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北京師范大學中文系與魯迅文學院合辦了中國第一個作家研究生班，莫言、余華、遲子建、劉震云等作家們同窗共讀的故事早已成為文壇佳話。新世紀以來，“創意寫作”“創造性寫作”等學科逐漸在內地興起，諸多高校開設相關課程，結合各自特長培養熱愛文學的年輕寫作者。2013年，北京師范大學國際寫作中心宣告成立，莫言、余華、蘇童、西川、歐陽江河等十余位知名作家駐校任教，與年輕寫作者面對面聊文學、談創作，身體力行地踐行著文學教育的優良傳統。2017年，北師大文學院與魯迅文學院“兩院”攜手，賡續聯合辦班的模式，再度招收文學創作方向的碩士研究生。時至今日，已有魯敏、喬葉、林森、陳崇正等作家再度從“兩院”走出，他們用不斷推出的新作品證明了新時代文學教育的有效性與必要性。日前，在國際寫作中心成立十周年的系列活動上，一場名為“新時代文學教育與寫作能力培養”的主題論壇備受矚目，來自各地的與會者就創作與批評的關系、寫作能力如何提升及文學教育的方法和意義等話題展開深入探討。

6月24日下午，北京師范大學國際寫作中心成立十周年慶典系列活動之“新時代文學教育與寫作能力培養”的主題論壇舉行，曹文軒、陳曉明、孟繁華、張清華、張旭東、宗仁發、陳福民、王宏圖、宋明煒、李少君、徐可、何平、楊青、徐則臣、魯敏、喬葉、張檸、張莉、馬兵、楊慶祥、饒翔、黃平、李利芳、吳景明、叢治辰、季亞婭、徐晨亮、李蔚超、張同道、李蘭玉、張菁、何同彬、曾攀、崔欣、陳暉、沈慶利、梁振華、張國龍、姜肖、白惠元等出席會議。

文學創作與批評，在“知識化”和“去知識化”之間

“許多年后，大家突然想到要制造會寫故事的‘作家’人工智能。但這個‘作家’AI怎么都造不好，它的故事怎么寫都寫不好。后來設計者突然意識到，需要給它匹配一個批評家，在不斷互動中產生好作品。”科幻文學研究專家、韋爾斯利學院教授宋明煒向大家轉述了一個科幻小說所描繪的未來圖景（彭思萌《沉舟記》）。小說中，當希（“作家”AI）有了夷（“批評家”AI）的對壘之后，從只能書寫簡單的童話故事一躍成為敘事大咖，二者共同進步，速度超群，最后還誕生了自主意識。“這當然是科幻小說，大家不能當真”，宋明煒說，“不過，這很有趣，這個故事說明了作家和批評家之間的關系，至少說明了批評家在文學發生的過程中有著自己的位置。”

希與夷的共生模式并非一帆風順，希時而認同夷的批評，對專業性的建議條分縷析照單全收，時而也不認同，我行我素地寫，用新的創作風格溢出夷所設定的評論框架。經過一段時間的磨合后，兩者終于能達成默契，同頻共振下去。《沉舟記》里的這一情節也象征著文學場域里創作與批評的理想關系。“批評要用藝術家的語言說話”，紐約大學教授、批評家張旭東援引本雅明的名言進行自我要求。在他看來，理想的文學批評是通過文學化的評論方式，把已經被文學“打開”的世界“再打開”一次。這種提取、抽取、汲取又或是讀取的過程必須是“文學的”，即便這個“文學的”過程也有賴知識、科學、分析、思想化的方式來完成。

文學教育關乎創作，當然也關乎批評。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陳曉明深諳創作與批評的兩翼不能失衡，保持平穩之難就像“偷完孩子走鋼絲”。檢視自己近幾年來的批評文章，陳曉明說，的確如同在語言的修辭中走鋼絲。只有能走上鋼絲，翻幾個跟頭后落地，感到腳下是安穩的，才算一個合格的批評家。過去若干年，歷史主義的方法逐漸侵占了文學性批評的陣地，批評家善于用歷史話語談論文學的生產過程、社會背景，批評語言中應有的文學性正在減少，這當然可惜。陳曉明認為，從布魯姆到德里達，真正的理論家用文學的方式創造著文學批評，那些最理論化的文學批評同時又是最文學化的，理論如同線索牽引批評者走出文學迷宮，二者缺一不可、渾然一體。

