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新世紀以來，隨著各種文體的不斷發(fā)展和各種文學思潮的不斷涌新，文學越來越走向了一種“精致”的境地，這種“精致”就好像時下流行的行業(yè)“內卷”，既不忽略文學自身發(fā)展的成績，也不回避文學自我孤立的趨勢。誠然，文學，尤其是個別文體在行業(yè)內熱熱鬧鬧，在讀者中冷冷清清的現(xiàn)象，早已不是什么稀奇事了。如何在堅持發(fā)展的同時，保持文學基本的生命力，既堅守“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初心，又兼顧“雅俗共賞的人民性”和“與時俱進的時代性”，已連續(xù)舉辦了二十屆的百花文學獎，以一種可貴的擔當情懷和勇敢的探索精神，仿佛迷霧中一束照亮前路的耀眼光芒，讓我們倍感欣慰和鼓舞。

就散文而言，因其簡潔、輕松、活潑的特點，多年來一直備受讀者喜愛。然而，在文學普遍走向“精致”的路上，散文也一度在迷失中掙扎。從抒情散文、文化散文、新概念作文（散文）、在場主義散文、非虛構散文等等嘗試到當下盛行的大散文、新散文等概念，顯然，散文一直在追求自我的發(fā)展和革新，尤其是在語言方式、文章結構、思想容量和篇幅體量上，均表現(xiàn)出了區(qū)別于傳統(tǒng)散文的諸多特征。正如剛剛落幕的第二十屆百花文學獎散文獎，10篇獲獎作品以其豐富的題材、廣闊的視野、細膩的情感以及既有傳統(tǒng)繼承又有個性創(chuàng)新的全新探索，為我們再一次證實了百花文學獎“跟隨中國當代文學潮流脈動，發(fā)掘推出優(yōu)秀文學作品”的辦獎宗旨。自2015年第十六屆百花文學獎增設散文獎以來，連續(xù)幾屆的散文獎獲獎作品，無形中引領著當下散文的創(chuàng)作和閱讀風向，已經(jīng)成為了業(yè)界不爭的事實。毫不夸張地說，百花文學獎散文獎，讓我們看見了當代散文的掙扎和奮進，也讓我們看見了散文的重塑與回歸。當然，這不僅是散文家和評論家們想看見的，而最是廣大散文讀者想看見的。

就篇幅體量而言，第二十屆百花文學獎散文獎獲獎作品大部分都屬于新散文的范疇。無論是《自呂梁而下》《張騫的道路：從西安到敦煌》的歷史文化書寫，還是《東岸的黃昏》《上河之畔》由景入情的發(fā)揮，或是《十字街與釘婆婆》《我的夏德爾，我的澤庫》的現(xiàn)實觀照，以及《野棉花山》《火塘書簡》的溫情述說，作者都以其廣闊的視野，無形中賦予了它們超越傳統(tǒng)散文的敘述方式和表達極限，賦予了作品更加復雜的情感體悟和更為豐富的思想內涵。《少年的挽歌與永遠的鄉(xiāng)愁》和《小偷（外一篇）》，雖是形式上的傳統(tǒng)散文，但其別具一格的書寫方式，也體現(xiàn)出一種對傳統(tǒng)的掙脫和創(chuàng)新。

與傳統(tǒng)散文相比，新散文不再“安分守己”，不再滿足于一兩件簡單事件的敘述及抒情，而被賦予了更多的表達可能，并不斷加持思想和精神的容量及厚度，讓散文呈現(xiàn)出一種全新的格局和氣象。李敬澤的散文《自呂梁而下》由地理和人物進入，并把自我獨特的情感深入到歷史時空現(xiàn)場，其冷峻的敘述，回避了語言文字的表面溫度，體現(xiàn)出了一種更加深邃的歷史觀和文化心理。多重定語附加的飽滿語言，是充沛思想欲求精準表達的體現(xiàn)，這是雷平陽散文《東岸的黃昏》的語言特點，而它更大的價值，是善于對“蘆葦蕩”這類并不突出的自然景致的細微描寫和對生活場景的個性設想，在看似細枝末節(jié)的敘述中，完成了深刻的心理剖析和哲學思辨，并引發(fā)出一種隱匿而又濃烈的憂思。楊獻平的散文《張騫的道路：從西安到敦煌》，有對歷史的觀察，有對文化的求證，有對山河的敬畏，有對當下的參悟。作者置身歷史，如數(shù)家珍，在龐大的歷史文化氣場中，穿梭游走，嗟嘆古今，既表現(xiàn)出了一個作家的文學敏銳，也體現(xiàn)出了一個學者的文化視野。周榮池的散文《上河之畔》一樣是掘地三尺，在古今、虛實、來往中徐徐展開，并對眼見的一切或好或壞的事物發(fā)出善意的包容、生活的思考以及現(xiàn)實的批判，其細膩之情感和廣闊之視野，令人折服。

