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編說

陳再見的中篇小說《雙壙》首發于《鐘山》2023年第5期。遺忘，或許是一種自我保護，無論是有意或無意，可事實與真相總是在那里，潛藏在時間的深處，記憶的深處，如同一座已被風雨磨平的墳塋。三十年前姐姐溺亡時前來給予父親巨大慰藉的恩人，如今是藥死病兒的嫌犯，林教授出于了卻父親遺愿和同情想幫助他，不期卻緩緩打開了導致楊漢集一家敗落的根由真相，是一起車禍。車禍導致楊的妻子受傷兒子早產，是他情感生活波折的因由，或許也是他兒子自閉罹患精神疾病的原由。而這次車禍，竟是年少時的自己也有參與。恩與罪交織，悔與愧糾纏，時代和命運在潮汕這塊南方土地上演繹著令人唏噓的沉痛故事。

雙壙（節選）

文|陳再見

一

第一次去雙塘村，是李卓帶的路。李卓當時在縣政府門口齜著一口黃牙對我說，還是我帶你去吧，那地方不好找。我心想都二十一世紀了，還有哪些地方不好找的呀。但我不能拂了李卓的好意，他也是熱心，或者就單純和我投緣，想跟我再說說話。

李卓那時是宣傳科的一名辦事員，現在已經是科員干部，不過在我眼里，辦事員還是科員，都沒什么區別，我不在乎這一套。我之所以找到他，是因為有一位老同學的引薦。我那老同學叫王文英，在縣城開發房地產，也開連鎖超市。事實上，他在當地確實是個能人，我才會找到他。他那會兒剛好出差省城，在電話里聽了我說的事之后，跟我說，這樣，你去縣政府大樓，螺河南堤那塊，找一個叫李卓的，就說是王文英介紹的。果然，我一提及王文英，李卓一副體制內的表情瞬間就塌散了，笑著連忙從堆滿報刊的角落里，給我搬出一把座椅。

在布滿補丁的柏油公路上，李卓的馬自達蹦蹦跳跳，我們像是坐在碰碰車上。

李卓說，車上可以抽煙。說著推開手剎邊上的暗屜，拿了煙就抽上了。他示意我也抽，我擺擺手——之前在他的辦公室連續抽了幾根，頭還有點犯暈。我平時在家和學校都沒有抽煙的習慣，只有出來辦事，才會在公文包里塞一包軟中華。

“嗐，沒想到哈，”李卓訕笑著，“我寫的那篇報道還真有人看。”

這話他在辦公室里至少說了三遍。

隔了一會兒，他又問：“說真的，林教授，寫得怎么樣？”

這問題他之前估計沒好意思問，看樣子鼓足了勇氣。

我點點頭，說：“寫得不錯啊，把事情都說清楚了。”

李卓情緒激動：“能得到林教授的肯定，我可真是三生有幸哈。”

我糾正道：“還是副教授。”

李卓說：“嗐，都一樣，管我們的陳部長也是副部長，我們一樣叫他陳部，如果叫陳副部，那多不好聽啊，他也不高興。”

我笑著點頭，算是附和。

李卓給我的印象還蠻好，年輕人熱情、主動，身上有股小縣城政府機關人員的積極勁頭，就是話稍微有點多，該說的不該說的，他好像都不太忌諱。我也是過于較真了，其實沒必要糾正他的稱呼，即便是個講師，出了大學的門，他們也到處宣揚自己就是教授，好像本來就區別不大。我這點頑固的性格有時自己臨場也把控不住，就像我母親說的，像極了我去世多年的父親——他當年帶著我們全家從汕城來到海東縣燈芯山公社中學教書，逢人需要介紹自己時，也會特意在老師面前加上“中學”二字，好像那樣就會比小學老師高級一些。他不是那個意思，就是純粹想具體而準確地介紹自己——跟我一樣，是個較真的人。

要不然，我也犯不著為一篇小小的新聞報道，特意跑來海東縣。

至于那篇報道是李卓寫的，我是跟他見面后才知道的。報道是誰寫的，根本就無所謂，我在乎的是里面的內容。據李卓介紹，他當時用的是筆名，他本身是市報的通訊員，主要的工作是寫市政新聞，偶爾也寫社會新聞，關于雙塘村的新聞稿，就是其中為數不多的一篇。畢竟是負面新聞嘛，死了人，多數時候都不報，即便報了，也會低調處理。雙塘村那個案子還有些特殊，很快也偵破了，當時影響不算太惡劣，幾天過后就不再有什么議論了。

