還有好幾部他的小說沒有讀，那些作品的部頭又比較大，時間上太緊張，就有點畏懼。狄金森的詩我去美國之前就在《諾頓美國文學選集》上讀過一些，她的一生又比較奇特，我就產生了做點研究的興趣。后來在上海譯文出版社馮濤先生的鼓勵下，先是翻譯了狄金森詩歌的選集，后來又翻譯了《狄金森全集》。我在美國除了聽課，就是去各種舊書店買書，特別喜歡在書店門口的特價區域淘書，帶了不少回來。

您譯過很多“難啃”的作品，除了前面提到的《狄金森全集》，這次出版的《約翰生傳》之外，還有《項狄傳》和《歲月》等等，您如何選擇翻譯的作品？有沒有哪部作品讓您在翻譯過程中覺得難以繼續下去，甚至想要放棄？而您自己最欣賞的作品又是哪部呢？

蒲隆：說實話，談不上有什么刻意的選擇，我經常說，我只是個負責來料加工的“匠人”。出版社請我翻譯什么書，我看過書后覺得可以干，我就干。有些書我覺得超出自己能力范疇，就只好婉拒。多年前劉象愚先生問我要不要翻譯Finnegans Wake（《芬尼根的守靈夜》），我看了一部分，覺得那是一本完全“不可譯”的書，就算借助參考書能知道那些詞的意思，也無法轉化成中文，就拒絕了，不過，多年后倒是看到有人譯出來了。還有一次，人民文學出版社找我翻譯一位非洲當代小說家的作品，書名我都已經忘了，說是諾貝爾文學獎的有力競爭者，我看了看，描寫的內容我實在不熟悉，覺得沒有能力譯好，也就謝絕了。我年紀大了，新東西接觸得不多，又不善于利用網絡，所以從前幾年開始就不接當代作品的翻譯，盡量在自己能力范圍之內接活兒。

說到哪部作品在翻譯過程中讓我想要放棄，我想了想，應該是沒有的，就是有一回我譯完H. G.威爾斯的《托諾·邦蓋》，交給出版社后，有的編輯讀了稿子覺得行文比較生硬，有點讀不下去，讓我修改，我改完譯稿，整體上讀起來還是比較沉悶。不過，這本書用詞本身就比較難，不容易讀，也不知道是不是我真的沒譯好。

我譯的作品一般都是自己比較欣賞的。但要說真正打動我的一本書，要數約瑟夫·康拉德的《吉姆老爺》。這本書的主人公吉姆讓我深受感動。

水天同先生是您的老師，您與他有多年交往，您寫過《我所知道的水天同先生》一文，回憶了與水先生交往的諸多細節。水先生的代表譯作是《培根論說文集》，此書王佐良先生也翻過幾個名篇，有趣的是，您也翻譯過《培根隨筆全集》，能談談您翻譯此書的經過嗎？

蒲隆：當年水天同先生覺得，王佐良先生譯的那幾篇培根似乎是故意在與他“叫板”，不然的話，為何不全部譯出來呢？我譯《培根隨筆全集》是出版社的約稿，交稿后出版社一度覺得我行文太通俗，不夠典雅，于是我又做了一番修改。我沒有水先生的才華，他翻譯常常是一揮而就，我譯培根的時候，始終在參考他譯的那本《培根論說文集》，在我看來，就內容而言，水先生沒有理解上的錯誤。他的語言現在看起來有些舊，但讀起來是很有味道的。水先生的能力，我不及十分之一，這就是一杯水和一桶水的區別。

有些翻譯家會在翻譯某本書之前先通讀至少一遍，您的翻譯習慣是怎樣的呢？

蒲隆：我大致讀一下就會動手干了，但會提前讀一些相關的資料和評論，尤其是別人對這部作品在文字方面的評價，看看能否對得上自己的感覺。以前身體比較好的時候，我喜歡走路，而且走起路來很快。我這個人記性也還算可以，所以平時外出散步或者去菜場買菜的時候，就會在腦中反復斟酌、推敲一些要翻譯的原文。《約翰生傳》的很多詩歌就是我在外面走路時打的腹稿。有時候腦子里想得多了，半夜做夢也在翻譯，要是實在睡不著，就爬起來譯幾段。等到全書譯完之后，我會反復校讀譯稿。比如《約翰生傳》的原稿我前后應該修改過三遍，出版社的校樣出來后又起碼通讀過兩遍。

有個老生常談的問題想要請教您：對嚴復提出的“信達雅”三原則，您怎么看？

蒲隆：“信”指準確，“達”指流暢，這些肯定都是必須要做到的基本原則。至于“雅”，還是得看原作的風格如何，比如馬克·吐溫的一些作品，本身就談不上“雅”，翻譯自然也就“雅”不起來。包括《約翰生傳》，里頭有些東西，硬要去譯得“雅”，似乎也不太合適。我還挺喜歡魯迅那種“硬譯”的，比如他譯的《死魂靈》與《毀滅》。就拿《毀滅》來說，這本書對戰士在戰爭中的心理活動描寫得非常細膩，我看了以后挺感動的，盡管確實比較“硬”，但是“硬”也有“硬”的看頭。

至于我自己的翻譯，還是盡量忠實于原文，甚至可以說是有些“死板”。一般來說，作者用比較“大”的字眼，我也就去找相應語感的中文詞。比如當年譯索爾·貝婁，我發現他會用一些比較奇特的詞，我也會做一些相應的處理，保留那種有點古怪的用法。我對細節還是挺在意的，比如貝婁有些地方不用標點，我也就照搬。之前譯狄金森，我發現她的標點符號很有自己的特色，比如她愛用破折號，我也盡量保留。

