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新文學發生以來，杜甫是眾多作家、詩人和研究者爭相效仿與闡釋的對象，其“詩圣”地位因這種疊加式的重塑而獲得了鞏固和再造。像馮至的《杜甫》、洛夫的《春望》、楊牧的《秋祭杜甫》、葉維廉《春日懷杜甫》、西川的《杜甫》、蕭開愚的《向杜甫致敬》、安琪的《成都，在杜甫草堂》、娜夜的《草堂讀詩》等等，皆是以杜甫作為問題或方法，突破了各種“現實主義的限制”，還原了杜甫在現代社會所具有的現代性與公共性，乃至“人民性”的承擔意識和“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寬廣視野。杜甫所具有的當代性，是他作為一種詩學傳統延續下來的永恒力量，這也是杜甫被上升到一種美學高度和思想力度的價值之所在。

新世紀以來，隨著詩歌創作的平臺網絡化與風格多樣化，對于杜甫的書寫也獲得了更深層次的拓展，且融合了詩人們更具時代性的理解。在這一動態的文化背景中，詩人們“以各種方式的懷念發明了自己的杜甫”［1］，不管是從美學精神上將其作為一種偉大的傳統來承襲，還是化用杜甫的人生與作品，以形成新的“杜詩學”體系，很大程度上都是通過現實主義精神、憂國憂民的情懷、精湛的詩藝等各種關鍵詞，“在古代漢語和現代漢語的詩性的劇烈沖撞里，發明一個新的杜甫”［2］。這個“新的杜甫”更具當下感，從而讓我們得以從更綜合的角度探索現代詩與古典傳統的承續關系。

一、杜甫作為一種“詩學傳統”的演變和形成

杜甫作為一種詩學傳統，早在他被尊為“詩圣”的時代就已經開始，在后來更具深廣度的繼承中，他既受制于時代因素，又獲得了不同程度的解放。而隨著中國古典文學逐漸演變成為現代文學的傳統時，杜甫之所以顯得源遠流長，是因為他更契合中國人對文學現實、歷史、戰爭和苦難人生的多層面理解。杜甫的文學體驗和感知是基于其個體經驗對接時代公共經驗后生成的家國情懷，所以顧隨說：“曹公是英雄中的詩人，老杜是詩人中的英雄。”［3］對于杜甫的這一定位，是將其放在整個中國歷史進程里與其他人進行比較的結果。杜甫作為一種“傳統觀”的有效性，不僅體現在他被置于歷史流變的延長線上，還有他不同于其同時代人的獨特精神內面。杜甫以千余首詩和漂泊苦難的人生塑造了一個中國詩人的整體形象：一方面，他在早期詩作中即顯露出了特別的才華；另一方面，晚年杜甫又有了“老去詩篇渾漫與”［4］的深沉與大氣象。不同于李白的道家式狂放想象，杜甫更多體恤的是民間疾苦，這一選擇為我們提供了一套認知唐詩的精神譜系和話語原則。杜甫在后世所引起的共鳴，傳達出的是語言和筆法的獨特建構意識，還有他對現實的敏銳感受力和透徹洞察力。

將杜甫作為本質性的古典傳統來看待，是中國詩人的內在理念。特別是新文學發生以來，對于杜甫的再發現乃基于唯物主義歷史觀和“人民性”立場。詩人憂國憂民的人文情懷和主體形象，在1949年之后中國當代文學發展歷程中獲得了制度化的呈現，其人與詩也在逐漸的演變中被確立成了一種現實主義美學的衡量標準?！敖^大多數中國史學家、哲學家和詩人都把杜甫置于榮耀的最高殿堂；這是因為，對他們來說，當詩人杜甫追求詩藝的最廣闊的多樣性和最深層的真實性之際，杜甫個人則代表了最廣大的同情和最高的倫理準則?！保?］而宇文所安稱杜甫為最偉大的中國詩人，其理由在于：“他的偉大基于一千多年來讀者的一致公認，以及中國和西方文學標準的罕見巧合?！保?］就詩藝角度而言，“杜甫在集過往詩歌之大成、開創卓越詩境的意義上的確是偉大的”［7］。從其人其詩這兩方面還原杜甫的形象，是延續他在后世的價值，而我們從傳統中究竟能夠獲取什么，則面臨著傳統如何得以轉化的問題：杜甫是一個中介，也是一種精神結構?！拔疑钪沂窃诙鸥χ袑懽鳌！保?］當我們回望杜甫時，這種回望本身即可構成一種傳統，以杜甫作為鏡像映射出了另一條詩歌之道與人生之道。在有些現代詩人看來，“杜甫作為詩人，能夠讓當代詩人看到寫作所需要秉持的種種原則”［9］。而更年輕的詩人則在比較之后，直接道出前輩詩人多“以杜甫打底”［10］，他們在面對現實時有著較深的憂患意識，這是知識分子良知的體現，但歸結到杜甫這一傳統上，則又擴展為至高的人生素養與文明修為。