“林教授以前來過我們海東嗎？”李卓看樣子不允許車內有超過一分鐘的沉默。

我說：“四十年前和家人來過……”

準確地說，四十年前我們一家在海東安營扎寨，一待就是十年。如今，距離我家搬離也有三十個年頭了，那會兒我也就十歲，對周圍事物，以及它們的來龍去脈、因果關聯沒有一個清晰的記憶，倒是對一些具體的景象和人物，記得相當清楚，像是照片一樣，一張張，粘貼在腦海深處，時不時地，還以片段的形式播放。這種局部清晰整體又模糊的記憶，讓我對海東的情感多少有些復雜，就像我們面對一段情感卻不知它的來由。再說我家當年離開海東可以說是“落荒而逃”，至少我的父親母親是那樣的，我能感受到他們的慌張和悲傷。事后多少年，我一直沒見家人坦然提及那里，尤其是父親，他幾乎不再有燦爛的笑容。

車子很快出了城，駛上一座有些年月的大橋，隨后便沿著東南方向拐了過去，讓人有一種面對命運岔路口的錯覺。對我而言，無論車子往哪個方向走，眼前所見的一切都是陌生而新奇的，多年前的記憶找不出任何痕跡能和現在的景象對應得上，時間如果足夠長，再好的記性也無能為力。在大學里，我研究的方向正好是粵東地區的戲劇和民俗文化，平時沒少到各地去實地考察和收集資料，唯獨海東縣，我沒再來過，也不是故意避開，就是機緣巧合，沒有一個充分的理由，讓自己下定出行的決心。

“對了，林教授，”李卓看似把我當作很熟悉的朋友了，“你家當時住在海東什么地方？”

我說：“燈芯山。”

李卓“哦”了一聲，說：“那不就在雙塘村附近？”

我知道雙塘村就在燈芯山附近，只是它們之間的地理位置，我沒有宏觀的認識。當時我們住在燈芯山腳下的公社中學里，除非必要，輕易不大出門。印象中，我和姐姐最大的活動半徑就是上山撿柴枝，有時還會碰到野兔子，和那種專愛鉆墳墓洞穴的扇鳥。扇鳥我們不敢惹，聽說晦氣，兔子又抓不著，只有滿山的松柏枝和樹芼是現成的，撿也撿不完。燈芯山和學校之間還隔著一個大水庫，長條形，像是橫亙著一條大布袋。水庫的水常年油綠，是死水，長滿了青蘚和水浮蓮。野鴨子在水浮蓮里出沒，跟山上的野兔子比，它們更難以捕捉，因為會飛。有些年輕的老師，放學后，會用自制的工具去捕水鴨，學生們都跟在后面看熱鬧，就是沒見他們成功過。

公社中學的老師大多來自燈芯山周邊的村莊，大大小小的村子，其中就有雙塘村。大概出了校門往北走，有一道堆得高高的土壆路，沿著路直走，再拐幾個彎，或許雙塘村就快到了。我的記憶是不準確的，它介乎往事和夢境之間，更多是想象出來的場景。在公社中學十年里，我沒去過任何一個村莊，不僅是雙塘村，周遭大大小小十幾個村，我都沒去過。我父親卻比當地人還要熟，熟的不單是村莊，還有村里的每一戶人家，他幾乎都能叫喚出姓名來。父親每個周末都要出去家訪，揣著點名冊，踩著他的二八大杠，挨個串門。回來時，單車后座通常會綁一個小尼龍袋，里面裝了花生米、赤豆，還有黑芝麻什么的。父親笑著說是學生家人送的，硬要送，推脫不掉。母親表面說以后不能要，實際上她內心很開心，那些小“收成”至少可以改善我們口味上的貧乏。

我問李卓：“公社中學還在嗎？”

李卓遲疑著，似乎不大確定：“應該還在吧，不過聽說改成職校了，名字也改了……剛剛聽你說什么公社中學，我一時沒反應過來，那應該是很早以前的叫法吧。”

