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幾年出版的長篇小說新作留給我的印象是，越來越往兩個相反方向發展，或是追求大體量厚重感，動輒幾十上百萬字，致力于史詩氣魄；或是追求小體量速度感，給長篇小說文體瘦身，以輕盈和流動性征服讀者。前者如鄧一光的《人，或所有的士兵》、葉舟的《涼州十八拍》、羅偉章的《誰在敲門》、關仁山的《白洋淀上》，后者如徐坤的《神圣婚姻》、石一楓的《入魂槍》、笛安的《親愛的蜂蜜》，李鳳群的《月下》無疑屬于后者。小說體量不大，只有21萬字，情節線索相對集中，主要人物只有3位，這樣做的好處顯而易見，可以讓讀者以較低的時間成本伴隨人物經歷一段刻骨銘心的人生。但這樣做無疑也是危險的。如果把長篇小說比作一幅畫，一個尺幅千里的闊大場景里，那些紛繁復雜的線條、色彩、布局，最終會給人留下一個整體印象，對那些小小不言的瑕疵，可以用瑕不掩瑜來遮掩；而一幅工筆細描的小畫則要經得起觀眾拿著放大鏡看才行，稍微有點偏差就會露出破綻，根本沒法找補。因此，作為另一極的長篇小說，要想寫得好，必須隨時保持敘事的精密。當然，更重要的是找到一個恰當的、深具當下性的主題。

對一段歷史波瀾壯闊的抒寫，還是對一段人生細致入微的刻畫，只是一個策略問題，沒有高下之分，但后者在主題方面必然要更集中，更需要作家鮮明的問題意識、題材意識。因為一部上百萬字的長篇小說可以有很多主題，它能夠以廣度制勝，譬如《紅樓夢》，誰也沒法說出它的主題是什么。但較短的長篇就不行，它的體量決定了它不能處處開花，更明智的策略是攻其一點。在這方面，《月下》無疑提供了成功的藝術經驗，它觀照現實生活的切入點、情感情緒的精密捕捉、突出的現代性內核與特質，使得這部作品躋身“新時代文學攀登計劃”，我認為是名副其實的。所謂“新”，就是要在前現代、現代、后現代并置的社會生活中，回到“立人”的原點，寫出“人”的新質與舊痕。我們看到，主人公余文真正是經歷了一個從陷入危機到得到拯救，從匍匐在感情面前到最終挺起腰桿的蛻變過程。作為一個生活在當下的現代女性，在她身上我們看到了蘊藏其中的女性力量在萌發、在綻放。

太陽底下無新事，卻有不被看見的人。“余文真多么渴望被看見。”這是李鳳群《月下》的第一句話，一句話便奠定了全書的基調——無關波瀾壯闊，沒有偉大高尚，遠離時代主潮。“被看見”是《月下》的題眼。李鳳群巧妙繞開了那些聚光燈下光鮮亮麗的女性，注目太陽底下的陰影部分，將蕓蕓眾生中一個再普通不過的小城女孩推向了命運的關口。故事開始的時候，作為全城唯一一所本科院校的畢業生，這個名叫“余文真”的女孩留在了縣城，在25歲的年齡，經歷著這個年齡的女孩所遭遇的一切。之后，她的生活橫遭變故，遇到了一個對她產生不可磨滅影響的男人——章東南。在漫長的情感糾葛中，她由沉淪而覺醒，由一個受虐者變成虐人者，完成了對章東南的情感報復。故事結束，當平行時空中的二人再次相會，一切謎底揭穿，他們的所有過往匯入生活的靜水流深……

小說充分展現了余文真在情感上被章東南所捕獲的心理基礎——歸屬感的匱乏和對遠方的想象。這在漫長的中國現當代文學史中并不稀奇，青春潛在的躁動遭遇引誘后難免上鉤。隨后，作者觸目驚心地揭示了章東南對余文真的情感控制，那些不時發來的短信，那些對廣闊世界的勾勒，那份偽裝的優雅氣質，那座座不斷變換的奇異酒店，飛鳥式的章東南與渴望一線城市生活的余文真保持著若即若離的關系，然而一旦觸碰到他們關系的實質，前者又總是以一堵高墻將她擋在自己的世界以外。經由網上貼吧相似經歷的自述帖，余文真看到了自己的處境。當然，心理基礎、情感控制還離不開文化吸引。章東南在余文真那里不是一個具身性的真實可感的人，而是一個戴著人格面具的符號，表演著關于上流社會的虛假神話。這個假面人通過話語建構起古希臘三大柱式、馬術、弗朗索瓦絲·薩岡、全球金融危機、瑞士、托爾斯泰這些碎片拼貼出的塑料的全球景觀。結尾處，當日后經歷兒子屢次輕生的打擊和余文真對他的纏磨和懲罰后，“漸漸地，余文真聽出來了：章東南發出的是‘人’的聲音”。“人”的復歸是作者關注的核心命題。

如上分析似乎給人的感覺是，小說講的是一個青年女性愛上有家室的成熟男人這樣的爛俗故事，其實遠不止于此。跳脫兩性關系來看，《月下》的獨特之處是在建構兩性權力關系時引入了一個特殊的維度——空間。這就突破了兩性題材的框架，將人物、城市與時代組合成三位一體的結構，讓人的命運與城的命運伴隨著2008年后的房地產開發不斷深化。