《約翰生傳》在中文世界里終于有了全譯本，堪稱讀書界的一樁盛事，您是什么時候接觸到這部文學經典的，又是因為什么機緣想到動手把它譯成中文？

蒲隆：我在美國的時候，從舊書店淘了一本《約翰生傳》全本，很便宜，回國后有空就會隨便翻翻，讀上幾頁。本來也沒打算要譯這本書，還是因為馮濤先生給我布置了這么一個任務。有些書始終都找不到譯者接手，有能力的人不愿意干，沒能力的人出版社也不愿意讓他干——《約翰生傳》就屬于這類書。而我的想法是，既然我有時間，那就慢慢弄吧。正文部分的翻譯開始于2013年，完稿于2017年，前后四年。交稿之后又陸續補譯了不少內容，也在校樣上修改了兩遍，全部完成在2022年。在譯《約翰生傳》的過程中，確實會時常產生一種趕緊做完了事的想法，因為譯著譯著，就會忍不住看看后面還剩下多少頁，當你譯出不少字數，卻發現還有那么厚的篇幅沒譯的時候，確實感到壓力挺大。不過，等我真的動了筆，速度還是有保障的，比如《項狄傳》，大概譯了一年就完稿了。我睡得很早，從來不熬夜，有時候看完天氣預報就休息了。早上起床也早，大概五點就起來了，吃早飯前可以工作一會兒，十點之后就很少干活了，最多午睡起來再譯上一兩個小時。我不擅長用電腦打字，都是把譯文用大字寫下來，再由我愛人謄抄到文稿紙上——當時她身體尚好，還可以勝任這項工作。所以，我也很感謝上海譯文出版社接受篇幅這么大的手寫稿件。

除了正文之外，這次出版的全譯本《約翰生傳》還收錄了大量注釋和背景資料，能請您談談翻譯時的一些參考書嗎？

蒲隆：一開始翻譯《約翰生傳》時，我用的是“人人文庫”（Everyman's Library）的版本，后來發現文中有大量的拉丁語、希臘語，人人文庫版無法解決這個問題，而且在注釋方面也不夠完備。后來拿到企鵝出版社的最新版本，由大衛·沃默斯利（David Womersley）編輯，不光拉丁語、希臘語都有對應英語翻譯，還有許多詳盡的注釋和資料。我譯的《約翰生傳》主要就是以這兩個版本為底本的。

工具書方面，最常用的當然是陸谷孫主編的《英漢大詞典》。此外就是鄭易里主編的《英華大詞典》，這本書還是我在舊書店里淘到的。梁實秋主編的《英漢大詞典》我也有，用得稍微少一些。我如果要翻譯小說或戲劇的話，會讀一些此類作品，比如曹禺那幾部話劇，《雷雨》《日出》還有《北京人》，還會經常讀一讀《紅樓夢》，這里面的詞匯太豐富了，可以給我的譯筆補充很多養分。

今年恰好是約翰生和鮑斯威爾結識兩百六十周年，兩百多年來，這段文學友誼絲毫沒有褪色，約翰生其人，以及鮑斯威爾與約翰生這段友情，給您留下最深的印象是什么？

蒲隆：在我看來，約翰生博士無疑是個天才人物，他似乎只要對一件事情稍加了解，就能像專家一樣說得頭頭是道。至于讀書，他也不用從頭至尾去通讀，即便“跳著讀”也依然能抓住書的要點。他的魅力可以說是非同一般。雖然他對小說、詩歌、戲劇等各種創作體裁都有涉獵，但單拎出任何一項來都不一定是最強的，就拿詩歌來說，也許哥爾德史密斯的作品在當時流傳更廣，然而，約翰生卻能夠吸引那么多一流的人物圍繞到他身邊，這些人都很佩服他，這一點實在不簡單。這種情況如果要類比，我想到兩個人，一是蘇軾，二是魯迅先生。至于鮑斯威爾，他能二十多年保持對約翰生博士那種程度的關注，哪怕見不到面，書信也從來不斷，也確實是了不起的人物。他一生中也見過許多大人物，但唯獨對約翰生博士這樣，也證明了這段關系的不同尋常。

和鮑斯威爾和約翰生一樣，您跟水天同先生也是忘年交，是相處多年的同事，是否遺憾沒有給這樣一位英語大家留下更多文字記錄？

蒲隆：是的，我與水先生交往了大約七八年，有不少值得一記的事情，能想起來的，我都寫進了《我所知道的水天同先生》一文中（此文收錄于《半世漂零彈鋏客——水天同先生誕辰一百一十周年紀念文集》，楊士虎主編，蘭州大學出版社2019年）。可惜我當時還沒有讀過《約翰生傳》的英文全本，不然或許會像鮑斯威爾那樣，留心把水先生的重要言行記錄下來，如今很多事情怎么也想不起來了。

《約翰生傳》之后，還會翻譯別的書嗎？有什么一直想譯卻沒有翻譯的作品嗎？

蒲隆：新作品應該不會再譯了，精力已經不允許。不過，我想根據《約翰生傳》編一部《約翰生言行實錄》，畢竟文本是現成的嘛。約翰生博士這個人的言談舉止實在有意思，《約翰生傳》中最精彩、最能讓人留下印象的部分，也正是記錄他言談、描述他行為的段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