20世紀末，蕭開愚寫出了長詩《向杜甫致敬》，他和杜甫的對話是獻祭意義上的交流，“你的聲音傳播著恐懼，/生存的和詩藝的”［11］，這是一個完整的古典詩人形象在當代中國的變體，作為穿越過來的“傳統”，他始終是有限度的?！岸鸥Φ脑姼柚档枚嗫矗珣摫苊馑欠N方式的刻苦?！保?2］這也是不少當代詩人的看法，杜甫雖然成為了一個閱讀與共情體驗的標桿，但很少有人愿意像杜甫那樣進行寫作實踐。其原因主要是，當代詩人大都脫離了杜甫身處的社會環境，缺少杜甫那種在大轉折時代感同身受的心境。而有些詩人仍然視杜甫為知音，像蕭開愚提到的“良心模式”，就源于一種普遍的詩性正義，但“問題不在于用貌似正義的眼光壟斷對杜甫的理解，而在于用它來約束當代詩歌的主題的確定和挖掘”［13］。用西川的說法，杜甫不僅僅是一位需要欣賞的詩人，更是一位需要“體驗”的詩人［14］。就像他與杜甫的對話——“在一個晦暗的時代/你是唯一的靈魂”［15］，只有將杜甫置于“傳統”的位置上，他才會顯出中國詩人的完整性。我們也只有在作為“傳統觀”的意義上來看待杜甫，他才會在當代詩人筆下獲得更大的延展空間，從而對時空的穿透才會更富力量感。

作為一種“傳統”的杜甫在超越歷史時空的基礎上也跨越了文體限制。從古典詩歌到現代詩歌的轉換，中間雖然經歷了由文言到白話的革命，但杜甫并未在這場持續的革命中被現代性完全消解掉。相反，他的“巨大影子”在新的語境中“以其冥想的音樂、精微的感受力和炫目的語言實驗”［16］，“投射到了現代主義的帷幕上”，煥發出永恒的光彩。有詩人稱，在詩歌中“杜甫已經成為一種美德”［17］，這一美德內化在了傳統之中，并成為很多讀者集體無意識的一部分，此一歷史記憶由隱而顯地形塑出了相對穩定的詩學秩序。

如果說杜甫不再構成古典傳統楔入現代詩的障礙，那么，他所樹立的詩學觀相對更貼己切心；雖然有時也不乏天馬行空的想象，但他總能在表達的極致處將想象收回來，最后化為現實的一張面影。經歷了早中晚期幾個階段的人生書寫后，杜甫的啟蒙詩學觀也逐漸成為了一種文化詩學觀，在這一演變歷程中，他的詩歌與人生其實在后世召喚出了更多的“杜甫式傳統”。雖然秉承批判現實主義精神，但杜甫作為傳統流傳下來之后仍然是溫情的，而非暴戾和乖張的。詩人張執浩說：“我發現我和杜甫還是最接近的。他哪怕在草堂生活的時候，現實已經那樣的艱難，但是他的詩歌中仍然是充滿溫情和希望的?！保?8］這種對話性不同于二元對立的對抗性詩學姿態，它共情于詩人的人生態度。杜甫的“晚期風格”扎根于更多富有人文情懷的詩人筆下，成為了詩歌美學的一束光源，不管多么遙遠或暗淡，總是昭示出他作為“現實主義詩人”的豐富性和復雜性，但同時也折射出了現實主義的局限性。這一點在思想或觀念的維度上表征了當下時代的詩學形態，那就是重新回到“知識人”的使命意識，回到“人民”這一共同體的范疇，讓自己成為時代的鏡像。

在杜甫及其“人民”詩學的傳統觀形成過程中，杜甫的這種“人民性”在后繼者身上究竟延伸出了哪些新的可能性？是否又對中國現代詩歌構成一種翻轉的命運？這也是擺在詩人們面前的重要課題。尤其是他的本土氣質值得詩人們去回望，在回望與審視中圍繞“人民性”而建立了新的美學共同體——詩人們不約而同地重新回到杜甫的傳統中尋找精神資源，這也預示著詩歌開始通往一個新的日常美學場域。日常美學契合了杜甫在新世紀所處的時代語境，它也承載了詩人們向內轉的策略性選擇。杜甫相當于文學天平上的砝碼，平衡著詩人們在“介入寫作”中對自我的改造和重塑。他們在杜甫身上所寄托的是自身的身份認同：詩人是一種具有生產性的精神裝置，其主體性的獲得是通過探索在機械復制時代如何從人性角度發現詩的光輝。這是新世紀以來的詩人們不斷“致敬”杜甫的原因，作為可以重新發現乃至發明的傳統，對其的現代性轉化是趨于動態的，而非靜止不變的。這種轉化也構成了一種特殊的文學生產機制。

