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十年來我一直想寫這個題目，因為我在24歲那年被推薦給沈從文先生畫圖時，還完全不知道他是一個什么樣的人。我不知道他曾是個馳名中外的文化名人，不知道他寫過《邊城》這樣膾炙人口、美麗雋永的小說——猶如現代文明中的一股清流，不知道在許多年后，他是仍被人們深深熱愛的、展示了美好人性的作家。

我在1980年北外夜大學上文學課時，曾經寫過一篇回憶他的文章，受到老師的贊賞，可惜那篇文章早就丟失了，連同那些寶貴的細節。我再也沒能找到那篇文章，再也無法回憶起那些真實的細節，但是我決定試一試，也許在寫作過程中，往事的漣漪會神奇再現，幫助我找回失去的記憶，像我過去寫過的許多回憶文章一樣。

到處都是書 只刨出了一小塊地方供他寫字

如果我的記憶沒錯的話，1977年我正閑散在家學畫準備考試，一位朋友提到沈從文先生需要一個助手，幫助他正在寫的《中國古代服飾研究》做插圖方面的準備。

我把這件事告訴了寥寥的父母張仃先生和陳布文先生，他們立刻說希望我能得到這個工作機會，陳布文甚至親自帶我去拜訪了沈先生，請他收下我這個學生。這對一直深居簡出的陳布文是非常罕見的舉動，她解釋說沈先生是他們年輕時仰慕的對象，已經多年沒有他的消息，這個機會是非常難得可貴的。她和沈先生夫婦聊了一會兒天，講起他們共同的熟人，都是些中國文化名人。臨別時，還提出希望得到一幅沈先生的小楷，但沈先生說他多年不給人寫字了。我們有些失望地告辭了，因為陳布文也寫了多年的小楷，她說沈先生的小楷是極品。當然那時的我一片懵懂，完全不了解這些事的意義。

幾天后，我得到了這個工作的機會。我第二次去沈先生家的時候，才有機會觀察下他位于南小街東堂子胡同的住所，一座大雜院里的一間小屋，這里好像是他工作的地方，他和夫人住在羊宜賓胡同。

我一進屋就被房間里鋪天蓋地的東西震住了。到處都是書——大部分是線裝書，各種文件資料和古老的器物，墻上貼滿了字條，桌子上堆滿了卡片，只刨出了一小塊地方供他寫字。連他的雙層床上都鋪滿了無數個大大小小的牛皮紙袋，他說這個床是76年地震后為了防震搭的，以便白天工作累了時可以休息，但是根本沒法睡覺。我們甚至連坐的地方都沒有，也是在滿屋子的堆積物里刨出一塊地方坐下了。

和我同時來的還有另一個叫姜俐的女孩兒，在街道工廠工作，也是被她的長輩推薦來的。當時沈先生正在寫中國古代服飾史，他找到一個助手王亞蓉，由他自己付費。我們的工作是幫他把從各種服飾、器物和錦緞上搜集到的圖案資料描摹下來備用。

我們大概是每周去一到兩次，把工作帶回家去做。朋友李之林的父親是著名油畫家李宗津，我們曾在一起學畫。記得他曾幫我臨摹過一幅銅牛的圖案，原圖線條非常精細繁復，李之林那天因為抽煙抽得太多，也由于好久沒動過筆，畫到后來居然暈倒了，躺倒在沙發上，不知是醉煙還是醉畫。

他經常使用的詞是“美”“太美了！美極了！”

每當我們把畫好的圖案交回去時，沈先生都會為我們講解這些圖案的故事和有關的知識。他是那么淵博，我以為他一直是個文物學家。他還經常會為我們展示他的收藏，當然都隱蔽在滿屋的雜物中。

他會帶著深情的贊賞一邊撫摸著織物或器具，一邊講述背后的故事。我記得他講過一座什么古墓里的發現，像希臘雕像般的石刻。他瞇起眼睛，在深度眼鏡后面閃爍著激動的光芒，像孩子一樣興奮，說我們也有那么好的東西，甚至更好的東西。我不記得具體是什么東西了，但我記得他那迷醉的表情。他經常使用的詞是“美”：“太美了！美極了！”對經歷過“文革”的我們，這樣的表述是很稀罕的，因此深深地刻印在我的記憶里。據說1982年初，湖北江陵發掘馬山一號楚墓，沈從文受荊州博物館邀請前往鑒賞出土的極品絲綢。到了荊州，耄耊老人竟在那批無價的戰國瑰寶面前下跪了。拜服在美之下，為美而下跪，這傳聞我是完全相信的。

他曾在一篇文章里說，“我從這方面對這個民族在長長的年份中，用一片顏色，一把線，一塊青銅或一堆泥土，以及一組文字，加上自己生命作成的各種藝術，皆得了一個初步普遍的認識。由于這點初步知識，使一個以鑒賞人類生活與自然現象為生的鄉下人，進而對人類智慧光輝的領會，發生了極寬泛而深切的興味。”

