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坤關于“廚房”的比喻曾驚艷眾人，“一個女人的出發點和停泊地”充分展現了作家對于兩性問題的精妙掌控，浮生若夢，為歡幾何？多年后，再次借助“婚姻”這把鑰匙，徐坤打開了更為廣闊的天地，在小說世界里仰觀宇宙之大，又俯瞰星星點燈的溫情，婚姻的失意被化作關于英雄主義的想象，對個人存在價值的追逐中又誕生出符合時代呼聲的抉擇，這種抉擇讓整個故事的走向散發一種理想主義的奇幻光澤，就像是一株錯生在淮北的橘樹，當騰挪到合適的土壤時，便由內而外洋溢新生的喜悅。面對婚姻，有人急迫地想獲得這層世俗意義上的庇護，有人則在沉默平靜的日常中將自身光芒消磨，小說并不滿足于講述圍城里的曲折，主題豐富性遠超出這個情愛框架，用單純性別化的立場來解讀是狹隘的，借用胡適對易卜生主義的闡釋：“娜拉拋棄了家庭丈夫兒女，飄然而去，只因為她感覺到了‘無論如何，務必努力做一個人’”，這種出走貫穿《神圣婚姻》的始終，在新時代語境下講述的依然是關于人的文學，是如何在嶄新的社會命題下繼續追逐自由與祛除遮蔽的思考，對于自我存在本質的追尋成為構成故事的內在靈魂。

《神圣婚姻》無疑是一本好讀的小說，所涵蓋的內容極為豐富，市民與精英、鄉土與城市、男人與女人這些對立而統一的矛盾在小說舞臺上爭相登場，作者憑借成熟的寫作技藝巧妙處理了節奏和語言之間的平衡感，有意識地追求一種速度之美，一改長篇小說常見的由情節繁復導致的拖沓，詳略得當，輕盈靈動。故事從海歸少女程田田的失戀講起，層層疊疊鋪開，命運的枝蔓上勾勒出人間百態，直擊當下社會生活的痛點，同時也對中國古典文學有著一定的繼承性，整體縈繞著話本的愉悅感和戲劇的畫面感，舉重若輕，熱鬧非凡，主題逐漸拔高，開頭是“傻白甜”遭遇“上岸第一劍、先斬意中人”的拋棄，之后自然引出被婚姻背叛的女性如何在異鄉找回愛情與自尊，知識分子如何在事業和婚姻的彷徨中尋找出路等一系列社會問題的思考，尤其是故事的后段，奔赴安嶺的人們讓小說獲得更為深遠開闊的視野，人道主義成為支撐文學立場的主導價值，人的選擇改變了自己的人生之路，還給這個時代留下了一些有價值的聲音。

小說對于經典作品的互文性運用也值得一提，不僅展現了作者深厚的文學底蘊，還有著指向明確的文化意義和現實價值，讓故事顯得意趣十足，“樊梨花”這個隋唐演義中的巾幗英雄在《神圣婚姻》里化身美麗精致的上海女人，征西平亂的凌厲鋒芒卻絲毫不減，她在女兒的婚姻中始終扮演了守護者的角色，從婚禮上未雨綢繆地雇傭安保公司，防患于未然，到后期要錢風波時剛柔并濟的手段，讓女婿前妻一家心悅誠服，如果把婚姻比作一場修行，那么樊梨花應該是最契合戰斗氣質的人物。另外，女婿老孔在婚禮上想起王爾德的詩劇《莎樂美》這個細節，也極有象征意義，劇中莎樂美要取約翰的項上人頭然后親吻死尸，對老孔來說代表著對婚姻極端控制的恐懼，也正是這個原因導致他與前妻的離異，通過這段引用，暗示著來自強控制欲的精神傷害依然延續到第二段婚姻之中，后文出現的要錢鬧劇也與此形成呼應。