杜甫作為“傳統觀”的生產性與實踐性，即延伸出來的可被現代詩人們發掘的價值，正是其詩歌固有的邏輯。他不是在講理和說教，而是以個人命運的融入參與了對現實情境的塑造和對時代精神的建構。杜甫及其詩歌的生動感和形象性，更多體現在細節上，這些細節正是新世紀以來的詩人們需要重新觀照的對象。他們不是要回到杜甫的時代，而是要在自己的時代重新思考杜甫的可傳承性。“我所謂的‘致敬’并非倡導形式的復古，而是希望現代詩歌也能夠繼承和發揚杜甫詩歌所涵蓋和代表的藝術追求和詩歌精神，讓我們的現代詩歌因為擁有了以杜詩為代表的廣納百川和不斷創新的古典詩寫傳統而更加強大和源遠流長?！保?9］谷禾的觀點也許代表了不少新世紀詩人們的想法，這也是杜甫作為一種“傳統觀”的思想根基之所在。當杜甫真正融合為具有沉浸感的詩之力量，他既是古典詩歌傳統對新世紀詩歌影響的成因，也可能是最終結果。這一點更多還是體現在新世紀詩人們對他的傳承與化用上，他不僅是可感可觸的，更是去符號化的形象。從這一視角來切入杜甫在新世紀詩歌中的“共振感”，能夠再次開啟經典詩人在具體寫作實踐上的當代呼應之旅。

二、杜甫形象與詩歌的現代性化用

如果將杜甫置于20世紀以來中國現代文學的譜系之中，那么，他作為一位古代詩人，何以能影響那么多秉持現代主義美學觀念的后來者？這就不僅是古典與現代的交融問題，更是在于詩人如何獲得超越這種二元對立的更具永恒性的境界，它多關乎人生與日常的修為、教養和精神體驗?！八畈⑻魬鹆瞬煌L格、代際和意識形態的詩人?！保?0］這是杜甫真正具有共性的一面，不管這種共性是基于認同還是反對，它至少在“為人生”的話語實踐上保持了某種朝向底層與民生的探索熱情。新世紀以來的詩人們曾從各自不同角度“致敬”杜甫，并在思想源頭、現實情懷、批判實踐、日常美學等方面給予其現代性的轉化，這是杜甫的“潛能”于新的文化背景下召喚出的新的時代之聲。

在20世紀以來的詩歌現場，杜甫的功能化過程勢必倒逼詩人們尋找他作為創造性資源的新的詩學增長點。不管是將其變得陌異化，還是表述為似曾相識的現實主義趣味，都會涉及對時代的追問。尤其是針對更為具體的杜甫形象的再造，書寫本身會顯得更加微妙，這種移植不僅關聯到時空的轉換，還在于主客體的相互凝視——當詩人們凝視杜甫及其作為整體的詩人形象時，他又何嘗不是在反向凝視我們當下所處的時代？正是在彼此的凝視中，阿甘本意義上的“同時代人”［21］形象才更富有穿透力。詩人們將杜甫視為自己的“同時代人”，他們從這位跨越時空的詩人身上看到了自我的影子，同時也在其詩歌中發現了一條可延續的隱秘線索，這才是移植和化用的意義。

新世紀詩人需要在何種境界上才能靠近杜甫，將他與自我的成長置于創造的可能性中重新予以審視？這一追問似乎帶著隱喻意味——歷史的杜甫分化成了多個現實和當下的杜甫，這種分化是要打破我們心目中固有的杜甫認知，從而還原出一個有血有肉的“人民代言者”形象?！八嗝疵煨。鄬τ谒脑姼?；/他的生平捉襟見肘，像他的生活。/只給我們留下一個襤褸的形象，/叫無憂者發愁，叫痛苦者堅強?！保?2］黃燦然在《杜甫》中以旁觀者視角試圖寫盡詩人的一生。詩人并不想美化杜甫，他的還原是基于變身之后的審視，我們也可以將其看作是杜甫內省精神的現代變體。