我說：“燈芯山的名字不至于也改了吧。”

“那不至于，燈芯山還叫燈芯山，幾百年了，海東人都這么叫著。”李卓笑道，“要不，我先帶你去學校轉轉，校長我也認識。”

我忙說：“還是先去雙塘村吧。”

二

到達雙塘村時，剛好差不多是午餐時間。李卓又給村主任打了電話，來之前他已經打過一次了，那會兒他還沒決定要親自帶我來。到了我才知道，李卓之所以要帶我，村子不好找肯定是借口。不過有他陪著，情況也會大不一樣，怎么說呢，他好歹也算是上面縣里來的人。

李卓對著手機說，我們到村口了，他讓主任出來接我們。我能聽到電話里村主任的聲音，誠惶誠恐，像是應對縣里來的考察團。打好電話，李卓跟我說，楊主任，是個好人。我點點頭，不太清楚他的話語系統里，評價一個人是個好人到底是什么意思，是會做人呢，還是單純指老實人？這里面的差別應該不小。雙塘村人都姓楊，這我是知道的，李卓在新聞報道里寫到的那個嫌犯楊漢集，三十多年前，我父親就管他叫小楊。小楊那時跟現在的李卓差不多大，三十歲左右，如今應該六十上下了——所以，姓名和年齡，都對應上了。這點我在來之前就已經考慮周全，不會出差錯。

李卓下去抽煙，我也跟著下了車。我們的車剛好停在村口的一棵榕樹下，一時沒見到一個人影，除了時而聒噪的蟬叫，幾乎聽不到任何聲響。大概是午飯時間，村民們都回家吃飯了，或者是天太熱，都躲著不敢出門，天氣預報說第四號風球已經在海上醞釀，有可能會在海東沿海登陸，時下正是風暴即將到來前的酷熱。不只是熱，還悶得慌，剛才在車上有空調，沒感覺，出來一曬，前胸和后背竟都出了汗，白色襯衣變得透明，貼在皮膚上怪難受的。我平時很少穿得這么正式，作為歷史和民俗學教授，我對穿著不講究，人類在對穿著的追求上已經嚴重偏離了本質的需求。身上這件牌子的白襯衣是女兒偷偷幫我下的單，說是送給我的生日禮物。我問多少錢，她一直不肯說，后來上網一查，好家伙，竟然要好幾千。這次出門，妻子建議我穿上，平時上課也沒機會穿。眼下，瞧它濕透露出膚色的樣子，和十幾塊錢的汗衣也沒什么差別。我有些后悔，不該穿它來的。

我們站在榕樹下等楊主任，近處是風水塘，蓄水不多，薄薄一層暗綠色的水面，快被日頭曬開了的樣子。塘邊的芭蕉和遠處的田野，都耷拉著枝葉，幾乎沒有一絲風，萬物像是被摁了暫停鍵，空氣中蒸騰著一股肉眼可見的煙霧。

楊主任一路小跑出來接我們。他穿得比我還正式，連領帶也系上了——白色襯衣系著一條棗紅色的領帶，簡直粗鄙。看他緊張兮兮滿頭大汗的樣子，卻又讓人覺得挺實在。看來李卓嘴里說的好人，指的就是老實人。一個村莊能讓一個老實人當主任，這不太符合我對鄉村村委的想象。

楊主任先是和李卓握了手，他管李卓叫李記者，隨即又把手向我伸來，同時說，林教授是吧，我們雙塘村還是第一次來了教授，真是蓬蓽生輝啊。看樣子他為能說出“蓬蓽生輝”這個成語而感到滿意。說完他笑了起來，肥胖讓他的嘴顯得很小，嘴唇薄得像是被卷了進去，一笑起來，便有種被人故意扯著嘴角往上提的樣子，兩個臉頰上的肉瞬間堆積在一起……我腦海突然一閃，感覺熟悉，或在我的學生當中，或另一個我認識的人，哪怕是一面之緣，應該也曾有類似的笑容。我在生活中接觸過各種各樣的笑容，對此有些敏感。