《神圣婚姻》中出現的人物雖繁多，用筆卻精煉，隨著故事流動自然出場，還存在著相互指涉關系。“我們都是在相守相敬相愛中走向神圣”，點明了人物的內在成長性，如何進行自我確立成為敘述的關鍵。為了兒子買房而假離婚卻遭遇丈夫背叛的于鳳仙最突出的標簽就是自我犧牲，但她沒有沉溺于婚姻失敗，而是憑借女性的魅力吸引了假結婚的對象，甚至流露出一種躍躍欲試的興奮感，自我認同感是她再次進入新的情感關系的前提，這種通過原始的情欲來證明自己存在的價值的方式讓人想起《雷雨》里的繁漪，但是這個時代讓人擁有了再次選擇的幸運，這也是故事輕盈感的來源。研究所青年才俊薩志山的成長線更具代表性，他在腳踏實地服務人民的實際工作中找到了能實現自己人生意義的道路，思想和情感都煥然一新，從“靜得感覺不到自己”到“盛放如米開朗琪羅的大衛”，在這個過程中與他產生感情的兩位女人代表了兩種截然不同的關于婚姻的態度，強勢與溫和構成強烈對照，女強人顧薇薇是將婚姻當成威脅的手段，認為完全拿捏對方，直到丈夫去世，也沒能正確理解到薩志山的追求；呂蓓蓓的愛情始于欣賞和追隨，選擇的則是婚姻的內里，包括愛欲、陪伴等一切名分以外的價值。在這里，徐坤洞悉了人們關于婚姻的貪戀，不去直白做出評判，而是讓薩志山的生命停留在最充滿希望的一刻，沒有比死亡更好的解法去避免能預見的狼藉，這恰是命運的弄人之處。

小說的輕盈感不僅體現在敘述技巧層面，更重要的是故事內核以及如何用文學的方式介入現實，整個故事存在一種螺旋上升的調性，或者說是一種跳躍在沉郁底色上的輕盈之舞，小說從細微之處走向廣闊天地，以啟蒙精神去探索現實問題的解法，婚姻只是一個載體，人生歷練會讓內在精神世界逐漸成熟，就像程田田在故事的結尾不再處于迷茫和依附中，而是和潘高峰并肩而立，故事主線在起伏中形成了一個圓滿的回環，初升的金色陽光照亮著北京，也預示著未來之路燦爛光明。小說中還有一個富有隱喻性的情節，是宇宙文化與數字經濟研究所辦公地點從現代化大樓搬遷到清朝海軍部舊址后，老所長萬心川在新春茶話會與青年人進行座談，讓他們意識到歷史上的屈辱與犧牲都真實地發生在腳下的土地上，真正的勇士不僅是在革命年代“敢于直面慘談的人生，正視淋漓的鮮血”，而是能讓這種閃亮的精神透過流逝的時光傳遞下來，即使在充滿了細碎煩惱的人生里，也要繼續秉持著“時代賦命，舍我其誰”的勁頭，書寫屬于這個時代與個人的歷史。

徐坤寫活了異鄉人視角下的北京，市民的狂歡有都市的迷蒙情調，精英的抉擇則是鮮活而生動的，她像熟悉自己一樣熟悉著自己筆下的人物與傷痛，時代的在場性以及發展所伴隨的都市病癥被賦予了問題意識，高級知識分子的特質遠比女作家屬性來得明顯，每條線索的結尾都填上了矜持的善意，始終不見一地雞毛的難堪，相比起上世紀末流行新寫實的寫法，把凡俗人間的掙扎寫得更加體面。在小說的高亮時刻，依然帶著克制的抒情，連帶著某些反諷的細節，消解了人物面對離散與死亡的沉重，讓人脫離單純的情感軀殼，讀到一些除了遺憾以外的東西，也讓悲憫與責任顯得更為純粹感人。最難得的是徐坤在以婚姻為主題的創作中始終保持一種柔軟的理性，這種柔軟來自對于時代的共情以及對人類命運的終極關懷，而理性則是貫穿生命體驗的力量，讓讀者在被建構的小說世界里，讀到啟蒙時代傳承下的光與遠征的勇敢，鼓勵人們活得隨心自由，進而探尋蕓蕓眾生在這個嶄新時代所能達到的精神高度。

（本文系中國作家協會“新時代文學攀登計劃作品聯展”特約評論）

個人簡介

葉一格，中國人民大學碩士，魯迅文學院教研部青年教師、助理研究員。文學評論及詩歌創作散見于《當代作家評論》《中國文學研究》《文藝論壇》《文藝報》《文學報》《詩刊》《星星》《延河》《揚子江詩刊》《青年文學》《時代文學》《安徽文學》《泉州文學》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