歷史跟他相比，只是一段插曲；/戰爭若知道他，定會停止干戈。/痛苦，也要在他身上尋找深度。//上天賦予他不起眼的軀殼，/裝著山川，風物，喪亂和愛，/讓他一個人活出一個時代。［23］

這種為杜甫作傳的方式是基于精神上的息息相通，但在歷史的錯位中，詩人同樣也有著內在的精神沖突。杜甫的抵抗不在于外在的批判，更多時候還是體現為觀察世事之后的疑惑和責難。只有看透了人間疾苦才會有大悲憫，杜甫以自己的人生之詩為其作了更好的詮釋?！岸鸥Φ膫ゴ?，是通過歷代的無數災難來證明的。而李白的偉大，是任何時代的人一看就看得到的?！保?4］在黃燦然的對比中，李白和杜甫總是無法溢出現實的詩學考量，但對杜甫的理解需要有時代語境，這一點讓他更具中國性和本土色彩。西川也曾比較過李白與杜甫：“杜甫是儒家，其詩歌根源于中原的正統氣象，與現實社會緊密結連。如果說李白的想象力方式來自于海水、海市蜃樓，那么杜甫的想象力方式則是來自于土地、土地上萬物的生長與凋零。”［25］中國的現實進入到杜甫筆下會獲得深深的痛感，它不是悲劇性所能涵蓋的，清醒的頭腦遭遇了殘酷的現實，最后只能歸結于“時代之痛”。

黃燦然詩歌的痛點不僅源于杜甫，而且還凝聚了所有對生活感同身受的體驗式理解，其文本才會顯出深刻的命運感?！翱嚯y凝聚又解放了他的語言。/五十歲，混成這個樣子，/我喜歡他的哀鳴。”詩人陳律在讀杜甫的《逃難》之后發出如此感慨，這種惺惺相惜是基于對人性和現實的理解。“盡管，失去故國后，/詩只是無用的慰藉，/他只是一個在冷漠的湘江邊/慟哭的缺乏安全感的男人?！保?6］陳律與黃燦然對杜甫的整體理解有著異曲同工之妙，這種有溫度的寫作正契合于杜甫本人對詩的理解。如果說杜甫是在用生命寫詩，其人生體驗感是出于個體在轉折時代的遭遇，那么，他更高的精神追求正是對人類公共經驗的綜合性再現。

也許每個現代詩人心中都裝著一個杜甫，而杜甫又有著高處不勝寒的孤獨感，如何通過靈魂的拯救去部分地解決這一關于孤獨的人生難題？孟沖之以現代詩集《重構杜甫》來與“詩圣”對話，就是要直面這種孤獨，他稱自己的詩集是“我的孤獨與杜甫的孤獨碰撞、交流、融合的產物”［27］。詩人們深沉的筆調與善意的流露，都可能是在孤獨中節制的人道主義重建，他們的孤獨感雖然源于和杜甫之間“靈魂的相通”，但更多時候還關聯于詩人所具有的悲劇意識：

當人把琴當柴禾燒的時候，上天/選擇我，作為宇宙的淚泉，所以/我寫詩，每日，每夜。這是我的/補天大計。世界從一首詩開始，/世界也會在一首詩中新生。我/記下我的哭，記下百姓的哭，/和那些無恥的、殘忍的笑。/我要讓后來的人們記?。河涀?詩，也就是記住了光。我走過/這個無光的世界。我一直/愛著。這是唯一的安慰。［28］

在《杜甫》一詩中，西渡也試圖以自己的方式為“詩圣”立傳，他下筆即代為詩人告白了寫詩的理由：無論經過多少事，皆付笑談中，唯有詩留了下來。詩歌就是杜甫的傳記，他所有作品構成了個體的完整人生，而西渡將其苦難人生在寫作中轉化為生動細節時，他只能緊扣住核心精神，將其變為一道語言的景觀，既客觀理性又辯證深邃。最后，一切暴力、恩怨與苦難都匯入愛的河流，這種慈悲為懷的善意成就了杜甫的寬廣胸襟與偉大人格，其“詩圣”之謂就是在這些細節中獲得了印證。“杜甫的詩是最偉大的現實，也是對中國人的獨特精神的最高褒獎?！保?9］杜甫的確在現實主義這一條脈絡上變得更為清晰，他直面了時代的磨礪，最終將自己交付出去，以詩的方式完成對“時代精神狀況”的描繪，這也是他的詩被稱為“詩史”的原因。

