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作家劉汀的中篇小說新作《水落石出》由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小說描述了梁為民與梁為國兩兄弟被交換的前半生：童年寄養、兄弟易位，“我比我弟弟小兩歲”……真實生活里的荒誕隨處可見，兄弟倆耿耿于懷了半輩子，卻在短暫的返鄉時于“水簾洞”實現和解，恰如書名所示：一切即將水落石出……劉汀接受半島全媒體記者專訪時表示，在創作中越來越對作者所掌握的影響或左右人物命運的權利心懷警惕，作者應平等對待虛構人物。借由兩兄弟的人生境遇及命運，劉汀希望讀者對自我和生活有一個清醒的認識，努力找到最適合自己的路。

文學作品觀照生活

年輕人需找到最適合自己的路

記者：《水落石出》中，您寫了兩兄弟截然不同的生活與人生，故事的設定及您對人物命運的安排上，您更關注或您期待讀者們關注什么？

劉汀：兩兄弟的生活因為特殊事件，像兩根被扭在一起的鋼筋，被拉伸、擠壓，甚至會散掉。其實，我們在任何時代、任何時期都會感受到跟他們一樣的被拉伸或被擠壓的力量，但這力量到底能把我們鍛造成什么？很大程度上還需要對此有清醒的認識，有努力的姿態和好的心態：每一代年輕人都無法選擇自己的時代，作為個體，我們能在時代的縫隙里找到那條最恰切、最適合自己的路，這條路可能很艱難、充滿坎坷和危險，但也是我們唯一能走的路。就像去爬山，你會發現腳下只有這一條路，你按這條路走，不管能不能到達山頂，這條路都在你腳下。

記者：談談您塑造的這倆兄弟吧，他們人生軌跡的發展與其性格、家庭、個人際遇密切相關，是“性格決定命運”嗎？那一場陰差陽錯的“換位”之后，他們一直較勁也一直羨慕著對方，卻在同游水簾洞時實現了和解，您認為這是對生活的認同嗎？

劉汀：可以這樣概括，但遠沒有這么簡單。其實有時候是性格決定命運，有時候可能是命運決定了性格。梁為國和梁為民兩兄弟，如果沒有大伯家把為民抱走這件事，他們會呈現出完全不同的命運，但這件事又成了他們無法選擇的命運的起點。

日本動畫有句話：“命運的齒輪開始轉動。”他們兩個人被命運的齒輪裹挾的時候，并不由他們的性格所左右，他們只是孩子，已被大時代和鄉村生活給放到這個境遇里了，就只能沿著軌道走，他們的性格會影響到他們在軌道里的運行方式。比如說梁為國特別在意這件事，他母親也特別在意他去大伯家那幾年的表現，所有人攪在一起互相轉動，就會產生各種摩擦，甚至為國的手被切掉這種血肉模糊的摩擦。兩兄弟的命運就像兩條鋼筋一樣被時代和家庭生活扭在一起，他們互相纏繞，扭得越來越緊，直到同游水簾洞的時候才釋然。這釋然是給對方的，也是給自己的，是對當時生活的接受。

我的小說要表達的也不是錯位這件事本身，而是即使沒有錯位，其實這兩兄弟的人生一樣會經歷類似的波瀾起伏或坎坷，他們就像兩條魚一樣，處在夏季洪水迅猛的時期，必然要在河里經歷這些驚濤駭浪。

平等對待虛構人物

對作者的權利心懷警惕

記者：您在創作談里提及寫這篇小說的初衷和原型，以及要義“把1+1為什么等于2說清楚”，但故事的結尾比較開放，其實預伏了無限可能，您比較傾向于怎樣的發展？

劉汀：我在創作談里談論了我基本的文學和創作觀念。如果1+1=2，把為什么等于2說清楚，就是說，當我們要去創造一個人物、寫出一個故事或一段人生的時候，我們得讓他有所來源，讓他的生活行為、感情軌跡清晰并且可靠。只有這樣，這個人物在文學里才會真正活起來，真正存在。

《水落石出》這兩兄弟的故事，以及后面阿妹的故事，并不是終極的結束。梁為民感覺他現在過得剛剛好，但是我沒有去寫他到了老年變成真正孤寡的人，會面臨什么樣的情況？他的弟弟會怎樣？幾個侄子長大之后整個家族是什么樣的？這是另一個故事。