我的敏感幾乎成了強迫癥，即時我已經在大腦里開啟搜索引擎，完全不顧楊主任和李卓在說些什么——有時候我真的很煩自己這種類似病態的較真，無關緊要的、芝麻大小的事都可以整得心神不寧，比如有時出差，買不到火車坐票，我也要在票面上寫的車廂站著到達目的地，否則一路都會感到不安。我一度懷疑自己有病。

“林教授是哪的人啊？”去往村委的路上，楊主任問我。我沒聽見。

“汕頭。”李卓忙替我回答，接著又說，“林教授雖是汕頭人，不過他小時候曾在我們海東生活過好多年——就在你們這兒，燈芯山下的學校，林教授的老爸當年就在那兒教書。我沒說錯吧？”

還沒等我吭聲，楊主任突然停下腳步，害李卓差點撞了上去。楊主任撥開李卓的身體，死死地盯著我的臉看，同時嘴里發出因激動而結巴的聲音：“哎喲，哎喲，難怪我剛才覺得眼熟呢，你爸爸是不是林光松老師？”

我很訝異：“是的，就是林光松。”

楊主任幾乎跳起來：“今天真是巧了，故人相見啊，你還記得我是誰嗎？我是楊屬啊。我們當年讀一個班的，那時同學們給我起個外號，都叫我老鼠……你，你記得吧？你爸因為講話有一股潮汕腔，軟軟的，很好聽，同學們私底下還喜歡學他說話。”

是的，我想起來了，老鼠，他小時候人也瘦得像老鼠，現在完全變了個人，至少從體形上，是絕對看不出以前的痕跡了。唯一能對上號的，就是他的笑容，那個一笑起來肌肉就極力往上扯，露出牙齒又露出牙齦的笑容。我剛才覺得眼熟，原來在大腦里一直存著那個特異的笑容，只是沒能配對上，如果他不說，我無論如何都不可能往三十多年前的老同學身上想。

我在公社小學其實只讀了三年書，我家就搬走了。那時公社小學就在公社中學邊上，挨著不遠，可以算是同一所學校。中學老師和小學老師經常在一起打球，小學生們一下課，也會往中學校園跑，因為小學只有一排平房，出了門就是荒地。我就更不用說了，我家就在中學的宿舍樓里。宿舍樓坐北朝南，我家住在底層，底層一般都會給有家屬的老師住，可以在門口搭些棚寮，當作簡易的廚房，還可以在院子里圍塊地，種些蔬菜。我母親當時別的沒種好，九層塔卻養得很茂盛，鄰居煮個海鮮粥或煲個赤豆湯，會去我家的菜園摘一手九層塔葉。若我母親在家，就得打聲招呼，要是我父親在，他們連招呼都不打。父親在同事當中人緣很好，跟誰都很隨和，用母親的話說，就是好過頭了。

離開海東這么多年，唯一有聯系的同學就只有王文英，那也是因為幾年前，他兒子考上我執教的大學，很意外地選了我的課。王文英為此還特意到汕城拜訪我，往我家送了一車的日用品，都夠開小半個商場了，把我妻子高興的啊，就跟當年我父親從學生家里帶回來半斤芝麻一斤赤豆時我母親的樣子差不多。

我跟楊屬提起王文英。

楊屬說：“他呀，我知道，發財了唄。王厝寮村的，從我們雙塘村往東走十幾里路，就到了，前幾年因為犯事兒他們村都搞上中央電視臺了，林教授聽說了吧？不過誰能料到呢，讀書那會兒，王文英的成績比我還爛，都三年級了，三加五等于幾還得掰半天手指才能回答上來。那時怎么會想到他能有今天呢？是吧，真是豬牛可料人不可料吶。哈哈，林教授你就不一樣了，你成績好，爸爸又是老師，都不怎么跟我們一起玩的。”

母親那時不希望我們和本地小孩走得太近。我的小白襯衫只要有一點臟，她都會質問，是不是和同學去哪玩了。姐姐當然聽母親的，她已經是個小少女了，知道我們家是從外地來的，打小就對本地人有防備心理。我可不一樣，從有記憶開始，我就生活在公社中學里，覺得公社中學就是我家。母親時不時會提醒我，我們一家是從哪兒來的，有一天還得回到哪兒去……一直被灌輸這樣的思想，我們就當真跟其他孩子不一樣了，像兩滴油溶不進一片水里，每次出現在眾人面前，姐弟倆總是手牽著手，以一種逃避的姿態路過。本地孩子看見我們，也感覺神圣不可侵犯，一般都敬而遠之，唯有王文英，每次見到我姐，總是興奮不已，擠眉弄眼，高聲吼叫，為的就是引起我姐的注意。