一說到散文的視野，往往第一時間就會想到置身于深邃歷史文化之中文化散文。然而，關注當下的生活與世相，作家也能夠以其獨特的觀察，發(fā)掘出一個宏大的世界，而且，還更有溫度和現(xiàn)實意義。王曉莉的散文《十字街與釘婆婆》，其嫻熟的擬人手法，仿佛成為了一種文學表達和生活認知的習慣，透過拆遷事件，尤其是在作者經(jīng)歷過一場病痛之后，生活的本質被一點一點地剝離出來。同樣，質樸的講述，一樣震感心靈。辛茜的散文《我的夏德爾，我的澤庫》以非虛構手法，走進庫澤的風俗和庫澤人的情感深處，走進生活的細節(jié)，再現(xiàn)了一幅真實動人、又充滿虔誠和力量的藏地生活畫卷。生活、信仰、生存、發(fā)展，最終都匯聚成了一種東西，叫作感動。

新散文的新，還表現(xiàn)在一種“跨文體意識”的書寫形式上。細節(jié)，并不是小說特有的招數(shù)，也可以是散文的法寶；抒情，并不是詩歌的專權，也可以是散文的利器。詩歌是情到極致的產(chǎn)物，詩歌卻又忌諱情感無休止的泛濫。散文以敘事為主，深情涌流的詩歌抒情語言，恰能讓散文收到意想不到的感染效果。杜陽林的散文《野棉花山》，在敘述與抒情之間，塑造出豐滿的人物形象，表現(xiàn)出直擊人心的感動和力量。在鄭老師、細妹子、母親和我以及鄭家大哥構建的世界里，我們既看見了童年的天真和爛漫，也看見了生活的美好和遺憾。南澤仁的散文《火塘書簡》，從略帶小說的敘事風格引入，以充滿韻律的詩歌語言講述，以豐富而生動的后綴補充比喻，在跨文體意識的自然書寫中，讓幾個獨特的散文片段，構建起了彝族兒童獨特的生活與心靈世界，這個看似有些無助、卻又明亮和善良的兒童世界，就如畢摩念叨的《指路經(jīng)》一樣，總能給人以為希望的力量。

關于文體，世界上有多種不同的分法。西方文學體裁的“三分法”把文學分為抒情類、敘事類和戲劇類，一樣具有其獨特的概括性和科學性。文體意識的強化，逐漸形成了各文體其語言體系、結構模式、表現(xiàn)方法等多方面的形式規(guī)范和審美標準。從文學創(chuàng)作的角度看，這種固化認知或許有意無意地就對作家的創(chuàng)作進行了左右；而在文學批評領域，批評家們也往往習慣用文學體裁的形式規(guī)范和審美標準去衡量文學作品。文學批評，當然應該有自己的法則遵循，可文學批評，也絕不是理學角度的測量。所以，在某種意義上說，過于強化文體意識，也多少束縛了文學創(chuàng)作研及文學批評的自由。百花文學獎或許早已注意到了這一點，所以，第二十屆百花文學獎散文獎已經(jīng)開始了對這類作品的深切關注。

作為大眾最親近的“國民性”文體，散文的門檻相對較低，但要真正寫好散文，卻非易事，優(yōu)秀的散文都具有其自身的風格和特點。徐魯?shù)纳⑽摹渡倌甑耐旄枧c永遠的鄉(xiāng)愁》是典型的傳統(tǒng)散文，作者竭力剖析六零后人生的集體感悟和“精神底色”，在書寫“時代與我”的相互前行中，以追隨懷舊音樂之路，打開了這一代人獨特的少年記憶和濃郁鄉(xiāng)愁。田鑫的散文《小偷（外一篇）》，可謂把擬人手法用到了極致，讓筆下的一切都具有了鮮活的生命，加上獨特的散文進入方式和縝密的文學邏輯思維，讓傳統(tǒng)散文煥發(fā)出了全新的生氣，既體現(xiàn)出一種對傳統(tǒng)的形式傳承，又表現(xiàn)出了一種對傳統(tǒng)的個性創(chuàng)新。

從散文形式、風格、題材、體量、傳統(tǒng)、個性、探索等多方面來看，第二十屆百花文學獎散文獎都力求達到較為全面的關注和覆蓋，這完全契合了百花文學獎的辦獎精神。另一點值得一提的是，百花文學獎始終把讀者態(tài)度放在第一位，因此，該獎也被譽為當代中國文學“大范圍民意測驗”。當然，在網(wǎng)絡時代，真正參與到網(wǎng)絡投票的人，是不是真正的讀者？又屬于什么類型和梯隊的讀者？這還值得商榷。不過，百花文學獎這種力求全面關注和貼近讀者的精神，足以值得我們肯定和學習，畢竟，人民需要的文學，才是真正的人民文學。

傳統(tǒng)散文當然不會過時，只不過失去了創(chuàng)新也就自然失去了生命力。新散文固然厚重，卻在閱讀時間及知識儲備上，又對讀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論是什么形式的散文，在快節(jié)奏、淺閱讀的網(wǎng)絡時代，散文如何秉承“人民性”和“時代性”？如何回歸讀者？這是當下散文必須努力的方向。試問，散文的出路在哪里？我想，備受關注的第二十屆百花文學獎散文獎，已經(jīng)給我們指明了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