對理論的適當剪除猶如一場學科史的革命，不過，不容忽略的是有些青年寫作者的才華偏向于哲思，思想性的寫作讓文學現場展現出多樣化的面貌。《南方文壇》副主編曾攀表示，諸如李洱、格非、韓少功、東西等寫作者，善于從思想性的一側開辟自己的創作道路，他們的作品也已然蔚為大觀。在中文系里，也有許多偏向“思想性”的同學，他們樂于咀嚼、消化文學史，關于是否在創作中“去知識化”，恐怕也需要尊重多樣化。“即便同一個寫作者，他的內部也有多元性，那種多維度、多向度的延伸和創造值得尊重。”曾攀說。

作為一名學術期刊編輯，《當代文壇》主編楊青認為文學教育中的知識化尤為重要，無論對創作還是學術，“我認為永遠沒有過度知識化這樣一件事情。”楊青說，不是所有的寫作者都能幸運地擁有絕佳的天賦，如果不在一個文學史的基礎上自我判斷、自我把控，恐怕很難與偉大作品之間產生清晰的心靈碰撞。以文學研究與批評的寫作為例，她結合自身的實踐分享了一條路徑：“首先肯定是要廣泛地閱讀原創作品，先把幾大名刊五年的過刊全部看一遍，并進行數據化的統計，找到出現頻率較高的作家作品。其次看頂級的文學評論刊物，找到評論刊物里引用率較高的文章，分析它們采用哪些最新的研究方法。在數據化統計的基礎之上，才會講到我們的愛好和興趣，相信大家一定能夠找到觸動你的文學理論，以及能夠打動你的作品，用自己感興趣并深入研究的一種文學理論去觀照感興趣的作品。”

但許多時候，在文學教育過程中，由理論所帶來的過度“知識化”，會壓抑創作的發生。北京大學中文系副教授叢治辰在讀學生論文時，經常感到遺憾。“寫得非常有學術性，學術視野好，問題意識好，文章結構好，史料運用也很好，但是他們碰觸到具體文本，立刻不行了，總是在大問題上繞，一旦深入到要談及文本，要用文本和他的理論、判斷以及文學史經驗進行對照碰撞的時候，我發現同學們欠缺文本分析能力。”實際上，文本分析是中文系最重要的能力，如果過分強調學術化的研究，而忽視最基礎的文學感受，恐怕是本末倒置的。山東大學教授馬兵也談到，自己曾指導的一名研究生憑著對文學創作的一番熱情跨專業報考現當代文學。起初很有創作活力，但經過了一系列系統學習，延伸了學科知識脈絡之后，作品越發不連貫，而且顯得晦澀。“最早打動我的，小說里充滿元氣的那些東西看不到了。”馬兵說，文學教育最難的地方恐怕就在于如何保持“知識化”與“去知識化”的平衡。

新時代，我們需要什么樣的文學課？

在文學教育的實踐中，不同樣態的文學課因其“知識化”程度與方式的不同，會引導相異的文學風格與批評話語的形成。北京大學文學講習所所長曹文軒表示，由于講授人的多樣性，文學課的形態也存在著極大差異。文學教育并不一定要培養作家，他回應張旭東、陳曉明的發言，“特別哲學化、學者化的語言應該繼續成為文學表達的一部分，并培養出以文學語言談論文學的一代批評家來”。但曹文軒也有所擔憂，因為許多文學課的支流也正在漸次消失，“像王國維那種講述方式的文學課，已經幾乎絕跡。”

“假如駐校作家是劉慈欣、馬伯庸、麥家，我們的文學課會不會發生變化？”延續曹文軒對文學課的解讀，南京師范大學教授何平對文學教育的傳統進行了反思與質疑。何平認為，源于新世紀初的高校擴招使得1980年代以來的精英教育逐漸被置換為國民普及教育，同時由于互聯網、新媒體的蓬勃發展，寡頭美學走向審美平權，進一步導致了文學創作的平權，也產生了文學教育的矛盾。當下所討論的文學教育的“傳統”，在很大程度上是關于經典的文學傳統，但實際情況是，大學中以經典和精英為中心的文學教育，正和受教育者之間發生著越來越多的不平衡關系。何平觀察到，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除了精英化的思路還在延續之外，文學教育正在發生分層與分眾。與北師大、復旦、人大、北大等高校不同，大多數開設寫作學或創意寫作專業的院校采用了不同的文學教育方式，在何平看來，這可能培養的是關于文字的產業工人。在教育對象、文學生產環境和文學產品發生結構性變化的今天，技術支持媒介也必然地發生結構性的變化。這當然也關乎著現實問題，何平說，“如果我在南師大做這樣的創意寫作，肯定沒有這么多資源像北師大、復旦、人大、北大一樣去做，我該怎樣做適合我們自身條件的文學教育呢？”