其次，兄弟倆因為當年的政策身份被互換，所引起的心理變化、人生軌跡的交錯和互替，可能到此會是一個終結，他們仿佛重新回到了哥哥是哥哥、弟弟是弟弟，一起在家族里生活的起點，一定程度上是個隱形的、環形的結構，他們對自己所經歷的這種錯位的人生有一個和解。其實和解并不是說我們或者人物解決了曾經的問題，而是他終于可以相對坦然地接受命運對他的打擊或饋贈，他從原來認為“憑什么是我、為什么是我”的不甘心和倔強，變為這時發現“這就是我，這只能是我”的心態。我一開始就想寫出梁為國梁為民這種馬上要往老年邁步的中年人心理上的投射。

記者：您說完成作品特別想把塑造的虛構人物請出來喝杯酒，這是您復盤或檢驗故事的方式嗎？這樣做的目的和意義是什么？

劉汀：心理起點是這樣的，隨著寫作越來越久，我越來越對作者所掌握的影響或左右人物命運的權利感到警惕。雖然只是虛構的人物，但這樣的人活在作品里，我們不能輕易讓他們去生去死，去病去老，而應該非常小心謹慎地去安排人物的命運，安排他們所經歷的事情，讓他們承受痛苦或者歡樂。這引發了我越來越強烈的沖動，當我寫完一個故事，塑造了幾個人物之后，我特別想把他們叫出來，跟他們面對面聊一聊。這個時候我們是完全平等的，我不是作者，他也不是虛構的，虛構的人物也有和現實人物一樣的感受力，一樣的自我，應該把他當成生活中的人去對待。這樣從寫作的倫理上，作者會有一種心理上的安定。

這個想法主要是對我自己的提醒，從更大方面也是針對時代的一些提醒。很多人坐在電腦后面，或者數據的后面，制定那些影響到千千萬萬人的政策的時候，其實一定程度上是把他們當做虛構的人來對待了，“相關群體”其實被虛構化了，就像作者創作一樣在安排這些人的生活和事件。所以我背后最深的考量是，面對相關群體的時候，我們要想到自己的所作所為是會影響到他們生活的。

復雜事情用簡單道理講清

小說只對心理、精神、情感的真實負責

記者：“水落石出”是怎樣一種意象？貫穿于主人公生活的地理環境“水簾洞”，也是主人公最終身份與生活揭秘的象征，如同您創作談中所說“把1+1為什么等于2說清楚”嗎？

劉汀：小說的題目是最后才起的，一開始只簡單地列了水簾洞，這是故事最初的生發地之一。后來兩兄弟一起去水簾洞，那里已經沒有水了，石頭上有小孩刻畫的“水落石出”“水滴石穿”幾個隱約的字。寫到這兒的時候，我覺得小說叫這個題目特別合適，就用了“水落石出”這幾個字。但是它的意義大家可以理解為，生活或者命運里總是暗藏著許多東西，我們一開始不清楚，只有像這句話說的——當大水落下石頭才會顯露出來，我們沒關注到的內容才會被看見。

當然，作家寫作的時候即使有這個意向，也不愿意把故事明確用一個題目概括，所以它只是一個路標。大家讀故事的時候也可以不按路標走，我覺得總能看見故事本身在讀者心里面所引起的漣漪，他對故事的感受和對于自己生活的反觀。

記者：序言《來，讓我們談談莊稼》里，您說寫小說如種莊稼：“寫小說也是勞作，和種莊稼沒有太大分別，字斟句酌如揀選種子，謀篇布局類安排五谷雜糧。”這是您的經驗之談嗎？您怎樣看待小說中的“虛構”與“真實”？

劉汀：是經驗之談，那時候在農村，寒暑假或者農忙假經常跟家人去田里侍弄莊稼，這個生活奠定了我認知世界和認知自我最基本的思維框架。我認為，世界上所有復雜的事情都可以用最基本的道理來講通。

我進城里讀書、工作之后遇到很多困惑、苦惱，有時換個角度用我鄉下母親或父親的思維來判定，事情立馬云開霧散，會變得非常簡單、清晰，不值得猶豫或矛盾。我覺得這是一個方法論意義上的啟示。

種莊稼這件事對讀者或寫作者把寫作講得特別玄妙也是一種反駁，我認為寫作并不是多么神奇玄妙的事，它并不是量子糾纏那個層級上的事，只是和我們日常其他工作一樣的處理方式，只不過農民處理的是莊稼，鉗工在打磨一件鋼鐵制品，作家在處理文字而已。

我覺得小說作品的虛構和真實是100%和100%的關系，當我們用社會倫理去要求它，用社會的現象、社會的認知去對待一個文學作品的時候，它就是100%的虛構；但是當我們用一種心理的倫理或者精神的倫理去面對它的時候，它就是100%的真實。我不愿意把文學作品里的虛構和真實做比例的區分，因為當讀者相信這個故事的時候，故事哪怕并不存在，但是在你的內心認知、精神層面它就是真實的。小說不對真實的事件負責，它只對心理、精神、情感的真實負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