杜甫兼具現實主義和詩歌技巧。他在近乎詩性的召喚中投射了精準的敘事，以此構筑了另一套易為忽視的詩歌話語體系?！岸旁姷摹娛贰再|和精湛的敘事技巧，為當代詩歌的敘事性提供了經典性的榜樣”［30］。新世紀以來，很多詩人從格言警句式的單向度寫作中擺脫出來，在傳承現實主義精神的基礎上借鑒杜甫白描式的敘事方法，于觀看之道中接續現代性的“風景之發現”。森子在《杜甫故園》中也是以憑吊的方式與詩人進行隔空對話，“杜詩是紫色的，我這么想，并未深入窯洞/誕生如同瓷器一樣易損/泡桐花是易碎的，反對彈琴的牛耳朵”［31］，雖然在敘事中娓娓道來，但內心的決絕是真實的情感再現。詩人不惜冒險以相對陌生化的語調引入了隱喻和象征，但他最終還是從尖銳的對抗中將自己救贖出來，重新融入現實生活，虛構出一個杜甫與自己對話。

很多時候，那種帶有反諷意味的筆調，是在還原歷史現場時對歷史的某種戲仿，這一點正是新世紀詩人們對杜甫普遍采取的化用原則。雖然詩歌透著悲劇性，但詩人們不再以過于沉重的大詞對讀者進行啟蒙，而是將自己置于杜甫的個人體驗中，以獲得更為真切的日常再現。谷禾的《江上的杜甫》同樣是以“看風景”的視角切入到對杜甫晚年船上生活的還原，詩中呈現出兩個主體的對話，一個是作者自己，另一個就是詩人杜甫。作者以第二人稱切入對話，更顯出親切之感。杜甫在哀嘆悲苦生活時內心的恐懼是無可言說的，谷禾以杜甫和老妻的對話重構了一段歷史，“先生，這風透骨的冷/你把耳朵貼緊朱漆剝落的門板/——你聽到了雪，長安的雪”［32］，對話雖是古典事件，卻帶有極強的現代意識。這種現代意識是來自杜甫還是谷禾本人？谷禾以現代精神分析學梳理了古典的杜甫，并為其賦予了曠世孤獨的命運感。這是詩人的寫作倫理，也是他以自己的日常生活比擬于杜甫的一種策略。谷禾認為，除民歌外，杜甫之前的詩人所寫多為“詠懷、游仙、山水、宮體、應制、應酬、社交之作”，“只有從杜甫開始，我們才看到了通達現代人生活的日常之詩，詩人的筆下不再只見天地，而始可見眾生”［33］。

詩人們在強調現實主義的同時，也界定了杜甫所獨有的“詩性正義”?！岸鸥χ疄槎鸥Γ⒉辉谟谒麑﹄x亂和弱小的注視和恤憫。這種注視和恤憫，在他之前歷代詩人中從未斷絕，但借由杜甫的巨大語言學創造而成為一種天才范式?！保?4］這種語言學創造是否成就了杜甫的天才與偉大？而在后來者的接續和傳承中，真正的杜甫開始變形，有時甚至以相對夸張的形象出現，那可能是完整立體的杜甫，也可能是一個拼貼的杜甫。

總之，詩人們不會再以現實主義白描手法來繪制我們公共觀看經驗中扁平、單一的苦難詩人形象，而是讓杜甫變得更加多元。“我是黑暗里的反光，我落雪，/在和語言的搏斗中有一張/清瘦的臉，先于詞。//我感時，時間里有無數空洞；/恨別，別的世界一樣暗。”［35］高春林在書寫自我的同時，“兼致”杜甫的寫作也是基于對話立場。這種對話首先是語言上的對話，各種變形極具現代意識，雖然詩人化用了杜甫的一句“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36］，但語調和氣息完全變了，我們只能隱約感受到現場嚴肅的內心較量，但他最后沒有通向虛無，而是再度回到日常生活接受“山河”的洗禮。

杜甫其人其詩在新世紀詩人筆下被改寫和化用，原因還是在于他作為經典現實主義的“傳統觀”有了更加適宜的土壤與環境。當它被嫁接在經過現代性浸染的新詩中時，其實打開的是古典與現代之間那扇閉合的窗，既有著互證的可能性，也有著古典的現代性與現代的古典性的交叉融合，這是詩人打撈記憶的碎片和處理歷史之能力的體現。而在杜甫被現代性再度經典化的過程中，他已經內化成了一些詩人寫作中更為強力的詩學精神。

三、多元詩學精神的雙向延續與拓展

杜甫在當代的傳承是否僅體現為現實主義這一條脈絡？杜甫的寫作在現實經驗之上鋪展開了多面的美學形態。于堅有個說法：“在這個時代，杜甫就是‘詩關別材’?！保?7］杜甫的多樣性恰恰構成了對其現實主義路徑的一種積累和疊加。