在人大，受教育者還提供了另一重反思文學教育的視角。中國人民大學教授楊慶祥發現，文學院本科生中最出色的學生都不會選擇現當代文學專業作為深造方向。“我發現也并不是我的課沒有上好”，楊慶祥說，問題在于課程設置的不合理，“我稱之為一種庸俗的文學史教育。”試想，剛剛從高中階段以“做題家”身份“獲益”進入高校的年輕人，在文學課堂上收獲的不是審美性的習得，而是大量所謂的“文學流派”“文學建構”“文學規劃”“文學政治”的纏繞關系，試問有多少人會對文學產生濃厚興趣，對文學教育滿懷信心？面對這種“庸俗的文學史教育”，楊慶祥說，“如果我們的文學教育一開始就在折射文壇背后的權力角力場，那文學創造的天才、靈感、靈性將何以安放？”他認為，文學史教育固然必不可少，但它不應站到文學審美的反面。在此基礎上，人大創意寫作專業的培養方案增加了若干作品分析、交流與寫作實踐的課程。“文學教育應以文學審美教育為統攝，然后再分兩個支脈，一條是文學史教育，一條是文學寫作。”楊慶祥說，大學的文學教育最終應該告訴學生什么是美的，以及如何判斷美，“我們不能熄滅對文學充滿渴望的學生眼里的光，要把它充分點燃。”

“應該充分挖掘天分、尊重天分、促進天分。”東北師范大學教授吳景明也認為，文學教育能夠教授文學史知識，能夠傳授相關創作技法，但最重要的還是幫助學生寫作者找到自我的天賦。寫作是一份寂寞的事業，需要一群人共同堅守、相互鼓勵、彼此溝通，所以樹立一個積極向上的創作氛圍也是高校文學教育的題中之旨，一個好的氛圍可以為寫作提供內驅力。同時，吳景明還談到，“中國正走在人類歷史上很重要的環節，好像是人類歷史的一個活化石，只有中國能同時涵蓋游牧社會、農業社會、工業社會、后工業文明，乃至到后現代社會”，吳景明說，當下的中國社會面貌復雜多樣為創意寫作提供了豐富的素材，“我也期望有更多更好的作品來書寫這個偉大的時代，來書寫中國的歷史和文化。”

中國傳統歷史文化中歷來講究“詩教”，《詩刊》主編、詩人李少君認為，現在正是重提“詩教”的時候了，“詩教”的重點應該是“情教”——情感教育。李少君說，詩歌本質上是情感教育、人文教育和倫理教育，可以在喚醒情感的時候附以教化功能，在潛移默化中完成教化并認識世界。中國古典詩歌包含著古人基本的精神狀況和倫理價值，中國古代偉大的詩人代表著某一種價值觀或精神人格。“比如說，李白、杜甫、王維分別是道家、儒學、佛教與禪宗的美學代言人，蘇東坡則是三者的融合統一。”李少君認為，既然中國古典詩歌奠定了中國傳統文明的基礎，中華民族現代文明或許也應從新詩開始。在當下，強調詩教和情教有特殊的意義，“文字可以記錄人的情感、經驗、智慧，傳至后世。在AI時代，修辭和文字不再是人類專屬，但人和AI更多的區別是人是情感的存在，情感是人的本質，AI會文字、會修辭，但只有人是永遠的‘情動者’”。李少君說，詩歌以抒情為主，抒情就是編織情感，文學教育的“情教”背后，是人之所以成為人的存在意義。“我們強調情感教育，其實就是強調人存在的意義。”

或許，無論“詩教”“情教”，文學教育還得“從娃娃抓起”。兒童文學研究專家、蘭州大學教授李利芳表示，在技術全面滲透、功利主義的教育愈演愈烈的當下，廣大少年兒童的文學教育與寫作能力的培養，確實應該引起高度重視。“我們都知道，文學的功能在于引導人建立與世界最親密的關系，自兒童起便培養孩子們最基本的生活感受力與審美能力，習得詩性語言的創造性奧妙，并將其內化為積極的語言表達能力，解放人的主體性為追求。但當前我們不得不面對的是，文學生活作為自然傳統的個體和經驗世界的路徑，正在被網絡與技術瘋狂掠奪，虛擬網絡與游戲世界對孩子的吸引力遠遠勝于其它精神活動。”李利芳認為，重新審視文學教育在幼兒園、中小學教育體系中的地位，已經成為當下一個尤為重要的話題。