家、酒店和出租房“小留”是作者著力塑造的3個微觀空間，不論是父母的家、與章東南的“準家庭”，還是與丈夫王一明組成的家庭，都無法給余文真以歸屬感，家園的喪失真實地反映了現代人的精神境況。而酒店則是章東南與余文真“關系的全部”，酒店的流動性和不確定性隱喻著現代人關系的脆弱，讓人想起本雅明的“最后一瞥之戀”；酒店帶有烏托邦意味的空間，正是余文真擺脫現實生活羈絆的解藥與毒藥。為章東南租的出租房“小留”，暗含女主人公渴望安定的心理，卻沒迎來一次章東南的光顧，兩性權力關系的不平等最終證明了女主人公的一廂情愿。在微觀空間之上，余文真所在的“十八線城市”月城和女主人公一樣，最大的特點是“不被看見”，就像前者被代表著金錢與權力的章東南所捕獲一樣，月城也逃不開席卷全國的房地產資源開發浪潮。月城老城的面目全非，城東新區的崛起，典型地構成了晚近十多年來無數國人的“中國經驗”與“中國體驗”。小說寫道：“這幾年，許多認識的人們都被揮鞭子一樣趕往郊區，那是大而無邊的強大力量，慢慢地、悄悄地把人帶離熟悉的地方，往遠處推移。那些遮天蔽日的灰塌塌的大樓，一群群拔地而起，它們像兒子用樂高組成的戰隊，又想某個恐怖電影里藏在面具下的惡魔，巋然不動地譏笑著這渺小的、手無寸鐵的人類。剎那間，她似乎觸摸到了某種本質。”這個本質正是時代演進不可阻滯的強大力量。

作為一部典型的城市文學作品，小說沒有因襲以往作家熱衷探討的城鄉關系，從城市與鄉村的二元對立來設計作品，而是把范圍縮小到城市的序列中，探尋城市等級鏈條中的權力構成及其對人的異化。余文真-“小留”-月城老城-“十八線城市”這條隱喻鏈對應著章東南-酒店-城東新區-“一線城市”，其中夾雜著權力、貨幣、性別等多重命題，最終完成了人與空間的完形修辭。這種設計很容易召喚出讀者對“逃離-重返北上廣”“新一線城市”“小鎮青年”“城市候鳥”“春節返鄉見聞”等社會思潮的聯想，令小說深具現代品格。

值得注意的是，余文真的“人物弧光”勾勒出現代女性沉淪、醒悟、反抗、獨立、療愈的艱辛過程，暗含女性療傷、成長、自強的力量。余文真是不幸的，《月下》的兩位男主人公——章東南在精神上控制她、傷害她，王一明在肉體上侵犯她、折磨她，二人構成了一種互補關系。不論是在家，還是在酒店，他們始終沒有讓余文真獲得真正的愛。小說深描女主人公學會恨、嘗試愛的不斷試錯過程。她最終明白，“就像出生即走向死亡一樣，但不能把死怪罪給生，因此沒有道理認為一段感情毀了一生，相反，人對待感情的態度就是她的命運，她的命運早就在那里了”。余文真明白了，章東南只是“給了她把命運展示出來的契機”，她對生活的報復和反抗，譬如對男友周雷的背叛，對情人章東南的威脅、戲弄，對丈夫王一明的漠然和無視，固然情有可原，但如果一直以他們的方式懲治他們，那么“‘她們’只會變成‘惡’的一部分，而不是對立面，更不是善和解脫”。小說深刻揭示了同態復仇不能真正實現自我救贖，也無益于療愈精神創傷、化解情感糾紛、消除性別對立，最終給出了一條可能出路——以愛子女為原點，復蘇愛的本能。

《月下》給人突出的印象是一種漂泊感和無根感，但余文真并沒有離開自己的家鄉，那么這種感覺究竟從何而來？小說寫出了一種在地的無根的漂泊，這種感覺是一種濃郁的現代情感，它不以地域歸屬為判斷標準，指向心靈的漂泊和家園感的滅失。它所召喚的家園，并不是家庭、故鄉這類狹隘的空間，而是一種“地方”。按照人文主義地理學奠基人段義孚的理解，“其范圍遠遠超出城鎮、社區、家和住所。地方可以以真是的物質形式存在，如舒適的扶手椅、老宅基地、家鄉、祖國、整個地球，甚至另一個人也可稱為地方，例如，母親對嬰兒來說就是在外面玩耍后可以回歸的地方；也可以以虛擬的形式存在，如繪畫、音樂、影視片、文學、舞蹈等，這些虛擬的地方是‘情感支撐的豐厚來源’。”（參見：宋秀葵《段義孚的地方空間思想研究》）可以說，《月下》的全部主題就集中在女性如何找到“情感支撐的豐厚來源”，尋找愛的方向與方位之中。

（本文系中國作家協會“新時代文學攀登計劃作品聯展”特約評論）

作者簡介：張鵬禹，人民日報海外版編輯，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會員。曾于《作家》《當代·長篇小說選刊》《名作欣賞》《長江叢刊》《光明日報》《文藝報》《中華讀書報》《文學報》《中國青年作家報》等報刊發表文學評論若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