被疊加的杜甫不免會引起我們反向的追問：詩人的現實主義書寫不是孤立的，他是否會有一個源頭？這場追溯源頭之旅也是我們理解杜甫更深層次現實主義的內在動力，因為他本身體現為雙向的主體能動性——既繼承前人的成就，又探索自己的新路徑，正是在對過去和當下的不懈學習中形成了自己新的創造力?！按蟾艔拇笪膶W的角度出發，杜甫的文學出發點是現實主義的。如果說到現實主義內容的話，必定要談到新題材的開拓問題，杜甫無疑是這方面最好的例子。”［38］在現實主義上如何對“新題材”進行開拓？這也許是杜甫一生都在探索的難題，它可能是關于內容的，但又不可避免地觸及形式問題?，F實題材隨著時代和個人遭遇的變化一直在改變著，這源源不斷的主題如何對接一個更合適的形式，當是詩人面臨的最大挑戰。杜甫的詩歌基本上都是在處理現實題材，他如何抒發中國式情感、如何講述中國式故事、怎樣在大時代中直面渺小的個體，都需要經歷更多的反抗、妥協與和解的循環，這從身心兩方面都考驗著詩人在現實中提煉主題、書寫生活的能力。杜甫詩歌的力量在于他將自己置于正在發生的時代情境中，這種參與意識是其獲得現實感的基礎；而新世紀詩人們如何從杜甫那里繼承這種“現實感”，多取決于自己在生活體驗中怎樣參與對時代的深度思考、表達和建構。

不少詩人對于杜甫的理解都可能局限于“紙上杜甫”，而不是在現實中感同身受地去直面自身所遭遇的“成長難題”，這樣，對杜甫的繼承就只能是空泛的理念，缺乏日常經驗與具體細節作支撐。特別是由杜甫延伸出去的那些感慨和召喚，最后是否還能回歸到杜甫的初衷，也是一個必須面對的問題。很多詩人雖然在書寫杜甫，但某種程度上也是在寫他自己，比如臧棣的組詩《狂歌日記——向杜甫致敬》［39］，就是從第一人稱視角切入，在更具體的時空里代詩人完成了一生的歷程，但經過現代漢語的轉化和變形，杜甫成了一個具有多重自我的“現代人形象”。這種依托杜甫的再創造，對應的可能就是經典詩人在當下的延伸性傳承。有研究者意識到，“杜甫不僅善于繼承、遵守嚴格的詩歌形式，而且善于創新、打破詩歌的形式。在藝術的本質上，他更接近于一位先鋒詩人，實驗詩人，自由詩人。”［40］因此需要重新挖掘和化用杜甫，以進行詩學上的轉化性創造，讓他成為在現實主義背景之下自由拓展的一個新典范。

在組詩《新唐宋才子傳》中，廖偉棠將杜甫設置為一個走向現代社會的謀生者，他經歷了自己從未經歷的事情。這種將古代詩人置于當下的做法雖然是虛構，但虛構本身所透露出的正是詩人以想象重新命名現實的品格。

我出差到一些古怪的地方，為了公司/將要倒閉之前一些不可告人的目的。/我常常一個人走出那些好像廢墟的火車站，/時代像晚點的火車，在我背后悲哀地高聲叫喊。［41］

廖偉棠筆下的杜甫遭到了現代社會強勁的沖擊，新的杜甫形象在市場經濟大潮中轉身并生成。“傳統意義上的杜甫形象，雖然有不旋踵而至的巨大災難，但是卻能夠以苦心編織的詩歌文本抗衡生命創痛，在肉身不斷趨于毀滅的過程中悲劇性地凸現生命的莊嚴寶相”［42］，現代的杜甫和傳統的杜甫在隔空對比中顯出了巨大張力。雖然現代的杜甫形象仍然脫胎于古典的那個才子，而變化的環境已經兼容不了迂闊的儒家君子。從迂腐變為迂闊，并非從善變為惡，這種人生難題在當下社會不再需要啟蒙，而是要翻轉成為另一套人生價值體系。