從此刻出發，成為更好的人

新中國的文學教育歷程其來有自，從中國作協1950年代設立文學講習所起，如何幫助作家提升寫作能力就成為不同歷史時期常談常新的話題。截止到1980年代之前，幾乎所有高校中文系都設有寫作教研室，負責教授各類應用文體的寫作技法，寫作能力在很長一段時間內被等同于實踐技能，但文學教育不應局限如此。《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執行主編李蔚超有過多年魯迅文學院的教學從業經歷，她表示，相比于技術的傳達與領受，文學教育真正的意義應該是以開拓的姿態獲取共識，通過自我的更新與創造，不斷開掘出文學的新質。“從這個意義出發，北京師范大學國際寫作中心的十年是一個更具價值的研究對象。”

1980年代，文學在“黃金年代”里沒有自我呼喚文學教育，前輩“中文系不培養作家”的教誨猶在耳畔。而在今天，從社會整體的文化格局觀照，純文學的寫作失去“轟動效應”不斷被冷落的當下，大學不斷呼吁開展審美教育，提升學生寫作能力，可視為對文脈的一種傳承與接續。《光明日報》文薈版副主編饒翔表示，高校自覺承擔文學教育的功能，重新通過培養文學人才的方式保留人文學的想象力，是對世界感知力與審美能力的保留，是特別值得稱道的。魯敏、喬葉、張菁、李蘭玉等作家、編輯都先后畢業于北京師范大學與魯迅文學院聯合招收文學創作碩士專業，回顧這段“溫暖而百感交集的旅程”，她們認為高校文學教育的優勢在于通過一個穩健具體的過程建構自我的寫作疆域，在不斷的思想碰撞和修改打磨中有效地處理自身的寫作經驗。但學院的教育也非全部，正如李蘭玉所說，“現實遠比文學更廣闊，我們面臨新事物、新現象、新氛圍，尤其是新的精神內核和新的歷史的困境，都和老師一輩有很大不同。我們可以在學院里找到資源，還應該延伸自己的觸角，和我們所處時代的精神氛圍、現實經驗產生一種有機的關系。”能夠幫助學生從無到有、從一到多，是文學教育或創意寫作專業對寫作者潛力的激發。參與北京師范大學文學教育的張同道、陳暉、沈慶利、張國龍、姜肖等老師也在發言中提到，教學實踐中感應到的最大回應，是文學教育的情感教育功能，文學在這個全媒體時代產生了格外特別的情感療愈能量，在課堂討論與互寄郵件中，無數個珍貴的共情時刻也加深著授課教師們對于文學教育的理解。

在很長時間里，“創意寫作”都帶有神秘色彩，所謂“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寫作是否能捕獲創意被認為與天賦或直覺相關。而今，學科化的文學創作已經逐漸有了路徑可尋。《人民文學》副主編徐則臣認為，“創意寫作”所實現的功能有兩條：第一是教會寫作者基本的寫作，把一個素人培養為一個工匠；第二則是更高的要求，鼓勵每個寫作者發現自己。在傳統的寫作中，每個作家的創作都像獨自爬山，從山腳出發不斷向上，對山上的情況一無所知。但在“創意寫作”的視域下，相當于開了一條索道通往半山腰，用相對科學的方式解釋寫作的基本規律，讓寫作者避免走彎路。“到了半山腰，就說明你基本上能寫出來和現在ChatGPT差不多水平的作品了。但是接下來還要爬山，要看個人的能力，誰的身體好、誰的意志力強、誰的肺活量大、誰的經驗豐富、誰的腿腳快。”從此刻出發，后半程行進中的風景更具差異性，寫作之路就在通約性與差異性的綜合中完成。