從上個世紀二十年代初剛到北京時，他就喜歡去琉璃廠古董市場淘貨，由于距離清朝滅亡時間不久，充斥著的各種寶貝都被當做廢料處理，他常常遺憾現在的年輕人沒有機會看到那些珍品。據他夫人說，家里到處都是他淘來的東西，實在沒地方放就全捐給博物館或者送人了。至今我手里還有一個他送給我的荷包，我也不記得它是什么朝代的，來自什么地方了。

他每天來到東堂子的小屋上班，像小學生一樣用小竹籃帶著夫人給他做的午飯。他經常廢寢忘食的工作，天熱時飯菜來不及吃都餿掉了。兩個房子雖然相隔不遠，但跑來跑去也很辛苦，畢竟他已經是七十多歲的人了。

我們有時也會看到夫人來給他送東西什么的。夫人張兆和皮膚微黑，小巧玲瓏，非常優雅安詳，那時我還沒聽說過他們之間的愛情故事，兩人說話都悄聲靜氣，相敬如賓，一看就是來自我們不曾經歷的那個時代的人。有次仿佛聽到外面嘈雜吵鬧的聲音，夫人說隔壁就是信訪部門，經常有來自各地上訪的群眾，沈先生心腸特別軟，看到那些人，有時會掉眼淚，會為他們送上一杯水。

“要耐煩，要耐煩。任何事情，都沒有天才，只有耐煩。”

工作是新奇的，每次都會看到不同的東西，不同朝代、不同器物上的圖案，經常是模模糊糊的，經過歲月的沉淀，呈現出古樸雅致的色彩，有些織物薄如蟬翼，透出隱約的美感，有些古代壁畫上的殘片，遺留下的形象，要靠連貫的線條來補充完成。

但大部分時間是枯燥的，無趣的。我們每次交上畫好的圖案，他再交給我們新的任務。我們需要把那些模糊的圖案搞清楚，需要調出合適的，盡可能符合原物的顏色，經常需要花費很多時間。有時畫得好，有時畫得很糟。日子久了，我開始不耐煩。我們干的這些事情，究竟有什么意義呢？

這時沈先生似乎看穿了我們的心思，他展開那些卷起的紙張，模糊的照片，撫摸著厚厚的眼鏡片，仔細看著，嘴里不住地說：要耐煩，要耐煩。任何事情，都沒有天才，只有耐煩。他稱贊我的耐煩，要知道我是何等的不耐煩，我是怎樣地一次次地克服自己的不耐煩，才把這件事做了下去。

如今我們已經度過人生的大半，我才體會到這句話的含義，沒有什么不是要通過耐煩才能得到，才能實現的。任何工作的過程，都是充滿艱辛的。抵達目的所需要的，除了激情，還有毅力——對沈先生而言，則意味著在絕境中創造新事業的能力。大部分時間，我們都在磨煉技藝，默默耕耘，不求回報。果實就在這其間釀成，像一杯美酒，不管別人是否窺見其光彩，只有你自己才能品味它的醇厚和豐饒。

他在已經成為大作家大學者后，包括和我們在一起時老愛說的一句話：我是個鄉下人。對于特殊年代里發生的混亂顛倒的世事，他經常呢喃著說：實在搞不懂。這也讓我想起張兆和寫給他的那封表示允諾的電報：鄉下人，來喝杯甜酒吧。他用一生的時間把自己釀成了美酒。

“你不要看我的書，那都是過時的東西了”

終于有一天，我從陳布文那里聽到沈先生是個著名的小說家，寫過很多書。那時我正迷戀著文學，再去見他時，我提出想要看他的書，一邊用眼光在他的書架上搜索。

他一改平時溫和的態度，神情突然變得嚴肅起來。他像一貫那樣柔聲細氣然而堅定地說：你不要看我的書，那都是過時的東西了。你們年輕人，要向前看，社會畢竟是進步了。

我和姜俐經常講些社會不公平的現象，他們每次都很用心地聽，發出感慨的嘆息。好像是為了安慰我，他接著說：我年輕時出去當兵，城門樓上掛滿了人頭，河灘上到處是被槍斃的尸體。你們沒有經歷過那樣的時代。但你們要相信，社會無論如何是進步了，要向前看，看新的書。許多年后，我才知道他為什么不再寫小說。

在時代的大變革中，當知識分子們面臨抉擇時，他沒有像其他人那樣選擇離開中國，而是離開了他賴以為生的文學。當然他在文物這個領域也同樣出色，并把內心的一切情感（如我們所知，他是個感情異常豐富的人）都投入到這些他深深熱愛的物質文化中。汪曾祺稱其為“抒情考古學”，他相信，歷史是由那些他所熟悉和描繪的普通人創造的。