三

楊主任為我們泡工夫茶，他的白襯衫全濕透了。海東人也喝工夫茶，只是沒有我們汕城人講究。不過，一進入村委會，擺在正中位置就是一張大茶幾，看起來確實要親切許多。我父親當年作為全校有名的老茶客，一大幫愛喝茶的老師都會慕名上門。我也有喝茶的習慣，平時沒事還愛研究。楊主任有些激動，他一邊泡茶，一邊給我們派煙，并交代電腦前的小姑娘去打包幾個菜。楊主任說，不好意思，吃個工作餐，路口有一家餐廳，菜炒得不錯，就是天太熱了，還是這里舒服。村委會也沒裝空調，大號的風扇倒是每個墻角都站了一臺，開到最大，咿呀咿呀地轉著，但風吹在身上卻是熱乎乎的，像是經過蒸騰的鍋爐。

茶也是滾燙的，那么燙的茶只有喝茶人才喝得入口。

楊主任感覺自在了一些，這讓他有了說話的沖動。他似乎想起了什么往事，突然瞇起雙眼，嘖嘖發聲，故意看著某個角落，實際上目光并沒有盯著什么看，只是借此說明自己正在努力回想——“嗯，我記得，是的。”他堅定自己所要說的內容，“事情發生后，大家都挺傷心。我是說你姐的事，我記得很清楚，那時也是熱天，日頭跟火似的，把燈芯山下的水庫都曬燙了……哦對，你姐叫什么，我忘了，她那年應該剛上初一，這我是記得的，她比我們大好幾歲。”

我頭皮有些發麻，像是中暑的癥狀，實際上不至于，我只是感覺驚詫，沒想到楊主任會突然說起我姐的事。看樣子，他對我家當年的遭難記憶猶新，知道的應該還不止他說出來的這些。有可能，當地人這么些年來，一直還在流傳著林光松的事跡，包括他的為人、成績和遭難，有被人稱道的，同樣也有讓人同情的。父親恰好又是一個要強的人，他正是因為受不了外人的同情，才選擇離開公社中學，離開海東的。當然，話又說回來，我家也是不得不離開，如果讓我們每天一打開房門，就能望見掩映在樹林里的水庫，那無疑是天底下最大的折磨。

是的，那年七月，我姐為了摘一朵水浮蓮，失足落水，淹死在了燈芯山下的水庫里。

我怎么可能會忘記那個過分炎熱的下午呢，甚至可以說，我對海東的一切記憶都是圍繞著那個下午串聯起來的，它是一切記憶的起點，也是終點。那天的太陽不像個太陽，像是灶膛里的柴火，都快把水庫里的水給煮沸了。水浮蓮卻青翠欲滴，紫粉色的花束比任何時候都要鮮艷和嬌嫩，野生的水鴨成群躲在水浮蓮下面，時不時攪動一下，水聲玲瓏。岸邊還擱著一條殘破的木板船，平時課間會有比較頑皮的學生，撐著長長的竹竿把船撐出去，在淺水邊上轉來轉去，野鴨驚得四處亂竄。