看到了文學的通約性與差異性，也就看到了民族文學如何走向世界文學。復旦大學教授王宏圖回顧近兩百年前偉大作家歌德提出的“世界文學”概念，歌德所稱的“世界文學”就是為了增進人和人之間的了解，建立和諧的社會秩序。而現在，恰恰在人跟人、文學跟文學交流空前密切的時候，人的距離越來越大，產生了各種撕裂。王宏圖認為，寫作者對民族文學的珍愛、對傳統的遵從都無比重要，但如果鉆在狹隘的民族文學的框架里不放眼望世界，也可能陷入非常危險的陷阱。在這個意義上，莫言的作品是世界文學時代的成功典型，莫言小說雖然充滿了濃郁的鄉土性，包裹著來自古典志怪、傳奇的因素，但也有作家拉伯雷式的嬉笑怒罵的磅礴風格，以及他特別敬佩的“馬爾克斯風”。莫言在創作中融匯不同的文學資源，為世界文學貢獻出新的亮點，也點染出中國文學相比其他民族文學更卓越的內在光芒和審美力量。王宏圖意在闡明只有有意識地將不同文化結合起來，才能突破民族地域的限制，打開文學的新經驗。

當然，面對這種“新經驗”，也需要保有自我警醒。《揚子江文學評論》副主編何同彬認為，在一定程度上，今天的文學標準是由50后、60后作家定義的，他們在高校中任教，對學生的影響常常是決定性的。何同彬說，青年一代必須有勇氣和能力突破莫言、余華、蘇童一代作家共同建構的“偉大”文學傳統，以特別自我、具有創造性的方式讓絕對的權威退場——這是特別難的，但必須如此，不然未來“中國最缺少文學性的地方就是文學院”。《上海文學》執行主編崔欣也有相同的感受，近幾年來，她發現每次刊物“新人場”特輯欄目的稿子都很難編輯，各高校創意寫作帶頭人遞過來的小說都很相似，“這些稿件寫得越來越像，打完分后很難拉開差距。”她真誠地向寫作者告誡：“大家既不要迷信老師，也不要迷信編輯的意見，文學是自我的表達，最了解自己的始終是你自己。”

與青年寫作者一樣，需要再出發的還有文學期刊。《十月》執行主編季亞婭在一次活動上意外發現，“00后”文藝青年不知道《十月》，也不知道《收獲》和《人民文學》。“他們覺得傳統文學期刊很土，只認識一本雜志叫《單讀》。”季亞婭意識到，正如文學史的寫作和文學批評存在著脫節，文學教育和文學現場之間恐怕也存在著脫節，辦刊人需要“掙扎”一下，面向真正廣闊的文學發生地，不停地尋覓理想讀者。2023年，《十月》雜志推出“全球首發”“文學關鍵詞”等欄目，試圖以更主動的姿態介入文學生長之地。有著類似境況的刊物是《當代》。兩個月前，一條余華短視頻悄然走紅網絡，余華說《當代》招聘6個編輯，有6000個文學碩士博士投簡歷。這當然是誤傳。《當代》執行主編徐晨亮借此觀察，有人在短視頻評論區留言“這個雜志還在嗎？”“以前從爸爸媽媽那兒看到的《當代》，原來還活著。”

徐晨亮認為，這條短視頻的爆火，與當前的就業焦慮不無關系，“每年有這么多創意寫作專業研究生進入到求職市場，文學界能給大家提供多少空間呢？”文學教育或許不能以知識化的面孔為畢業生提供一份專業對口的“外部空間”，但文學教育的過程本身卻可以凝練出一塊格外堅實的內在空間。這個過程是“修改小說絞盡腦汁，終于找到一個詞語時那種豁然開朗”，也是“沒有得到老師好評的失敗小說創作經歷”。如同“掬水月在手”，文學教育終究可以讓人收獲一種力量，富有詩意的完整性，文學能夠提供的溫柔與慰藉恰是談論文學必不可少的尺度。也如同華東師范大學教授黃平所說，在快節奏的時代，文學創作最大的優點，就是讓我們從一個“內卷”的氛圍中慢下來，“這個優點很卑微，但它足以使人快樂。”

對話最后，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副院長張莉就與會者發言進行總結，她代表北師大同人再次坦陳多年前的愿景：“我們有一個夢想，我們要培養一大批優秀的、能引領中國文學創作方向的作家，我們也希望從這里走出一大批具有文學鑒賞審美能力的批評家和文學研究者，我們還希望有接受過系統文學教育的學生成為編輯，與我們一道在文學的現場不斷耕耘。”關于文學教育與寫作能力，張莉最后說，“我們特別希望的是，從這里不斷誕生具有文學審美能力的人，北師大的文學教育培養作家、學者、編輯，但最為重要的是為中國文學的未來培養具備人文教養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