在形象的杜甫轉變成理念的杜甫之過程中，符號化的人格還是要以人性本真為底色，將杜甫在歷史節點上分割成兩個明顯的時段，歷史的情境與文學的陰影交織在一起，共同構成了中國文學史上“唯一的杜甫”。“杜甫的重要，就在于他通過個人的感受和經驗準確地傳遞出人們在那場大的歷史事件中所承受的苦難，他們的處境和他們的思想感情。這是史書所沒有的，也恰恰是文學的獨特作用?！保?3］有人認為安史之亂成就了杜甫，所謂“國家不幸詩家幸”，在杜甫身上體現得最為明顯。江弱水提出，杜甫對歷史和現實的書寫，有一種個體親歷者溫度的投射?！耙驗闅v史書提供給我們的只是一種‘冷記憶’，對于歷史記憶，與其說是激活，還不如說是封存、凍結。但杜甫的‘詩史’是具體的、可感的、帶著個人情感的溫熱而生動自然地流過我們的心靈，故其入人心更深，影響也更久遠。” ［44］杜甫不是高居云端的詩人，而是活在人間的悲苦者。

谷禾還曾寫有《絕頂論》，主題源于杜甫《望岳》中的一句：“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保?5］而谷禾似對其作了更具個人情懷的演繹：“眾山之上，不再有/更高的存在/唯星空，白云，空虛，和厭倦/一種偉大的荒涼/……繼續向上，一只鳥在暮色里/懷抱經書疾飛/再向上，就剩一顆禿頭了/你喚之太空，喚之寰宇。偶爾也稱之絕頂之人/——唯一的白發，飛流直下三千丈”［46］。兩首詩看起來都是空間和高度決定視野的辯證法主題，但杜甫并不是在講理，而是在描繪，就像繪制一幅山水畫，讓詩成為相對開放的文本。谷禾卻在向內轉，他既有描繪，也試圖在畫面的基礎上找到抒情傳統中通往智性的面向。這一擴展的命題雖然滲透著杜甫寫作上的點滴素材，但它是新世紀詩人在感性經驗上借鑒杜甫的結晶，在心智上體現為一種審美創造的精神自覺。

如今，杜甫這一傳統文學遺產已從早期的啟蒙轉向了更寬廣的現代性審美資源，因此，他在歷史與文學結構上也發生了微妙的變化，如同臧棣所言：“新的杜甫也在我們寫作著的現代漢詩中不斷發明著我們?！保?7］回到中國當下的具體時代語境，杜甫的影響到底體現在什么地方？這是一個見仁見智的問題。綜合觀之，杜甫是作為一個整體形象在影響著我們對待文學的態度，正像有學者所指出的，杜甫“對當下詩歌的啟悟是一種綜合性輻射”［48］，這一點可能正呼應了詩人王家新的那句話——“杜甫式的憂患和深厚的同情心，這一直是我們創作的一個源頭?！保?9］杜甫的這一詩學體系在當下時代仍然具有強大的生產性，可能是異化的結果，也可能是各種對其認知經驗的綜合，它們共同在“生命體驗”和“情感體驗”上構筑了生動的旨趣，這是審美上的集體無意識帶來的群體效應。有的詩人在做出調整之后繼續向杜甫致敬，而有的詩人則在創造的層面上將其作為詩的動力源去重塑“迷失的自我”。

當然，杜甫歷經千百年仍然具有至為強勁的影響，還是在于其人其詩的永恒之美?！岸鸥€人的力量，確定了杜甫以后的詩歌發展道路，給后世千年的詩人們提供了沿著杜甫之路前進的有利方向?！保?0］此定位看似歷史定格，也不乏對杜甫這一形象的未來期待。與其說是期待杜甫的轉化，不如說是將期待放在未來的詩人身上：他們的敏銳性決定了如何再度發現乃至“發明”杜甫的前景。

新世紀以來，也有不少詩人和學者指出，不管文學寫作如何先鋒與自由，最后都脫離不了現實主義的精神底色。這一點也是杜甫具有永恒價值之所在，而擺在新世紀詩人面前最重要的任務，就是如何盡力激活他在現代性語境中還未被充分釋放的現實主義潛力，以更鮮活的細節透視出時代癥候中的現實難題。因此，回望杜甫就不僅僅是詩人個體經驗的問題，而是怎樣更透徹地融入具有普遍性的公共命題的表現中，尋求古典與現代對接的最佳路徑，創作出新時代語境中的“杜甫形象”與“杜甫精神”。尤其在新世紀面臨復雜多變、矛盾糾結的人性現實中，杜甫作為一種參照和標準，似乎成了詩人們認知自我、尋求新變的精神路標之一。他們已然在對杜甫的回望中重塑了新的杜甫形象，闡釋了新的杜詩內涵，由此豐富了杜甫及其作品，也必將形成新的杜甫傳統。

注釋：

［1］顏煉軍：《象征的漂移：漢語新詩的詩意變形記》，第260頁，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