那會兒正是暑假，學校很安靜，山風刮過水面吹過松樹林時，整個校園才回蕩在沙沙沙的回響里，像是有人家在長時間地油煎浮粿。我們剛從山里撿回柴火，路過水庫岸邊時，看見水浮蓮和野鴨子近在眼前，它們都不怕孤單的行人。我們放下柴火，站在岸上看著它們，周圍沒有一個人影，世界安靜得有些詭異。我是被野鴨子吸引了，姐姐跟我不一樣，她看上的是水浮蓮紫粉色的花束。她以前不是那樣的，至少不會因為一束花而停下腳步，升入初中后，我發現姐姐開始愛美了，她開始在意發型、衣服，還有臉上時不時冒出來的小粉刺。不僅如此，她對美的東西也沒有了抵抗力，見到了就邁不開步，比如在街市看見好看的裙子，還有，就是在岸邊看見好看的水中花。姐姐把身體半蹲下去，伸出手去夠水浮蓮，這時才發現，她的手短了些，根本夠不著。姐姐又站起來，看了我一眼，可我幫不了她什么忙，我的手比她的還短。她紅著臉，兩只眼睛亮晶晶的，帶著焦急的淚花——我永遠記得她那人生最后一刻的眼神，像是預知自己下一秒就會出事，眼神里有種無助的哀怨。姐姐不由自主一般，又往前挪了一小步，蹲了下去，同時整個身體往前傾，這樣一來，她的手指離那束花就只剩下差不多半拃的距離了。還是夠不著。姐姐不甘心，努力往前夠了一下，就那么一下，她腳下一滑，一頭栽進了水里。我親眼所見，姐姐一頭扎到水里，就扎在那一片水浮蓮中間。起初，我還以為姐姐是故意往下跳的，待她撲騰了幾下水面，水鴨都噗嚕嚕地飛了起來，我抬眼看水鴨飛走，再往下看姐姐時，發現水面已經很安靜了，就像剛剛只是有人投下去一塊石頭，轉瞬就沒了痕跡。

我一路跌跌倒倒，跑回宿舍，見到家人，手指水庫的方向，人卻已經說不出話了。父親立馬意識到事情不妙，他大叫著姐姐的名字，往水庫跑。在學校住家的老師本來就不多，再加上放暑假，住校的老師也很少在家。父親和其他幾個年紀稍大的老師趕到水庫邊時，望著茫茫的水面，他們根本不知道該怎么辦。父親一頭往水里扎，他一次次從水里抓起成把的水浮蓮和泥頭。他又爬上木板船，一個人撐到水庫中央，一邊哭喊，一邊用竹竿往水底深處撈探。岸邊聞訊趕來的人越來越多，人們除了眼巴巴看著我父親在水庫中撐船哭喊，似乎幫不上什么忙，反倒成了一群看熱鬧的人。一直到當天傍晚，日頭快落山了，夕陽鋪在水面上，也落在父親撐著長竿的身影上。他已經精疲力盡，癱坐在船上，嗚嗚地哭著。好像人們圍觀的正是我父親，他因為什么事在水上哭著不回家。這時，突然有人叫喊了起來，因為水面上浮起來一把黑色頭發，在夕照下那撮黑色很顯眼。那正是姐姐的長發，她的一頭長發又黑又滑。母親說過，姐姐身上最好看的就是她的長發。

不用猜，當年在水庫圍觀的人群里，就有年少的楊屬，他應該和我一樣，對當天那一幕印記深刻，尤其是我姐被打撈上岸的那一刻。在楊屬的記憶里，林光松一家，老婆、兒子，以及死去的女兒，都應該跟那個夕陽如血的傍晚勾連在一起，畫上了等號。不僅是楊屬，當天所有的目擊者，甚至所有的知情人，其實都把林光松在海東教書的十年生涯濃縮為一樁遭難，人們一說起，想及的或脫口而出的就是那場發生在水庫的悲劇。我猜想，楊屬在確認我的身份時，腦海里閃過的肯定也是燈芯山下的水庫，要不他不會那么貿然提及我姐的事情。

楊主任看我長時間沉默，臉色大概還有些難看，便有些意識到自己是不是說錯了話。他想及時說點什么來補救，一時又不知道說什么好。他看了李卓一眼，李卓卻一直在看手機，并不知道我們在談什么話題。

這時我搶先開了口，故作輕松地說：“嗐，那都是很多年前的事情了，我姐叫林紫。”

“是的是的，林紫，我想起來了。”楊主任緊跟著說，“不好意思林教授，讓你回憶起這么傷心的事情。”

李卓不明就里，問我們在說什么。

我只好說：“三十年前，我有個姐姐，淹死在燈芯山的水庫里，那年她才十五歲，剛出過花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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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請見《鐘山》2023年第5期

陳再見，1982年生，廣東陸豐人，現居深圳。出版有長篇小說《六歌》《出花園記》《骨鹽》，小說集《你不知道路往哪邊拐》《青面魚》等六部；曾獲《小說選刊》年度新人獎、廣東省短篇小說獎、深圳青年文學獎等。曾在本刊發表短篇小說《胡須》等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