出于劫后余生贖罪般的心情，也懷著對于文物工作新的理想——用文學的審美觀做出他自己的詮釋，沈先生從講解員開始轉向他晚年從事的文物生涯。有時他一面工作，一面流淚，天冷時買個烤白薯暖暖手，大雨中披個破麻袋跑回家去，對此他似乎無怨無悔，在故宮午門上風風雨雨工作了十年。

建國后的許多年里，人們不知道他在哪里，在做什么。有些外國人到中國來，希望能拜訪他。當時他的單位歷史博物館還是歷史所，替他謝絕了。

他想要做的事情太多 可惜他沒有力氣了

后來我們去的時候少了，一方面是因為他的身體越來越衰弱，一方面是我們開始尋找別的出路。

有次我去時，他正在整理那些攤在床上的文物紙袋。他告訴我說，這是他在研究的40個專題，這里的每一個袋子，都代表了一種文物：如扇子、銅鏡、錢幣、馬車、兵器、家具、陶瓷、絲綢、文房四寶等等，他想通過物質文化的演變，即文物的角度來展示中國歷史。他說，他想要做的事情太多，可惜他沒有力氣了，否則他會帶我選擇一個項目，也就是選擇一個研究方向繼續做下去，直到我成為這個領域的專家。

其時有人邀請他去敦煌，他說如果身體允許，希望能帶我一起去。我為這個想法而激動，是的，如果那樣，就會改變我一生的命運。可是，當我再次去他家時，他已經不在那里了。門上掛著鎖，窗戶上貼著一張字條，說他因為身體欠佳，停止工作和見客了。沒想到那是我最后一次見他。

不記得在這之前還是之后，他已經把我介紹到中國歷史博物館。同時把姜俐介紹到故宮博物院。他說年輕人還是需要有個正式的工作，而不只是給他工作。

我進了美術組，雖然不是什么正式職工，但也讓我有機會接觸到中國最好的文物。在那里我用沈先生教給我的“耐煩”，繼續臨摹中國古代圖案，只保留了這一張清代鏡屏，是我花費了將近一個月的時間完成的。現在，連同那個香囊，成為我為沈從文先生工作那段時期的珍貴見證。

本來寫到這里，文章就該結束了，但我翻看1977到78年的日記，發現了我停止為沈先生工作的真正原因。那時我們剛從兵團和插隊的地方回來，沒有戶口，沒有工作，想通過考學改變自己的命運，而沈先生的著作由于種種困難，由于工作量太大一直不能完成和出版。我在日記里寫下自己的痛心和內疚，說我們像沈先生過去的許多學生一樣，因為看不到成功而離開了他。他仍在一個人孤獨地工作著，做著那恐怕永遠也不被人了解的事情。

“讓我用我的稍稍不同于人的學習方法，及早把那個服裝史完成吧”

直到現在，我才從一篇文章里讀到這部歷經磨難的大書的成書經過，多年來很多人來來去去參與了工作。從沈先生受到周恩來總理的囑托開始工作以來，竟然歷經了幾十年的過程，書稿屢遭破壞，不得不從頭干起，其中的艱辛令人難以想象。“人生是一種沉默的斗爭或一個沉默的戰場”，說老實話，他幾乎是以一己之力為我們留下了這部絕無僅有的關于中國古代服飾和文物研究的著作。因為沒有人能有他那么全面豐富的知識和對于古代文化椎心泣血的熱愛，可惜的是他沒能做完他想做的事情。那時他已經患有嚴重的高血壓和心臟病。他曾向領導哀求道：“讓我來為國家趕趕工作吧。讓我用我的稍稍不同于人的學習方法，及早把那個服裝史完成吧”。

說實在的，與其說我們在幫他，不如說他在幫我們。我們的離去傷了這個憔悴的老人的心，一年后我和姜俐還去羊宜賓胡同看過他一次，他病了很久，正在做扇子專題的補充。他看上去蒼老了許多，不再有講起他喜愛的事情時那種孩童般的興奮，他的聲音越來越低，后來幾乎聽不見了。那大概才是我最后一次見他。

他的書多年后終于出版。而他這樣的人，再也不會有了。我有幸在年輕時遇到他，那個寫出《邊城》和《湘西散記》的人，那個編纂了《中國古代服飾研究》的人，那個一生都在創造美，為我們釀出了美酒，而我們卻不懂得應該感激的人。

（作者簡介：魯雙芹,1953年出生于北京。七十年代開始自學繪畫，曾求教于著名油畫家李宗津先生和著名國畫家及裝飾藝術家張仃先生，并為沈從文先生的《中國古代服飾研究》做過圖案復制整理工作。后在中國歷史博物館文物復制組和美術組短期工作。）