［2］［47］臧棣：《作為壓艙石的杜甫》，《詩刊》2022年2月號上半月刊。

［3］顧隨：《顧隨詩詞講記》，葉嘉瑩筆記，顧之京整理，第81頁，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

［4］［36］［45］杜甫：《杜甫詩選注》，蕭滌非選注，第111頁，第42頁，第1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5］洪業：《杜甫：中國最偉大的詩人》，曾祥波譯，第1頁，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

［6］宇文所安：《盛唐詩》，賈晉華譯，第213頁，三聯書店2014年版。

［7］興膳宏：《杜甫：超越憂愁的詩人》，楊維公譯，第3頁，三聯書店2022年版。

［8］［37］于堅：《詩言體》，《詩歌之舌的硬與軟》，第201頁，第202頁，云南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

［9］孫文波：《杜甫就是現代詩的傳統》，《詩刊》2015年10月號下半月刊。

［10］秦曉宇：《向杜甫致敬》，《世界博覽（看中國）》2007年第2期。

［11］蕭開愚：《向杜甫致敬》，《此時此地：蕭開愚自選集》，第153頁，河南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

［12］ ［13］蕭開愚：《個人的激情和社會的反應》，《此時此地：蕭開愚自選集》，第402頁，第402頁，河南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

［14］ ［39］西川：《杜甫的形象》，《我在哪兒錯過了你》，洪子誠、劉鼎、盧迎華主編，第258頁，第254頁，商務印書館2019年版。

［15］西川：《杜甫》，《我和我——西川集1985—2012》，第29頁，作家出版社2013年版。

［16］江弱水：《古典詩的現代性》，第134頁，三聯書店2017年版。

［17］柏樺：《白小集》，第320頁，安徽教育出版社2018年版。

［18］范寧：《張執浩：詩人像閃電一樣照亮生活》，《長江文藝》2013年第11期。

［19］ ［33］谷禾：《向杜甫致敬》，《詩刊》2018年7月號下半月刊。

［20］王德威：《六個尋找杜甫的現代主義詩人》，劉倩譯，《當代作家評論》2019年第4期。

［21］吉奧喬·阿甘本：《何謂同時代人？》，《論友愛》，劉耀輝、尉光吉譯，第61頁，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

［22］ ［23］黃燦然：《杜甫》，《我的靈魂》，第51頁，第51頁，重慶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

［24］黃燦然：《在兩大傳統的陰影下》，《讀書》2000年第3期。

［25］西川：《唐詩的讀法》，第130—131頁，北京出版社2018年版。

［26］陳律：《讀杜甫〈逃難〉》，《還鄉：陳律詩選2001—2010》，第6頁，北岳文藝出版社2020年版。

［27］木朵：《孟沖之訪談：從意境到意味》，見孟沖之《杜詩重構》，第171頁，湘潭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

［28］西渡：《杜甫》，《天使之箭》，第217—218頁，上海教育出版社2020年版。

［29］西渡：《詩的神秘源于無限》，《寫作》2019年第5期。

［30］西渡：《歷史意識與90年代詩歌寫作》，《詩探索》1998年第2輯。

［31］森子：《杜甫故園》，《天津詩人》2019年第4期。

［32］谷禾：《江上的杜甫》，《世界的每一個早晨》，第112頁，百花文藝出版社2021年版。

［34］陳先發：《白頭知匱集》，第152頁，北岳文藝出版社2021年版。

［35］高春林：《山河在，兼致瑤灣杜甫》，《江南詩》2016年第6期。

［38］ ［50］吉川幸次郎：《讀杜札記》，李寅生譯，第72頁，第6頁，鳳凰出版社2011年版。

［39］臧棣：《狂歌日記——向杜甫致敬》，《詩刊》2022年2月號上半月刊。

［40］師力斌：《杜甫與新詩》，第13頁，團結出版社2019年版。

［41］廖偉棠：《新唐宋才子傳·杜甫》，《少年游——廖偉棠詩集》，第110—111頁，天地出版社2005年版。

［42］張松建：《抒情主義與中國現代詩學》，第348頁，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

［43］張曙光：《為詩歌命名》，《山花》2016年2月號A版。

［44］江弱水：《為詩一辯》，《詩刊》2018年1月號上半月刊。

［46］谷禾：《絕頂論》，《世界的每一個早晨》，第9頁，百花文藝出版社2021年版。

［48］羅振亞：《“杜甫熱”與當下詩歌的審美選擇》，《文藝評論》2016年第6期。

［49］王家新：《詩歌的“內與外”》，《寫作》2019年第1期。

（作者單位：三峽大學文學與傳媒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